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治之

1924年1月，回國到潮州韓山師範讀書。經常閲讀《嚮導》《中國青年》等革命刊物，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任。暑假回鄉，在本村開辦了成人夜校，向農民宣傳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9月，由澎湃、楊石魂介紹，進入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並加入廣東新學生社，開始了革命工作。

1925年2月，受聘任汕頭市立第三小學教員，向在廣州的澎湃同志申請加入共青團，很快便由團廣州地委批准為汕頭通信團員，成為當時潮汕地區的第一個共青團員。3月，東征軍第一次進軍潮汕，團廣州地委派出一批跨黨團員和共青團員，成立共青團汕頭地方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團地委書記。同月由團轉黨，也是跨黨團員。黨的潮梅特委也在同時成立，鄧穎超同志一個支部過組織生活。

1926年6月，伍奉調進入秘密設立的廣州黨校學習。講課的有瞿秋白、惲代英、周恩來、蔡和森、鄧中夏、羅綺園、任卓宣等。

7月26日，伍和共產黨員蔡楚吟在任黨和團的地委婦女部長。那時，海陸豐兩縣人民再黨低委的領導和農民自衞軍的支持下，貫徹執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特別是扶助農工的政策，處於革命的高潮時期，被稱為中國的"小莫斯科"。

1927年3月中旬，伍出席了團廣東區代表大會，被選為共青團"四大"代表，隨同以陳延年為團長出席黨的"五大"的廣東區代表團和以沈寶同為團長出席團的"四大"的廣東區代表團，於4月18日左右到達武漢。4月27日，黨的"五大"在武漢開幕，伍作為團的代表列席了會議。5月中旬，團的"四大"在武昌召開，由團中央書記任弼時主持會議並作團中央工作報告。大會經過討論，通過了擁護黨的"五大"革命綱領和團中央工作報告的決議，選舉任弼時為團中央書記。

團的"四大"閉幕後，伍於6月初受命經上海去香港籌建團廣東臨時省委機關。8月，團中央派莫滄白任團廣東臨時省委書記，決定伍仍回海豐工作。由於反革命政變的影響，海豐當時正處在革命低潮中，白色恐怖嚴重，團的組織已經停止活動，團地委的幹部都已分散隱蔽，蔡楚吟也已離開海豐回澄海孃家。伍回到海豐一個月後，經過團的組織同意，也暫時轉移往楚吟的澄海老家隱蔽起來。

1928年初，由於廣州起義失敗，環境更加惡化，伍的組織關係中斷，並受到國民黨的通緝，被迫和蔡楚吟攜幼兒伍毅鴻（後在延安該名蔡誠）轉移到暹羅大哥處，在萬佛歲和柯叻的華僑學校任教，同時參加了當地的暹羅反帝大同盟，並在這裏恢復了組織關係。1929年12月，由中共南洋臨委派任伍為中共暹羅特委秘書，從事恢復被破壞的黨的組織的工作。翌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部代表胡志明持中共南洋臨委介紹信到曼谷和伍聯繫，指示撤消中共暹羅特委，成立中越僑黨統一的暹共臨委。伍任臨委的宣傳委員，和蔡楚吟一起負責中共僑黨的組織工作。為了更多地集中精力於革命工作，蔡楚吟將不到3歲的孩子伍毅鴻託人帶回國內由孃家負責撫養。

1930年10月，由於國際間諜李存的告密，伍、蔡一起在曼谷被捕。數月後，伍被暹羅法庭以"布爾什維克陰謀暴動罪"判處15年徒刑，投入曼谷監獄第二特別監獄。蔡楚吟則被驅逐出境返回國內。

第二特別監獄是一個關押死刑犯的監獄，其中關押的共產黨政治犯共30多人，已經建立了秘密的黨支部。伍進監不久，黨支部進行改選，伍被選為黨支部書記，在獄中組織絕食鬥爭，迫使監獄當局適當改善了政治犯的生活條件。1932年，暹羅發生"6.24政變"，推翻了暹羅君主專制政府，建立君主立憲政府。1935年，共產黨政治犯全部被遷進一座新建的監獄，和暹羅的保皇黨政治犯200多人關押在一起。

1939年3月，經過3次"大赦"減刑，伍期滿出獄，被驅逐出境回到汕頭，先在揭陽石牛埔南僑中學任教，後又轉入上海與蔡楚吟會合，並擔任南屏女子中學教師，兼任曼谷《中原報》駐上海特約記者。此時經過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審查恢復了伍的組織關係。

1940年7月，接黨中央組織部通知，伍、蔡全家由上海經香港北上前往延安。一路經香港、桂林、貴陽，於9月中旬到達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住在招待所等待北上。

一天，周恩來同志約伍、蔡到辦事處見面，要求兩人都留在南方局華僑組，在組長葉劍英領導下工作。伍、蔡經周恩來同志同意後，將孩子伍毅鴻送往延安。伍、蔡即在南方局開始了僑務方面的工作。

1941年4月，時在香港的廖承志給南方局來電，指名要伍、蔡去香港局僑委工作。經周恩來同志批准後，他們返回香港，同廖承志和連貫接上關係，擔任香港局僑委委員，伍兼任暹越組組長，由蔡楚吟協助工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於25日佔領香港。黨組織決定伍、蔡繼續留在香港堅守陣地，擔任僑委的聯絡工作。他們更在永樂西街和人合股開了一家"生記"日雜商店作為香港僑委的聯絡點。同時負責照料病危住院來不及撤離的暹羅僑黨負責幹部，皖南事變後，還掩護過由上饒集中營逃難來港的新四軍同志，直到安全歸隊。

抗日戰爭勝利後，伍在香港繼續從事僑務工作。1947年底由華南分局書記方方派任中共駐泰總支部局書記，和蔡楚吟一起重返曼谷。1948年6月，泰國和鑾披汶政權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發動了"6.25"排華事件，逮捕者家屬、愛國僑報、僑團和泰國友好人士，對被捕僑胞進行聲援、慰問，向警方要求放人，形成了反排華逆流的華僑羣眾運動；同時將事件真相迅速報告華南分局和黨中央，及時得到了有關領導的指示和幫助，使運動健康發展。當年11月，新華社授權向鑾披汶政府發出嚴正警告，泰國警方被迫將被捕華僑押送出境了事。

1949年1月初，伍被調到香港，出任華南分局僑委書記；7月調中央統戰部東南亞室，任泰越組組長；1950年1月，調任廣東省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仍兼任華南分局僑委書記。 1954年4月，調任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生產救濟司副司長，10月被借調出任我國駐越南使館參贊兼領事部主任。再我駐越大使羅貴波的領導下，做華僑工商者的工作，動員他們留在北方參加越南建設，同時又經請示外交部批准，撥出大量物資救濟當地貧苦僑胞，為越南北方解放後的社會穩定作出了貢獻。

1956年冬，羅貴波大使派伍以大使館代表身份同越共中央華運班代表一起，前往海寧省做華僑的工作，既支持他們的合理要求，又強調要和當地人民團結合作，友好相處，使問題獲得比較滿意的解決。

1959年3月，伍、蔡奉召回國。伍出任中僑委國外司副司長。10月，印尼政府發佈法令，取締縣以下華僑小商小販的營業，使數十萬當地華僑無法謀生。我國外交部決定：一面與印尼政府成立中印（尼）華僑雙重國籍問題聯合委員會，進行直接談判；一面派船前往雅加達等港口接載因被取締而失業的僑胞回國安置。翌年2月，中僑委廖承志主任派伍乘第一艘接僑船前往雅加達，向我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報到，並作為以黃鎮大使為首席代表的我方談判代表團成員之一參與談判。經過近兩年的努力，在1961年夏兩國處長於北京直接會談之後，終於達成了自願選籍的協議。直至當年年底選籍工作結束才返回中僑委。

1963年2月，經中僑委黨組提名並報中央批准，伍奉調前往地處福建的華僑大學工作。中僑委主任廖承志兼任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林一心兼任校黨委第一書記，伍任大學黨委第二書記，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抓緊各科專業知識的教學，注重培養專業人才，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社服務。

1966年6月後，伍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直到1969年12月，由福建省革命委員會宣佈"解放"。1971年7月調任省革委會外事組副組長兼僑務組組長，1976年12月離休。

曾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離休後享受副省級政治和生活待遇。

2000年4月22日凌晨5時40分，伍治之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福州逝世，享年95歲。

附註：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原秘書長蔡小洪是伍治之嫡孫，蔡誠（司法部原部長、黨組書記）之子，因涉嫌長期為外國情報機構提供中國的國家機密，遭到中國有關部門的查處，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是為家門之辱。 ^[1]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原華僑大學黨委第二書記、離休幹部（享受副省長級待遇）伍治之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0年4月22日凌晨5時40分在福州逝世，享年95歲。

伍治之同志遺體告別儀式2000年4月25日在榕舉行，省領導陳明義、趙學敏、黃文麟、王建雙、汪毅夫，有關部門領導李育興、陳祖輝、林愛國、李欲、陳保明、黃順若、鄭良妙、羅仁、林多香、過英羣、吳若三、羅開洪、鄒泓等及老同志、省僑辦機關和直屬單位人員、伍治之同志生前好友、親屬100多人蔘加了遺體告別儀式。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司法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廣東省僑辦、僑聯、國立華僑大學、廣東省汕頭市、普寧市、揭陽市、澄海市委、市政府、全國政協常委莊世平、中國僑聯主席林兆樞、國務院僑辦副主任劉澤彭及上海市政協主席王力平、原廣東省省長梁靈光、原國僑辦副主任林水龍、國務院港澳辦顧問柯華等同志發來唁電、送花圈或掛來電話、電報表示哀悼，並向伍治之同志的家屬表示慰問。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