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和公共目標

全書共有5篇，31章，其中第1~20章的內容基本上是作者以前所寫的兩部著作——《豐裕社會》和《新工業國》中所闡述的主要論點的修正和濃縮。從第21章開始一直到全書結束約佔全書1/3的篇幅，被作者用來闡釋作為其理論特色“社會改革”學説和具體的政策建議，這是加爾佈雷思經濟理論體系的進一步發展，也是這部重要著作的重要部分。所以，作者在前言中奉勸讀者“讀了這麼20章左右之後，不要半途而廢。只是從那裏起，才討論到我們應當怎麼辦的問題。”

在該書中，加爾佈雷思指出，現代正統經濟學偷換了“公共目標”的概念，他們將諸如經濟增長作為社會的公共目標。政府和企業家對經濟增長數字的關心超過了對人們生活本身的關心，而淡忘了減少貧富差距、遏制經濟畸形化、控制環境污染、制止道德敗壞等這些真正的公共目標。

加爾佈雷思進一步提出了“信念解放”這一概念，他指出政府要擺脱正統經濟學對公共目標的解釋，不能一味向經濟增長看齊，而是應該重新樹立對“人生”的看法，選擇“生活的道路”，爭取真正值得努力爭取的公共目標。經濟的增長不能不考慮背後的代價，環境污染、公眾利益、消費者權益，都是應該考慮的內容。

該書還深入分析了美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加爾佈雷思指出，美國的社會結構存在着嚴重的二元體系分佈。二元體系包括由大公司組成的計劃體系和由中小企業、個體經營者等組成的市場體系。這兩種體系權力與地位的不平等，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社會失衡、犯罪嚴重等問題的根源，從而呼籲政府應該實行制度改革，實現平等。 ^{[1]  [2]} 

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緊貼時代思考，廣泛關注社會現實，素材的積累使得他在舊制度學派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新制度經濟學派，並先後著書《豐裕社會》和《新工業國》闡述了他的經濟理論，1973年他在這兩本書的基礎上加以修正和濃縮後並對自己對於社會改革的具體理論和制度經濟學思想加以闡釋，完成了《經濟學和公共目標》一書。 ^{[1]  [4]} 

“公共目標”是貫穿全書的主導思想，加爾佈雷思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所以會經常遇到失業、通貨膨脹、貧富不均，經濟畸形化、環境污染、城市腐化和生活質量下降等一系列麻煩，根源在於“公共目標”的被忽視或被誤解，他在書中對正統經濟理論的一些觀點和思想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並在此基礎上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他認為，在正統的經濟學理論中，以及在受其影響的政府官員和一般市民的觀念裏，似乎只要有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高速發展，一切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經濟增長”可以給人們帶來豐富的消費品，使人們普遍富裕，“經濟增長”可以使企業擴大，收益增多，因而，“增長”幾乎成為令人迷醉的神話，成了不可動搖、不容懷疑的信念，在這個是非普惡標準之下，對經濟增長數字的關心超出了對生活本身的關心，對“物”的注意超過了對人的注意。結果是，經濟增長越快，環境的破壞和社會問題也隨之而日益嚴重，公眾利益受到的損害也就越大，加爾佈雷思指出：“從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都會發生對環境的損害——發電廠對空氣的影響，制鋼廠對附近湖泊的影響，汽車對肺部的影響，而汽車主對於汽車使用所產生的一般後果儘可以表示遺憾，卻不存在個人的責任感，因為他個人在總的損害中所增入的一份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個人的消費也並非是種“無煩惱的享受”。作者在第四章中談到：“產品的擁有和消費超過某一限度時，除非把由此而來的辛勞能委託給別人就會變成累贅。”並指出“在消費上的限度是個嚴重的問題”。加爾佈雷思認為，以“增長”作為“目標”，勢必導致為生產面生產，而不問產品的實際效用如何。要增長，就要有技術革新，有所設計、新發明，撇開它們給環境帶來的破壞，給消費者增加的累贅以及給婦女帶來的勞頓不談，這些新設計、新發明到底有什麼用處，那些熱衷於“經濟增長”的和把“增長”説成是公共目標的公可經理，政府官員和正統經擠學家們是從來都不予考慮的。武器的研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入到這個領域，技術革新使得舊武器被新武器所替代，而新武器有很快被新的所淘汰，消費品方面也存在類似的情形，“革新的目標所在不是適應需要，而是所革新的產品能不能行銷或者是對付私人或政府需求時能不能適應。”這一切均與“對人的關心”大相徑庭。

“但求精密化而不切實際”的正統經濟理論把人們領上了歧途，“把信念扭曲得過甚”，而加爾佈雷斯本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信念的解放”。他説，不把人們從這些錯誤的信念之下“解放”出來，“經濟增長不可能是公眾的幸福，而只會是社會的禍患。”他的所謂“信念的解放”的目的就是回覆被正統的經濟理論異化了的“公共目標”，樹立其權威地位，擺脱經濟學教科書上對“目標”的解釋和政府官員對“增長”的鼓譟。真正的“公共目標”在加爾佈雷斯看來，也就是一個“經濟體系”的目標“是對人們所需要的給予最大的供應”。這樣一個目標聽起來實在是簡單不過了，但真正操作起來卻阻礙重重。

同加爾佈雷斯的大部分著作一樣，該書在分析方法上也具有典型的制度學派的特色。加爾佈雷斯研究的中心是“結構改革”，注重的是制度的變化。他對結構的研究比對增長率的研究更符合實際，制度方面的目標比經濟增長的目標更為重要。

在加爾佈雷斯的制度因素分析中，尤其着重的是對“權力”的分析，正是從“權力分配”入手研究，才得出他的一系列論斷，特別是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整體結構的看法。

加爾佈雷斯認為，以現代的美國而論，儘管它已經與100年前或50年前大不相同，但迄今它仍然是不完善的和有缺陷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失業、貧窮和環境污染等病症仍然在時時困擾着這個“豐裕社會”，並且常常使它捉襟見肘，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加爾佈雷斯解釋道，根本的原因在於“權力分配”的不平衡，即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着兩種相對立的“兩個系統”。

加爾佈雷斯寫道，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不是單一的模式，而是由兩大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有組織的大經濟，即由1000家左右的大公司組成；另一部分是分散的小經濟，有1200萬個小企業、小商販、農場主和個體經營者等組成。這兩部分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前者有權力控制價格，支配消費者，實行的是“計劃生產”和“計劃銷售”。採取的是“操縱價格”，所以這部分經濟又稱作“計劃系統”；後者無權控制價格，無法支配消費者，反而要受到市場力量的支配，聽命於市場，由市場波動決定其命運，所以這部分經濟可以稱作“市場系統”。關於以上“兩個系統”之間的聯繫，加爾佈雷思指出：“計劃系統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系統所屈從的那個環境中的一部分。市場系統所使用的動力、燃料、機器、設備、原料和交通運輸就是計劃系統供給的。市場系統的參與者所購入的消費品和勞務中很大的一部分，也是它供給的。同時它也是市場系統產品的一個重要買主，就農業而論，情況最為顯著。”他認為，雖然“兩個系統”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是互相依賴、互相聯繫的，它們之間不斷髮生交換關係，但在交換中雙方的權力和所處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市場系統買進時，在價格上顯然不能不服從計劃系統的規定。市場系統出售其產品和勞務時，其中的一個很大部分，其價格不是由它自己控制的，實際上不得不屈服於計劃系統的市場力量之下。在權力的這樣分配下，顯而易見的是，在一切方面，計劃系統會比市場系統進行得更加順利。為了更深入地剖析“兩個系統”作者用了整整3章（第18、19、20章）的篇幅，詳盡地論述了大公司與小企業之間的不平等地位，以及由此給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危害。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最關心大公司的利益，為大公司效勞，而不會為小企業服務，大企業對小企業的剝削類似於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甚至是更為厲害的一種剝削。他説：“要徹底糾正計劃系統與市場系統之間的關係，必須從這兩部分經濟間權力的均等開始。”

加爾佈雷思曾經自信地認為，自己的任務不僅在於説明現實社會是個什麼樣的社會，而且在於提出一套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設計出使之付諸實施的具體方案。他從“權力分配”的不平衡入手分析得出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兩個系統”互相對立衍生出種種不合理現象的結論。他主張儘快消滅這些不合理現象賴以存在的基礎。從“權力均等化”着手，實行“結構改革”。

加爾佈雷思把他本人為現代資本主義所開的“藥方”命名“新社會主義”，他解釋道：“首先需要積極提高市場系統的權力和能力，提高它與計劃系統相對下的發展程度，從而從這一方開始，縮減兩個系統之間在發展方面一貫存在的不均衡狀態。這裏應採取的步驟是，從事縮減兩個系統收益的不均等，提高市場系統的談判力量，減少計劃系統對它的剝削。人們把這個叫做‘新社會主義’。”根據加爾佈雷思的説法，在這種“新社會主義”體制之下，大公司的權力將受到限制。政府不再被大公司所操縱，小企業的地位將得到改善，同時，“公共目標”也被重新重視起來，個人的生活福利得到保障，醫療保健事業有很大發展、環境衞生和居住條件得到改善，文化、教育、藝術事業也不斷取得進步，加爾佈雷思強調説：“新的社會主義不容有進行抉擇的餘地；除非以極端不愉快、相當嚴重的社會混亂，有時還會對健康和福利造成致命打擊這類現狀為代價，否則，這是無法避免的。新社會主義不是屬於意識形態的，是受環境逼迫的結果。”他把“社會主義”看作是“無法避免”的和“必不可少”的，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從“公共利益”出發，使政府承擔私人企業所不願承擔的發展經濟中的落後部門的責任，使“計劃系統”和“市場系統”兩者的缺陷得到補救。

該書的第該書的第25章至第28章專門論述了實現“新社會主義”社會改革的方案和具體的政策建議：

（1）實行累進所得税制，消除收人不均等。加爾佈雷思指出：“要通過温和的手段在計劃系統中達到較大程度的均等，累進税制是必不可少的。”他還主張通過國家保證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有一定的收入，主張各民族工人的工資不受歧視，等等。

（2）反對通貨膨脹。加爾布雷恩認為，勞資雙方總是通過談判達成協議，提高工資，然後企業按工資成本加成本定價，使利潤仍保持在原來的水平上，從而把由協議所產生的工資提高的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物價上漲，生活費用跟着提高，於是又引起下輪工資提高的要求，如此循環下去，形成了“在工資和價格上不斷加劇的螺旋上升傾向”，引起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因而，他主張政府應實行工資與物價直接管制的政策。

（3）清除環境污染。加爾佈雷思認為，對環境損害的補教辦法，其中重要的問題在於人們是否願意用“公家資金”來進行清除工作，除此，還必須用法律規定某些界限，在界限以內容許消費和生產對環境造成的損害。他強調指出，這是“現代立法機關的一個重大任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惟一重要的任務”。

（4）增加國家預算撥款。但這是為了擴大投資，為了增進社會的福利和利益，而不是為了“計劃系統”。

（5）保證各部門經濟穩定協調發展。

（6）實行最大公司的國有化。這是加爾佈雷思提出的改革措施中極其重要的一項。他反對經濟軍事化和軍國主義，主張軍事工業公司應首先實行國有化。 ^[2] 

加爾佈雷思在書中的思想，在當時的美國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具有借鑑意義，改革開放帶來經濟的突飛猛進之後，使得中國反思是否應該放慢腳步，重新審視一下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思考一下人們真正想要的“人生道路”。與當時的美國社會類似，中國也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收入分配問題、計劃與市場二元體制問題等。不僅是經濟學家，政府官員也對經濟發展數字有痴迷一般的盲目崇拜。所有這些不合理存在，都是加爾佈雷思極力反對的。

雖然，加爾佈雷思某些激進的思想引起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然而加爾佈雷思用他的尖鋭的富有感染力的文字獲得了其他經濟學家難以奢求的社會聲望，對美國社會產生了的深刻批判性。 ^[1] 

《經濟學與公共目標》於1973年在美國波士頓霍頓——米福靈公司出版，1980年經由蔡受百翻譯後出版中文譯本，後由於海生翻譯出版2010年版。 ^{[3]  [5]  [6]} 

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思（1908—2006）是美國經濟學家，出生於加拿大，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著述頗豐，其著作備受讀者喜愛，是歷史上擁有讀者最多的經濟學家之一，被譽為“美國的經濟醫生”。二戰期間，他曾擔任過美國物價管理局局長、戰略轟炸調查團團長，1946 年擔任負責德國和日本經濟政策檢查的經濟安全政策室主任。20世紀60年代，出任肯尼迪競選總統的顧問，隨後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1949 年後，一直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他也是《幸福》雜誌的主編，為多家報刊撰寫專欄文章。主要著作有《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1929年大崩盤》《富裕社會》《經濟發展》《新工業國》《經濟學、和平與歡笑》《經濟學與公共目標》《不確定的年代》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