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索登·西姆斯

威廉·索登·西姆斯William Sowden Sims（1858年10月15日 - 1936年9月25日）美國的海軍上將，他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改進艦艇設計、艦隊作戰戰術和海軍炮術，使他可能成為美國海軍史上最有影響的軍官。

西姆斯出生時，其父為受僱於安大略的美國工程師。1872年舉家遷往賓夕法尼亞州。1876年西姆斯進入美國海軍學院。1880年畢業後，他連續在海上執行任務達17年之久。在此期間所撰寫的航海教程，長期為海軍和商業船隻使用。1897～1900年，先後擔任美國駐巴黎和聖彼得堡大使館海軍武官。他對外國海軍所作的觀察使他堅信美國海軍處於劣勢地位，儘管前不久在美西戰爭中曾取得勝利。在美國亞洲艦隊任職期間(1901～1902)，他從一名英國海軍上校處瞭解到一種連續瞄準發射技術。西姆斯向海軍部送上一系列報告，陳述了這種技術並對美國現有艦艇落後和海軍炮術欠佳提出種種批評。由於沒有得到滿意答覆，他便直接寫信給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總統調他回華盛頓任海軍射擊練習督察。在此職位努力工作7年以後，西姆斯重新回到海上，使海軍炮術大大提高。

西姆斯於1917年擢升海軍少將，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年升為海軍中將。大戰期間，他指揮美國艦隊與英國皇家艦隊在歐洲水域共同作戰。他盡力與其他協約國海軍部隊緊密協調，並在採取確保協約國商船不受德國潛艇攻擊的船隊護航體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戰後就任海軍學院院長。

西蒙斯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的霍普港，但他的父親是美國人。1872年隨家庭遷至賓夕法尼亞州。1880年畢業於海軍學院。1880-1897年，幾乎連續不斷的在大西洋、太平洋和亞洲水域任職。1997-1990年，任駐巴黎和聖彼得堡的海軍軍官。美西戰爭期間（1898年4月-10月）在歐洲展開情報活動。1900年11月向美國“肯塔基”號艦報告其在亞洲水域的活動。

在1901年他仍然只是一名海軍上尉，卻是公認的美國激進的海軍軍官的發言人。這主要是由於儘管他的軍銜低，但他知道如何表達他那豐富的改革想法，以致軍銜遠高於他的人都願意傾聽他的意見。在所有激進的軍官中，他也是最敢於和十分願意直接給總統寫信的人，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西奧多·羅斯福執政剛剛一個月後便發生了這種情況。

當時西姆斯思考的問題是艦載火炮。對馬尼拉灣之戰的分析表明，幾乎所有的西班牙艦隻都泊在錨地，而且氣候條件良好，喬治·杜威的艦長們可以選擇他們射擊的時間和地點，就好像他們是在練習打靶一樣。美國的艦隻總共發射了6000發炮彈，只命中了141 發，只佔發射總數的2.3%。反過來説，這意味着，在每100 發炮彈中，有97發多是虛發的，既浪費了時間又浪費了金錢，除發出響聲和造成煙霧外，對戰鬥的結局不起任何作用。 美國在馬尼拉取得了戰鬥的勝利．不是由於他們的戰鬥力很高，而是因為他們的西班牙對手的戰鬥力甚低。繼續按此種方式戰鬥，其潛在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英國皇家海軍艦隊的平均命中率為30%，因此，如果一艘皇家海軍軍艦遭遇12艘類似的美國軍艦，它有可能會把它們全部擊敗。

當時，有些思想比較深邃的美國指揮官痛苦地看到，如果艦隊遭遇的是比西班牙人能幹的敵人，馬尼拉灣的結局就會有很大的不同。對此，西姆斯有特別清楚的認識，因為他在遠東執行任務時，曾經碰見一位具有類似的獨特見解的英國海軍軍官珀西·斯科特海軍上校。在英艦“恐怖”號上，斯科特向他充分表演了被稱為“連續瞄準”的艦炮射擊系統。這種射擊系統達到了80% 的命中率。西姆斯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英艦“恐怖”號的火力相當於30多艘類似的美國軍艦加在一起的火力，僅僅一艘“恐怖”號的火力就超過了大部分美國海軍艦隻火力的總和。

西奧多·羅斯福就任總統前，西姆斯海軍上尉已經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批評美國海軍當局，要求它們採用這種新的體系，但他絲毫沒有進展。西奧多·羅斯福登上總統寶座，給了他一個可能以後不會再有的機會。因此，儘管這將會給他的生涯帶來相當的危險，他還是抓住了這個機會。經過仔細思考，西姆斯冒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改變了他的生涯和整個美國海軍的狀況。他提供的情況西奧多·羅斯福已有所覺察。西姆斯幾乎立即被任命為亞洲支隊射擊演習的檢查官。一年後，羅斯福任命他為整個美國海軍的射擊演習檢查官以及少校艦隊情報官 ^[2]  。他幾乎創造了一個奇蹟，將美國的大口徑火炮的發射時間從5分鐘減少到30秒，並提高了射擊精度。其效果連那些因西姆斯常常擺出傲慢架子而對他有個人反感的軍官也為之欽服。艦隊在不斷地前進。

他作為日俄戰爭的觀察員向華盛頓提供的報告表明，他對裝甲裝備而成的現代火炮和炮艦隊小型艦艇的攻擊效能以及其他相關事務產生了極大的興趣。1907年晉升為中校。11月被任命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海軍副官。1909年3月指揮美國明尼蘇達號戰艦，1911年3月晉升上校，成為美國海軍軍事學院的一名教官。1913年開始指揮大西洋魚雷縱隊。為驅逐艦創立了一套戰術理論。1915年11月指揮美國內華達號戰艦，1917年1月任海軍軍事學院院長和第二海軍軍區司令官。

當於德國的戰爭不可避免時，晉升為海軍少將。1917年3月接受一項特別使命，攜急件赴倫敦，與德國戰爭爆發時，他在倫敦。4月，他晉升戰時中將，任美國海軍歐洲水域作戰部隊司令。他自己以及他日益擴大的部隊都投入到對德潛艇作戰中了。美國第一批軍艦，第8分艦隊的6艘驅逐艦於1917年5月初抵達昆斯敦，在其後的3個月裏又開來了31艘驅逐艦和2艘供應船。 與此同時，護航制度正在執行。對駛往不列顛羣島的船隻的護航始於7月中旬，1個月後也開始對駛離的船隻護航。隨着被護航船隻數目的增多，儘管在被宣佈為交戰地帶的水域裏的潛艇更多了，但沉船數目卻急劇下降。他不辭辛苦的與英國海軍部合作，保護盟軍的船隻。1918年12月被任命為上將。

戰爭結束後，他返回美國，軍銜被降為和平時期的少將。1919年4月第二次出任海軍軍事學院院長。他的激進性發言無助於國會答應保持一支強大的海軍，由於他和海軍部長約瑟夫·丹尼斯之間的舊怨，1922年10月退役。但仍是美國海軍事務的發言人，1930年6月重新晉升為海軍上將。他極力主張建立海軍航空兵，甚至説戰列艦已經過時。1936年卒于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