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對於中國文化，日本一直奉行“拿來主義”，中國也毫不慳吝。

735年4月26日，日本遣唐使吉備真備(695～775年)向日本朝廷進獻從中國帶回的“大禮包”。《續日本紀》這樣記載：“獻唐禮一百卅卷、太衍歷經一卷、太衍歷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弦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隻。”吉備真備蒐集日本急需的書籍、文物、武器等，並打包回國，實屬罕見。而他對日本最大的貢獻，是參照漢字偏旁，創制了片假名，並與另一位留學生大和長岡共同修訂二十四條律令。

一千多年前，大唐與扶桑遠隔滄海，造船與航海技術低下，鑑真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歷盡艱辛東渡日本。鑑真和尚的精神，備受稱道。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説，由於鑑真東渡，日本和中國的文化聯繫至今堅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趙樸初贊曰：“當年身入驚濤去”、“兄與弟，倍相愛” ^[3]  。

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日期間，視察了新日本製鐵的君津制鐵所和松下電器產業（松下）的電視機工廠。他對松下創始人松下幸之助表示：“希望你們提供合作。我們想做同樣的事情。”松下爽快地答應道：“鄰居變強大是好事。”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感慨道：請求合作的鄧小平胸懷寬廣，答應合作的日本經營者們也很大方。

1992年10月，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週年，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對中國進行了正式友好訪問。明仁天皇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這是兩千年來，中日兩國交往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訪問中國，同時這也是兩千年來中日兩國國家元首首次舉行會面，是一次歷史性會面，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4]  。

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發生後，日本以“搶跑”速度實施救援，日本去了60個人（救援）並提供了5億日元的緊急援助。

3.65萬億日元（約2551億人民幣），這是自1979年以來日本對華援助總額。而ODA援建或部分支持項目的名單，很長——京秦鐵路電氣化改造、北京首都機場、上海寶鋼、武漢長江第二大橋、安徽黃山仙源鎮河道整治工程、黑龍江省防止焚燒秸稈改善空氣項目……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作出表態：“日本對華官方資金合作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日本也從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3]  。

1978年，中日兩國老一輩領導人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兩國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以及妥善處理歷史、台灣等敏感問題提供了堅實遵循和保障 ^[1]  。

中國已成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對象國和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兩國間貿易額達3000多億美元，2017年人員往來超過1000萬人次。在經濟全球化的語境下，日貨中有國貨，國貨中也有日貨 ^[3]  。

2018年5月，中日雙方簽署《關於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同意設立跨部門的“推進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10月26日，中日兩國舉辦“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兩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簽署了50餘項合作協議，金額超過180億美元，成為中日務實合作的新支柱 ^[1]  。

2022年9月，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出版新著《福田康夫文集——追求世界和平》並將推出中文版。福田康夫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這本書的關鍵詞，期待日中兩國攜手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堅力量。 ^[6] 

2024年2月5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貿促會）和日中經濟協會在日本東京共同主辦中日經濟界對話會。 ^[11] 

2014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會見來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5年4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亞非領導人會議期間應約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5年5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日本各界3000人訪華團同中方共同舉行的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2015年11月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期間，應約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會晤。

2016年7月1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蒙古亞歐首腦會議期間應約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6年9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會見來華出席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峯會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7年5月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率團來華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的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

2017年7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G20）漢堡峯會期間，應約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會晤。

2017年11月1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7年11月1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8年5月8日至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赴日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並正式訪問日本。

2018年9月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符拉迪沃斯託克出席第四屆東方經濟論壇期間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慄戰書分別同其舉行會見、會談。

2018年11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G20）布宜諾斯艾利斯峯會期間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1-3] 

2019年12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9] 

2022年11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泰國曼谷會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8] 

當地時間2023年11月16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舊金山會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兩國領導人重申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共識，重新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兩國關係定位，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 ^[10] 

日本是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第三大貿易對象國、第二大出口對象國、第二大進口來源國。我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出口對象國和進口來源國。2022年中日貿易總額3574.24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額1729.3億美元，進口額1845億美元。 ^[12] 

截至2023年5月，日本累積在華投資設立企業55805家，實際使用金額1300億美元，在中國利用外資總額國別中排名第二。截至2022年底，中國對日本直接投資累計約50億美元，主要涉及製造業、金融服務、電氣、通信、軟件等領域。 ^[12] 

1、日元貸款

中國從1979年開始使用日元貸款。經雙方商定，2008年前結束對華日元貸款。2007年12月，兩國外長簽署日本對華最後一批日元貸款換文。日本政府累計向中國政府承諾提供日元貸款約33164.86億日元，用於255個項目的建設。截至2015年底，中國利用日元貸款協議金額30499億日元。 ^[12] 

2、無償援助

截至2011年底，中國累計接受日本無償援助1423.45億日元，用於148個項目建設，涉及環保、教育、扶貧、醫療等領域。根據2005年中日雙方達成的協議，日本對華提供日元貸款和大規模無償援助已經於2008年基本結束。從2019年起，日方不再向中國提供新援助項目。 ^[12] 

兩國目前共締結友好城市263對。 ^[13]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雙方於1980年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建立起政府間科技合作關係。此後，兩國的科技交流與合作發展迅速，規模不斷擴大，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官民並舉的局面。特別是在應用技術合作方面成績顯著，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

中日政府間的科技合作主要包括：根據《中日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開展的合作，在政府科技合作協定框架下兩國政府部門的對口合作（包括部門間簽署的合作協議等），通過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渠道的技術合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等。1994年雙方在北京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環境保護合作協定》。2007年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氣候變化科學技術合作的聯合聲明》。2018年雙方在北京簽署了《關於建立中日創新合作機制的備忘錄》，雙方同意在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框架下，建立跨部門的“中日創新合作機制”，促進包括產業領域在內的創新領域及知識產權等具體合作。

此外，雙方許多部門、地方、研究院所、大學都開展各種形式的交流與合作，對促進兩國科研人員的交流、開展合作研究等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2] 

中日兩國於1974年互設武官處，70年代末開始軍事交流，關係發展良好。1989年後兩國軍事交流一度中斷。1995年日本防衞廳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訪華，中日軍方高層交往得以恢復。1998年實現國防部長互訪。2000年實現兩軍總參謀長互訪。2007年11月，中國軍艦在二戰後首次訪日。1997年至2011年，中日防務部門舉行了9次安全磋商。中日雙方還在防衞醫學、院校和學術研究等領域開展交流。2008年5月胡錦濤主席訪日時，雙方同意加強防務交流。2018年6月8日，中日防務部門海空聯絡機制正式啓用。 ^[2] 

儘管當前中日關係有所改善，但兩國之間仍然存在着一些難以化解的結構性矛盾，在政治安全領域更是如此。對歷史認識問題的差異、東海及釣魚島問題上的爭端等等，都是限制中日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很難在短期內獲得解決。無論誰成為安倍的繼任者，妥善處理這些突出敏感問題都是必須面對的課題。

日本近年來急於改善對華關係，是國際戰略環境變化與國內政治需要雙重作用的結果。但日本政府藉口地區熱點，以安全轉型為突破口謀求走向“新憲法”的“新日本”的腳步不會停歇，這就導致了日本對華政策顯示出經貿領域與安全領域之間、雙邊層面與多邊層面之間明顯自相矛盾的雙軌、兩面特徵：一方面謀求在有限程度上改善關係，另一方面繼續進行戰略對峙。例如，日美防長在日前會晤時，再次確認釣魚島問題適用於《日美安全條約》，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依託日美同盟遏制中國的意圖，也揭示了實現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之路的曲折坎坷。

既然在美國因素影響下，日本難以走出左右搖擺的外交困境，新首相在很大程度上將繼續執行安倍的既定路線，對華立場也會服務於日本外交大局，中日關係發生明顯變化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中日雙方都深知關係改善的形勢來之不易，兩國政府都希望儘可能維持這一關係，主觀上會盡量避免讓兩國關係再回到2017年之前的狀態。

正是基於以上認識，可以對中日關係作出一個基本判斷，即雙方都需要穩定關係和在經濟文化及民間交流方面進行合作。在不發生政治安全危機的前提下，雙方關係確實有可能進一步得到發展。但也不能否認，兩國關係仍然很脆弱，還經不起政治安全危機的衝擊。當中美衝突升級狀態下日本不得不選邊站時，兩國關係難免還會出現問題。因此，中日關係要想行穩致遠，必須要着眼長遠大局，建設性地處理矛盾分歧。經歷了前些年的顛簸之後，兩國社會應對今後的中日關係形成更多成熟、理性的思考。

中日關係的特殊複雜性決定了雙方保持積極勢頭、構建新型關係將是一個充滿博弈、艱難曲折的過程，很難一蹴而就。這一過程應以實現合作共贏為總體導向，以強化務實合作為關鍵抓手。面對複雜的形勢，中國需要對日本政策、關係現狀及走勢做出綜合評估，既正確認識改善關係的歷史性機遇，又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對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一方面要積極挖掘並擴大兩國共同利益，逐步形成並增強共同體意識；另一方面要認識到中日關係結構性矛盾依舊，日本對華立場仍不脱“政經分離”策略考量的本質。同時，鑑於中美關係異常緊張的現況，要對新首相在東海、台灣、歷史等問題上可能的挑釁做好充分準備，積極有力應對，實現外交轉圜與維權、維穩的有效平衡 ^[5]  。

2023年3月7日，外交部長秦剛舉行兩會記者會。

秦剛表示，中日一衣帶水，構建新時代中日關係，我認為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要言而有信。45年前，兩國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首次以法律形式確認了中日關係發展的原則和方向。這個條約，連同中日間其他三個政治文件，構成了中日關係的政治根基，尤其是“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重要政治共識，應該嚴格遵守，説了就要做到。

第二，要以史為鑑。日本軍國主義曾給中華民族造成深重傷害，至今依然隱隱作痛。中國人民不會忘記，日方也不應忘記。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認罪責就意味着重犯。中方始終以善意對待日本，希望睦鄰友好。但如果日方有些人不是以鄰為伴，而是以鄰為壑，甚至參與遏制中國的新冷戰，那麼兩國之間就是舊傷未愈，又添新痛。

第三，要維護秩序。現在一些日方領導人也在大談所謂的秩序，那今天我們就要掰扯掰扯，這個秩序是什麼。今天的國際秩序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基礎之上，是3500萬中國軍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一切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和國際正義的歷史修正主義，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明確規定反對霸權主義，條約精神在當下具有現實意義。

第四，要互利共贏。中日優勢互補、互有需要。我們應堅持市場原則和自由開放精神，加強合作，共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為全球經濟復甦注入動力和活力。

秦剛説，日本政府決定將福島核污染水排入大海。這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而是關係海洋環境和人類健康的大事。我們敦促日方以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好這一問題。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