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

1930年7月，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的一個猶太人家庭。

1950年，畢業於俄亥俄衞斯理大學。

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在1963—1964年成為哈佛的博士後，學習中文和歷史；被認為是美國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曾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產階級》《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國實例分析》等著作。

20世紀70年代始，對我國廣東社會經濟情況進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一個省會的規劃和政治（1949-1968年）》。《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是傅高義先生應廣東省政府邀請，進行7個月實地考察研究的成果。作者還擬在若干年後再寫一本關於90年代廣東的續集，後者作者將重點介紹香港迴歸後的粵港經濟區的發展情況。1992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6]  。

2000年，70歲的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他1961年開始在哈佛學習中文和中古歷史，在哈佛有着“中國先生”的稱號。1972年他作為費正清的繼任人，成為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選入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一直是受中國政府重視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

退休那年夏天，傅高義希望能“做一些能有所貢獻並能延續的事”。

2020年12月20日，傅高義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0歲 ^[4]  。

妻子夏洛特·伊克斯，姐姐費伊·布斯岡，兒子大衞·傅高義、史蒂夫·傅高義，女兒伊芙·傅高義。 ^[3] 

《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州（1949～1968）》和《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 ^[7] 

傅高義教授是研究社會學出身的，本行就是研究中國與東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情況。研究廣東，是因為中國非常大，情況也非常複雜。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還沒有開放，在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下，想要取得一些研究資料非常困難，即使能夠得到，資料也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瞭解和掌握中國的全部情況，只能根據當時的條件，先從一部分開始。而廣東毗鄰香港，可以看到廣東的報紙如《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等，還可以通過採訪一些從廣東到香港的人來了解廣東的情況。所以，研究廣東就成為一件自然的選擇。傅教授根據當時所能獲得的材料撰寫了《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州 （1949 - 1968）》。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又成為國際上新的研究熱點。1987年傅高義深入廣東各地進行為期7個月的實地考察和研究，1988年又到廣東做了一個月的進一步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廣東》。改革開放是整個中國的事情。先走一步是當時廣東的任務，廣東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經驗。實際情況證明了廣東改革開放和全中國改革開放的都是成功的。傅高義説，廣東的經濟，可以折射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因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廣東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僅是屬於廣東的，也是屬於中國的。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把這種變化，介紹給更多的美國普通民眾知道。”傅高義以一種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的語言，完成了可以稱作當時對中國改革的深度掃描。　 ^[7] 

對於中國當今的社會的狀態，傅高義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不平衡，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太窮了，所以西部大開發計劃非常有意義。首先要加強教育的投入，幫助那些窮人，讓孩子接受教育。教育很重要，因此在提高人民經濟收入之餘，還要注重普及教育。不然，內地和沿海的距離會越來越大。電子技術和其它高科技的發展很快，也會造成新的不平等。還有，中國的貪污和腐敗的問題很嚴重。另外，改革以來，已經有一億多人從農村流入城市，隨着農業和工業生產率的提高，可能還會有幾億人成為剩餘勞動力，中國也需要迅速發展以避免出現社會動亂。此外，環境污染也是中國亟需解決的問題。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可以慢慢擴大民主和自由。 ^[7] 

研究日本社會的家庭和精神健康問題

1958年，傅高義偕同妻兒到日本東京，研究日本社會的家庭和精神健康問題，在那裏生活、工作了兩年多後，寫成了《日本的新中產階級》一書，該書成為日本人重新認識自身社會的經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義坐上美國的日本研究頭把交椅的基礎。

1979年，傅高義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啓示》一書，該書伴隨着日本經濟的崛起而使作者聲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囂塵上的時候，泡沫破滅，股市、房地產暴跌，日本從此進入連續十幾年的經濟停滯和衰退期。面對多方面的責難，2000年傅高義又寫了新書《日本仍是第一嗎？》，書中歷述了當年的研究過程和判斷的依據，他解釋寫那本書的目的是想告訴美國人，在有些方面應當向日本學習，而且他從不相信日本當前的危機意味着幻滅。傅高義在《日本仍是第一》中説有三個因素在日本的轉型中具有決定性作用：1．政治領袖贏得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即日本必須變革；2．改革教育系統，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統，使之能培養更會獨立思考和更有創造性的學生；3．在國際舞台上以更開放、更富正面意義的姿態示人。

中美、中日關係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當中美關係處於重重困難的時候，傅高義教授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利於美國的利益，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他認為美國政府中斷與中國的經濟、文化等各種交往是短視之舉，敦促美國政府恢復和中國的往來。他對中國全面客觀的分析幫助美國社會化解對中國的偏見和敵視態度。而事實證明了他的遠大的目光，在度過了那段困難期後，中美雙方以更迅速的步伐加強了在各個領域的交往。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在國際上的地位提高，美國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國威脅”論，主張對華“遏制政策”。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傅高義教授主編了《與中國共存：21世紀的中美關係》一書，對主張全面對抗中國的思想進行了有根有據的駁斥，主張中美應在政治經濟各個領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國應該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1997年，中國主席江澤民訪美時，到哈佛大學演講。他是第一位對哈佛大學師生髮表演説的中國國家元首。傅高義教授負責接待、介紹江澤民主席。

2000年，70歲的傅高義教授退休後，一年一次地帶領馬薩諸塞州的中學教師到中國各地的學校參觀交流，增加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瞭解，使他們能對自己的學生介紹一個較為全面的中國。

傅教授曾説過：“作為一個美國人、作為哈佛大學的教授，也是日本問題研究專家，具有研究中日關係的十分有利的條件，我希望能為加強中、日、美的友好關係和為亞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隨着中國的崛起，大國地位的和平轉換成了國際關係領域研究的一個熱門課題。有學者從歷史角度分析，認為大國力量對比發生顯著變化一定會激化大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摩擦、衝突甚至戰爭。具體到東亞，中日之間的摩擦和中國的台灣問題成為牽動大國關係的重要問題。

傅高義説，中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是保持東亞地區和平和繁榮的主要力量。

傅高義認為，從1971年到1989年這18年間，中、美、日三國關係相當融洽。當時，中、美兩國領導人打破堅冰開始合作，而日本為了爭取在中國的商業機會而開始積極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三國關係進入了一段黃金時期。

在這個階段的末期，三個國家由於聯繫密切和來自外界的壓力減小，國家間事務的決策制定開始變得複雜。冷戰的結束和1989年後中美關係降温首先改變了此前三國關係的格局。1992年以後，日本派遣軍隊參與維和軍事行動並擴展防禦邊界，讓中國開始擔心日本重整軍事實力的可能性。中、日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上立場不同，也使得兩國民間產生了一定的對立情緒。歷史遺留問題仍然對中、日關係構成一定影響，不利於本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傅高義建議中、日兩國學者應該以直率和誠實的態度研究和正視歷史，增進討論交流。

傅高義認為，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侵略過中國的國家，日本在面對這個歷史問題時應該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他認為，儘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為‘二戰’中的行為道歉，但還遠遠不夠，應該詳細承認並面對具體事情。

傅高義同時建議中國在處理相關歷史問題時更多地向前看，並表示美國應該積極促成中、日兩國圓滿解決歷史問題。不解決歷史問題就無法走向未來，傅高義建議三國在處理敏感的“二戰”問題時，能夠多理解彼此在歷史、社會和文化上的差異。大家應該在承認歷史情況的基礎上，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開誠佈公地解決問題。

他還説，東亞地區的和平和穩定離不開中國、美國和日本三個國家合作處理共同事務，三國關係對於亞洲的未來舉足輕重。

傅高義認為，除了中、日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為了維護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的和平和繁榮，中國、美國和日本還必須要面對台灣問題和朝鮮問題。傅高義説：美國承認一箇中國的立場不會變，但是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應該更加慎重。他認為台灣不會實現獨立。

1996年獲得日本基金會獎，並於1998年獲得日本社會獎。 ^[3] 

2013年3月23日上午，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5] 

傅高義是倡導美國應以更理性和平衡方式思考中國的主要支持者，他的逝世對學界是一個重大打擊。（美國智庫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會東亞項目主任評）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