南唐錢幣

李昪當政後，較重視農業生產，曾下詔，凡民種桑三年內達五千株者，賜帛五十匹，每墾田達八十畝，賜錢二萬，桑田農田都免租五年。這是五代十國一個獎勵農桑的國家。此外他還改善內政，興利除弊，陸續變更舊法，禁止買賣平民子女為奴婢，田租要按收成好壞定交租税額，為國而死的可領撫卹錢三年。而南唐也是十國中鑄錢最多的一國。李稱國號為大齊時曾鑄造過“大齊通寶”，錢幣界一度認為是唐末黃巢起義時鑄造的，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李昪鑄造更準確。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寶”錢，中興二年鑄“永通泉貨”當十錢，此外還鑄有“篆書開元通寶”、“唐國通寶”、“大唐通寶”等。

國號錢與年號錢的區別

愛好收藏古錢幣者很多，初學者由於缺乏歷史知識，常將國號錢誤作為年號錢，在鑑別其年代早晚上就會出現差錯。

歷史上，凡一個新的國家或朝代誕生，都要另起一個新的國號，有的把國號鑄在錢幣上，錢幣界稱之為“國號錢”。例如，五代十國時，周世宗柴榮，曾於顯德二年效唐武宗之法，銷天下3336處寺院之銅佛，鑄行“周通元寶”錢。“周通”之意為“周國通行的貨幣”，是一種很明顯的“國號錢”。

公元937年，徐知誥在金陵（今南京）代吳稱帝，建立國家，改國號為大齊，遂鑄行“大齊通寶”國號錢。不久徐複姓李氏，改國號大唐，史稱南唐，至李煜顯德六年（公元963年）7月時，又鑄“唐國通寶”及“大唐通寶”兩種國號錢。

趙匡胤代後周稱帝，建都開封，國號宋，史稱北宋，鑄“宋通元寶”國號錢。到宋仁宗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又鑄行“皇宗通寶”國號錢，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還鑄有“聖宋元寶”國號錢。

南宋時，寧宗嘉定三年鑄有“聖宋重寶”當五鐵質國號錢。寶慶年間和寶祐年間分別鑄有“大宋通寶”、“皇宋元寶”國號錢。

清代太平天國政權所鑄“太平天國”銅錢，實際上也是一種國號錢。

年號錢，就是鑄有當代皇帝年號的錢。最早的年號錢是在東晉成帝鹹康四年（公元338年），四川人氏李壽廢其侄李期，改國號大漢，鑄“漢興”錢，是我國錢幣史上最早出現的年號錢，可説是由“國號錢”到“年號錢”的一次新的改革。繼“漢興”錢後，又出現了南北朝時劉宋“孝建四銖”、“永光”、“景和”以至唐、宋、元、明、清的許多年號錢。在我國曆代錢幣中，年號錢要比國號錢多得多。

還有一種年號錢，皇帝以某種吉祥的詞來紀年，如永安、政和，也是年號錢。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以“貞觀”來紀念他開始統治的時期，“貞觀”就是李世民的年號。有時，一個皇帝過不了一兩年，就要更換一個年號，這種變更叫“改元”。女皇武則天在位22年17次改元，共有18個年號。凡鑄皇帝紀年的錢均為年號錢。

我國錢幣史上，有些正用錢雖然也是一些吉祥詞，但不是年號錢，也不是厭勝錢，更不是國號錢。因此，初學集幣者一定要注意區別開，不可混為一談。

南唐“大唐通寶”錢鑄時考

唐朝滅亡之後，中國歷史上又處於一個四分五裂的時代。北方軍閥割據稱雄，改朝換代如走馬燈一般，在短短的五十四年間，經歷了梁、唐、晉、漢、週五個朝代，史稱五代。與五代迭興的同時，在長江以南還陸續形成了諸多小的地方割據政權，謂之十國。其間爭戰頻繁，社會動盪，變亂無常。史家欲將這段歷史做一詳盡地備述頗為不易，只能從史系以梁、唐、晉、漢、周為主體兼及十國。所以關於十國的歷史史料，不但混亂且極其簡略，就其地跨長江南北數十州，疆域領土最廣，經濟實力最強、統治時間最長的大國南唐而論，從其貨幣研究的視角剖析，發現許多史料真偽混雜，如不仔細推敲，難免以假亂真，導向誤區。更不要説江南其它的小國了。

例如北宋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與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其中關於南唐開國者徐知誥，在複姓李氏之後，所建國號的名稱上明顯地説法不一，《薛史》《僭偽傳》卷一三四載， “因還姓李氏，改名昪，國號大唐”。而《歐史》《南唐世家》卷六二則記， “複姓李氏……自認為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曰唐”。故此後史學家在其著述中，有引《薛史》稱大唐者，亦有按《歐史》之説，謂齊謂唐者。由於史料記載上的差異，從而涉及到南唐“大齊通寶”、“大唐通寶”以及“唐國通寶”三枚國號錢的相互關係和歸屬，特別是“大唐通寶”錢的歸屬更是令人置疑。翻閲眾多名家所編錢幣譜錄及著述，令人驚異的是絕大多數認為南唐錢幣，除“大齊通寶”考證為南唐開國者烈祖李昪（徐知誥）所鑄外，其餘皆為中主李璟所鑄。當然，國號錢“大唐通寶”及“唐國通寶”亦包括其中。如此結論究竟從何而出？

在不斷查詢有關南唐貨幣史料過程中，終於發現此結論的最初史料依據乃源於北宋馬令編《南唐書》卷五，“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通寶錢通用”一節恐怕這就是眾多泉家推斷“大唐”錢歸於李璟所鑄的依據。勿庸置疑，任何一種歷史結論的得出欲想立存久長，至少應自圓其説，與當時歷史發展軌跡相一致，經得起來自各方面的質疑。然而，北宋馬令關於“大唐通寶”鑄於“唐國通寶”之後的論述，有幾多是確切可信，毫無異議的呢？筆者對此問題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析。

關於大齊通寶，僅發現兩枚，即錢幣學家戴葆庭得自江西的“四眼大齊”及清代著名書法家、藏泉家戴熙家傳的“缺角大齊”在其歸屬問題上，過去頗有爭議，舊譜多認為系唐末農民起義軍領袖黃巢佔領長安後，建國號大齊時所鑄。後經泉界專家考證，公認是五代十國之吳國權臣徐知誥於937年，廢吳帝楊溥即帝位，因吳帝曾封其為齊王，故國號大齊，改元升元時鑄。丁福保編《古錢大辭典》總論五代部分中，引用錢幣學家張絅伯《五代十國貨幣考》有關《南唐》錢的一段記載“大齊通寶，制與大唐無殊，烈祖未複姓時，國號大齊，然未聞烈祖鑄錢，此必鑄大唐通寶時，工人私自摹鑄”由此分析，張氏不但認為“大唐通寶”系李昪所鑄，而且還含有早於“大齊通寶”之意。然隨後又忙裰補曰“大唐通寶。此錢以製作考之，較唐國稍後”。這種前後矛盾模稜兩可之語，其因為何？顯然是為符合馬令前述史料，惟恐與之相悖也。

孫仲匯等編《中國錢幣簡明詞典》亦言“此錢真品僅發現二枚，因其文字形制與大唐通寶接近，所以定為南唐開國者徐知誥升元元年（937年）建國號大齊時所鑄。”筆者對譜錄所載之二品大齊與大唐通寶錢進行賞析對比，果然其言不謬，無論從直徑、穿徑大小、錢文書法以及邊廓等方面觀之，風格一致，氣息相通。但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泉家敢於以大唐通寶的形制去考證認同大齊通寶為徐知誥所鑄，卻不敢以大齊通寶去反證考定大唐通寶為李昪（徐知誥）所鑄，其因何在？恐怕也是有礙於馬令前述大唐通寶鑄於唐國通寶之後的緣故吧！

另從泉界名家據史推斷，丁福保編《歷代古錢圖説》中引著名學者，古錢收藏鑑賞家羅伯昭言“十國春秋，吳帝（楊溥）改元天祚（935年），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升、潤、宣、池、歙、韋、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後三年（937年），知誥乃篡吳位，立國稱帝，國號大齊，改元升元，大齊通寶，必鑄於此時”。此種推斷是符合歷史的真實發展。儘管史料中無鑄錢明文記載，卻已雄辯地證明大齊通寶為南唐開國者徐知誥所鑄，實非舊譜所云系黃巢進長安建國號大齊時所鑄。

關於大唐錢的歸屬

如前所述，徐知誥建立大齊國的次年，複姓李氏，更名昪，改國號大唐，史稱南唐。在當時爭戰不息，天下久亂的情況下，李昪實行“保境息民”及和平睦鄰政策，在其統治的六年間（937——943年），南唐社會安定，呈現出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景象，筆者以為大唐通寶當鑄於此時。其因有六：

其一，國號“大唐”與國號錢“大唐通寶”兩者名實相符，説明《薛史》所云南唐國號“大唐”是可信的，這絕不是出於偶然的巧合。茲因薛居正（912——981年）乃五代宋初人，生於後梁乾化二年，後唐清泰進士，歷仕後晉、漢、周。入宋遷户部侍郎，後拜參知政事，太宗時位進司空，死後追贈太尉、中書令。因其大半生歷經五代之全過程且身居高位，多曉當時史事，在奉詔監修《五代史》（即《舊五代史》）時，絕不至於誤錄和更改江南大國南唐之名稱吧？

另據[宋]錢儼《吳越備史·卷三》中載：“（已亥）四年春二月……是月，偽齊徐知誥改姓李，名昪，僭稱大唐”。錢儼何許人也？乃吳越開國者鏐之孫，文穆王錢元瓘十四子（937—1003年）。吳越時守衢、湖二州，歸宋後歷隨州、金州觀察使，出判和州。晚年頗以整理吳越文獻為己任，修《吳越備史》，其根據吳越本國史檔，詳實記載十國之吳越錢氏創業始末及五王在位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舉措和人事興替。作者不僅是王室高官，又幾乎是經歷五代十國全過程的當時人，且為史學家，他的記載更進一步證實南唐國號為“大唐”無疑。

其二，徐知誥複姓李氏後，國號隨之由“大齊”改為“大唐”，雖史無明文鑄大唐通寶之記載，但其認祖歸宗改國號“大唐”後，國勢更強，其國號“大齊”僅存年餘，尚且鑄有“大齊通寶”，難道正值盛世為時較長的“大唐”，豈能不鑄象徵其政權存在的國號錢“大唐通寶”？而“大唐通寶”（圖1）錢的存世，即已雄辯地證明了此點，試想李昪在改國號“大唐”之後，不會僅光使用改國號前鑄量有限的“大齊通寶”吧！

其三，徐知誥之所以複姓李氏，改國號“大唐”絕非偶然，從其在“唐”前加一“大”字分析，不僅含有與前唐相區別，而且還有旨在以復興前唐旗幟相號召，所謂“南唐”僅是歷史上的稱謂。若如《歐史》所稱“唐”又與前“唐”相重襲，故稱“大唐”至為恰當。由此聯想到李昪不僅鑄“大唐通寶”，同時亦鑄有“大唐鎮庫”（圖2），更有“大唐重寶”（圖3）等錢，從而説明李昪在錢幣的鑄造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大唐”貨幣體系，從而又進一步説明，不但其懷有恢復前“唐”一統天下之志，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李昪在位時貨幣經濟之繁榮。

其四，通過眾泉家以“大唐通寶”的形制考證認同“大齊通寶”的事實，然又為何不能反之以“大齊通寶”來考證認定“大唐通寶”為李昪（徐知誥）所鑄呢？無論“大齊”錢也好，還是“大唐”錢也好，不但皆為國號錢，更重要的是兩國之開創者皆為李昪一人，無論在取國號和在錢幣的形制、書法等方面，都有一脈相承之處，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其五，烈祖李昪病危時，囑其長子李璟曰：“德昌宮泉布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由此不難看出，所謂 “泉布”絕非指古代貨幣泉布，而是泛指當時所鑄的貨幣“大齊通寶”、“大唐通寶”“開元通寶”等。“萬緡”，係指當時南唐貨幣庫存之豐。其子李璟即位後改元保大（943——957），其15年間僅鑄“保大元寶”年號錢，從該錢幣譜錄標為無價推斷，所鑄年號保大元寶錢甚微，又因背鑄“天”字，恐系該錢僅作為南唐保大九年（951年）十一月伐楚取得勝利的一種象徵而已，其間所需軍餉無疑大多來自其父德昌宮遺存之所謂“泉布”——“大唐通寶”等錢。

其六， 雖然“唐國通寶”與“大唐通寶”均系國號錢，顯然在名稱的氣勢上有微妙變化。據史所載，升元七年（943年）李昪死，其子李璟繼位改元保大，次年李璟便一反其父既定之國策，大興干戈，東滅閩，西亡楚，雖佔地二十餘州，但因戰爭連年，更加內政腐敗，國庫空虛，特別是後周世宗柴榮屢徵南唐江北淮南之地，這是對南唐政權致命的威脅和打擊，正如《舊五代史》《僭偽傳》135卷所載，公元958年去帝號“自是始行大朝正朔，上表稱唐國主”劃“江北淮南二十四州之地歸於後周”歲貢十萬。從此國勢日衰，961年留太子於金陵監國，移都南昌小城，不久憂鬱而死。“唐國通寶”即鑄於李璟去帝號改稱唐國主向周稱臣的第二年（959年），試問，如若馬令所言，“大唐通寶”錢鑄於“唐國通寶”之後，哪麼，此時李璟自身尚且難保，還有鑄“大唐通寶”的膽略和勇氣嗎？如果馬令所言成立，豈不自遭對抗大周妄圖復辟“大唐”之罪名？李璟絕不會愚蠢到自取滅亡的地步，此中利害不言而喻

從有關唐國通寶史料看大唐通寶之歸屬

為開闊視野揭開馬令造成這一撲朔迷離的錢幣歷史疑案，有必要進一步挖掘中主李璟在位時的有關食貨方面的史料，為此，特別需要參考其他書籍及有關史料。

① 在《十國紀年》中引劉恕之言曰“元宗以周師南伐，及割地歲貢方物，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一。餘按此五錢，制度大小各殊：有徑九分重三銖者；所徑七分重二銖二 者；字文並類大唐錢……”。

② 又據陸游編之《南唐書》卷二《元宗本紀》“顯德六年959年，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泉之一”。

③ 在《中國歷史大辭典》中，關於唐國通寶的條釋曰“五代南唐元宗時所鑄，有銅、鐵二種，銅錢鑄於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凡五品，制度大小各殊。二當‘開元（通）錢’一”。

④ 又據《説郛》卷三十九《江表志》雲：“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日，十數年間，經費將匱。建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泉，泉二文當開元錢一文”。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列舉有關唐國通寶鑄時的多種史料，從中不難看出如下問題：

A在這些重要史料中，除馬令《南唐書》提到“大唐通寶”鑄於“唐國通寶”之後外，其它各史料均未提及鑄“大唐通寶”的片語支言。

B其中劉恕在鑄唐國通寶中提到“有徑九分重三銖者；所徑七分二銖二 者，字文並類大唐錢”之語，無疑説明“大唐通寶”鑄於“唐國通寶”之前。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漢銘著《簡明古錢辭典》中有關“大唐通寶”釋條中亦提出“大唐通寶與唐國通寶錢，在鑄造年限的先後諸説不一，存疑待考”。特別是薛冰先生在《錢神意藴·錢面上的大國》一文中，對南唐錢幣之歸屬、鑄時亦提出瞭如下置疑：①“如將南唐三種小平錢都歸於元宗李璟，那麼，烈祖李昪當政的六年間，使用的是什麼錢呢？”；②“但是李昪就在國號齊那短短的一年（937年）多時間裏，已鑄有大齊通寶錢，那麼，他在改國號為唐後即鑄制大唐通寶，可以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們（錢幣學家）當初就是根據這一點將大齊通寶劃歸南唐錢系的，不知為什麼就沒能更進一步，推翻馬令《南唐書》的舊説，將此錢定為李昪所鑄錢。”由此可見，對“大唐通寶鑄於唐國通寶之後”，持懷疑態度者並非筆者一家。

C直到宋太祖建隆年間，南唐再鑄“唐國通寶”，亦未提及“大唐通寶”鑄行之事。

從上述諸多疑問中，不禁想起陸游再撰《南唐書》之緣起，他認為“馬令之書未盡善，體例、內容均欠完備，因著此編。”在《中國歷史大百科全書》及《中國歷史大辭典》中認為陸游之書 “敍述簡賅有法”，“史料多經考證，”“並有頗多史料增補”“於馬令瑣細、荒誕之事，皆行刪除”故極為後人推崇，通過上述對陸游《南唐書》之評價，説明馬令之書確實存有諸多不實待考之處。

從另一角度分析南唐三枚國號錢之歸屬

從另一角度看三枚國號錢，尚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

從價格高低，斷鑄時之先後

就一般而言，錢幣譜錄所載價格之高低，不僅僅傳遞價格之信息，而且從價格高低中亦反映出錢幣的多寡及鑄造時間的長短。由此推之，錢幣存世量越多，則鑄造時間必長，其價格則越低；存世量少，鑄造時間短，其價格必高。所以從錢幣價格高低之剖析中，即可判斷出錢幣鑄造時間之長短。就錢幣譜錄所載南唐三枚國號錢之價格而論，“大齊通寶”價格高於“大唐通寶”，“大唐通寶”之價格又高於“唐國通寶”，即説明了三枚國號錢的多寡和鑄造時間的長短。

從存世量多寡，斷鑄時之先後

“大齊通寶”系徐知誥廢吳帝楊溥自立為帝，改元升元，國號“大齊”（937年10月——939年2月）時鑄。大齊政權僅存一年零四個月，因其存世量極少而價格最高。

次年徐知誥複姓李氏，更名昪，改國號“大唐”（939年3月——943年2月），“大唐通寶”當鑄於此時。改國號大唐後，李昪在位近五年，所以其存世量比大齊略豐，其價格必低於大齊通寶。

“唐國通寶”雖亦為國號錢，確是在南唐國勢衰微，李璟去帝號向後周稱臣，改稱唐國主（958年5月——975年11月）時鑄，其鑄時長達十七年零六個月，這與《説郛》中“十數年間，經費將匱”相一致，因其鑄時長而存世量較“大唐通寶”更豐，所以其價格遠低於“大唐通寶”。

筆者上述對南唐三枚國號錢的多方面分析，印證了“大唐通寶”錢非李昪所鑄莫屬，此乃是筆者個人據史料及歷史的發展分析推斷，望方家指正。

中國的錢幣體系中，自古以來，方孔圓錢的金屬貨幣跨越了近三千年的歷史，以國號而入錢的似鳳毛麟角，委實並不多見。但若勉強言之，最早給予後人這種感覺的，差強可以提及戰國時的齊刀。齊刀品類眾多，以被簡稱為三字刀的“齊法化”為例，這是戰國中期齊威王、齊宣王為統一幣制而鑄行的大型刀幣，屬齊國造，又是法定貨幣，那是可以算為國號錢吧？其實不然，經考證，“齊”非指其國號，而是指齊都城臨淄。可見的同時代圜錢“東周”、“西周”之類，也當如此。

巨人不需要刻意顯擺自己的肌肉來宣告強壯。道理相同，強大的朝代很少在錢幣上使用國號。秦通行“半兩”錢、漢通行“五銖”錢、唐幾乎全部在通行“開元通寶”錢，均未刻意在錢幣上強調自己的國號。似乎只有為了虛張聲勢、強調正統、另有隱情之時，極少的朝代才能夠想起在在錢幣上迎風招展地狂打自己都為之心虛的國號。

其它的暫且不論，進入方孔圓錢體制後，學術界公認的中國第一枚國號錢，當屬“大夏真興”錢。此錢乃十六國時夏國霸主赫連勃勃（ 381年—425年）於還都統萬城（今內蒙古烏審旗南白城子）並改元真興元年（419年）時所鑄。錢文中的“大夏”為國號，“真興”為年號，如此國號、年號合璧，歷史上實為空前絕後的一例。

大名鼎鼎的赫連勃勃原名劉勃勃，本接受了漢朝皇帝賜姓為劉的匈奴南單于後裔，其父劉衞辰在淝水之戰後，佔有朔方之地，因之曾被前秦皇帝苻堅彰任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部族。前秦瓦解後的391年，鐵弗部受到北魏的攻擊，劉衞辰被殺，年幼的劉勃勃逃奔薛幹部，薛幹酋長將其送給沒弈幹，沒弈幹收其為婿，此後寄人籬下，一直從屬於後秦的姚興。407年羽翼豐滿的劉勃勃背信棄義，殺沒弈幹，併吞其部眾，自立為天王，大單于，建國號夏，改元龍升，定都統萬城。鳳翔元年（413年），棄劉姓而改姓赫連。鳳翔六年（418年），乘東晉將領劉裕滅後秦急於南歸而攻取長安，在灞上（今陝西藍田縣）稱帝。赫連勃勃是十六國後期最殘暴的統治者，他不僅仍實行胡漢分治，而且施政暴虐。他發漢人及匈奴人十萬築都城，“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並築之。”“又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晉書·赫連勃勃載記》)。史載每徵一地，赫連勃勃往往大肆屠城和坑殺戰俘。可見其統治是透過軍事征服而實現的，因此政局很不穩定，因此他死後短短三年，夏亡。

其實，夏國的統治區域有限，“大夏真興”，於名於實，都殊為可笑。

以國號入錢，其錢又彌足珍貴的，當為“大齊通寶”。這是五代十國時期南唐國主徐知誥(李升)所鑄造的。李升曾為徐温養子，故名徐知誥，曾被徐温封作齊王。楊吳天祚三年(937年)，李升廢吳睿帝自立，國號大齊，鑄大齊通寶。旋即恢復李姓，改國號“唐”，史稱南唐。因鑄期短，行世量少，故近代世間僅發現兩枚。即被錢幣界稱之為“缺角大齊”和“四眼大齊”者。

時過不久，南唐又鑄造了“大唐通寶”和“唐國通寶”錢，具體時間約為南唐元宗（中主李璟）保大元年至十五年間，即943年至957年間。元宗初年國勢較強，不久轉弱，那時，在大量鑄造“開元通寶”、“保大通寶”年號錢的同時，還鑄造了“唐國通寶”、“大唐通寶”國號錢錢。致使不少後世之人誤以為它們是雄視千古的大唐帝國的錢幣。其實此時想起鑄造“大唐通寶”的“大唐”，實在是在拉大旗做虎皮。

千年煙雨，連連綿綿，朝暮更迭，一時繁盛的南唐小國早已迅疾融入了中國歷史的長河大潮之中，大浪淘沙，滌盪了一切。能夠給予後人品味的，只有千古些許的驕傲、夢中的輝煌、沉痛的教訓和悽婉的絕唱。這些鑄造者意欲寄託強國萬載願望的錢幣，卻無奈地印證了一個王朝滅亡的歷史，在中國錢幣史上寫下了淒涼哀絕的一筆，任後人隨意評鑑。

在同樣的心態下，五代十國時期的後漢鑄造了“漢元通寶”、後蜀鑄造了“大蜀通寶”、後周也不甘人後的鑄造了“周元通寶”。

宋代立國艱辛，又終生遭虎狼之國環繞和欺凌，如當代的韓國一樣，民族的自尊極度膨脹，國號錢也由此多次出現，竟也一時為盛，輕易拔了歷朝的頭籌。

大宋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承後周之制，於建隆元年開始鑄造“宋元通寶。其後一發而不可收拾，仁宗於寶元二年始鑄“皇宋通寶”，徽宗於建中靖國元年始鑄“聖宋元寶”、“聖宋通寶”。可惜那些虎狼之國並不為所懼，從不曾在錢上鑄有國號的金國，一舉陷京城、虜二帝，風雲而歸。偏安一隅的南宋卻“衣帶漸寬終不悔”，不但於寧宗嘉定元年鑄造了“聖宋重寶”，進而於理宗寶慶元年至三年鑄造了“大宋元寶”和“大宋通寶”，猶為不過癮，彷彿力求迴光返照，更於理宗寶祐元年至六年鑄造了“皇宋元寶”。

可笑的元人，在統治力不從心時，毫不顧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復使後人復哀後人”的告誡，竟也玩起了這種文字遊戲。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起，鑄起了“大元通寶”錢。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不但使用了漢、蒙兩種文字，彷彿為表示一發不可收拾的決心，鑄造的版式竟然特別繁多。同時，還鑄造了“大元國寶”，為自己的造神祭起了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