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英

14歲去上海，先後就讀於南洋小學和上海方言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去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4年後畢業返國，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北洋大臣公署從事外務工作。1913—1919年，任駐朝鮮總領事。其時朝鮮已淪為日本殖民地，士英到任後，為華裔創立子弟學校，實施愛國教育。總領事館地處漢城市區中央，館址寬廣，日人垂涎，亟欲攫之，擬改建為總督府，以重金賄賂富士英，謀圖徵購，被嚴詞拒絕。卸任歸國後，日人又以故伎收買後任，並繼以重金賄士英，以求勿再作異議。士英再拒，並上書當局，力言如此喪權辱國之事，絕不可行。日人終未得逞。後士英任外交部參事。一次巡視至新疆伊犁，當地官員有弊，乃暗中賄送財物，圖謀得到庇護，富士英嚴厲回絕。在北京任期，車馬、交際諸費均以自己薪俸開支。經濟緊迫時，辭退家中傭人，由其妻操勞。任職多年，兩袖清風。8個子女均刻苦學習，考入公費學校。

清廉的富士英 ^[1] 

富士英先生，字意誠，一八八○年生於海鹽縣城武原鎮楊家弄，十四歲離開家鄉，前往上海求學，先後在上海南洋小學和上海方言館就讀。一八九八年，年僅十九歲的富士英漂洋過海，去日本東京的早稻田大學深造，主修政治經濟學。一九〇二年三月從該校畢業回國，在清廷的總理衙門以及北洋大臣公署供職，先後擔任過學部主事、憲政編查館編制局副科長等職務。

富士英先生在民國初期的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擔任中國駐朝鮮國總領事達七年半之久，而此時的朝鮮國因中日甲午戰爭時中方的戰敗，而淪為日本的附屬國。在此種情勢下，作為駐朝鮮總領事的富士英要維護中國人的權益甚是艱難，但富先生盡力而為之。他到任後，首先在漢城為眾多的華裔創立了子弟學校，在校內實施愛國主義教育，使身居異國的炎黃子孫不忘祖國、不忘先人。當時佔領朝鮮的日本人垂涎地處漢城市區中央、地勢險要而開闊的中國駐朝鮮總領事館這塊寶地，亟欲攫為己有，將其改建為日本總督府。為達到這一目的，日人以重金賄賂富士英，以圖得他的同意，然後再議徵購一事，富士英堅決拒絕。一九一九年，富士英因患病卸任歸國治療，日人又故伎重演，在收買繼任者的同時，再次以重金賄賂已回國的富士英。富士英再次拒絕日人賄賂，並上書給當時的民國外交部，力言如此喪權辱國之事，絕不可行。因此日人圖謀佔有中國駐朝鮮總領事館館址一事，始終未能得逞。 ^[1] 

富士英回國後不久，改任外交部參事，經常前往邊疆各地考察議事。有一次他來到新疆伊犁地區，當地某些官吏暗中向其賄送錢物，拉攏富士英，以求包庇他們貪贓枉法的醜行。富士英對此嚴辭回絕，並責令新疆有關部門，徹查這些貪官污吏。

按照富士英的職務，他的車馬費、交際費等都可以報銷，但富士英卻以自己的薪俸支付。故富士英一生為官二十多年，清正廉潔，生活簡樸，由於經濟窘困，還一度辭退家中傭人。一九二六年，富士英因病逝世於北京，留下八個子女，年僅四十六歲。

富士英的夫人陳誦芬，也是海鹽人，出身於大家閨秀，是識書習禮的賢妻良母。其胞兄便是曾任台灣政治大學校長、孔孟學會首屆理事長、中華學術院哲學協會會長的陳大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