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行動

十字路口行動的籌辦，與美國軍種之間關於空中武力的爭議有莫大關連。1900年代，美國陸軍及海軍各自在軍種內部發展航空部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陸軍航空勤務隊的威廉·米切爾准將描述空權至上觀念，指陸軍轟炸機不但是陸上戰爭的致勝關鍵，更有能力壓制水面艦艇，從而控制海洋，要求國會成立獨立空軍，並將海軍的航空兵以至航空母艦全數撥歸空軍旗下。為力證海軍水面艦艇無法防禦飛機轟炸，米切爾更利用多次轟炸水面靶艦實驗，向國會及公眾宣揚空權。在軍費緊縮的大前提下，國會及輿論一度傾向米切爾觀點：昂貴的無畏艦似乎遠不及陸軍轟炸機般便宜有效。

這事在海軍內部激起軒然大波。海軍當時不乏支持發展航空聲音，包括高級將官威廉·索登·西姆斯（William S. Sims）、中層軍官威廉·莫菲爾德（William A. Moffett）、約瑟·李維（Joseph M. Reeves）以至飛行員領袖約翰·陶爾士（John H. Towers）、亨利·馬斯廷（Henry C. Mustin）及馬克·米切爾等等，都有意引證航空母艦將在未來海戰發揮關鍵作用；部分人觀點更與米切爾相近，認同航母將會取代水面軍艦──尤其是戰列艦的主導角色。這些軍官在當時海軍都是少數，無法成為主流；但米切爾的獨立空軍成功，將直接損害海軍軍種利益，使海軍內部團結一致抵抗。在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及將官會議的背書下，莫菲爾德在1922年成功説服國會否決獨立空軍，同意水面軍艦仍能抵抗空中轟炸，並准許海軍成立海軍航空署（Bureau of Aeronautics），以保障海航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軍界陸續得悉原子彈的研發，並欲一探其潛在威力。早在1944年，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便曾研究以原子彈攻擊特魯克環礁，以摧毀集中在該處的日軍艦艇，不過當時日本海軍早被美國第五艦隊重創，而特魯克又在吉爾伯特羣島及馬紹爾羣島戰事為美國迅速孤立，計劃未有成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廣島及長崎原爆後無條件投降。此時不論陸航抑或海軍，都不瞭解核爆對水面部隊的破壞力。故此海軍軍令部長恩斯特·金恩、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亨利·哈里·阿諾德及將軍柯蒂斯·李梅，都贊同為此進行一場核試。不過，海軍內部對這場核試卻心懷警惕。1922年米切爾透過陸海軍靶艦實驗，指飛機能輕易摧毀無畏艦，幾乎將海軍航空侵吞；倘若核武獲證明可輕易摧毀一支艦隊，水面艦艇以至海軍能否繼續生存？在軍費勢必縮減的前提下，陸航及核武會否比海軍軍艦更為划算？就在日本投降次日，海軍軍官李維斯·施特勞斯（Lewis Strauss，日後第三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即時向美國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提交內部文件，建議舉行針對水面艦艇的核試，並對外詮釋海軍艦艇對核武的抵抗力，“……否則海軍無力應付核武的輿論四起，勢必打擊海軍戰後實力。”這項建議最終為十字路口行動的初步構思。

事實上陸航的確欲通過核試，以展示核武對海軍艦隊的破壞力量。施特勞斯發出內部文件後九日，美國參議員拜恩·麥克馬洪（Brien McMahon）發表公開聲明，同樣提出舉行一場針對水面艦艇的核試，但目標是引證“核武如何有效地摧毀水面軍艦。”9月19日，阿諾德引用麥克馬洪提議，正式要求海軍交出10艘日本俘虜軍艦作核試用途。由於陸航與海軍都想進行核試，金恩在10月16日同意陸航要求，並建議舉辦一次陸海軍聯合核試，由參謀長聯席會議統籌。27日金恩向傳媒公佈核試初步構思，預備投入80至100艘多餘軍艦，當中大多數為美國軍艦；但要到12月10日，海軍才正式宣佈即將與陸軍作聯合核試。在多次爭奪後，1946年1月11日威廉·白蘭地（William H. P. Blandy）海軍中將獲任命為第一陸海軍聯合特遣艦隊（Joint Task Force 1, JTF-1）指揮官，負責設計及監控“十字路口行動”核試；而參與曼哈頓計劃的陸軍萊斯利·格羅夫斯上校（Leslie Groves）落選。然而，施特勞斯起初建議海軍將軍艦分佈在廣闊海域，但白蘭地在陸軍壓力下，被迫同意將軍艦集合，並注滿燃料及彈藥，使軍艦更易起火沉沒。海軍起初也希望評核委員會全由海軍將官出任，但在麥克馬洪的壓力下，杜魯門下令設立民間獨立委員會，以確保評核能客觀中立呈現予美國公眾。十字路口行動至此正式升級為海軍與陸航的輿論戰場。按照當時助理海軍部長侯活·彼得森（Howard C. Peterson）所説，核試“即將決定海軍命運……倘若海軍在核試中表現較公眾想像出眾，則海軍必可取得輿論勝利。”

不過，十字路口行動在籌備階段，曾遭遇多方反對。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發表警告，稱水上核試將使海水受到嚴重輻射污染；而參與的海軍水兵更會沾染輻射，危害健康。面對輿論質疑核試將會以人體為實驗，白蘭度表示海軍會在靶艦上置放動物測試，又引起動物權益關注者反對。在外交界方面，美國國務卿詹姆斯·F·伯爾尼斯也反對核試。1946年1月，在美國及蘇聯的支持下，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得以成立，以監控各國核能發展。當時美國原子能國際政策專門委員會正草擬艾奇遜－利連索爾報告（Acheson–Lilienthal Report），為美國政府制訂核能政策提供參考。伯爾尼斯認為十字路口核試勢必成為蘇聯拒絕限制核武的藉口，提出延期舉行核試，更希望核試永不舉辦。核試最終因此押後至7月舉行。

十字路口行動同樣招來其他爭議。部分國會議員質疑核試使美國喪失拆解船艦的物料及金錢；而不少海軍軍兵也對舊艦有濃厚感情，紐約州及賓夕法尼亞州老兵及議員更要求海軍仿效德克薩斯號戰列艦做法，保留紐約號戰列艦及賓夕法尼亞號戰列艦作博物館，然而這些提議悉數遭海軍否決。

1946年1月24日，白蘭地公開以比基尼環礁為核試選址，並預計進行三次核試。首次核試代號Able，核彈在空中爆炸；第二次核試代號Baker，在水下引爆；第三次核試代號Charlie，在深水引爆。選取比基尼的主要考慮在於其遠離民居，原住民少，潟湖廣闊，風暴稀少，更有穩定風向及水流，且由美國控制。2月6日，海軍派艦轟擊比基尼環礁水道，但向原住民隱瞞意圖。到2月10日美國馬紹爾羣島總督到達比基尼，並以聖經出埃及記為喻，稱美國將帶領比基尼住民前往“應許的地方”，成功誘使島上全數167名住民同意搬遷。

在核彈選用方面，核試兩顆核彈都使用胖子原子彈的鈈元素。Able使用的核彈代號為“吉爾達”（Gilda）。而Baker核彈是“比基尼的海倫”（Helen of Bikini）。吉爾達核彈的鈈內核在洛斯阿拉莫斯曾兩次意外超越臨界點，造成哈里·K·達格利恩（Harry K. Daghlian, Jr.）及路易斯·斯洛廷兩名科學家死亡，使它被戲稱為“魔鬼核心”（Demon Core）。

靶艦方面，海軍一共揀選了95艘各種軍艦，當中包括兩艘航空母艦、五艘戰列艦、四艘巡洋艦、12艘驅逐艦、八艘潛艇、60艘各式登陸載具及運輸艦，以及三艘駁船。為方便量度核爆破壞力如何隨距離遞減，海軍將軍艦密集佈置，而沒有重構現實下錨情況。各艘軍艦均安裝了量度儀器，監察氣壓、船隻動向以及輻射。整場核試中，美國一共使用了200只豬、60只豚鼠、204只山羊、5000只老鼠、200只小鼠，以及帶有不同種類昆蟲的穀物，用活體輻射實驗品，測試生物在高輻射下的基因變異。

至於觀察部隊方面，海軍一共派出150艘支援艦，為42,000人提供住宿、實驗站或工作坊，當中超過37,000人隸屬海軍，另加37個女護士。觀察艦隊旗艦設在香格里拉號航空母艦，而其他人員分散在不同艦隻及地點，包括埃尼威托克環礁及誇賈林環礁（Kwajalein Atoll）。海軍人員亦可以申請延長服役期一年，以留在環礁參與觀賞核爆。

高空攝影上，美軍改裝了八架B-17轟炸機，包括安裝了自動攝影機、輻射探測器與及空氣樣本採集器。這些轟炸機可透過地面無線電遙控飛行，飛進人體無法承受的高輻射環境，以至核爆引發的蘑菇雲頂部。地面的攝影設備亦由環礁外圍的高塔遙控操作。總體而言，環礁內的鏡頭共可以拍攝超過50,000幅靜畫，及1,500,000呎長的動畫影卷。其中一部攝影機更可在1秒攝取1,000幅影像。核試進行前，所有人員都撤離環礁，往東面18.5千米外的海面觀察艦隊，以遠離輻射。縱使這樣，起初直接觀察核試者也要戴上墨鏡，以保護眼睛不被核爆強光所傷，但在Able核試前卻取消了相關規定。軍方指墨鏡幾乎沒有任何保護功效，要求所有人在核試時背向核爆區，合上雙眼，並雙手掩臉以策安全。不過部分觀察者並沒有跟從指示，而大部分的艦上觀察報告亦“令人失望”：船員往往只感受到輕微震盪，以及聽到一聲微弱的爆炸聲。

1946年7月1日上午9時，一架B-29轟炸機在目標艦上空投下23,000當量的吉爾達核彈。核彈原定在內華達號戰列艦上空520英尺（160米）爆炸，但卻意外大幅偏離目標710碼（650米），最後在吉列姆號海軍運輸艦（USS Gilliam, APA-57）上空引爆。爆炸使吉列姆號及卡萊爾號（USS Carlisle, APA-69）即時沉沒；兩艘美國驅逐艦安德森號及林森號在一小時內沉沒，而酒匂號輕巡洋艦則在次日沉沒。由於核爆的破壞遠低於預期，部分傳媒對這表示失望，而2日福萊斯特稱重型軍艦隻會在近距水下核試的情況下，才會承受巨大損傷，而略提核彈偏離目標一事。

核爆引發的空氣衝擊波，是上述艦隻沉沒或受損的主因。至於在爆心1,000碼（910米）範圍內的船隻，受損程度極受艦體方位左右。如陣列圖中6號的林森號驅逐艦，因整面右舷朝向爆心，使艦體橫向承受衝擊波，受損面積因此增大，故此在一小時內沉沒。相反，在爆心東南面的船艦以艦艉朝向爆心，縱向面對核爆衝擊波，受損面積較小；再加上陣列的軍艦密集編布，又分散了衝擊波力量，使該區軍艦受損相對輕微，遭受重創仍不至於沉沒。

長門號戰列艦是唯一一艘在爆心1,000碼（910米）內、卻未有承受任何嚴重損壞的大型艦隻。由於長門號曾參與偷襲珍珠港，故美軍刻意將長門號編在預定爆心內華達號（編號32號）附近，並以艦側朝向內華達號。但由於空投失誤，長門號承受的衝擊波因此大幅減低；再加上長門號的艦體本身較為堅固，而美軍卻高估長門號在戰時遭受空襲的損傷，令計算核試破壞時出現變量，使預期的重創沒有出現。長門號最終要在第二次核試方告沉沒。

相比比薩拉託加號雖然遠離爆心超過2,000碼（1,800米），卻受到嚴重破壞。薩拉託加號的重創並非由衝擊波所引起，而是核爆使艦體燃油及武裝起火爆炸所致。核試前美軍為所有軍艦注滿現實所需的燃料以及彈藥，包括分佈在甲板及機庫的艦載機上的，而航空母艦裝載大量易燃的飛行燃料，且分佈在艦體各處，使火勢極為猛烈。更何況諸如長門號等戰列艦擁有厚重裝甲，而航空母艦的艦體卻極為脆弱。最終薩拉託加號的大火被海軍撲滅，以使參與代號Baker的水下核試。

按照廣島原爆的經驗，核爆引發的衝擊波倘若在每平方英寸施加超過5磅壓力（即5psi，磅力每平方英寸），該範圍內的物料將會自燃。Able核試引發的自燃區域直徑約有3.2千米，薩拉託加號及大部分外圍軍艦均在其內。但由於海水並不會燃燒，而除航母以外，大部分軍艦都能抵受爆炸以及火災，故未有出現陸上原爆的自燃現象。

為了減少輻射塵，Able核彈採取了和廣島及長崎的核彈同樣的空炸引爆，引爆高度被設定在520英尺（160米）。在空中引爆時，會被吸進核爆火球的地面物質較少，而因此產生的輻射性物質大部份會被帶進平流層裏，所以在核試地點產生的輻射塵相當有限。也由於核試輻射塵最終會被稀釋到全球環境裏，而非留在本地，因此被軍方稱之為“可自潔”的核試方法。 事實上，由於輻射塵較少，故此環礁的靶艦都沒有變成放射性。核試次日海軍人員已可登上大部分靶艦，蒐集核試數據。

不過，在核爆瞬間，接近爆心的船艦仍被大量中子及強烈伽瑪輻射照射；而艦上的實驗及外緣物料，也有機會被中子激化（Neutron activation）而帶有致命輻射。這些輻射聯同核爆衝擊波，使大量活體生物因此死亡。美軍將57只豚鼠、109只小鼠、146只豬、176只山羊及3030只白老鼠，分別置於22艘目標艦內官兵的活動空間，以模擬軍艦官兵。結果10%生物被衝擊波即時殺死；另外15%生物被帶有輻射的火球擊傷，並在數日內死亡；最後又有10%生物在後續研究中因輻射而死。由於是次核爆只產生一次性輻射，再加上大量老鼠被刻意配置於致命範圍以外，以研究輻射會否引致動物後代變種，整體生存率因此被拉高。

部分生物在核爆後出奇生還，當中最著名的是一隻編號311的豬，在核試前被放置在酒匂號上，核試後被發現在環礁游泳，而被美軍救起。該豬最後與另一隻生還的山羊，一同送到華盛頓國家動物園飼養。不過如果將動物當成人類推算，核爆仍將殺死大量軍艦官兵。雖然內華達號有厚重裝甲保護，但在艦體內外的山羊，分別在核試後四日及兩日死亡。按照推算，意外遠離爆心的內華達號仍將死傷嚴重。

Baker水下核試採用了21,000當量核彈（有指亦為23,000當量）。核彈被置於登陸艦（LSM-60）90英尺（27米）呎水深下（海牀水深180英尺（55米）呎），位處靶艦陣列正中央。7月25日上午8時35分，核彈引爆。核爆過後，LSM-60登陸艦沒有留下任何可辨認殘骸，被判定遭核爆氣化；另外八艘軍艦在核爆後沉沒，包括戰列艦阿肯色號及長門號；航空母艦薩拉託加號；潛艇舟鰤號、鰹魚號及天竺鯛號；以及YO-160石油駁船。歐根親王號重巡洋艦在核爆後嚴重受損，並在12月拖行期間沉沒。是次核試的破壞力主要來自水壓衝擊波，而輻射塵更幾乎污染全部靶艦具有放射性。

Baker核爆對艦隻的損害明顯較Able為大，當中最受注目的，是位於爆心旁邊的阿肯色號。核爆後阿肯色號幾乎即時翻轉沉沒，而按照在核爆時的拍攝片段，阿肯色號上方的水牆出現一偌大黑影，故阿肯色號很可能在爆炸後被水牆吸起，然後艦艏可能觸及海牀，最後艦艉向後倒下，使艦體在礁湖翻沉。不過部分觀察者持相反意見：在現場的白蘭地認為黑影只是煙霧；而後期有作家指是水牆空隙。不論怎麼樣，同年海軍曾派潛水員到阿肯色號殘骸，發現阿肯色號翻轉於海牀，艦艉朝向爆心，與吸起再翻轉説吻合；艦體的主炮及上層建築都看不見，且被一層輻射性淤泥掩蓋。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潛水員分別在1989與1990年故地重遊，海沙仍然蓋過艦體，但淤泥卻已經消失。而潛水員也看到戰列艦的前部12吋主炮。1990年潛水員再次返回阿肯色號前，曾到博物館艦德克薩斯號預演，以瞭解阿肯色號舷側防空炮塔的環境，方便重返現場。

至於航空母艦方面，薩拉託加號的巨大煙囱在核爆後傾倒于飛行甲板；而艦艏與艦艉又遭到不同力度的水流拉扯，使艦體中央折斷並大幅入水。白蘭地曾下令拖船前往救援，但因輻射問題而作罷。薩拉託加號最終在核試後8小時沉沒。隨着輻射水平逐年下降，薩拉託加號現已成為一潛水熱點。至於早在Able核試受重創的獨立號，因距離較遠而未再受創，但受到嚴重輻射污染。由於長年清理輻射無果，獨立號最終在1951年在法拉隆羣島鑿沉。

德國歐根親王號重巡洋艦成功撐過兩次核爆，但嚴重核污染使水兵無法登艦修補入水。同年9月歐根親王號被拖往誇賈林環礁，途中在12月22日傾覆在淺海。今天軍艦右舷螺旋槳仍露出水面可見；而左舷螺旋槳在1978年被打撈，現存在德國基爾的萊博海軍紀念館。

鰹魚號潛艇是唯一一艘被擊沉的艦隻，可在事後成功打撈浮出水面。及後該艦被拖往加州對開海面，兩年後作靶艦擊沉。至於三艘重創軍艦：法倫號海軍運輸艦（APA-81，編號25）、休斯號（DD-410，編號27）及長鯊號（USS Dentuda, SS-335，編號24），都在核試後幾近沉沒，而海軍將三艦拖到海灘擱淺。由於三艦都在爆心1,000碼（910米）以外，故此受損較為輕微；而長鯊號更在水下，受到較少輻射污染，最終更短暫重新服役。

貴為人類史上第一次水下核試，Baker核試過程一直廣受關注。在核彈引爆瞬間，一個高速膨脹的火球在引爆點出現，並在水下產生超音速的液壓衝擊波，將附近的船艦龍骨扯開；水下衝擊波也被空中攝錄機清晰拍攝紀錄：當水下衝擊波向外擴散時，海水顏色隨之變為深色，猶如海上石油油污；而緊接在衝擊波之後的海平面即時變成一層白色。由於水的傳聲速度比空氣快五倍，當衝擊波在水下高速擴散時，後方海面即迅速染白，猶如一層白色薄面在海上高速向外延伸。

核爆1毫秒後，火球引發的氣泡同時抵達海牀及海平面。氣泡在海牀炸開一個直徑30英尺（9.1米）乘以2,000英尺（610米）的大坑，並將海水霧化，以圓頂狀噴上半空。核爆後一秒，氣泡將直徑500英尺（150米）範圍內、共2,000,000（二百萬）噸海水及海沙噴上半空，並形成一道高6,000英尺（1,800米）、闊2,000英尺（610米）、但厚300英尺（91米）的水牆。最後當氣泡上升至空中，便引發一道空氣衝擊波。由於衝擊波後方的氣壓急降，使水汽即時凝結為雲。這道凝結雲（又稱“威爾遜雲”，以威爾遜雲室為名）由海面迅速抬升，並掩蓋了整道水牆，同時以圓盤狀向外擴散，最後在氣壓逐步回升後消失。

隨着凝結雲消失，水牆頂部開始變成花椰菜狀，所有海水、海沙及水霧都耗盡動力，並即將隨重力墜回海面。核爆並沒有產生蘑菇雲。同時，氣泡大量吸起海水，使水下出現真空。當兩旁海水湧入填補空間後，反向外面海水施加推力，從而引發類似海嘯的海波。第一波海浪在核爆後11秒，已湧離爆心近1,000英尺（300米），浪高94英尺（29米）。當海浪湧到3.5英里（5,600米）外的海灘時，仍達15英尺（4.6米）高，並反覆衝擊九次。海灘的數架登陸坦克因此被衝上岸邊，並被一層厚沙覆蓋。

核爆後12秒，水牆開始隨重力下墜，形成一道高900英尺（270米）的巨型瀑布。這道瀑布從天而降，激起一度高輻射的海潮，淹過海面絕大部分的靶艦。這最終使靶艦受到極為嚴重的輻射污染。

Baker核試的實驗數據繁多，當中不少領域更是軍方及科學界聞所未聞。核試後兩個月軍方甚至要再開會議，標準化研究項目的術語，並重新定義各報告的描述及運算。

核試後首要分析數據為輻射物質。Baker是世上第一個在爆炸點產生大量輻射塵及核裂變產物的核爆，以前的新墨西哥、廣島及長崎原爆都在高空，所以輻射物質相對明顯較少。然而軍方當時卻低估輻射所引發的問題與危害。

Baker核試一共產生約3磅（1.4千克）核裂變產物。這些污染物混合在水霧、水牆以及雲團，最後大部分均返回潟湖，並隨着潮汐及洋流帶到其他地方。然而當水牆倒塌時，部分受污染的水霧被再次激起，並隨着輻射性海潮向外高速擴散，最後隨風漂到測試場地以外。更危險的是，當這些水霧的水汽被蒸發以後，這些裂變產物便會變成透明，無法以肉眼看見，並繼續隨風擴散，威脅人類安全。

除核裂變產物外，核爆同時令海水本身變成放射性。事緣Baker核爆的核分裂，向周遭環境噴氣出兩倍以上的自由中子。在空爆環境下，這些中子會被高熱吸收，並隨着核裂變產物及未分裂的鈈帶到平流層。然而關鍵在於，Baker進行的是水下核試，環境中子被礁湖海水吸收：倘若有一額外中子被打入海水中鈉元素的原子核，該等鈉元素便會變得放射性。一般而言，鈉-23變成放射性的鈉-24，會有15小時的半衰期。不過鈉並不會如其他重元素沉入海底，而是維持液態，並可隨海水繼續污染其他軍艦。而在核試後首六日，鈉的放射強度將遞減1,000倍，但仍足以損害進入環礁的人類健康。

最後，核彈採用的鈈-239亦引發嚴重危機。核爆後一共有11.6磅（5.3千克）的鈈未有裂變，並與3磅（1.4千克）核裂變產物混合。 雖然鈈的α粒子輻射無法穿透人體皮膚，但倘若為人體攝取，則會在骨髓中富集，成為劇毒。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員的膠片劑量計（Film badges）及蓋革計數器均無法探測鈈元素；而鈈-239的半衰期長近24,200年。換言之，一旦人體意外攝取鈈-239，其一生都無法解毒。

Baker核試後，美軍先派遙控船艦進入潟湖，並探測輻射。接着美軍開始嘗試清洗靶艦輻射，包括使用艦載滅火龍頭、滅火泡沬、拖把、肥皂以至鹼水，但只有首輪噴氣稍有成效。再加上海水的鈉已具放射性，使美軍支援艦用以洗刷船身的海水都帶有輻射，不但全無清洗效果，水霧濺到艦上水兵時，更使水兵受輻射污染。起初美軍按照曼哈頓計劃經驗，限定每人每日最多可攝取0.1倫琴（0.1 roentgens，即0.1R），但由於輻射量過高，第一天美軍只能登上離爆心最遠的五艘靶艦。在鈉的首六日半衰期間，一共有4,900人登上受嚴重污染的靶艦。而核試10日後，美軍批准人員登上所有艦隻。

輻射對活體生物的影響，很快便為美軍所見。在Able核試裏，輻射源主要來自核爆瞬間，並沒有造成環境輻射；但Baker核試卻使絕大部分軍艦都受輻射污染，使生物從居住環境攝取並累積輻射。Baker核試後首數日，大部分軍艦都不宜人類登上，而分散各艦的豬及老鼠幾乎全數因輻射死亡，只有少量老鼠倖存，

生物實驗為當時美國媒體關注焦點。9月白蘭地曾向傳媒指“用作實驗的動物所承受的痛苦，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它們要麼變得衰弱、要麼回覆健康、要麼無痛地死亡。”不過，因“魔鬼核心”意外臨界而死亡的兩名科學家，其死亡過程極為痛苦；但由於軍方當時仍將意外列為機密，再加上公眾對輻射危害所知甚少，所以沒有在大眾引起即時反彈。

然而，軍方內部開始對輻射有所警惕，並質疑軍方的安全措施。在Baker核試以前，海軍全無清理核輻射經驗，也對清理期間對人體的危害一無所知。海軍也沒有預計輻射水霧會淹蓋幾乎全部軍艦，低估其破壞程度。在欠缺經驗、裝備及危險意識裏，美國水兵往往採用傳統的清洗方法，全沒有保護裝備。

十字路口行動原定進行第三場代號Charlie的核試，在比基尼外海深水引爆。不過自7月25日Baker核試後，船艦清理輻射幾乎全無進展，更不可能拖到外海再作排列。到8月3日，負責於行動監視輻射的科學家史丹佛·瓦倫（時為陸軍上校）認為核試已對眾多水兵構成嚴重危險，並要求即時中止清理。瓦倫指出，當水兵在艦上清理時，輻射物隨即污染人體皮膚、衣服甚至肺部。當水兵返回支援艦洗澡及洗衣服時，這些輻射物又隨轉移到支援艦，並隨水兵帶到各地。瓦倫同時質疑水兵沒有按照安全指引行事，部分消防船因過於靠近靶艦，而反過來受到污染，而被迫棄用。更有甚者，支援艦多次進出受污染水域，艦體也會累積輻射。8月6日至9日之間，有67人攝取過量輻射；而蓋革計數器亦不敷應用。

海軍部分官兵起初對這警戒不足。在水兵眼中，拯救曾經並肩作戰的軍艦是首要任務。比如温萊特號驅逐艦的老兵因重新登上舊艦，而攝取過量輻射，要即時送返美國。紐約號戰列艦的艦長更指斥瓦倫的量度數據有偏差，並希望將紐約號駛回美國。再加上鈉在核試後持續半衰，令輻射讀數下降，又使水兵誤以為清理有效。然而瓦倫最擔憂的，是水兵儀器無法探測的鈈。倘若船艦已受鈈污染，則水兵可能已曝露在鈈的環境裏。

白蘭地為這在威奇托號重巡洋艦舉行會議，並召集近1,400名軍官聽取瓦倫報告。到8月9日，白蘭地終於知道水兵使用的蓋革計數器無法探測鈈-239，而當日科學家卻在歐根親王號的艦長室物料樣本發現了鈈。這使白蘭地懷疑鈈可能已遍佈所有軍艦。8月10日，瓦倫向白蘭地呈交一幅X光相片，相中的刺尾魚因受嚴重輻射污染，其身體竟然向外發出X光。白蘭地閲畢相片，即時下令中止所有清理活動。第三輪核試因此取消，而十字路口行動也在同日即時終結。美軍最終在1955年才在棚屋行動（Operation Wigwam）進行深水核試。

十字路口行動並未如海軍所料，成為決定海軍戰後前途的試驗。縱然Baker核試對船艦構成無法挽回的輻射污染，且眾多靶艦隻有長鯊號潛艇能短暫返回現役，並留在碼頭作訓練用途；但白蘭地在8月6日稱所有在核試30日後摧毀的軍艦，都不會被視為遭核彈擊沉，以免公眾認為一枚核彈便足以摧毀整支艦隊。由於當時公眾對核試關注開始消退，而媒體也先後離開，艦艇清理輻射問題一直到1947年才為公眾所知。

美國軍種競爭也沒這樣結束。1946年總統杜魯門正式提交軍事重組議案，並獲國會通過；美國空軍及美國國防部因此先後設立。海軍於是次核試得悉核武的龐大破壞後，決心發展可攜核彈的艦載機及艦載導彈，並在1947年於中途島級航空母艦作多次試驗；而此舉卻與希望壟斷核武投射權的空軍正面衝突。兩軍競鬥最終在1949年以美國號航空母艦的取消、及引發的海軍上將起義事件告終，由空軍取得勝利。海軍勢力要到同年蘇聯引爆第一枚原子彈及次年朝鮮戰爭爆發，才逐漸恢復。

十字路口行動在8月10日結束後，殘存的靶艦由拖船拖往誇賈林環礁，並在當地卸載彈藥及燃料。10艘靶艦被拖船帶返美國作輻射研究，12艘靶艦因輻射較輕微，由原駐艦船員駛回美國，而其他軍艦多在誇賈林或加州外海被擊沉，將輻射帶到其他地方。95艘靶艦最終只有九艘返回美國出售拆解。至於遭輻射污染的支援艦，在返國後進入船塢作深入清洗，並替換所有受污染系統。而核試官方報告則在1947年公佈。核試經驗促使海軍研發反輻射污染清洗系統（Countermeasure Wash Down Systems，CMWDS），以改善艦艇清理輻射能力。

不過，大眾媒體要到1948年才知道核試輻射遺害。當年一位參與行動輻射安全組的醫生大衞·伯德利（David Bradley），為十字路口行動出版回憶錄，並先後獲《大西洋月刊》及《讀者文摘》轉載。伯德利在書中批評軍方仍然隱瞞大量核試真相，使公眾仍對核試有過多幻想及迷思。本書出版後，核武的輻射問題才開始獲世界公眾廣泛關注。

軍方在行動期間，限制人員每日的吸收輻射上限為0.1倫琴，並派輻射專家於不同區域進行輻射評估，同時規定人員要帶上輻射監測儀器。如果人員在一日內吸收了超過0.1倫琴，則會被帶離環礁數日，以免攝取過量。特遣艦隊起初準備了18,875個膠片劑量計，而有15%參與行動的人員獲分配計表。人員接收輻射最高的紀錄為3.72倫琴。接着，海軍以此數據為基礎，推算其他人員的平均輻射攝取量。下表為1946年7月及8月劑量計單日所收集到的最高數據：

雖然大部分參與者只攝取低於或等於0.1倫琴，但劑量計無法探測鈈元素，故此仍有偏差。1996年美國醫學研究所調查了曾實地參與十字路口行動的人員狀況。調查發現，在1992年（核試46年後），這批人員的整體死亡率，比起對照羣組高出4.6%；核試後有登上靶艦的水兵，死亡率增加5.7%，比沒有登艦的水兵高出4.3%。不過，這些水兵患上白血病及癌症等疾病比率並無明顯增多，再加上樣本數量不足，輻射有否使美國工作人員縮短壽命，仍然欠缺準確證據引證。

圖5 Baker核彈引爆後4毫秒(3張)

於十字路口行動直接受害的，是167名比基尼環礁原住民。當馬紹爾總督將眾人帶往“應許之地”朗格里克環礁安置後，原住民才發現該處是“不毛之地”。1947年到當地的旅客，發現整個比基尼族羣幾乎陷入饑荒。同年7月比基尼族羣開始營養不良，到1948年1月更變得骨瘦如柴。同年3月美軍先將原住民遷到誇賈林，再在1月遷往吉利島。然而吉利島的陸地面積僅為比基尼十分之一，更沒有礁湖與及良好港口，年中有四個月無法航海，摧毀原住民的捕魚文化。這使該批住民長期依賴進口食品，而其後代則多流徙至其他島嶼，甚至移民海外。

部分比基尼原住民試圖返回比基尼居住，但由於美軍先後在1954年、1956年及1958年再在該處進行核試，一共引爆21枚核彈。21枚核彈的總當量為75,000,000（七千五百萬），比起Baker核試超出3,000倍以上。當中又以1954年3月1日城堡行動（Operation Castle）的Bravo核爆污染最大。該枚核彈在美國核試史上威力最大，而在世界史上亦僅次於沙皇炸彈。這次核試的輻射塵，亦波及到部分比基尼住民僑居的朗格拉普環礁，部分人因此受傷。1974至1978年間，美國政府曾有意准許原住民重返比基尼，但由於輻射污染嚴重而作罷。現時前往環礁的潛水愛好者，仍只可進食進口食品。

十字路口行動對當時大眾文化的影響甚大

裏面又以比基尼泳衣的命名為最。1946年初法國人路易·雷亞爾（Louis Reard）設計了一款由兩塊布組成的簡便泳衣，並以比基尼為名。在泳衣推出時，十字路口行動並未開始；但大眾媒體對廣島、長崎以及接下來的比基尼原爆，卻有大篇幅報道。部分歷史學家因而推斷雷亞爾是喻意泳衣將在世界社會產生核爆般影響力。

至於1988年的紀錄片“Radio Bikini”，則詳實紀錄了整個十字路口行動，並集中討論核試對原住民及參與者的影響，獲提名為奧斯卡的最佳紀錄長片獎。影片大量採用了傳媒遺下的彩色片段，尤其是Baker核試片段更被多次重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