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庫

在白色恐怖下，屢遷庫址，如戈登路恆吉里1141號、金陵中路順昌裏 7號和16號、新閘路金家巷嘉運坊1839號、新閘路 488號、小沙渡路合興坊15號、新閘路1859號和成都北路972弄3號等地，都曾是中央文庫所在地。張唯一、韓慧英曾被敵人逮捕；陳為人和李念慈病逝在工作崗位上；陳來生為保護檔案默默無聞地工作了 7個春秋，終於在1949年上海解放時將檔案安全無恙地交給了黨組織，受到中央和華東局的嘉獎。中央文庫在險惡的環境中存在達18年之久。

中央文庫保存着中共中央1922～1935年的珍貴檔案文獻 2萬餘份，其中有中共中央的文件、電報和向共產國際的報告，1928～1930年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和其他會議文件，中國共產黨在白區和蘇區的各級黨政機關文件，紅軍和革命羣眾團體的文件；還有毛澤東、周恩來的手稿，瞿秋白、蘇兆徵、彭湃、羅亦農、惲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遺墨、照片等。這些檔案已整理分類，編有目錄，較完整地反映了1935 年前中國共產黨、 工農紅軍、蘇維埃政權以及蘇區、白區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事實和活動。

中央文庫的全部檔案現已妥善保存於中央檔案館內，並在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文集、選集、傳記、年譜，以及編寫中共黨史、軍戰史中得到廣泛的利用。

一批沒有紙邊的文件，靜靜地躺在中央檔案館中。它們習慣上被稱作“中央文庫”，兩萬餘件檔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幾乎所有重要文件。

中央文庫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座中央級秘密檔案庫，堪稱中共早期記憶的“一號機密”。從1927年中央文庫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長達22年的動盪歲月和戰火硝煙中，中共“一號機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隱匿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眼皮底下。

22年中，十餘位地下黨員接力守護着黨的“一號機密”，三人為之付出了生命。這是共產黨人忠於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鮮血的守護。

1949年上海解放，最後一位中央文庫的秘密守護者用一輛膠輪車將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組織部。全部文件“未受到黴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年7月，汪精衞在武漢公開反共，屠殺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中共中央機關被迫從武漢遷往上海，轉入地下。

為適應地下鬥爭的環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員會，並下設文件保管處，中央文庫就此建立。

中央文庫保管的是黨從誕生起直至1933年黨中央撤離上海期間的重要文書檔案，共計兩萬多份。其中，有黨中央各屆、各種會議記錄、決議案；有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及各地黨組織給中央的報告；有共產國際的指示；有蘇區和紅軍軍事文件，有毛澤東、周恩來的手稿；有瞿秋白、蘇兆徵、彭湃、羅亦農、惲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遺墨、照片等等。

這些檔案記錄着一部中共建黨史、一部人民軍隊壯大史、一部領袖人物史，在黨史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風的革命鬥爭中，這些文件如果落入敵手，其危險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中央文庫又被稱為黨的“一號機密”。

在上世紀30年代，中共中央秘書處在文書處理中經常出現“存文組宣毛”的代號。其中，“組”是中央組織部，“宣”是中央宣傳部，後改為特委，“毛”是共產國際。列在首位的“文”即中央文庫，即使是當時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也沒有幾個知道，“存文組宣毛”中的這個“文”在哪裏。

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員會負責人的周恩來，直接領導着中央文庫的工作。

當時黨內沒有專門的檔案管理人才，對文庫內的文件只是隨收隨登記，一包一捆地堆放起來。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央和各級各地組織間的文件來往，日益頻繁，積存的文件也越來越多。然而，在敵人嚴密統治的都市，機關繁複、文件眾多的情況，必將會影響到地下鬥爭的安全。

周恩來首先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對秘書處負責人説：“你們可以找阿秋去談談，請他給寫一個文件處理辦法。”

阿秋即瞿秋白，這是一個專屬於周恩來的親切稱呼。周恩來與瞿秋白不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戰友，兩人還是江蘇同鄉，關係極好。

而那時的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攻擊排擠，剛剛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他把主要精力用於總結黨在工作上的歷史經驗，研究馬列主義理論。他和周恩來是當時使用文件資料最多的人。

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處置辦法》，明確周詳地規定了黨中央應當收集、保管的文件資料的範圍、內容，整理分類編目的原則、方法，並且要求這些檔案“均按時日編”，“切記註明年月日，愈詳愈好”。這也是黨史上最早的關於管理檔案、文件的條例。

在草案的最後，瞿秋白還加了一個總注：“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兩份，一份存閲（備調閲，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在“將來”兩字旁邊，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點。

從此，在舊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貞不渝的共產黨人，開始了保護“中央文庫”的艱苦卓絕的事業。

中央文庫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書處文書科的科長張唯一，代號“張老太爺”。

在隱蔽戰線的秘密工作中，很多同志都有代號。比如陳雲的代號叫“先生”，因為他外出活動時經常化裝成一個賬房先生，潘漢年的代號叫“小開”，這是因為他常常化裝成一個資本家的少爺，小開就是上海話中的公子哥兒。而張唯一代號“張老太爺”，卻與他的外在形象八竿子也打不着。

張唯一生於1892年，保管中央文庫時才30多歲，一點兒也談不上“老”，因為辦事沉穩，老成持重，這才得了“老太爺”的“尊稱”。

中央文庫最初設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寧路)恆吉里1141號，這裏曾是中央秘書處辦公地，也是文件閲覽場所，鄰里環境比較安全。

此後二十多年間，中央文庫又多次遷址。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這批黨的絕密文件始終就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險象環生，卻沒有發生過一次紕漏。中央在設立中央文庫之初，就為它制定了一系列思慮周詳的安保措施：庫址一定要達到獨立居住、獨立活動的要求；只派一名領導幹部與文庫負責人進行單線聯繫，其他領導成員不得過問文庫的工作；文庫工作人員也不能參加支部大會和集會遊行，儘量減少與外界的接觸，以免暴露身份；文庫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險情或更換負責人，都必須立即搬遷。

張唯一物色了兩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處。當時他們的主要任務，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領導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資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上報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處已經集中了20多箱文件、資料。

同樣的文件，當時其實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書處規定：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上報的文件，均實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產國際，一份送中央文庫保存，一份由文件閲覽處呈請中央領導人批辦，由中央特科處理。

恰恰是與中央特科的橫向關聯，引發了中央文庫最大的一次驚險。

1931年4月25日，時任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顧順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機關及中央領導人的住址，對秘密工作方式瞭如指掌，他的叛變，無異於將黨的機密暴露在敵人面前。因而，顧順章又被稱為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中央文庫岌岌可危

幸而，顧順章叛變的消息，被潛伏在國民黨中統負責人徐恩曾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及時通知了周恩來。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機關全部轉移,一切秘密聯絡點全部變換,一切聯繫方法停止使用並更換新的方法。

同時，周恩來派人緊急通知張唯一：“情況萬分緊急，立即攜帶文件全部轉移”。張唯一僱用了兩輛黃包車，連夜將二十餘箱文件分幾次運往法租界愷自邇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獨立小樓裏，這裏是他的家。

張唯一在黨內職務不高，因為保管中央文庫，又極少與外人聯繫，當時並沒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庫情急之下的避險之地，藉此躲過了一劫。

但中央特科負責處理、保管的檔案此時處在暴露邊緣。周恩來也一直對特科文庫放心不下，派陳賡等人到處尋找。最終確認，中央特科保管的這批檔案已經被徹底燒燬，總算未落敵手。

經此一險，黨中央兩個文庫僅存一個，中央文庫更顯得彌足珍貴。

張唯一和中央文庫一起留在了上海。不久後，張唯一奉調為中共上海執行局、後上海臨時中央局秘書處的負責人。這個職務，必然與更多的地下黨組織發生聯繫。為策萬全，中央文庫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陳為人的手中。孩子還好嗎

陳為人，1921年冬入黨的老黨員，曾在湖南、北京、天津、遼寧、黑龍江等多地開展過革命活動，還曾擔任過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陳為人曾兩次被捕入獄，均經黨組織營救出獄。被捕期間，陳為人受盡嚴刑拷打，卻始終嚴守黨的秘密，從未動搖，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這一品質，張唯一把中央文庫託付給了陳為人保管。

而陳為人保管中央文庫，還有一個便利條件。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關於秘密工作條例》的要求，中央文庫保管者對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現。陳為人的二兒子陳愛侖介紹，就像電視劇《潛伏》中的餘則成和翠平一樣，他的父母也是從假扮夫妻作掩護而最終走到一起的革命情侶。母親韓慧英早在“五四”時期就追隨李大釗開展革命活動，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入黨的老黨員。

因為在獄中受過重刑，又染上了嚴重的肺病，陳為人被營救出獄後，曾經休養了一個時期，與黨組織暫時中斷聯繫。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後，留滬的地下黨組織中，極少有人知道陳為人。這無疑又為中央文庫增加了一份安全保障。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庫後，陳為人將隱蔽在“張老太爺”家的文件，秘密搬運至明月坊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棟獨門的三層小樓房：第一層卧室兼客廳，第二層為卧室，第三層改為一個小閣樓，靠裏牆二尺做了一堵木板牆，兩牆當中存放文件。

陳愛侖那時尚在母親腹中，但他曾聽大哥陳愛昆講起那些存放文件的神秘箱子，自己從沒有在家中看到過。兒時曾有的記憶，就是無論春夏秋冬，家裏的閣樓上總有一個火爐，爐火不熄。長大後問起母親，母親告訴他，那是“以防萬一”之用。領受保管中央文庫的任務時，他們夫妻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護，寧可放火燒樓，與文件俱焚。”

20世紀30年代，上海地下鬥爭環境變得更為險惡，黨的活動據點頻頻遭到敵人破壞。在敵特、叛徒四處活動的險惡環境裏，一遇情況有異，中央文庫必須立即轉移。幾年內陳為人夫婦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搬到法租界霞飛路一白俄老婦人的樓上。

陳愛侖的妹妹陳力就出生在那座房子裏。白俄老太太喜歡這個小娃娃，還給起了個小名叫瑪麗。為了維持良好的“鄰里關係”，陳為人夫婦就真的這麼稱呼小女兒。那個白俄老太太的兒子是個租界巡捕，成天張牙舞爪地滿街亂抓共產黨，卻不知他家樓上就是中共的“一號機密”。

夜深人靜的時候，陳為人就開始對中央文庫的檔案進行整理。他將密寫在各種小説、報紙上的文件與信函抄錄下來，把原來寫在厚紙上的文件轉抄到薄紙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邊的空白。這樣，文庫的存放能夠儘量減小體積，進而縮小目標，避免敵人的耳目，便於保管和轉移。

經過一段時間，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裝箱，共20箱2萬餘件。打開箱子，最上面是陳為人手書的《開箱必讀》，詳列了查閲須知及全部目錄，按文件形成的時間、地區、作者等分類編號，一目瞭然。

中央文庫同外界的聯繫由韓慧英負責，黨組織也只派一名領導與韓慧英單線聯繫，這個人就是“張老太爺”。這樣的單線聯繫，讓中央文庫再次躲過了一劫。

1935年2月，位於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聯絡點遭國民黨特務破壞，張唯一被捕。兩天後，不明情況的韓慧英按原計劃前去接頭，被守候在那裏的特務逮捕。

韓慧英在新中國成立後曾對子女回憶，其實，張唯一和陳為人夫婦對各種可能的突發狀況都做過預想，並設計了應變之策。張唯一原本該取下窗口晾衣架上的衣服示警，但因為事發突然，示警信號未來得及發出。

幸好，此後事態的發展，他們仍有所準備。韓慧英被捕後，裝作一個沒見過世面的農村婦女，被嚇得哭個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説，自己是經人介紹來這家做傭人的，第一次登門，其餘一概不知。

國民黨特務並沒有輕易相信韓慧英的説辭，還是把她關進了監獄。直到一年多後，實在問不出什麼，又查不到任何破綻，這才釋放了她。而張唯一則一直被關押到國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黨組織營救出獄。期間受盡酷刑，未吐露半點黨的秘密。

在張唯一和韓慧英被捕期間，一次轉獄過程中，兩人有了擦肩而過的一次相遇。張唯一悄聲問：“你家的三個孩子還好嗎？”

韓慧英自然明白，“張老太爺”詢問的是中央文庫的安危，她肯定地點了點頭。張唯一輕輕地吁了口氣。

確如韓慧英所料，中央文庫仍在陳為人的安全保管之下。

韓慧英是張唯一和陳為人之間唯一的聯繫人，她往來聯絡點和自己家之間的路線和時間都經過精心設計。每次出門前，韓慧英都和陳為人約定好返回時間。一旦逾期，就説明出現了突發情況，陳為人會馬上帶着中央文庫轉移。

而知道中央文庫地址的，只有這三個人。被捕的張唯一和韓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庫自然是已經安全轉移了。

就在韓慧英被捕後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興坊(今西康路560弄)15號搬進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張惠生的陳為人。

倉促之下，找到一個穩妥安全的中央文庫存放地殊為不易，何況很多出租的房子還要求租房人有鋪保（即擔保人）。陳為人這時聯繫不到組織，更不能找外人，只能咬牙租下了這棟不要求鋪保的二層小樓。

這裏屬於舊上海的高檔住宅區，房租是每個月30銀元。陳為人裝作一個有錢的木材行老闆，出手闊綽，對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這份房租已經足以讓他食不果腹。

電視劇《借槍》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闊海，每天都在為經費發愁。這樣的情境，真實地發生在了陳為人身上。

韓慧英被捕，讓陳為人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繫，也斷絕了經費來源。木材行老闆的身份是虛構的，為守護中央文庫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謀生。陳愛侖説，當時大哥只有六歲，妹妹還不到兩歲，三個孩子嗷嗷待哺。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父親只好典當衣物，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陳為人日漸嚴重的肺病得不到醫治，至多隻能買兩個蘿蔔做潤肺之用。

為了省錢，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紅薯為食；為了不讓人察覺生活艱辛而引起懷疑，紅薯只能天黑後搬進家。紅薯飯做好，陳為人還要蓋上一片乾魚端到樓上，等快到樓門口時又把魚片藏起來，怕孩子們看見了饞。因為，魚片是個“道具”，明天還要接着用。

萬般無奈之下，陳為人給在河北正定小學任教的妻妹韓慧如寫了封信，説韓慧英病重，請她速來上海。

韓慧如的女兒秦裕容介紹，母親趕到上海，才獲悉她的姐姐已被捕半年，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當時她還不是共產黨員，卻在姐姐的影響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為中央文庫的掩護人。在家，她是陳為人的妻妹，照顧孩子，料理家務；外出，則是“張老闆”的妻子，地下交通員，嘗試着與黨組織取得聯繫。

按照陳為人教的辦法，韓慧如用聯絡暗語在報紙上登尋人廣告，還一次次在馬路兩旁的電線杆上張貼帖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卻始終沒有迴音。

韓慧如拿出了自己積攢的300銀元，支撐着一家人的開銷。可是，這筆錢交房租已是捉襟見肘。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當度日。到最後，陳為人把二樓上的傢俱幾乎變賣一空，甚至鐵皮罐頭之類零星雜物都賣光了，可一樓的擺設仍維持着一個老闆的“表面文章”。

即便是最便宜的紅薯，也常常不能吃飽了。韓慧如曾向秦裕容回憶過這樣一個令人心酸的場景——孩子們嚷餓，陳為人就騙他們：“我們是吃點心，就是點點心的，不要吃飽的。”孩子不解：“怎麼媽媽不在我們就天天吃點心呢?”

陳為人無言以對，只好逗孩子們：“吃完點心，我們是不是要運動一下？來，跳個舞吧。”他故意張牙舞爪做滑稽狀，逗得孩子笑個不停，藉此搪塞過去。

1936年初，韓慧英出獄，幾經輾轉，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陳為人。一家人終於團聚了，生活卻更加艱難。為了生計，韓家姐妹外出教書謀生。沒想到，這卻帶來了轉機。

在培明女中附小當教員的韓慧英，通過學校的一位地下黨員，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他們這才知道，受黨的委託，“瘦子”也正在到處查訪陳為人和中央文庫的下落。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負責人徐強的代號。常年身負地下工作的重擔，讓陳為人的神經高度緊張。他並沒有直接讓徐強到家裏來，而是約定一家小飯店接頭。

對這一次接頭的情景，徐強曾在回憶文章中這樣記錄：“我見到為人，臉色蒼白，身體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錢，又不敢找朋友幫忙，肩上的擔子重啊!同我交談明顯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幾次問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講。”

而從接頭的小飯店歸來，陳為人明顯輕鬆了許多，還與孩子們説笑道：“爸爸今天總算吃飽了，把盤子都舔光了。”

與黨組織恢復了聯繫，陳為人的精神和經濟負擔都大為減輕。也許是終於放下了心頭的重擔，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時，耗盡了最後一絲光亮。

徐強在第一次接頭時就發現陳為人已經沉痾日久，他要求陳為人將中央文庫移交，馬上住院看病。

送交中央文庫的那一天，韓慧如打扮一番，化裝成要出遠門的樣子，帶着兩個大箱子上了一輛黃包車。陳為人則裝作送行，另攜兩個大箱子緊隨其後。

黃包車轉了幾個弄堂，到了預定的接頭地點。迎接他們的是一個年輕的闊太太——徐強的愛人李雲。李雲和他們其實是第一次見面，卻好像無比熟識，親熱地迎上來招呼。這自然是表面文章，讓周圍的鄰居以為是遠途來的親戚上門了。

陳為人的大兒子陳愛昆也跟着一起來了。懵懂的孩子哪知道爸爸和小姨的使命，還以為真的是去探望親戚。後來記起此事，他也只記得那位阿姨對他特別親熱，又抱又親，還塞給了他兩塊銀元。

安全轉交了中央文庫後，黨組織安排陳為人住進了當時上海最好的廣慈醫院。可是沒多久，病還沒治好，他就自己回家了。他告訴妻子説，醫院裏有幾個人好像在議論他，怕是引起懷疑，所以就趕緊出院了。

黨組織很快又給陳為人安排了另外一家醫院，可沒過多久，他又自己回家了，理由還是怕引起懷疑。

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強和李雲，他們夫妻二人是那時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

李雲現在已是百歲高齡，是唯一在世的中央文庫保護人，只是因為身體原因已不能接受採訪。新中國成立60週年時，李雲在一次紀念活動中曾憶起陳為人：“黨組織讓他住院治病，他從醫院跑回去。他對徐強説，‘我現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黨的經費了。’怎麼勸都不行。我們只能找可靠的醫生去他家裏治病，家裏怎麼能比醫院呢？最後還是沒能治好。”

1937年3月13日晚上，陳為人重症病發，大口咳血。彌留之際，他還強作笑顏地對身邊的妻子和韓慧如説：“我不會死的，我還要工作呢。”話音已經輕得幾乎聽不到。不一會兒，年僅38歲的陳為人與世長辭。

韓慧如忍不住失聲痛哭，韓慧英卻一把捂住妹妹的嘴，説：“不能哭，一哭鄰居就知道我們家裏死人了，會來看的。一看到我們家的寒酸相，他們要懷疑的。”

姐妹兩人悄悄安葬了陳為人。韓慧英帶着三個孩子回到了湖南陳為人老家。韓慧如留在了上海，協助地下黨組織工作，後來與中共地下黨員、報務員秦鴻鈞結為夫妻。1949年，秦鴻鈞被敵人逮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從此，韓慧如孑然一身，一直從事小學教育工作。她於2009年去世，享年96歲。

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陳為人為革命烈士。

守護中央文庫4年之後，陳為人的生命走到了終點。這個使命，繼續在其他人手中傳遞着。

從1937年起，中央文庫由上海中共地下情報系統保管。

首先接替陳為人管理中央文庫的是徐強和李雲。但徐強是中央特科上海情報系統的負責人，對外聯絡頻繁，為儘可能降低中央文庫的風險，他們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庫的。

這個機密任務交給了在地下黨組織中長期從事內部工作的周天寶。周天寶只與徐強單線聯繫，與地下黨組織很少接觸，身份極其隱蔽。此外，他還有個得天獨厚的“護身符”。

周天寶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員，在大上海也算得上一位頭面人物。當時在法租界順昌裏，整條弄堂20多棟樓房都是他姨父的私產。周天寶的姨媽獨自住在順昌裏7號，一座帶花園天井的樓房。

在外人看來，周天寶是個仰仗姨父權勢的“小開”，殊不知那位姨父的權勢，掩護的卻是中共“一號機密”。中央文庫就被周天寶存放在姨媽家的二樓。

法租界是當時上海的高檔住宅聚集地，順昌裏附近居住的都是達官顯貴。名噪一時的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並稱“上海三大亨”，三人的公館也都和中央文庫所在地近在咫尺。這樣一箇舊上海黑白兩道頭面人物聚集的地方，卻成了中共“一號機密”的絕好藏身地。正應了那句老話：“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八一三事變”之後，上海淪陷。即便是日本侵略者，對上海租界內的這些舊上海上層人物也有所忌憚。中央文庫“躲進小樓成一統”，在日軍統治下的上海依然安然無恙。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中央文庫在順昌裏安然存放兩年後，周天寶姨媽家租給電影廠存放膠片的門臉房莫名起火，連帶着燒燬了樓房一角。周天寶搶救出存放文件的箱子，趕緊轉移。

此後一段時間，中央文庫經歷了相對密集的幾次轉移、遷址。沒人能説得清它變換存放地的規律。中央文庫住過上海租界的花園洋房，住過富裕人家的石庫門建築，也住過赤貧學徒工的亭子間。有一段時間，還曾回到過小沙渡路合興坊15號，也就是當年陳為人保護中央文庫的地點。

多數的遷址，其實並不是遇到了什麼危險或變故，而是在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文庫的保管紀律。中央文庫的存放地址，只有直接保管人和與之單線聯繫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掌握，知道的人極少。而這幾個人中，只要有一個人的工作產生變動，中央文庫就會遷址，並與之前的聯繫人切斷聯繫。它實在經不起一絲一毫的疏漏。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庫的徐強奉調延安，管理文庫的重任由李雲一人承擔，這不符合中央文庫“家庭化”的管理原則。文庫交由負責情報工作的吳成方領導，隨即遷址。不久李雲也調到延安。

1940年秋，1926年入黨的老地下工作者繆谷稔接任文庫保管人。2萬餘件庫藏檔案，被當作“私人衣物”，運往英租界康腦脱路一幢獨門小樓亭子間暫存，不久又被繆谷稔運到新閘路金家巷嘉運坊1839號自己的家中，貼身守護。

在保管中央文庫之前，吳成方和繆谷稔就已經在上海潛伏多年，是非常熟悉的秘密戰友。但是接手中央文庫的保管工作之後，作為上級的吳成方卻幾乎不與繆谷稔直接聯繫，都是靠交通員聯絡。因為吳成方聯繫的情報關係較多，面對的風險也更多。他與繆谷稔直接聯繫多了，很可能也會把危險直接引向中央文庫。

但是，1942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吳成方忽然急匆匆地趕到繆谷稔家，帶來了一個十萬火急的消息：他們之間的交通員小鄭被日本憲兵隊抓去了。

小鄭名叫鄭文道，因何被捕還不清楚，但就在之前不久，吳成方剛剛讓小鄭通知繆谷稔，做好轉交中央文庫的準備。和陳為人一樣，繆谷稔當時也身患嚴重肺病，而且病情日趨嚴重，不得不另找可靠同志接替他。

小鄭不但知道繆谷稔，也知道繼任者和他們的聯絡方式。危險陡然而至。

可就在繆谷稔着急忙慌地準備轉移之時，吳成方又給他傳來了危險解除的“好消息”。只是，這是個用生命換來的“好消息”。

鄭文道被捕後，從押運他的囚車上跳車自殺，未果，被搶救過來。到了日本憲兵隊，他趁敵不備，又跳樓自殺，終於用付出生命的代價嚴守了黨的秘密。

不久後，繆谷稔病倒，中央文庫交給了最後一任保管人陳來生。

陳來生接手中央文庫保管工作的時候只有23歲，是歷任中央文庫保管人中最年輕的一位，而他也是保管中央文庫時間最長的一位。從1942年夏接手，到1949年9月將文庫移交上海市委組織部，陳來生負責保管文庫長達7年之久。

陳來生原姓甄，1919年出生於上海，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就一直從事秘密工作，並因此改名陳來生，一直沿用了下來。

吳成方選擇陳來生保管中央文庫，其實也很費了一番心思。陳來生雖然年輕，但在幾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現出了可靠的黨性和足夠的機智勇敢。也正因為年輕，陳來生在地下黨組織當中都不太惹人注意。對外，陳來生則一直以小手工業者或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這恰恰是地下工作者該有的先天優勢。

陳來生也可以説是吳成方的“徒弟”。吳成方1926年入黨，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在北平等地做過黨的保衞工作，是中央特科骨幹。1933年調到上海，後來接替徐強，成為中共中央社會部上海地區負責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情報系統負責人，直接受潘漢年領導。

據陳來生回憶，有一次，他奉命去一個秘密聯絡點取電台配件。走到門前剛要敲門，卻被身後的一隻大手拉住了。回頭一看，正是他的上級吳成方。

吳成方把陳來生拉到僻靜處，讓他觀察一下動靜再採取行動。原來，吳成方暗中跟了他一路，也在一路保護着他。這樣的言傳身教和暗中保護，讓陳來生非常感動。

陳來生也沒有辜負吳成方的期望。他接手保護中央文庫的時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佔領區實行最嚴酷統治的時期。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更加瘋狂地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在當時的亞洲金融中心上海，日偽憲兵、特務、巡警在街頭巷尾佈設着層層明崗暗哨，對抗日力量血腥鎮壓。

如何把2萬多件、20多箱文件從新閘路的繆谷稔家安全運出來？這是陳來生面對的第一個難題。新閘路在上海租界裏，那裏本就是“國中之國”。日本侵略者佔領上海之後，對租界更是設置了層層盤查和封鎖。而陳來生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只能在租界外找到文庫存放之地。

整體搬運目標太大，一旦暴露就是萬劫不復。陳來生只能用“小魚鑽網眼”的辦法。

陳來生動員自己的父親和弟弟、妹妹，全家齊上陣，選擇敵人的防範漏洞來偷運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跑單幫”的小商販，利用竹籃、麪粉袋等簡陋工具暗藏文件、資料，每人每次只帶幾份，毫不惹眼。他們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販，從不為人所知的小路、小弄堂裏七拐八折，越過敵人一道道封鎖線，繞過一個又一個明崗暗哨，居然沒有一次被盤查。這樣，經過了一個多月螞蟻搬家式的轉運，才將所有文件安全轉移到新庫址。

新庫址起初選在弄庚慶裏過街閣樓妻弟家中，陳來生在弄堂口擺了個炒貨攤子，夜間兩個弟弟就睡在閣樓上，寸步不離文庫。這種日子只過了兩個多月，黨組織就注意到新庫址的弄堂口閒雜人員太多，實在難以確保萬無一失。陳來生只能再次遷移文庫。

他向岳父借錢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號的西廂房，開了一家“向榮麪坊”作掩護。中央文庫就存放在陳來生親手改造的閣樓裏。檔案被沿牆整齊地從地板一直碼到頂棚，外面再釘一層木板，糊上報紙，看不出任何改動過的痕跡。而且這面夾壁牆裏面塞得嚴嚴實實，即便用手敲，也聽不見空心層的聲音。

而陳來生的“向榮麪坊”，其實也不光是掩飾，而是實實在在要做生意維持生計的。他最初接管檔案庫時，吳成方就告訴他，組織現在也很困難，保管中央文庫的經費問題要靠自己想辦法。

可陳家一貧如洗，怎麼辦？陳來生用上了從租界搬出中央文庫時的掩護身份——“跑單幫”。

當時日本人搞經濟封鎖，嚴禁城鄉物資交流。但是陳來生經營切面生意，城裏的高價麪粉根本用不起，只能到郊外去購買。他要秘密通過日軍封鎖線，穿過鐵絲網，萬一被日本兵發現，被抓、被殺都有可能。但是為了維持麪坊的經營，不得不冒此風險。

看上去，陳來生確實是個勤勤懇懇的小商販，以他所掌握的秘密工作本領，也足以應付跑單幫所面對的風險。他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經營着“向榮麪坊”，為中央文庫披上了毫無破綻的偽裝。

1942年，陳來生接手保護中央文庫後不久，他就接到了調閲文件的任務。這次調閲文件的地方，是距離上海千里之外的延安。

從1936年陳為人與徐強接上頭之後，中央文庫就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之下。雖然上海被國民黨反動派、日本侵略者、外國巡捕等中外反動勢力控制着，中央文庫身處險地，卻始終安然無恙，再沒有與黨組織斷線。

1942年2月，中國共產黨開始延安整風，至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整風運動結束。歷時三年的延安整風，對後來的歷史發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陳來生當時受命查閲的，就是“若干歷史問題”的原始記錄。

他第一次拆開保存中央文庫的夾壁牆。時值盛夏，閣樓沒窗，房門又必須緊鎖，人如同悶在蒸籠裏。陳來生滿頭大汗地在堆了整整一面牆的檔案中翻檢着。

他手頭能夠依靠的檢索目錄，只有當年陳為人所寫的《開箱必讀》，相對2萬多份的檔案數量，這份目錄還是太過簡略了。陳來生足足用了十幾天，才找出了中央所要的幾十件檔案，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送到延安。其中包括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黨中央歷次會議的會議記錄和決議，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的主要文件等等。

這些文件，對深入地研究和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全面認識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進了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

抗戰勝利後，1946年5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赴南京，國共開始新一輪的談判。

談判間隙，周恩來牽掛着陷於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庫。他派代表團成員、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長的劉少文親去上海，轉運中央文庫。

接到指令，陳來生第二次打開了中央文庫的夾壁牆。劉少文帶來了兩隻航空皮箱，裝下5000餘份檔案文件。

當時，以中國共產黨談判代表團團員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國民黨方面的飛機往來於西安、重慶、南京之間。劉少文乘坐國民黨專機，轉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庫送到延安。

但是不久，國共談判破裂，大規模內戰開始，中央文庫的轉移計劃只得暫時停止。陳來生仍舊按照原樣，將中央文庫封存在夾壁牆中。

這一封，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到了當年瞿秋白為中央文庫定章程時所説的“將來”。

1949年9月初，陳來生親自押着一輛膠輪車，將全部檔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由市委轉交華東局辦公廳。上海市委組織部當即開具證明：“茲收到陳來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負責保管的從我黨誕生時起至抗戰時止的各種文件、資料，計104包，共16箱”，“未受到黴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

9月18日，華東局辦公廳收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批閲簽發的電報：“大批黨的歷史文件，十分寶貴，請你處即指定幾個可靠同志，負責清理登記，裝箱，並派專人護送，全部送來北平中央秘書處，對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員，請你處先予獎勵。”電報中“有功的人員”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澤東親筆做了修改，意即對保護中央文庫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屬，都應該表彰和獎勵。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華東局將再次清點登記、分裝16箱的中央文庫全部文件運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書處。至此，中央文庫全部庫藏移交給中共中央。

如今，這批涵蓋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最初階段的原始檔案，這段珍貴無比的中共早期記憶原貌，完好無損地收藏於中央檔案館，無言地訴説着那段充滿了血與火、奮鬥與犧牲的崢嶸歲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