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元豐三年（遼太康六年）

春，正月，乙丑朔，以太皇太后在殯，不視朝。

癸酉，升許州為潁昌府。

遼主如鴛鴦濼。

癸未，審官東院言：“大理寺丞申天規昨乞長告，訪求其父。今已迎歸侍養，乞許天規不候歲滿朝見。”從之。天規少失其父，至是訪得之，年百歲矣。

己丑，高麗國遣使來貢。

白虹貫日。

辛卯，于闐來貢。

遼耶律伊遜以改封王爵，赴闕入謝。遼主即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

二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章敦參知政事。

丙辰，始御崇政殿視朝。

丁巳，命輔臣禱雨。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吳充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於永昭陵。

甲戌，命王圭提舉修兩朝國史。

丙子，南丹州人入貢。

庚辰，復置晉州趙城縣。初，熙寧中，廢入洪洞縣為鎮，至是知州王説言百姓輸納詞訴回遠，歲輸税課不便，兼考趙城乃是國家得姓始封之地，不與他縣邑比，故復之。

乙酉，祔慈聖光獻皇后神主於太廟。

己丑，以慈聖光獻皇后弟昭德軍節度使曹佾為司徒兼中書侍郎、護國軍節度使，餘親屬加恩有差。

庚寅，遼主出皇侄淳于外，立皇孫延禧為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時年六歲。以忠順軍節度使耶律頗德為南院大王，以廣德軍節度使耶律仲禧為南院樞密使，以户部使陳毅參知政事。

夏，四月，乙未，觀文殿大學士吳充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正憲。充為相，務安靜。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幹朝廷。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弗能勇退雲。

丁酉，封宗暉為濮陽郡王，濮安懿王子孫皆進官一等。

乙巳，以瀘州夷乞弟侵擾，詔邊將討之。戊申，乞弟寇戎州，兵官王宣等戰歿。

御史台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今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等隸吏察；户部、三司及司農寺等隸户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等隸刑察；兵部、武學等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甲寅，罷羣牧行司，復置提舉買馬監牧司。

乙卯，遼主獵於炭山。

五月，甲子，翰林學士兼詳定禮文張璪言：“伏見天地合祭，議者不一。臣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夏至日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仿其象類，故天地神祇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夏日至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蒞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也。議者以為當今萬乘儀衞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它月；不惟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詔禮院速詳定以聞。禮官請如璪議，設宮縣樂、文武二舞，改制樂章，用竹冊、匏爵，增配帝犢及捧俎分獻官，廣壇?遺、齋官，修定儀注上之。

而判太常寺王存、知禮院曾肇言：“古之祭祀，或天子親行，或有司攝事，不過此二者而已；今於攝事之中又分隆殺，蓋古所未有也。且遣官雖重，終非親祀，恐於天地父母之義有所未順。璪本以合祭非禮，欲革去之；然其所陳，於禮亦未見其可。今夏至日逼，即乞且依舊制。其親祀之禮，仍乞詔詳定郊廟禮文所精加講求，裁定其當，以正後世之失，庶合先王之意。”判太常寺李清臣亦言：“天地之祀，萬國觀法，未易輕言。今夏至已近，而樂舞未修，樂章未制，八變之音未及習，齋祭之服未及成，齋宮未及立，壇?遺未及廣，牲犢未嘗在滌，竊慮有司速於應辦，或致滅裂，有失嚴恭。伏乞更加詳酌。”御批：“張璪之議，在今固無以易。可如清臣言，逡巡以盡眾説。”遂詔禮院更加講求。

陸佃言：“竊觀張璪所請，陛下親郊，夏日至祀地，自如璪議。其冬至祀天之次日，準古方望之事，因令祀地北郊，而以海嶽、四瀆、山林、川澤之神，凡在圓丘?遺陛舊從祭者，皆得與享；亦遣冢宰攝事，並如夏至祀儀。是則親行大禮，合祭雖革，而天地之神自得用類以禮從祀，以昭陛下尊天親地之義。然而郊後必有方望之事，經證明白，固當考復。至於祀地雖未有顯據，而以倫類求之，方望且祀，則地只助天布功，又其大者，安得而遺也。謹案《舜典》，類有上帝而無日月星辰，禋有六宗而無太祖，望有山川而無大隻，《周官》大宗伯祀有上帝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祿，祭有社稷、五祀而無大隻，有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丘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則祀所秩上下，比義皆從可知故也。”詳定所以佃所稱未有顯據，難以施行。

乙丑，合門言：“每歲盛暑御後殿，便於決事。乞自五月一日至七月終，當御前殿日，合門取旨。如得旨御後殿，即放朝參。”詔：“今三伏內，五日一御前殿。”

荊湖南路安撫司言知邵州關杞，議於溪峒徽、誠等州鎮立城寨屯兵及守禦招納之策，乞下轉運使相度。詔謝景温、朱初平、趙楊相度利害，及處置後經久不致生事，保明以聞。其後建置如杞議。

壬申，遼以平州民初復業，免其租税一年。

己卯，蜀國長公主薨。主下嫁王訁先，事訁先母至孝，中外稱賢。主疾甚，太后、皇后臨問，帝繼至，見主羸瘠，伏席而泣，親持粥食之，主為帝強食。翼日，不起。帝未朝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賜主家錢五百萬，轟朝五日，追封越國，諡賢惠。訁先以侍主疾與婢奸，落駙馬都尉，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均州安置。

甲申，覆命韓存寶經制瀘夷。

詔改都大堤舉導洛通汴司為都提舉汴河堤岸司。

庚寅，詳定朝會儀注所言：“今定大慶殿之後門內，東西設幄為合，又於殿扆左右設帟於東西房，以為乘輿出入所由之地。”又言：“朝會所陳平輦逍遙，舊設於西朵殿，今宗室坐西朵殿賜酒，欲移平輦等陳於東西龍墀上。”並從之。

遼主以旱禱雨，令左右以水相沃，俄而雨降。

六月，戊戌，禮院言：“越國長公主薨在慈聖光獻喪制之內。按禮，重喪未終遭輕喪，自當易服以示恩意，卒事則復常。真宗諒陰，為乳母秦國夫人服緦，禫未除，亦為許國長公主成服。今為慈聖光獻太后服，已在易月之外，宜為越國長公主舉哀成服。”從之。

是日，遼主駐納葛濼。

庚子，同判太常寺王存言：“近詔秘書監劉幾赴詳定郊廟禮文所議樂。伏見禮部侍郎致仕範鎮，嘗論雅樂，乞召鎮與幾參考得失。”從之。初，鎮致仕，居都城外之東園，每遇同天節，即乞隨散官班上壽。尋有詔：“鎮班見任翰林學士上，仍自今致仕官遇誕節及大禮，許綴舊班。”後鎮遷居潁州，於是入對，合門奏鎮失儀，有詔放罪。仍詔：“自今致仕官造朝失儀勿劾，着為令。”

詳定禮文所言：“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為摯，執大圭為笏。當時搢笏，君尊則不搢，別於臣下也。所有儀注皇帝搢鎮圭，皆沿襲之誤，乞從改正。”詔：“候制到大圭日施行。”又言：“自今親祠郊廟，羣臣冕服助祭執笏，或當事則搢笏，陪位官亦合冕服助祭。”從之。

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罷兵部句當公事官。

詔：“河北、河東、陝西路各選文武一員，提舉義勇保甲。”

戊申，遼以度支使王績參知政事。

庚戌，女真貢於遼。

壬子，詔罷中書門下省主判官，歸其事於中書。

乙卯，參知政事章敦上《導洛通汴記》，以《元豐導洛記》為句，刻石於洛口廟。

己未，詳定禮文所言：“皇地只、神州地只、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瘞於塪坎。”又言：“郊廟明堂告神冊，使中書侍郎讀之，非是，請改命太祝。”又言：“親祠郊廟，執事之官，皆一切臨時取充位而已；宗室及陪祠官則無預於執事，不應古義。請親祠南郊，薦徹籩豆、簠簋、俎饌，以朝臣充；太廟，以宗室遙郡刺史以上充。”又言：“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與經不合。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饗皆罷。”詔：“讀冊以史官攝太祝；郊廟執事官選無過人，冬享禘祫及親祠並以功臣配享。”餘皆從之。

秋，七月，戊辰，遼主觀市。

庚午，河決澶州，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監丞陳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以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氾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跡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衞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丁丑，詳定禮文所言：“明堂儀注，設御位於中階下之東南，西向。謹案古者人君臨祭，立於阼。其臨祭就位於阼階下，大夫士禮也。自曹魏以來，有司失之。伏請設皇帝版位於阼階之上，西向；太廟、景靈宮亦如之。”從之。

癸未，遼主為皇孫梁王延禧設旗鼓伊喇六人衞護之。

甲申，遼主獵於沙嶺。

丙戌，以彗星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

丁亥，詔中書曰：“朕惟先王制行以赴禮，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配天一也，而屬有尊親之殊，禮有隆殺之別。故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圓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而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圓丘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後足以適尊親遠邇之義。而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紊於經，乃至雜以先儒六天之説，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

戊子，太白晝見。

户部侍郎致仕範鎮言：“乞下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轉運司，量立賞格，求訪真黍，以審音樂。”

己丑，詳定禮文所言：“請自今乘輅不執圭，及乘大輦亦不執。”又言：“古者宗廟室中為石以藏主，謂之宗佑。請遷廟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中，帝后之主各共一石室。《禮記》曰：‘天子之席五重。’今太廟几筵皆不應禮，請改用筦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黻純左右玉幾。祭祀皆繅、次各加一重，並筦筵為五重。”並從之。

庚寅，熙河路經略司言西界首領禹臧結逋藥、蕃部巴鞫等以譯書來告夏國集兵，將築撤逋達宗城於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深慮經略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無為備，驅逐約闌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馬禁止之。”

八月，辛卯朔，詳定禮文所言：“明堂吳天上帝禮神之玉，當用蒼璧。今用四圭有邸，請改用蒼璧禮天。其有司攝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禮神之制，陳玉各仿其方之色。”從之。

戊戌，詔：“兩制、台諫至總管、監司，各舉堪應武舉進士一人，以名聞。”

庚子，檢正中書户房公事畢仲衍上所修《備對》，言：“周家冢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小宰以敍受羣吏之要。所謂會要者，正今中書之所宜有也。自漢至唐，曠千百年，莫知議此，故有決獄、錢穀之問而不克對者。創自睿意，俾加纂集。臣捃遮故實，僅就卷秩，凡為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件，為六卷，事多者分上中下，共為十卷。”詔中書、門下各錄一本納執政，仍分令諸房揭帖。初，書成，仲衍欲求上覽以冀功賞，帝以為此書乃臣備君問之書，不當奏御，故有是詔。

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萬事條理，監於二代，為備且隆。國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豈茲官政，尚愧前聞。今將推本製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台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闕恩數，悉如舊章。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以聞。”

秘書丞、同知禮院楊傑言：“十二者，律之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本聲為君父，應聲為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自景佑中李照議樂以來，鐘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八音何從而諧也。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聿中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考古制，依巢笙、和笙例，用編鐘、編磬、簫，以諧八音。”又言：“今大樂之作，琴、瑟、壎、篪、笛、委、簫、、笙、阮箏、築奏一聲，則鎛鍾、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於眾樂中聲最煩數。請鎛鍾、特磬、編鐘、編磬並依眾器節奏，不可連擊，所貴八音無相奪倫。”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淮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荊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管宜北而南。今舞者非止發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兼失所向。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稱成功盛德。又乞依《周禮》奏律歌呂，合陰陽之聲。”又言：“今雅樂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呂非不備，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也。伏請審調太常鍾，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雅矣。”詔送議樂所。劉幾等言傑所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戊申，秘書監致仕劉幾等言：“太常大樂鐘磬凡三等：王樸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樸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佑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鐘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佑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樸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樸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樸樂，鐘磬即清聲難依，如改制下律，鐘磬清聲乃可用。益驗王樸鐘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鐘磬參校其聲，則王樸、阮逸樂之黃鐘，正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樸、阮逸之樂，編鐘、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鐘、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鐘、編磬各十二，雖有黃鐘、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樸無射、應鐘及黃鐘、大品清聲，以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聲，俾眾樂隨之，歌工兼清聲以詠之，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考矣。欲請下王樸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制。”從之。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樸鐘磬，今修大樂所已集工匠，備爐炭，恐即銷變磨鑢。況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聲律，秒忽精微，已修之後，或陛下躬臨案聽，萬一如有未協，即更無舊器考驗。本寺每遇大禮，見用王樸樂外，自有李照、胡瑗所作樂器及石磬材不少，自可別制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許借王樸樂鍾為清聲，毋得銷燬磨鑢。”

初，劉幾、楊傑欲銷王樸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聲可校。後執政至太常寺案試，前一夕，傑乃陳樸鍾已敝者一縣。樂工皆不平，夜易之。而傑弗知。次日，執政至，傑厲聲雲：“樸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韻更佳。傑大慚沮。

王安石上改定《詩》、《書》、《周禮義》誤字，詔錄送國子監修正。

戊午，彗不見。

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東安墳地二十頃及守園户。

丙寅，御殿，復膳。

庚午，知諫院舒亶言：“中書檢正官張商英與臣手簡，並以其婿王溈之所業示臣。臣職在言路，事涉幹請，不敢隱默。”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陵府江陵縣税。初，亶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累年。商英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論惡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新權知湖州陳侗言：“陛下崇奉郊廟百神之祀，考求典禮，尤為嚴備。惟五嶽四瀆之兆未設，欲乞依《周禮》建四望壇於四郊，以祭五嶽、四鎮、四瀆，庶合於經，而且以稱陛下奉祀之意。”詔送詳定禮文所。詳定所“請以國朝《祠令》所載嶽、鎮、海、瀆兆四望於四郊。岱山、沂山、東海、大淮於東郊，衡山、會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於南郊，華山、吳山、西海、大河於西郊，常山、醫巫閭山、北海、大濟於北郊。每方岳鎮則共為一罈，海瀆則共為一次，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於當方岳鎮海瀆之下，別為一罈一次。山共一罈，川共一坎，水旱則禱之。其北郊從祀及諸縣就祭如故。”詔：“四方嶽鎮共為一罈望祭，餘依奏。”

乙亥，正官名。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司諫為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祿、衞尉、將作監丞為富議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自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大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議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

故事，兩制不轉卿監官，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為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為太中大夫。帝以為磨勘者，古考績之法，所與百職事共之，而禁近獨超轉，非法也。於是下詔：“待制以下並三年一遷，仍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不繫大敕銜。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户，前任宰相，食邑及萬户，並封國公，宗室如舊例。”

又，中書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司外，餘檢校官並階散並罷。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至內常侍以上，內臣供奉官以下，選人、伎術官、將校、中書樞密院主事以下，及諸司吏人所授敕留官衙校等，各有見帶文散階、檢校官及憲銜，欲併除去。其僧官並溪峒蠻人知州鎮及化外蕃官所帶散官等，合自朝廷指揮。”從之。其後遂詔：“文式散階，除化外人依舊除授外，餘並罷。”

辛巳，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癸未，薛向、孫固併為樞密副使。

乙酉，詔即景靈宮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

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王拱辰落開府儀同三司，並以官制行正名故也。詔拱辰判大名府，拱辰辭曰：“臣老矣，不足以任事。”帝曰：“北門重地，卿舊治也，勉為朕行。”

丙戌，進封岐王顥為雍王，嘉王頵為曹王，併為司空。文彥博為太尉。封曹佾為濟陽郡王，宗旦為華陰郡王。

馮京為樞密使。薛向罷知潁州。會詔民畜馬，向既奉令，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於是舒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

丁亥，以呂公着為樞密副使。公着與馮京、薛向、孫固同在西府，三人者屢於上前爭論，公着獨不言。及帝問之，乃徐為開析可否，言簡而當，帝常納之，三人者亦不能違也。帝數與輔臣論天下事，一日，謂公着曰：“民間不知有役矣。”公着對曰：“上户昔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户昔無役，今率錢，則苦矣。”帝曰：“然則法亦當更也。”

戊子，熙河路經略司言，乞先團結蕃弓箭手；從之。是年詔：“凡弓箭手、兵騎各以五十人為隊，置引戰旗頭、左右傔旗，及以本屬蕃首、將校為擁隊，並如正軍法。蕃捉生、蕃敢勇、山河户亦如之。凡募弓箭手、蕃捉生、強人、山河户，不以等樣，第募有保任年十七以上、弓射七鬥、任負帶者。鄜路新舊蕃生、環慶路強人、諸路漢弓箭手、鄜路歸明界保毅蕃户、弓箭手，皆涅於背。”

閏月，辛卯，御史範鏜言：“曹佾以外戚封郡王，祖宗以來，未有佾比。陛下所以富貴寵祿之厚矣，所以致孝愛於慈聖之情至矣。佾雖不王，乃以保安曹氏；命行而改，抑為為子孫萬世之成憲也。”不從。

壬寅，遼主祠木葉山。

己酉，遼主駐藕絲澱。

乙卯，加文彥博河東、永興軍節度使，以富弼為司徒。

冬，十月，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上《元豐郡縣誌》三十卷，《圖》三卷。

遼耶律仁杰久在相位，貪貸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耶律伊遜既外出，遼主漸悟仁杰奸，丁卯，出為武定軍節度使。

庚午，遼參知政事劉訁先致仕。

癸酉，遼以陳毅為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績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詔翰林學士並聽佩魚。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癸卯，遼主召羣臣議政。遼主曰：“北樞密院軍國重任，久闕其人，耶律阿蘇、蕭額特勒二人孰愈。”羣臣各譽所長，契丹行宮都部署蕭託輝獨默然。遼主曰：“卿何不言。”託輝曰：“額特勒懦而敗事；阿蘇有才而貪，將為禍基。不得已而用，敗事猶勝禍基。”遼主曰：“託輝，雖魏徵不能過也，但恨朕不能及唐太宗爾。”

壬子，直龍圖閣、句當三班院曾鞏上言曰：“宋興，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佑、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佑户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户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佑、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佑二萬餘員，治平並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佑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眾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佑、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如此，則皇佑、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佑、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

已而再上議曰：“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供職皆領於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它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資而加之精勤，以變因循苟且之弊，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詔萬世，故臣敢因官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 日之説以獻，惟陛下裁擇。”帝頗嘉納之。

十二月，甲子，遼以耶律德勒岱為孟父房敞袞。乙丑，以蕭託卜嘉為北府宰相，耶律世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慎思同知北院樞密使事。

庚午，遼免西京流民租賦一年。

甲戌，減民賦。

丁亥，遼豫行正旦禮。

戊子，遼主如混同江。 ^[1] 

元豐官制改革

元豐三年（1080）九月，宋神宗針對宋初以來官制的弊病，專門成立了一個改革官制的機構——詳定官制所，具體實施改革官制的計劃。從元豐三年（1080）一直持續到五年（1082）完成這一改革任務。宋初以來，官員除授制度非常複雜，有官、職、差遣之分，官以定品階俸祿，稱為寄祿官，職是指殿閣學士，待制等，加於文學之士頭上，以示尊寵，惟差遣為實職。因此，宋代設官雖然沿襲唐制，而三師、三公不定置，宰相也不專任三省長官。官無定員，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雖然也沒有正式的官員，但若沒有皇帝的敕令，他們並不主管本部門事務，給事中不封駁，中書舍書不起草詔令。元豐三年制定寄祿格，改正官名，以原來的散官開府儀同三司代替原來的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以下依次代換，用以確定官僚俸祿及升降品階的標準，取代原有的寄祿官，成為新寄祿官階，原來的寄祿官全部改為政府機構的正官，成為名符其實、主管本部門的職事官；改革銓選制度，規定凡除授職事官，皆按寄祿官品位高低為標準，仿照《唐六典》所載官制，頒佈三省，樞密、六曹官僚等制度，按照新制度任命三省長官，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門下審核、尚書執行，宰相改稱尚書左右什射，副相稱為尚書左右丞，實施新的官制。

宋置寶陀觀音寺

元豐三年（1080），宋置寶陀觀音寺（今浙江普陀山普濟寺）。清康熙時重修，敕額“普濟羣靈”，故名普濟寺。現存主要建築有天王殿、圓通寶殿、藏經樓、方丈殿等。此寺為普陀山供奉觀音的主剎，名列普陀三大寺之一。

沈括命名“石油”

元豐三年（1080）至四年 （1081），著名科學家沈括在任鄜延路軍事長官時，親自考察了陝北勞動人民開採石油的情況，首次提出了“石油”這一科學命名。據《夢溪筆談》記載，鄜延路境內開採出來的原油，出產在河流沿岸，雜質很多，有砂石和泉水混雜在原油之中，燃起來火勢甚猛，往往濃煙滾滾。沈括懷疑這些濃煙也可以使用，於是親自採集石油碳墨來使用，黑光如漆，比宋代所使用的松脂製成的墨強得多，沈括試驗成功後，命名這種油墨為“延川石液”，於是大量投入生產，並預言不久的將來此種油墨將大有發展前途。同時沈括還認為天下石油肯定很多，埋藏在地下，無窮無盡，不象松木總有一天會用完的。

曾鞏論國用

元豐三年（1080）十一月，直龍圖閣曾鞏上書論國家財政問題。他認為從古以來國家的財政開支總是有計劃的，都是節省開支，使國家財政收支達到平衡，如果無限制地支出，即使國家財政收入再大，也會出現財政危機。宋朝建立後，與民休養生息，注意財政收支平衡，因而雖然人口逐年增加，但國家財政一直綽綽有餘。他舉例説宋真宗景德年間，全國總計七百三十萬户，墾田一百七十萬頃，宋仁宗皇佑年間，全國一千O九十萬户，墾田面積二百二十五萬頃；宋英宗治平年間全國一千二百七十萬户，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全國財政收入在皇佑、治平年間都超過一億萬以上，財政開支也在一億萬以上，收支相當平衡。景德年間全國官員總數為一萬餘名，皇佑年間二萬餘名，治平年間二萬四千餘名，比較而言，官員人數增加一倍有餘；景德年間國家郊祀之費六百萬貫，皇佑年間達一千二百萬貫，治平年間一千三百餘萬貫，比較起來，郊祀之費也增長了一倍多，足以説明皇佑、治平年間國家財政支出過多。因此曾鞏建議宋神宗節省那些不必要的財政開支，裁省冗官，使之達到景德年間的標準，同時在其它部門也照樣實行節省開支的辦法，這樣國家財政危機就會得以緩解，更何況宋朝是歷代以來財政收入最多的王朝，倘若開源節流，國家一定比前朝更為富庶。因而他建議宋神宗以節省國家財政支出為當務之急，同時他還認為節省開支是理財的最關鍵的環節，而此刻 ^[1]  一些空談理財的政治家卻未能達到這一步。他還舉出冗官為例，以自己任職的三班院來説，宋初三班院吏官員僅有三百人，甚至還不到這個數目，宋真宗天禧末年卻增至一萬一千餘人，而且還在繼續增加。這樣無限增加下去，勢必造成冗官之患，依此類推，其它部門也是如此，倘若陛下留意這些情況，國家財政自然會好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