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佈雷斯

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年10月15日出生於加拿大一個小鎮的農場中，他的一生豐富多彩。二戰期間曾任美國物價管理局局長、戰略轟炸調查團團長，上世紀60年代，由於在哈佛大學時與肯尼迪兄弟的友誼，出任肯尼迪競選顧問，他還是羅斯福和約翰遜政府的高級顧問，以後又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他是民主黨的元老級人物之一，要不是已經太老，他肯定會在克林頓政府中任職。他曾擔任《幸福》雜誌編輯，併為多家報刊撰寫專欄文章。他還在普林斯頓、哈佛、斯坦福、伯克利等大學教授經濟學與政治學。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美國社會有更深刻的認識，更加關注各種現實問題。同時，這也無疑是他另類觀點形成的社會背景。他寫作的範圍寬闊得令人費解，除了嚴肅的經濟學著作與暢銷書外，他還出版了小説與劇本，其中一部被搬上了百老匯，版税超過了他多年來教授收入的總和；他還具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幽默感與嘲諷精神，他是個天生的“非正統”角色。正是這種特質，使他贏得了公眾的普遍珍愛。在長達幾十年時間中，加爾佈雷斯一直被公認為是當今世界上最著名的經濟學家，這一點常常招致學院派同行的憤憤不平。民眾可不管這些。加爾佈雷斯多達40本的著作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專欄文章膾炙人口，所有這些使得他成為最為卓越的公眾知識分子。對許多人來説，尤其是美國的左翼人士來説，他的地位和成就還遠遠不止這些。加爾佈雷斯復興了對市場主義的普遍懷疑，並且成為上世紀60年代當之無愧的弄潮兒；那是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

1908年10月15日，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

1930年獲安大略農學院（加拿大圭爾夫大學）學士學位。 ^[1-3] 

1933年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碩士學位。

193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曾任美國價格管理局局長助理、民主黨顧問委員會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擔任過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政府顧問。

1961～1963年任美國駐印度大使。

1972年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

2006年4月29日，病逝於美國麻省坎布里奇，享年97歲。

加爾佈雷斯繼承美國制度學派的傳統，堅持以制度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他深刻地指出，把資源配置與利用作為研究對象是一種錯誤，把經濟學分為微觀宏觀是一種不幸。經濟學研究要改變重物輕人，只看產值不見福利的傾向。他研究了廣泛的課題，使制度經濟學成為龐大而複雜的體系。從制度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提出二元體系理論。他指出，美國社會由計劃體系和市場體系兩部分構成，計劃體系由1000家大公司組成，權力掌握在技術和管理人員手中，控制着市場和價格，從而也控制着市場體系。市場體系則由1200萬小企業、農場、個體經營者組成，完全聽任市場支配。由於計劃體系佔統治和支配地位，美國這種豐裕社會存在各種收入分配不平等、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失調、通貨膨脹與失業等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需進行制度改革，通過國家力量使兩種體系的權力與收入平等化。稱實現兩種體系平等化的社會為新社會主義。

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是一位經濟學家、自由思想家、作家、教授、總統顧問和大使。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艾娜車站附近的一個農場。從美國東海岸到他將在那產生重要影響的政治權力中心，是一條很長的旅程。他從他的父親——威廉.阿奇博爾德.加爾佈雷斯，一位農民那學習政治。他還曾經在當地政府中的許多崗位上工作，而且他是一位社會活動家。約翰曾經説，他的母親——莎拉.凱瑟琳.肯德爾.加爾佈雷斯也希望他成為一位農民，但是她在他十四歲時就去逝了。

年輕的約翰第一次在安大略農業學院（圭爾夫大學）學習農學，但是他很快發現他對經濟學更加感興趣，他的學業促使他來到位於伯克利的加州大學學習，1934年他獲得了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他早年，經濟學家托爾斯坦.維布倫和他的著作——《休閒階層理論》對加爾佈雷斯先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維布倫先生認為説人們聚集財富是為了“炫耀性消費”，他認為人們把掙來的錢花在貴重物品上以求獲得社會對他們的尊重。加爾佈雷斯先生還説正在他周圍和在全國範圍內漫延的經濟災難——大蕭條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大蕭條嚴重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和整個社會，在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五個美國人中至少有一個沒有工作。

加爾佈雷斯先生成為了哈佛大學（位於馬薩諸塞州劍橋）的講師，1937年，他成為了一位美國公民，他與一位紐約律師的女兒凱瑟琳.奧特華特結婚，他們後來有了四個兒子，這一年，他還到英國向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學習，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當時正在劍橋大學講學，去年他剛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認為嚴重的經濟危機要求政府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來干預經濟，他説在經濟衰退期間大量的公共工程項目和政府對價格的管制對於增加就業是十分必要的。

1939年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開始為政府工作，他參加了位於華盛頓的國家防務顧問委員會，他後來為價格管理辦公室管理控制價格，加爾佈雷斯先生在羅斯福政府最高價格控制機構中佔據重要的位置。然而，1943年他被迫辭去了這份工作。後來他説他被價格控制政策所罷黜。同一年，加爾佈雷斯先生開始為《財富雜誌》寫稿，《財富雜誌》屬於著名的保守人物亨利.盧斯。加爾佈雷斯先生成為具有高超寫作技巧的作家，即使是他最強有力的批評者也讚揚他的寫作能力，儘管他們不同意他所寫的觀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加爾佈雷斯先生參加了戰略性轟炸的調查，這次調查的目的是測算美國對德國轟炸的有效性，他對那些説轟炸只是短暫地阻礙德國戰爭努力的人感到憤怒，他發現德國人在被轟炸後僅僅是把工業企業移到新的地方去。

1958年，加爾佈雷斯先生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富足社會》，他指出，當美國的私人變得越來越富有的時候，公共機構就會變得越來越貧窮。他批評美國文化説：商品的富足和社會服務的貧窮。加爾佈雷斯先生在他的著作中還採用了“傳統智慧”這一詞語，這一詞語所描述的是這樣一個觀點：每一個人都把它當真的來接受，可是它卻並沒有受到認真考慮或檢測過。《富足社會》一書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批評者説這本書迫使國家重新審視它的價值觀。這本書至今仍被認為是推理和寫作的優秀範例。

加爾佈雷斯先生還參與政治，這對於一個經濟學家而言是不常見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兩次總統競選期間，他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起草演講稿。後來，他成為約翰·肯尼迪總統可信賴的顧問，1961年肯尼迪總統任命他為駐印度大使，三十年後，加爾佈雷斯先生因為加強了印度與美國的關係而接受印度授予的榮譽公民的榮譽。

為肯尼迪政府工作的歲月是非常快樂的時期，但是，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總統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遇刺，副總統林登·約翰遜在這次慘劇後接任總統。加爾佈雷斯先生與這位新總統有着良好的關係，併成為他的顧問。但是，這種關係只持續到越南戰爭成為美國最主要問題之前。加爾佈雷斯先生反對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當時他演講時談到這個問題，他説：“我非常喜歡林登.約翰遜，而且，我尊重他，他是一位把智力與他的意願相結合——結合得非常好——付諸於行動的人，因為在六十年代中晚期越南問題上的一些事情而與他斷交，他感到非常遺憾。”公眾反對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導致約翰遜不再謀求下一個總統任期。戰爭問題再一次使加爾佈雷斯先生成為政治的積極活動者，他支持反越戰的總統候選人尤金.麥卡錫，1968年在伊利諾斯州的芝加哥民主黨提名大會上他甚至提名麥卡錫先生。加爾佈雷斯先生後來説：“反對到越南去，這比我一生中其他主要問題都重要，我被這一需要而深深地激勵着。”

越南戰爭後的幾年裏，肯.加爾佈雷斯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寫作上，他與保守派的思想家，如他的朋友威廉.F.巴克爾、瓊尼爭論着，而且他繼續向民主黨總統提建議。1996年，他的著作《美好社會》出版了，這是他的《富足社會》的新版本，他寫道他早期所關心的問題已經變得更加糟糕，美國已經成為一個更加富裕的地方，或者是一個“幸運的民主主義”的地方。在他的一生中，他總共寫了三十多部書，2000年，比爾.克林頓總統向加爾佈雷斯先生頒發“自由勳章”，以表彰他一生的貢獻。

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於2006年去逝，享年97歲。威廉.F.巴克爾説他的朋友對與經濟有關的社會和倫理問題都非常感興趣，加爾佈雷斯先生的著作在大部分經濟研究中缺乏數學和統計分析，然而，這些著作是思考社會責任和倫理道德的優秀範例。他一生中最著名的評價之一是：“對於一個經濟學家而言，經濟學是一種非常有用的就業形式。”

著有《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1929年的大崩潰》、《豐裕社會》、《經濟發展》、《新工業國》、《經濟學、和平與歡笑》、《經濟學和公共目標》、《不確定的年代》等。

加爾佈雷斯的觀察和思考，緊密地貼着時代。研究加爾佈雷斯的思想，就是研究美國1930年代以來整體的社會和經濟狀況。要在方法論上和學術譜系上明確加爾佈雷斯的真正位置，那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有一種説法，加爾佈雷斯是“美國老制度學派”的第二代傳人，第一代是指凡勃倫和康芒斯。這種説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並不準確。加爾佈雷斯固然敬佩凡勃倫，強調制度分析，但絕不會像凡勃倫那樣情緒激烈地反對奢侈、腐化。加氏要冷靜很多，對社會階層的認識和劃分也與凡勃倫截然不同，硬是要尋出兩者之間的承接關係未免牽強。

還有一種説法，認為加爾佈雷斯是凱恩斯主義者。這種説法也值得商榷。加爾佈雷斯一生服膺凱恩斯的宏觀分析方法，但只是借用他的視角，沒有應用他的方法。兩人有一些共同的結論，但所用方法完全不同。凱恩斯那裏是沒有加爾佈雷斯那種社會階層分析的，加爾佈雷斯也沒有真正實踐過凱恩斯的宏觀理論。經濟思想史家賴斯曼的《託尼、加爾佈雷斯與斯密：國家與福利》將加爾佈雷斯與亞當·斯密和英國經濟史學家託尼相提並論，倒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全新的思路。

過去很多人強調斯密的經濟學家身份，現在看來未免狹隘。隨着對斯密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很多學者逐漸還原出他的道德哲學家的本來面目。斯密想要對社會的發展和運作給出一套整全的方案，並且實在地推進人性的改進，這種努力在《道德情操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加爾佈雷斯也正是斯密和託尼這樣的經濟學家。他和斯密、託尼的共同點就在於，他們三位都重視本國利益，追求人民福利，以開放的心態聽取意見，以積極的努力推行政府改良。他們並不看重純粹理論研究，而是注重政策在現實中的作用。斯密的政治立場非常複雜，但肯定不是某些人歸納的極端市場主義者，而託尼和加爾佈雷斯則是明顯的左翼自由主義者，都有追求社會公正的博大情懷。

很久以前，英國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曾經有句著名的預言：“騎士時代已一去不返了；而詭辯家、經濟學家和精於計算的人如日中天，歐洲的（騎士）精神灰飛煙滅了。”多年之後，與馬歇爾同時代的英國作家托馬斯·卡萊爾把經濟學稱為“沉悶的科學（dismal science）”。長期以來，上述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典型看法深入人心。然而，無論是伯克還是卡萊爾，都沒有預見到加爾佈雷斯的橫空出世。

就經濟學傳統而言，加爾佈雷斯是凱恩斯思想薪火的繼承人。凱恩斯對經濟學範式的貢獻因為其後的經濟學家（雖然很多是他的信徒）沉浸於數學模型而被大大低估，加爾佈雷斯的意義在於，他繼承了凱恩斯處理公共政策的技巧，並再次證明經濟學家能夠並且應該同公眾有效地交流；甚至他們所秉持的優美而尖鋭的文風也如出一轍。

應該承認，加爾佈雷斯沒有發展出堅實的經濟學理論，凱恩斯傳記的作者羅伯特·斯凱德爾斯基就認為：“加爾佈雷斯缺乏理論睿智，或許根本沒有理論興趣。”實際上，加爾佈雷斯十分厭惡經濟學的純理論方法。他認為，經濟學的最大問題在於“經濟研究狹隘地排除了權利和政治利益的因素”。在一個理想的完全競爭的世界中，經濟學理論在前提假設上就忽視了推動社會演變的制度因素。

與其説加爾佈雷斯是一個經濟學家，還不如説他是一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加專欄作家的綜合。他三本最為著名的書是美國各個時期的寫照。在1952年出版的《美國資本主義》中，巨型企業與一些相反的力量，尤其是工會，針鋒相對；在1958年的《豐裕社會》中，大規模的物質消費與驚人的浪費並存；而在1967年的《新工業國》中，生產者主權取代了消費者主權，商業競爭下降。隨後的幾十年時光裏，證明了他的這些預言。

能夠顯示加爾佈雷斯對美國社會影響力的一個表徵是，他給公眾思維添加了許多新的元素。“豐裕社會”不僅改變了美國打量自己的方式，還造就了一些詞彙風行至今：“傳統的智慧”、“私人富足而公眾貧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亞馬蒂亞·森説，讀加爾佈雷斯的作品就像品讀“哈姆雷特”，“你會明白所有引語的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