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系理論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歐洲失去了以往的世界中心地位，美、蘇先後強盛，成為超級大國，再加上第三世界的迅猛崛起，世界走向多極化。這些變化使過去圍繞歐洲列強爭霸而形成的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不再適應世界政治發展的需要。

其次，戰後，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大量出現在國際社會上，國際關係中的行為主體從過去的單一狀態(主權國家)變為多元化態勢。

第三，戰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系統論的理論和方法滲透到國際關係學的研究領域。

該理論體系的特徵有：

強調國際社會的整體性，認為所謂“體系”是在特定環境下相互作用的若干組織和實體組成的整體，而且這種整體擁有組成部分在孤立狀態時所不具備的整體功能，通俗地講即1+1＞ 2；

強調國際社會的層次性，認為在國際關係中，除了國家之外還有眾多的行為者，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利益集團、政黨組織、個人等等；

強調國際社會的聯繫性，認為國際關係的各行為主體之間是相互聯繫、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

強調國際社會的穩定性，認為儘管國際關係中廣泛地存在着衝突與合作，但是國際體系的發展將確保國際社會趨向穩定。

體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論有：

戴維·伊斯頓和卡爾·多伊奇的“政治系統理論”；

蓋布里爾·阿爾蒙德的“系統環境論”；

理查德·羅斯克羅的“國際體系行為結果模式”；

斯坦利·霍夫曼的“體系結構理論”和莫頓·卡普蘭的“國際關係的系統論”。

尤其是卡普蘭在其《國際政治的系統與過程》一書中，提出了國際體系的6種模式：均勢體系、鬆散的兩極體系、牢固的兩極體系、全球體系、等級統治體系和單位否決體系，並從“基本規則”、“轉化規則”、“角色分類變量”、“能力變量”以及“信息變量”5個方面對每一種國際體系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此外，其他一些學者，如戴維·辛格、肯尼斯·華爾茲等人，亦提出了自己的國際關係系統理論，從而使系統理論成為國際關係學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流派之一。體系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標誌着西方國際關係學的重大進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