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會

晚清中國人留學日本發端於1896年春，最初只有官費學生13人，到1899年夏，官費、自費留日學生總數也不過70人餘人。進入20世紀後，隨着清廷實施新政，留日學生越來越多，從1901年至1903年，“斠其人數，迺至如一與四之比例，進步可謂至速”。到1905年，總數更接近萬人。伴隨着留日學生日漸增長，排滿革命思想日益傳播，一些有革命黨人參加或由革命黨人主導創立的團體，如勵志會、青年會、拒俄義勇隊、軍國民教育會等，陸續出現。這些團體與其後華興會、光復會等的創立有着直接的淵源關係，並最終發展至中國同盟會成立。 ^[3] 

勵志會是清末留日學界創立最早的一個團體。按上世紀40年代馮自由出版的《革命逸史》所記，該會是1900年由東京留學界所組織。其性質從初創到後來發生過明顯變化。作為最早的會員，曹汝霖説該會“設立宗旨只是聯絡情誼，研究學術”；章宗祥説“會員個人以義合，而不以會自相標榜，可稱最純潔之團體”；張繼也説當時“尚無革命與不革命之分，餘尚戴辮髮，對於政治毫無正確認識”。這些説法所反映的都是初創時的情況。不久，會員思想就發生劇烈變化，故熟悉該會的馮自由説：“會中有激烈、穩健二派，沈翔雲、戢元丞、程家檉、楊蔭杭、雷奮等屬於前一派……後一派如章宗祥、曹汝霖、吳振麟、王璟芳等。”又説：“是時革命思潮已風起雲湧，會員中主張光復主義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翔雲等均任會中幹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傳機關。庚子七月漢口一役殉義之黎科、傅慈祥、蔡丞煜、鄭葆晟及脱險之戢元丞、秦力山、吳祿貞諸人，皆此會會員也。”則勵志會雖不能視為純粹的革命團體，但與留日學界革命力量的初步聚合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故後來論及留日學界革命團體者，幾乎無一不從勵志會講起。

關於勵志會創始時間，學界一般都是依據馮自由的記述，但其説恐怕不確。根據相關檔案記載，上述庚子漢口一役也就是自立軍起事被鎮壓後，湖廣總督張之洞得知其所派留日學生參與了該事件，並創立勵志會，大為震駭，立即致電駐日公使李盛鐸，要其訓誡諸生“猛省悔悟，勤學報國，勿為邪説亂人所惑”。李盛鐸接電後，傳集留學諸生調查了一番，然後電覆張之洞説：“據稱，勵志會始自去秋，專為研究學問及譯書而設，月聚一次，演説皆系學問，未及國事。”可知勵志會創始其實是在1899年秋，而非1900年。張繼回憶他加入勵志會，也是在1899年夏赴日後。

沈翔雲等實為孫文與勵志會之間聯繫的紐帶，並對擴大勵志會激進派的力量起到了關鍵作用，勵志會因此出現“革命化”趨勢。

隨着勵志會成員逐漸“革命化”，會員活動日益活躍。1900年夏，有多名會員利用康、梁及唐才常等發動自立軍起事之機，回國參與其中，結果傅良弼、蔡丞煜、黎科、鄭葆丞等慘遭殺害，沈翔雲、戢元丞、秦力山、吳祿貞等僥倖逃脱，復返日本。不久，又傳來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發動惠州起義失敗的消息。不過，此時革命已開始得到越來越多人的同情，不像之前被人視為“大逆不道”，“革命同志如雨後春筍，暴長不已”。

1901年陽曆元旦，勵志會開新年慶祝會於上野精養軒，有30多名會員參加，並請菲律賓獨立軍代表鵬西、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以及橫濱興中會會員尤列、翟美徒為來賓，拍照紀念。尤列是孫中山最早的革命同志之一，世所謂“四大寇”之一，惠州起義時負責運動長江會黨，起義失敗後流亡橫濱，聯絡翟美徒等建立中和堂，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尤列在橫濱與孫文同住一寓，並與勵志會戢翼翬、沈翔雲、秦力山、程家檉等往來頗密。元旦聚會表明，勵志會與興中會之間有了更加緊密的接觸，並且大約有四分之三的會員已經傾向或主張革命。

在勵志會逐漸“革命化”的同時，會中亦有一些人“漸趨向拜官主義”，特別是1901年後清廷下詔實施新政，逐步頒佈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廢止八股文，改試策論，選派學生出洋等，並且有留學生畢業後酌用之議，於是留學生中一些人視此為仕途捷徑。勵志會內部分化日益嚴重，“凡遇政府派員到日考察，章（宗祥）等輒為之翻譯引導，因是漸與官場接近，而以穩健自命；激烈派漸鄙其行，詆為官場走狗，兩派積不相能，遂成水火”。建立純粹的革命團體已勢在必行。

針對勵志會分子不純，一些人醉心利祿，漸為清吏收買，沈翔雲、戢翼翬、秦力山、張繼等於190130年5月10日創刊《國民報》月刊，開始公然倡導民族主義，同時準備組織國民會，以糾勵志會之腐敗。《國民報》宗旨是“破中國之積弊，振國民之精神，撰述選譯必期有關中國大局之急務，毋取空瑣，毋蹈偏私”。從內容看，主要是介紹西方革命思想和歷史，聲討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抨擊清廷的專制統治，並回擊改良派對革命派的攻擊，但因經費困難，該刊出至第四期即停辦，國民會亦因之擱淺，是否召開過第一次會議，成員情況如何，均不得而知。

1902年正月，因自立會起事時列名張園國會而受到通緝的章太炎流亡到了日本，並與孫文相識。他認為“欲鼓吹種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歷史觀念不可”，因此提議在是年農曆3月19日以紀念明崇禎帝殉國二百四十二週年的名義，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紀念會原本定於農曆三月二十日在上野精養軒舉行，屆期留學生報名赴會者多達數百人，孫中山也自橫濱帶領華僑十餘人來參與，然因清朝駐日公使蔡鈞出面要求日本外務省禁止開會，以全兩國友誼，紀念會最終為日本警視廳臨時解散。但輿論已經造成，馮自由説“此舉影響於各省留學生絕巨，其後留學界中愛國團體繽紛並起，即導源於亡國紀念會也”。對於此次紀念會，勵志會中激烈派羣起和之，穩健派如曹汝霖、章宗祥、吳振麟等則態度消極。

1902年夏，留學界又發生一件大事，有顧乃珍等9名已經到達日本的學生欲入成城學校學習陸軍，駐日公使蔡鈞為防革命，不允諮送，吳稚暉與之力爭，蔡鈞竟唆使日警將吳拘解回國，各省學生因此大憤。激烈派由此“嘆異族政府之不足有為，傷神州之將陸沉”，加快了建立純粹革命團體的步伐，是年冬遂有葉瀾、董鴻禕、秦毓鎏等創立青年會之舉。會章第一條明白揭示“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會名頗費斟酌，最初有人謂意大利獨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故主張定名“少年中國會”。後經再三研究，以為“少年中國”四字易招清廷當局注意，不利進行，於是隱約其詞，名曰青年會，實即“少年中國”之意。

青年會26人中，屬於原勵志會者有4人，即戢翼翬、金邦平、張繼、程家檉。不過，金邦平在該會成立不久，就“以不禁章宗祥等明哲保身之勸告，竟正式宣告脱會”，從此遠離革命。其餘3人都是堅定的革命者。勵志會成員之所以只有少數人能夠延續到青年會，是因為從勵志會創立到青年會成立，已經過了三年多時間，原勵志會成員已各有不同的去向。除了自立軍起事死難4人以及以上4名加入青年會者外，其餘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回國參加工作，但所做工作與革命無關，如範源廉、嵇慕陶、富士英等。

二、回國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如秦力山繼東京《國民報》停刊後，又在上海創辦《大陸報》，請雷奮、楊廷棟擔任筆政；楊蔭杭回到無錫後，在教書同時創設勵志學會，繼續宣傳排滿革命；沈翔雲則至南洋及香港、廣州從事革命活動。

三、轉至別國留學，並從事革命活動，如王寵惠先後到美國、德國留學，與到歐美活動的孫中山保持着緊密關係。

四、仍在日本留學，雖有革命思想，但未參加青年會，如藍天蔚。

五、回國供職清廷，但仍與革命保持聯繫，如吳祿貞、劉道仁、吳祖蔭、萬廷獻等。特別是吳祿貞，回國後在湖北將弁學堂等處任職，以武昌花園山孫森茂花園為秘密機關，召集同志，繼續暗中從事革命活動。

一般認為，青年會成立後，勵志會已經瓦解，不復存在。但從《譯書彙編》所登該會“壬寅十二月改正”章程來看，青年會成立後，勵志會依然存在，只不過修改了章程，其綱領第一條為“研究實學，以為立憲之預備”，主要成員即原穩健派曹汝霖、章宗祥、吳振麟等。故曹汝霖回憶錄有該會“後又改定章程，主張君主立憲，出一刊物，名《譯書彙編》”之説。項士元談及青年會的成立時，也説“清漪、詢士（即葉瀾、董鴻禕）均富排滿精神，在日本嘗組織青年會……時嘉興吳振麟、烏程章宗祥等組織立憲黨，與之勢成對壘，蓋立憲黨主和平，此主激烈也”。不過，此後並未見勵志會在邀求政府立憲方面有何重要舉動，章宗祥、曹汝霖作為留學生會館幹事，除了不時組織留學生歡迎東遊日本的親貴，為自己謀求進身之捷徑外，無所事事。

清末留日學生組織的第一個愛國團體。該會對留日學生中愛國志士的團聚集結有一定作用。 ^{[2]  [4]} 

日本實為晚清中國留日學界革命派的大本營。伴隨着甲午以後留日學生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一些由留日學生創立的團體，如勵志會、青年會、拒俄義勇隊、軍國民教育會等相繼出現。這些團體之間具有清晰的衍變關係。最初創立的勵志會，激進派與穩健派並存，而後激進派通過與孫文興中會一派聯絡，以及支持和參與章太炎發起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等活動，逐漸壯大了自己的力量，進而獨自創立起具有明確排滿革命宗旨的青年會。在上述過程中，一些留日學生被淘汰出了革命行列，更多留日學生則加入到了革命陣營。 ^[3] 

勵志會會員，張玉法統計有42人，即：王宰善、王璟芳、王寵惠、沈琨、沈翔雲、吳振麟、吳祿貞、呂烈煌、汪榮寶、良弼、金邦平、夏循塏、高淑琦、唐才質、秦鼎彝、秦毓鎏、張瑛緒、張奎、張繼、陸世芬、馮閲模、關炳榮、陳榥、薛錦標、章宗祥、富士英、曹汝霖、稽慕陶、葉基貞、葉瀾、傅慈祥、程家檉、戢翼翬、雷奮、楊廷棟、楊蔭杭、董鴻禕、廖世綸、黎科、蔡丞煜、鄭葆晟、錢承誌。沈渭濱增補蔡鍔、範源廉2人，合計44人。但反覆查證發現並沒有可靠資料記載汪榮寶、秦毓鎏、葉瀾、董鴻禕4人為會員。良弼為會員之説則見陶成章《浙案紀略》，謂“勵志會之目的系關於對外而起，無滿漢之分，以故滿學生亦得列於會，若宗室覺羅良弼（字賚臣）其人者，亦勵志會之會友也”。然而，勵志會活躍時期陶成章並不在日本，從他説勵志會“系關於對外而起”，即可知他對該會並不瞭解，從該會具有反滿革命色彩來看，良弼加入該會也是不可信的。而有資料明確記載為會員的劉道仁（劉賡雲）、吳祖蔭、萬廷獻、藍天蔚4人，則未受到張、沈二位學者注意。這樣，勵志會實有會員就應該為43人。

這43人到日本後的讀書情況，主要有三種：一是先進日華學堂等校補習日文，而後入日本各大學；二是先進成城學校，而後入陸軍士官學校；三是進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或其他學校讀書。其中最活躍者當數沈翔雲、戢翼翬等。張繼稱二人為當時“留東學界執牛耳者”，特別是戢翼翬，“倜儻有大志，同學多宗之”。勵志會創立之初，正值孫中山、梁啓超先後流亡日本，“彼此往還，相與研究革命方略，至為透闢”。梁啓超創辦了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將原先在湖南時務學堂的舊生如林錫圭、秦力山、範源廉、李羣、蔡鍔、周宏業、陳為璜、唐才質、蔡鍾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餘人，招來就讀；原先在康有為另一弟子徐勤控制下的橫濱大同學校的部分學生，如馮自由、鄭貫一、馮斯欒、曾廣勷、鄭雲漢、張汝智等，也來到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就讀。學校“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賦人權諸學説，諸生由是高談革命，各以盧騷、福祿特爾、丹頓、羅伯斯比爾、華盛頓相期許”。沈翔雲偕戢翼翬、吳祿貞首先與孫文建立起關係，對孫文“一見如故”，“傾倒備至”，而後他又到東京高等大同學校與梁啓超時相交往，並將該校學生如秦力山、林錫圭、李炳寰、蔡鍔、蔡鍾浩、田邦璇等以及就讀東京其他學校的有志之士如劉道仁、吳祖蔭、傅慈祥、黎科、鄭葆丞、蔡丞煜、程家檉等，一一引見給孫文，“共商天下事”，孫文因此“深得其助”。這些人十之八九都是勵志會成員。 ^[3] 

1900年冬，留日學界最早的兩份刊物——《開智錄》與《譯書彙編》誕生。前者由粵籍留日學生鄭貫一主辦，並邀同是粵籍的馮斯欒、馮自由擔任撰述。《譯書彙編》主要由勵志會成員主辦，社員有戢翼翬、王植善、楊廷棟、雷奮、楊蔭杭、金邦平、富士英、陸世芬、章宗祥、汪榮寶、曹汝霖、錢承誌、吳振麟、周祖培等，除周祖培、王植善外全部是勵志會會員，並有一半是東京專門學校卒業生或在讀生。該刊“專以編譯歐美法政名著為宗旨，如盧騷之《民約論》、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約翰·穆勒之《自由原論》、斯賓斯之《代議政體》，皆逐期登載。譯筆流麗典雅，風行一時，時人鹹推為留學界雜誌之元祖”。 ^[3] 

針對勵志會分子不純，一些人醉心利祿，漸為清吏收買，沈翔雲、戢翼翬、秦力山、張繼等於190130年5月10日創刊《國民報》月刊，開始公然倡導民族主義，同時準備組織國民會，以糾勵志會之腐敗。《國民報》宗旨是“破中國之積弊，振國民之精神，撰述選譯必期有關中國大局之急務，毋取空瑣，毋蹈偏私”。從內容看，主要是介紹西方革命思想和歷史，聲討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抨擊清廷的專制統治，並回擊改良派對革命派的攻擊。編輯室設在東京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百十番地，四壁懸掛漢口之役殉難的傅慈祥、黎科、蔡丞煜、鄭葆丞四烈士遺照。其時《譯書彙編》已停刊，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轉任此報主要撰稿人，王寵惠任英文論説，馮自由則任發行兼編輯人。在是年6月10日該刊第2期曾刊登國民會英文廣告一則，謂：“本報乃中國國民會的喉舌，該會章程已用小冊子形式出版，在居住本地及其他各地的中國人中廣為散發，已有相當多的有影響的中國人列名該會為成員。該會第一次會議即將召開，會議地址尚待擇定。”據該會章程，宗旨為“革除奴隸之積性，振起國民之精神，使中國四萬萬人同享天賦之權利”，而據馮自由記述，該會“宗旨在宣揚革命、仇滿二大主義，擬運動海外各埠華僑與內地誌士聯合一體，共圖進行，即以《國民報》為主動機關”。從廣告看，該會籌劃已到一定程度，並且準備召開成立大會，但因經費困難，該刊出至第四期即停辦。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