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檔案館

中央檔案館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的文化事業機構，成立於1954年11月，為國務院直屬局。 1959年，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統一管理黨檔案工作的通知，國家檔案局既是黨的機構，又是政府機構，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

1959年成立於北京，集中保管自"五四"運動以來的，具有全國意義的革命歷史檔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和國家中央機關的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檔案。該館館藏檔案80餘萬件，資料80餘萬冊，其中珍藏了大量領袖人物的手稿，館藏檔案豐富珍貴，是黨和國家檔案的精華，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見證。該館是我國規模最大、館藏豐富、設備先進的著名檔案館之一，它為黨和國家各項工作服務，為黨史、軍史和革命史研究服務。

1970年國家檔案局被撤銷，1979年恢復。 1985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國家檔案局改歸國務院領導，是國務院管理檔案工作的職能部門，為國務院的直屬機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國家檔案局的基本任務是：主管全國的檔案事業，對全國的檔案事業進行統籌規劃，組織協調，統一制度，監督和指導。

中央檔案館成立於1959年10月。它的主要任務是：收集、保管黨和國家中央機關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重要檔案和解放前我黨中央機關、團體等所形成的革命歷史檔案，並對館藏檔案進行整理、研究和提供利用，為黨中央、國務院以及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服務。

1993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決定，國家檔案局與中央檔案館，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下屬機構。

1993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人員編制方案》，中央檔案館與國家檔案局合併，一個機構掛中央檔案館與國家檔案局兩塊牌子，履行檔案保管、利用和全國檔案事業行政管理兩種職能，為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構、副部級單位，由中央辦公廳管理。

（一）對全國檔案工作實行統籌規劃、宏觀管理。依據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擬定檔案工作的方針、政策、法規和規章制度；組織、指導、檢查、監督、協調中央、國家機關、軍隊、羣眾團體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檔案業務工作。

（二）集中統一管理黨和國家中央機關的重要檔案資料，保守黨和國家機密，維護檔案的完整，確保檔案資料的安全。

（三）負責接收、徵集、整理、保管黨和國家中央機關的重要檔案資料，推進檔案工作的科學化管理和現代化建設，做好檔案編研出版工作，為社會提供利用。收集散失在國外的中國檔案材料以及與中國有關的檔案文件和史料。

（四）制定檔案工作人員隊伍建設規劃，組織檔案專業教育和檔案專業幹部培訓工作。負責檔案專業技術職務評聘的有關工作。

（五）統一組織領導全國性檔案工作外事活動和國際交流。

（六）完成黨中央、國務院交辦的有關事宜。

據老館長曾三回憶，1959年，中央檔案館經過五、六年的籌建後，就要正式開館了。當曾三把這一消息告訴周恩來總理時，周總理非常高興。曾三請周總理給中央檔案館題寫館名，周總理立即表示同意，説：“‘中央檔案館’幾個字我來寫。”過了幾天，周總理就給中央檔案館題寫了館名。工作人員把題字製成牌匾，掛在中央檔案館的大門上面。

1959年10月8日，中央檔案館舉行隆重的開館典禮。黨和國家領導人朱德，“中共五老”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及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歷史學家都前來祝賀。來賓參觀了我館舉辦的小型黨史陳列展，中央首長在一號樓前接見全館工作人員併合影留念。開館之前的9月19日和9月30日，董老和朱德委員長分別題詩、題詞祝賀。開館後不久，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勳、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也來館祝賀。

1960年7月上旬，周總理派秘書孫嶽同志到中央檔案館來查找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共的來往文電，指名要總理的黑皮本，當時曾三、裴桐和中央部主任吳善昌負責接待。保管科長孫劼之、黃英夫，保管員潘合定、劉卓裕和我參加。我們很快找出總理的黑皮本，並查出一批有關文電，裝了滿滿一皮箱，裴桐乘火車前往北戴河送給總理。7月12日，總理與裴桐談檔案工作。裴老回憶説：“我們找了一批文件給周恩來總理送去，他看後表示滿意，説要用的文件都找來了。這也是領導對我們的鼓勵之詞”“我聽了以後，感到我們的工作受到了一次領導同志的檢閲，成績還算不錯。”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總理受中央委託，為在有關會議上作關於《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的報告》做準備。可見周總理十分重視檔案的作用，研究歷史，總結經驗，總是以檔案作依據。總理這次報告的記錄稿現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1963年4月10日，周總理會見某國檔案工作代表團，曾三、張中、裴桐參加了會見。總理在談話中對曾三等同志説：“檔案工作必須研究歷史”“檔案工作的目的是為現實的革命服務的，用檔案來證明我們歷史上的鬥爭經驗，豐富這些歷史經驗。所以，把舊的歷史檔案與現有的經驗結合起來，更便於我們創造新的經驗，開展新的鬥爭。一句話，檔案工作要為現實的革命鬥爭服務。”接着又説：“還有一句話，檔案要為創造新的鬥爭經驗來服務。”總理還説：“還要講為革命鬥爭、為未來服務。馬恩列斯不能把我們的時代的話都説完了，説完了我們還有什麼可説，後代還有什麼事可做呢？否則，創造性的發展馬列主義的話就站不住了。”周總理還問曾三同志：“檔案館對近代、現代的歷史是否研究？對有的歷史書你們研究過沒有？應當用檔案來印證一下歷史事實。”周總理把檔案事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聯繫起來，並賦予檔案工作者“印證歷史”的使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進一步指出：“做好檔案工作，不僅是當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維護黨和國家歷史真實面貌的重大事業。”這一精神與周總理的教導完全一致。

《毛澤東選集》第4卷出版後，黨中央決定增訂《毛澤東選集》1至3卷，要求中央檔案館提供文稿。1963年，我向中央部主任吳善昌、副館長裴桐提出，推薦1941年毛主席在延安寫的《關於1931年9月至1935年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篇文章。文章針對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中共中央的7個決議和指示等9篇文章，逐篇進行了分析和批評。裴桐説要將這篇文章送給毛主席看，我們將原稿拍照放大，另外打字，便於毛主席閲覽。毛主席收到送去的文稿，看了幾遍。他看後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等同志傳閲。1965年5月，毛主席又看了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將題目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並寫了一個批語。主席在批語中寫道：“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後也就忘記了。1964年有人從中央檔案館裏找出這篇文章的原稿，送給我看，方才記起確有這回事。”這是毛主席對中央檔案館工作的肯定。我是從中辦“五七”幹校回館工作後，才看到毛主席的批示的。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我，看到毛主席的批示，格外高興。

1979年10月8日，中央檔案館迎來了建館20週年的大喜日子。這是“文革”以後中央檔案館頭一次館慶。當天，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前來祝賀。姚依林（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首先到館，在館長曾三陪同下看了一號樓庫房。隨後到場的聶榮臻、鄧穎超、李維漢、王震、王首道等老同志，談古論今，展望未來，其樂融融。前來祝賀的老領導、老同志在樓前和全館同志合影留念，還參觀了館藏黨史珍貴文獻展覽。

1989年10月8日，是中央檔案館30週年館慶。10月16日，召開了學術討論會。17日，國家主席楊尚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温家寶和有關部門負責人胡繩、于光遠、艾知生、王光美、王榮華（劉伯承元帥夫人）等前來祝賀並參觀。那天温家寶主任來得最早。隨後國家主席楊尚昆到館，他拱手向大家致意祝賀，與在場的各位同志一一握手。楊尚昆環顧室內陳設和牆上掛的照片後關切地詢問工作人員情況，隨後到陳列室參觀。

楊尚昆同志在一次講話中曾談到：“檔案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搞檔案工作要埋頭苦幹，甘當無名英雄，要搞一輩子。”楊尚昆還説：“中央檔案館有個裴桐，從延安起就管中央文件，是一個相當熟悉黨的歷史資料的一位同志，恐怕在中央檔案館裏頭，講熟悉黨的歷史資料，他算第一個。我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時候，毛主席要找什麼文件，找他一問，有沒有，他馬上可以回答。要查一個什麼會議材料，在哪年哪一天召開的，他很快就給你查到。我經常説他是個專家。”

全館總建築面積 6.42 萬平方米，其中庫房面積3.42萬平方米，擁有自動化空調、監視、報警、消毒和保護技術設施，還有電子計算機、縮微攝影、靜電覆印、電腦打印、膠片印刷等設備。館內設有史料編輯部、徵集接收利用部、中央檔案保管部，國家檔案保管部、圖書資料保管部、技術保護部。建館以來，在保證為中央領導工作服務的同時，逐步開放歷史檔案資料。館內設有閲覽室。該館還辦理函、電查詢業務，提供檔案證明或複製件。編輯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49)、《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1931～194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 （1949～1952)等 40 種檔案文獻彙編，還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合編了以公佈檔案資料為主的刊物《黨的文獻》。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是以管理明清時期中央機關檔案為主的文化事業機構。館址在北京故宮西華門內。它館藏明清兩代中央機關和少數地方機關的檔案共74個全宗1000多萬件。該館檔案向社會開放，接待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以及其他方面利用者。該館是收藏明清檔案數量最多的著名的檔案館之一，是研究明清史和近代史的資料中心。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是以管理中華民國時期各個政權的中央機關檔案為主的文化事業機構。館址在南京。該館收藏中華民國時期各個政權的中央機關及其直屬系統的檔案，館藏900個全宗，130多萬卷，案卷上架排列總長度為35000米。該館是收藏民國時期檔案數量最多的著名檔案館之一，向社會開放，是研究民國史的資料中心。

中央檔案館的館藏檔案主要是從各個中央和國家機關接收而來，也有的從國內外的單位和個人手中徵集，或由個人主動捐贈而來。這些檔案具有六大特點：

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檔案

它們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檔案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檔案。明清時期和民國時期的中央機構檔案，不在中國檔案館保存，而分別由中國第一和第二歷史檔案館保管。 ^[3] 

黨政檔案統一管理

既有中國共產黨的檔案，又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機關的檔案。從1959年開始，我國開始實行黨政檔案統一管理的體制，各級檔案部門，既保管執政黨機關的檔案，也保管政府機關的檔案。 ^[3] 

檔案形成單位級別較高

主要是中央機構的檔案，而較少有地方的檔案。按照我國檔案工作實行分級管理的要求，地方各級機構的檔案，分別由地方各級國家檔案館收藏。 ^[3] 

公文類檔案居多

主要為文書檔案，而較少其他專門檔案。我國除了設有綜合檔案館外，還設有各種專門檔案館，例如，在中央和國家機關，有專門收藏照片檔案的中國照片檔案館、專門收藏電影檔案的中國電影資料館等。 ^[3] 

主要是1990年以前形成的檔案

較少有1990年後形成的檔案。根據文件生命週期理論和便於利用的原則，我國檔案法規定，中央級機構的檔案，一般在形成滿20年後，才向檔案館移交，所以，1990年以後各中央國家機關和各中央企業形成的現行檔案，多數仍由各單位保管。 ^[3] 

保管期限均為永久

這些檔案不是各單位的全部檔案，而是各單位經過鑑定、需要永久保管的檔案。那些只需定期保管的檔案，仍由各單位自己保存。 ^[3] 

紅色檔案歷史鏡鑑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鬥爭所形成的重要革命歷史檔案，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和國家機關形成的重要檔案，被稱之為“紅色檔案”。

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利用部主任王紹忠向本刊記者介紹，這些檔案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決定了在提供利用方面不同於一般的要求。為此，黨和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根據實際情況，從檔案利用手續、審核、報批、利用方式等各方面，對中央檔案的提供利用工作作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多年來，中央檔案館就是在嚴格執行這些規定的前提下開展檔案利用工作的，既保證了中央檔案在提供利用過程中的安全，同時又發揮了檔案的作用。

館藏凝聚歲月風雲

中央檔案館1959年10月正式開館。現收藏保管着1919年“五四”運動至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期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們從事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籌建中國共產黨等偉大革命活動中所形成的檔案；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共中央及其所屬機構和派出機關在各個時期活動中形成的檔案 ^[4]  。

本刊記者看到，這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會議、特別會議，歷屆中央全會的檔案，中共中央發佈的各種決議、決定、指示、通告等，中國共產黨與外國政黨的來往文電等等；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起，相繼在各地成立的蘇維埃紅色政權、抗日民主政權、解放區民主政權形成的檔案 ^[4]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及其各部委和各直屬機構、全國政協形成的檔案 ^[4]  ，其中包括籌備成立新中國的文件，歷次制定和修改《憲法》的文件，國務院發佈的決議、決定、指示、命令以及國家制定的國民經濟計劃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共青團中央等全國性人民團體形成的檔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社會活動家的手稿、書信、日記等檔案和資料，其中數量最多、相對最完整的是毛澤東主席的手稿，共有4萬多件 ^[4]  。

據統計，截至2010年，中央檔案館共收藏檔案125萬卷，有1億多頁，案卷排架長度達13774米。另外還有照片16萬張，錄音、錄像磁帶16000多盤，電子檔案3900多盤。收藏報紙、期刊、圖書等資料234萬冊。這些檔案主要是從各個中央和國家機關接收而來，但也有的是從國內外的單位和個人手中徵集而來，或由個人主動捐贈而來。

“我館最早的一部分檔案，來自黨中央在上海時期建立的檔案庫，代號為‘中央文庫’，正式名稱是‘中央秘書處文件保管處’。”中央檔案館保管部主任許卿卿對本刊記者説，“中央文庫”的檔案包括有：1921年至1934年中央的各種文件材料和記錄；中央各部委、各區中央局、紅軍各部隊、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羣眾團體向中央報送的材料；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文件；旅歐、旅美等中共黨組織和團組織的文件材料；以及黨內書報刊物等。

在白色恐怖時期，雖然中央文庫負責人幾經變換，保存地點也不停地輾轉遷移，但這些檔案都始終得到了妥善保管。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下，1950年2月，中央文庫由專人負責清理登記並被安全押運到中央秘書處，成為1959年中央檔案館開館時中央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還有延安及西柏坡時期的檔案。“延安時期的檔案不僅有中央在延安所形成的檔案，還包括紅軍長征時攜帶的中央蘇區等5個根據地所產生的檔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出版物、會議發言報告等）以及紅軍長征的有關材料等等。”許卿卿介紹説：“1948年中共中央到達西柏坡，中央秘書處在此期間，又接收了中央工委的檔案若干箱。1949年3月，中共中央遷往北平，延安和西柏坡時期的檔案由後任新中國第一任國家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館長的曾三率領轉移，安全無損地到達北京香山。”

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還包括從蘇聯接收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1956年，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蘇共中央主動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蘇聯的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移交給中國。中共中央對蘇共的這一表示立即作出積極反應，派人前往蘇聯進行整理、清點、裝箱、封存，由蘇方將這批檔案送到北京。這些檔案內容包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會議記錄、部分代表團成員的手稿、發言記錄，中共一大至六大曆次代表大會的文件等等。這批檔案記錄了我黨早期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有些是國內檔案所沒有的。

除了紙質檔案外，中央檔案館還保存着錄音錄像檔案。本刊記者此次聆聽觀看的不同歷史時期四段珍貴錄音錄像資料——1924年孫中山《告諸同志》錄音；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致開幕詞；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1988年鄧小平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時的講話，都屬於這一範疇。

本刊記者採訪瞭解到，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具有黨政檔案統一管理、檔案形成單位級別高、公文類檔案居多、均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檔案、都是永久保管等特點。這些檔案主要是1990年以前形成的檔案，而較少有1990年後形成的檔案。

檔案整理有章可循

整理檔案，對檔案進行編目、鑑定與統計，是檔案館基礎工作的重要環節。做好這些工作，使檔案有規可循，有目可查，才能便於保管和利用。

1958年7月，在中央檔案館籌建期間，周恩來就對將要到中央檔案館工作的同志説：“到檔案館工作不僅要整理和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業務，多做些索引、目錄，使利用時查找方便，別找一個文件花半天工夫啊！”

中央檔案館開館後，針對利用與基礎工作的矛盾，1960年底中央檔案館提出：“以內部建設為基礎，以利用工作為主導，是解決這一矛盾的基本思想。檔案整理工作，應當是圍繞當前需要有重點地進行工作。”

本刊記者瞭解到，當時針對館藏檔案的狀況，中央檔案館把館藏檔案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規有目，基本上可以查找利用；第二類是有規不可循，有目不可查；第三類是無規無目，無法查找利用的零散文件。對此，整理的相應具體辦法是：對於第一類，即使有些小毛病，也可以不重新整理。對於第二類，可以在原有整理的基礎上，進行部分的加工整理，但不打亂重整。對第三類，要認真進行整理，分清全宗，把文件按形成規律組卷、編目。總之，整理歷史檔案，不是根本不能動，而是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礎，不打亂重整。

許卿卿對本刊記者介紹道，檔案的整理工作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從建館後到1963年底，中央檔案館總計整理加工各種歷史檔案近10萬件，清理了歷史檔案150餘萬件，編制了檔案目錄，寫出了檔案全宗介紹或內容提要等參考資料。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隨着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中央檔案館更加重視檔案基礎工作，集中人力進行目錄數據庫的建庫工作，結合建庫進行檔案整理編目，經過十年的努力，檔案檢索從全部手檢達到部分目錄機檢。

1993年館局合併後，中央檔案館集中人力物力，花大力氣，對館藏零散檔案進行整理，呈現突出效果。隨着高科技的發展，中央檔案館正以檔案數字化為龍頭，積極開展檔案數字化，以此帶動檔案的整理工作，使檔案整理更加趨於規範。

檔案保管力求安全

“維護檔案的完整與安全，最大限度地延長檔案的壽命，長久地發揮檔案的作用，是檔案館的基本職能。”許卿卿表示。

為了維護檔案的長久安全，防止人為的和自然的有害因素對檔案的破壞，中央檔案館研究了許多長久保存檔案的辦法，採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一點是，庫房條件的好壞，對檔案的安全保管關係極大。許卿卿説，“中央檔案館建有兩座適合於保管檔案的庫房，這就給安全保管檔案創造了好的條件。”

從本刊記者實地採訪觀察，中央檔案館檔案庫房具有三大特點：第一，外牆堅固，採用厚牆體，並使用了高效保温、隔熱、防水的材料等；第二，檔案庫房內佈局結構合理，安全、方便、適用；第三，庫房門窗緊閉，設置通風、去濕、降温、採暖的設備可以控制庫內温濕度。“整個庫房達到了防光、防潮、防黴、防塵、防火、防盜的要求。”許卿卿介紹説。

除此之外，中央檔案館還採取了多項安全保管措施。比如説，檔案提供利用，一律以複製件代替原件，確保檔案原件不受損壞。對檔案害蟲的防治，採用化學的、物理的多種辦法，殺蟲防蟲；對於破損檔案的修復，主要採取傳統手工託裱；陸續購進一批革命歷史報刊的影印本，對保護報刊原件，提高利用率，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據本刊了解，為防止突發事件，特別是戰爭對檔案的損害，中央檔案館還提出必須製作多份檔案並要有多處保存地點，加之用縮微照相的方法將重要檔案複製成縮微膠捲、用數字化的方法把檔案複製成光盤、磁盤等，這就為檔案的多份、多庫保存奠定了基礎。

中央檔案館館長：王紹忠

中央檔案館副館長：魏洪濤、解津偉、高嵌 ^[6]  、李潔鴻 ^[7] 

“百年恰是風華正茂”主題檔案文獻展：2021年7月，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將聯合舉辦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精品展覽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