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桐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央檔案館原第一副館長、中國檔案學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長、離休幹部裴桐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1月6日1時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裴桐同志，1918年11月22日生，北京人。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赴延安參加革命。

裴桐同志青年時就讀於上海圖書學校印製科，1936年9月至1937年12月，進入北平清華大學當練習生後，博覽羣書並逐漸接受抗日救亡思想；1938年1月，辭職離開清華大學加入山西臨汾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5月至1940年2月在延安馬列學院從事圖書管理員工作；1940年2月至10月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10月至1951年，在中共中央秘書處材料科工作，並擔任科長，負責管理黨中央的檔案，參與編輯出版黨的《六大以前》、《六大以來》等重要文獻彙編的工作，組織參與瞭解放戰爭期間中央檔案的安全轉移工作；1952年至1954年任中央辦公廳秘書處辦公室副主任、副處長；1955年至1959年5月任秘書局副局長；這期間參與策劃了新中國在中國人民大學設立檔案專業教育機構培養人才的工作，並親自講授《中國共產黨組織史》；1959年5月至1966年任中央檔案館常務副館長，忠心耿耿，兢兢業業，埋頭工作；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殘酷迫害，下放“五七幹校”；1977年至1979年任中辦人民來訪接待室副主任；1979年至1981年任中央檔案館第一副館長；1981年離休後，先後擔任中國檔案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等職。

裴桐同志是新中國檔案事業的創立者和奠基人之一，始終致力於檔案事業長遠發展，為我國檔案事業的創建、發展和提高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創辦了新中國檔案界的第一份專業工作刊物——《材料工作通訊》（《中國檔案》），起草的《黨務材料管理方法》、《黨務材料分類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和省（市）級機關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暫行條例》、《國務院關於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對於指導、規範黨的文件檔案的整理和推動全國檔案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離休之後，在擔任中國檔案學會理事長時主編會刊《檔案學研究》，組織開展檔案學術研究。擔任《當代中國的檔案事業》的主編，主持了該書的編輯工作。在中國檔案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名譽理事長，並被授予檔案學研究榮譽獎。1989年獲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1991年3月5日，獲首都精神文明建設獎章；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著有《裴桐檔案工作文集》。 ^[1] 

2008年11月22日是裴桐同志90壽辰。他雖然躺在病牀上，但他為新中國檔案事業所建立的業績，他的檔案學術思想，他那待人處世的高尚情操，卻在人們的心目中流淌着。

1938年，20歲的裴桐滿懷激情奔赴延安，想上前線打日本，沒想到組織上把他留在延安，先在馬列學院圖書館管理圖書，1940年2月調到材料科，負責管理中央文件檔案，一干就是40年。離休後，仍關心檔案事業，研究一些大家關注的問題，直到身體不讓他工作了。實際上他在檔案這塊沃土上辛勤耕耘了半個多世紀，而且一直當副手，安於幾十年一貫制的副局級。

現存中央檔案館的歷史檔案，一部分是隨中央機關從延安轉移到西柏坡再到北京的，一部分是從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移交過來的。這兩部分檔案的轉移、接收，都是裴桐等按照中央的指示，冒着危險承辦的。

延安，1937年~1947年的中共中央所在地，黨中央及其領導人在那裏指揮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進行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形成了大量的檔案材料。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調動胡宗南、閻錫山、馬鴻逵等25萬兵力向陝甘寧邊區進攻，企圖毀我中央機關。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誘敵深入，撤離延安。

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當時的中央秘書處處長曾三負責中央文件檔案的轉移工作。作為材料科（即後來的檔案科）科長的裴桐責無旁貸。按照毛澤東主席“片紙隻字都不能落入敵人之手”的指示，採取“確保重點，兼顧一般，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對待”的方針，或堅壁或埋藏或運走，確保中央檔案的安全。

1947年4月初，曾三率領臨時材料保管委員會和材料科的40多人，用毛驢馱着92箱檔案材料，在武裝部隊的護送下，離開延安楊家嶺，向山西興縣轉移。曾三、裴桐身上都揹着黨的核心機密文件。為了保管這些檔案材料，曾三、裴桐等在興縣住了一年。1948年5月8日轉移到達西柏坡，1949年運抵北京。1959年中央檔案館開館後，這批檔案進入中央檔案館，成為館藏的重要基礎。

早在1922年，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並派有代表常駐，這期間，形成了大批的文件檔案。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檔案就留在了蘇聯。1956年蘇共中央主動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蘇聯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移交給中國。我黨及時做出積極反應，派以裴桐為首的三人工作組（另田風起、樂爾耕）前往交接。

這批檔案共2萬多件，裴桐他們在沒有卷內目錄的情況下，耐心地逐件檢查、清點，仔細地進行每個環節的接收工作。歷時一個月，才完成交接任務。檔案安全運抵北京。

這批檔案，包括黨中央和一些地方機關、中共一大至六大黨代會文件；“五卅”慘案和馬日事變等重大事件的文件材料；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情報材料，如孫中山的聲明、講稿等。這些檔案材料反映了我黨早期歷史和革命史上許多重大事件，極為珍貴。

1995年，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的《裴桐檔案工作文集》（以下簡《文集》），收集了裴桐1941年到1993年所寫的文稿86篇。這是他半個多世紀走過的檔案人生路；是他調查研究從感性到理性認識檔案事務過程中凝結的理論和學術觀點；是他在工作實踐中、不斷學習中逐步積累起來的知識。當然，也有他的期待和願望。

打開《文集》第一篇就是他1941年起草的《黨務材料管理方法》和附《黨務材料分類表》。這是繼我黨最早由瞿秋白起草的《文件處置辦法》之後又一文件檔案管理文件，提出了分類原則和方法。這之後，他起草了《地方文件工作細則》、《中秘材料科發借文件辦法》和《材料分類編目解説》等。新中國成立後，裴桐參與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和省（市）級機關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暫行條例》，在1954年12月1日的全國檔案工作會議上，他還就這個文件作了説明。他還參與起草了《國務院關於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這些文件對於指導、規範文件檔案的整理和全國檔案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國務院的決定。《文集》的大部分是學術性指導性文章。有關於檔案的收集、保管、提供利用；關於檔案室、檔案館建設和檔案工作改革；關於檔案科研、檔案學術理論研究；關於少數民族檔案，檔案人才培養等論述。他反覆強調：

——檔案管理人員必須熟悉檔案、熟悉歷史。裴桐説：“檔案館的各項工作要做好，都離不開對檔案的瞭解和熟悉。”“首先要了解檔案形成機關（或人物）的歷史，還要了解全國或某個地區、某項工作的歷史，因為檔案是產生它的機關在某一時代、某一地區從事某項活動中形成的。”“你管理某個檔案全宗，首先要熟悉這一全宗構成者的歷史的一切特點，它的社會地位與職能以至領導人的筆跡，它有過什麼重要活動，解決過什麼問題，產生過什麼文件，這些活動在當時起過什麼作用，這些文件在今天還能起什麼作用，等等。”

——文書必須立卷。他説：“組成案卷，一便於保存，二便於查找使用，三作為文件可靠性的證明。”“檔案是人們活動的歷史記錄和反映，也要表現在案卷的組成上，一次會議，一項工程，一個科研課題所產生的文件應當按照它們的聯繫組成一卷或數卷，對這種方法我們稱之為一事一卷，一案一卷或數卷。這種文件立卷方法，古已有之……”

——必須開展檔案科學研究。他説：“檔案工作不只是技術工作，而且是科學工作。檔案的收集、保管、利用等具體工作，都要在研究工作的基礎上進行……我們要研究檔案形成的歷史，研究檔案的史料價值，研究管理檔案的科學知識，否則只能在技術方法上打圈子，或者守着大量檔案如墜入煙海，茫無頭緒。”

《文集》中一些是史料性知識性編纂著述。裴桐主持、參與編纂了《中共中央文件彙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等大量檔案史料，主編了大型《當代中國叢書》的《當代中國的檔案事業》。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裴桐參與《毛澤東選集》註釋工作和編著《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講課提綱（新民主主義時期）》。

數字讓人起敬

裴桐40年幹檔案，40年當副手，數十年副局級。這些簡單的不起眼的數字，是他人生修煉、成熟、奉獻，發光的年輪。

楊尚昆多次表揚裴桐説：“毛主席要什麼文件，找他一問，有沒有，他馬上可以回答……我常説他是個專家”，“是個無名英雄”。王明哲在為《裴桐檔案工作文集》作序時説，裴老取得的工作成就和理論造詣，“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幹一行愛一行，愛一行鑽一行，不為名不為利，謙虛謹慎，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踏踏實實，艱苦創業，鋭意進取，並且幾十年如一日，至今不變，至今無悔的榜樣。”

裴桐在立志、成就事業的道路上，經歷了一個單純組織服從到思想自覺的過程，也是他陶冶情操，磨鍊意志的過程。他牢記自己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黨的紀律、黨的需要。“在打日本，解放全中國的革命大前提下，大家都能儘自己所能來工作。”

在工作中，裴桐顧此顧彼，由此及彼。開始管檔案的時候，他只知道按文件作者、地區、問題進行分類、編目，提供利用。後來他細心觀察、感悟才掌握了文件的特點、性質和形成的歷史。他在平時整理、接觸文件的過程中，注意熟悉領導的筆跡，當時文件的規格、用紙、印刷等。遇到一些文件未署名或沒有年月時間，或其他問題時，都可以鑑別出來。裴桐不斷改進工作，注意提高服務質量。他往往能把中央領導同志需要的材料主動送上去，使他們感到得心應手。在這樣一些工作過程中，裴桐逐步認識到自己工作的意義，從而樹立起做一輩子檔案工作的志向。

裴桐做檔案工作40年，基本上都是當副手，協助曾三工作。在延安時期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後也是這樣。“文革”中，他們一同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起平反。40年一正一副，榮辱與共，是工作的需要，組織的決定，更是他們志同道合、互相信任和尊重結下的情緣。

裴桐是1953年提任的副局長，他安於“數十年一貫制”。當一些人跑官要官、賣官鬻爵時，當一些人伸手要名譽要地位時，裴桐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仍然在思考檔案事業如何後繼有人，如何持續發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