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善繼

其“先世自小興州徙定興之江村，世有名畿輔”。明神宗萬曆三年(公元1575)，鹿善繼生於一個以忠正節義著稱的家庭。祖父鹿久徵為明萬曆進士，曾為息縣知縣，“時詔天下度田，分署上中下壤，息獨下壤報，上官屢卻之，久徵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執不移，故額田二萬八千頃，至是佔隱畢出，溢田四千餘頃，則以現賦均派之，闔邑民沾其利。”其後，補山西襄垣縣，擢陝西道御史，補江西道巡按蘇松諸郡，皆伉直任事，勤政愛民，又敢於犯顏爭辯，很具正直儒者之風範。“方是時，上以軍政考察不當，兵部並斥南北科道三十餘人，御史馬經綸以為言，亦奪職。適久徵還朝，上疏申救，辭激切，上怒，謫判澤州。”後遷滎陽澤令，未任而卒。父鹿正，字成宇，為久徵長子，“少為諸生以孝聞，性不解飲，顧好客，客常滿座，為人倜儻有道骨，能急人難，至激於大義，為排解雖自棄其身家不恤，年八十餘卒，人至今稱鹿太公”。

清朝初期著名的“理學名臣”李光地給予鹿久徵極高評價，以為其“無怍於聖賢”，謂：“鹿氏父子祖孫，粹然儒者，其服官居鄉，潔修亮節，暨乎投難死毀，代有傳紀，太公則介乎其間，終身不仕，頹然若一耕夫耳。當魏忠賢糜滅善類之際，中外仰息回焰濺波，靡不焦爛。於斯時也，能為申屠太邶之事，亦庶幾賢矣。而太公護持營救，歸骨收孤，曾不慮吹毛之及己，卒以誠心厚德，神之相之，雖有害幾莫之能發，此其所處較諸古人不亦優乎……觀其佐父以清直，而勖子以勤瘁，直至視子孫殞身以殉忠孝，而悲慰交胸，大義慨然，則公之平生，其非逐名矯節，而無怍於聖賢也，決矣。”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鹿善繼自然深受影響，且能稟承家風。

鹿善繼“端方謹愨”，“生而凝重，少不嬉戲”，家人不令其就塾師，而在家中接受祖父的教育。明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八月，鹿善繼應順天鄉試，“因場中題未得解，歸而旁搜諸家注義，其有采輯王文成公《傳習錄》中語者，每閲之，則心動”。第二年，他終於得到祖父鹿久徵在任上寄送的一部《王文成公全書》，於是取其中《傳習錄》，“寢食其中，慨然有必為聖賢之志”。明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同邑薛一鶚孝廉“誣謗之事起”，牽連多人，鹿善繼以為，“是可誣也，孰不可誣也”，乃挺身而出，白於新縣令胡嘉桂“持勘”，幾得雪之。然而轉過年來，事情又發生了變故，鹿善繼在此事中一展其忠正節義風采。據其門人陳鋐編次之《年譜》“明萬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所記：

“是年，邑紳之不類者，復簧鼓郡守，事幾變。先生愈益奮發，時啓泰先生(孫奇逢)館都門，先生飛書招之，共集孝廉諸生三十六人為告於守，守語稍侵先生。先生憤然曰：“論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惡名，養士者何忍以衣冠塗炭？借胥吏以傾士類，借士類以傾縣官，尚有天日乎？某等頗知自愛，從前未嘗來，此後定不來，獨此義憤所激不容不來爾。”侃侃昌言，守為氣奪，同儕慮激怒，退而戒之。先生曰：“彼中情怯爾，畏我輩法語，支吾不暇，何怒為？”乃復告於觀察劉公洪謨，劉公以風節著，與先生意合，事得白。 為雪誣謗，主持正義，鹿善繼竟不惜“發動學運”，“共集孝廉諸生三十六人為告於守”，並且憤然與之抗辯，卒獲成功。其敢於任事的膽識與策略均甚為出眾。這我們就不難理解其為官後在“金花銀”事件中如何敢作敢為了。

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鹿善繼會試賜進士出身，觀使兵部。後授户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以國家邊餉取足於此故，而究心鹽法，向專家學習，作《粵閩鹽法議》。明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鹿善繼四十五歲時發生了著名的“金花銀”事件。他時任户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據《明史·鹿善繼傳》中記載：“遼左餉中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善繼稽舊制，金花貯庫，備各邊應用。乃奏記尚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二月，降善繼一級，調外。”當時，在著名的薩爾滸戰役中，明軍喪師三路，遭受了重大失敗。努爾哈赤乘勢率後金兵攻陷了大明重鎮開原、鐵嶺，進逼遼瀋，窺伺中原，形勢十分危急。而在“遼左餉中絕”且“廷臣數請發帑，不報”的情況下，鹿善繼依據舊制，建議採取扣留“金花銀”的辦法解決遼東戰事的緊急需要，完全出於公忠體國之心，且於法於理於情皆合，故而徵得了户部尚書李汝華的同意。但他們的這一舉動，卻嚴重地觸動了腐敗的明皇室的私利。因為所謂“金華銀”，乃是“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府，宮中視為私錢矣”。儘管鹿善繼“以死爭”，還是受到了降級、調外的處理。當其決計歸裏時，掾吏“環泣曰：‘非專責，何苦認真！獨煩一推署符爾’。”所謂“非專責”，是因為此事並非鹿善繼職內必管之事。且由於此事極大觸犯皇室利益，故户部尚書李汝華最終同意這種甚具“政治風險”的做法，除為事亟無法所迫外，更多的是因為鹿善繼的慨然擔當。因為他在提出這個方案時，明確向李汝華表示：“如干上怒，願以身任”。

方向瑛在《鹿忠節公傳》中記載：“善繼言於户部尚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出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銀，如干上怒，願以身任。汝華如其言，疏請。上怒，奪善繼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善繼奮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即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謝日，閹人闔扉勒索太倉銀，善繼飛書主太倉者劉榮嗣。劉報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詔責補還，善繼復持不可。曰：有可還，安用借？請以善繼言回奏，死生惟命。閹愕眙而去。當是時，上怒不測，人皆為善繼危，太公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誠口保身非吾兒事。”

遭受貶謫之逆境，恰又表現出了鹿善繼堅卓的人格與學養魅力：“被謫日，急宣户部堂司官聲如雷動，先生適食於賈公寓坐，客失色，先生食自若，食畢，徐着衣去。賈公後語啓泰先生曰：當此時，食猶能下嚥乎！吾於是覘公不動心之學矣。”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復原官。明天啓元年(公元1621年)因其突出的才幹而改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閲視關門，以善繼從。出督師，復表為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相勞苦，拓地四百里，收復城堡數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關四年，累進員外郎、郎中。承宗謝事，善繼亦告歸。”這期間，吏部銓司官缺，“廷議屬善繼”。應該説，這是一個握有實權、令人矚目的職位，即庸常官場所謂“肥缺”。孫承宗亦以可在京邸奉養老父為緣由勸他回京上任。鹿善繼不為所動，慨然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為也，而謂善繼願之乎？相公一日在師中，某即一日在幕中。善繼鬚眉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家大人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好從公於邊，老人為汝加一餐矣。相公以常人待善繼猶可，而竟以常人待家大人乎？”卒不赴。

鹿善繼與其父鹿太公(正)父子的忠正節義的肝膽還表現在對東林黨人及其子弟的幫助上。當時魏忠賢閹黨殘酷迫害東林黨人，士人避之不及，而鹿氏父子卻大施援手毫不畏懼。史載：“先是，楊、左之獄起，魏大中子學洢、左光斗弟光明，先後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與所善義士容城舉人孫奇逢謀，持書走關門，告其難於承宗。承宗、善繼謀取借巡視薊門，請入覲。奄黨大譁，謂閣部將提兵清君側，嚴旨阻之。獄益急，五日一追贓，搒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數百金輸之，而兩人者則皆已斃矣。至是善繼歸，而周順昌之獄又起。順昌，善繼同年生，善繼又為募得數百金，金入而順昌又斃。奄黨居近善繼家，難家子弟僕從相望於道。太公曰：‘吾不懼也。’”在“人皆咋舌”的情況下，“鹿氏父子不顧一時，義聲動天下”。明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復起為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管光祿寺丞事。後再次告歸田裏，以課徒講學為樂，生徒益眾。

明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農曆7月，清兵攻定興。縣令病，邑紳請鹿善繼入城謀劃守禦。鹿善繼慷慨道：“年來中原士大夫非望風而走，則髡髮以降，某實恥之！”遂別鹿太公，未及與家人語，與諸紳赴難，與敵相持六日，城破死之。當是時，清兵以“刃協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終年六十二歲。

門人陳鋐所編次《年譜》記雲：“ 先生部署方定，而後薄城下矣。時二十二日也。先生曩所討論於遼左者，無不思試之，於今相持至二十七日，敵肉薄，環攻城陷，先生死之。嗚呼！先生之學於斯益見矣。居恆嘗語啓泰先生曰：“我輩學問須打破死生關頭，才能無入不自得。則先生之談笑入城，城陷而死，殆其日用常行乎！或有疑先生可以無死者，夫先生非守土之官，固無死法，而先生當城亡之會，亦無生法，何也？城既破矣，除匿眢井外則跪而乞髡而降耳。先生平生做人，一點一畫，未有絲毫假借，顧當顛沛而不於是，偷生苟色以與庸眾者伍，何以為先生。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嘗於序石蕊而言之矣。所可悲者，向也樽俎之間，制敵國之命有餘，今則畢智竭力守一邑而不足，豈時勢之不同耶！然則，果誰壞我長城而貽之戚耶？”是時，啓泰先生在容城，解元(鹿善繼之子鹿化麟)奉太公往依焉，鋐舉家附之。農曆8月1日黎明，容城被攻甚急，晡時傳定興失守，其夜解元縋城奔視，鋐兄鋭隨之，比至，從一泉先生子懷洙得先生遇害狀，遣使馳報太公，太公聞而義之，援筆為諭曰：“爾父求仁得仁，死亦何恨！爾不必作兒女態也。”太公其明於大義者哉！”

鹿善繼死節事聞於朝，追贈大理寺卿，諡“忠節”，並敕建祠祭奉。

鹿善繼著述甚豐。計有《四書説約》三十三卷、《前督師紀略》十六卷、《後督師紀略》十卷、《認理提綱》一卷、《尋樂大旨》一卷、《車營百八答》(不分卷)、《尋聲譜》一卷、《認真草》十五種二十二卷(十五種為：《金花始末》二卷、《馬房本末》一卷、《籽粒本末》二卷、《扶孤始末》一卷、《篋餘》一卷、《農曹草》一卷、《粵東鹽法議》一卷、《福建鹽法議》一卷、《歸裏草》一卷、《待放草》一卷、《典餉草》一卷、《樞曹草》二卷、《榆關草》三卷、《再歸草》二卷、《奏常草》二卷)、《三歸草》二卷、《麈談》一卷、《無慾齋詩草》八卷(今佚一卷)；《明史·藝文志》著錄有《鹿善繼文稿》四卷；今存《鹿忠節公集》二十一卷、門人陳鋐編次《年譜》二卷。集中體現其儒學思想的，則為《四書説約》、《認理提綱》、《尋樂大旨》諸種。

鹿氏家學宗主陸王，善繼少不就塾師，以祖父為師，深受家學的燻炙。善繼亦宗陸王，而於陽明學尤為心契。鹿善繼的摯友孫奇逢謂其“少以祖父為師，小章句，薄温飽，讀《傳習錄》，深契之，慨然有必為聖賢之志”。費密亦謂善繼“有得王守仁之學”。

上文曾引《年譜》：鹿善繼十九歲時順天鄉試落第後，對場中題不解者，歸而旁搜諸家注義，試圖得到自己的答案。當搜輯到王陽明《傳習錄》中語的時候，“每閲之，則心動”。祖父鹿久徵甚為高興，對之悉心指導培植。鹿久徵在為官任上為善繼購《王文成公全書》寄去，並囑付：“寄去《王文成公全書》一部計三十本，《王心齋遺錄》一本，舊本稍不齊整，令吏書另謄寄去。善繼可用心看之。”鹿久徵欣喜地看到善繼的進步，進而申論王陽明的“致良知”之學以諄諄指導善繼，強調“致良知”須加“問學”功夫：“看善繼所言並其文字，道理上俱見其大頭腦處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意思擴充得去，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眼前功名無論也。但致良知須要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行己接物方妥當，不遠人情。《中庸》雲“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可深長思也。若概雲致良知，不加問學功夫，將至於臆見為良知，其去道也遠矣。先儒雲：常在立事接物上體貼天理，此是實用工夫處。蓋聖人之心如明鏡，其良知完人全人不待學問，自能致之。下聖人一等者，未免氣構物蔽，其良知有時而見，有時而昧，如鏡之昏，磨洗方明，此學問之功不可間斷，而考成法，識當然，事事當體貼也。如看書做文字，固當有一段議論，一樣見識，然須不悖聖賢旨趣，或發朱注所未發，或與朱注互相發明，乃可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題專就不失赤子之心發出一段議論，即不用注中擴充之説，亦無害……若執己見只説義理，不立格，不練句，便不是合式文字，總然説的義理明，人亦不具隻眼也。思之思之，家間有《象山語錄》一冊，善繼可看之，理學書待訪來寄去。”

《定興縣誌·鹿善繼傳》中記載：“其學從餘姚，折衷伊洛，出入朱陸，歸宿於做人，一言以做人為人生根本，以希賢希聖希天為做人規模，以正心誠意為做人把柄，以知恥為做人機竅，以視聽言動為做人所藉以通天下之關津，以非禮奉承軀殼為自壞其人者，又一意實踐，神常內守，故不屑屑與古今人角同異、滋異論，其卓見哉！”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記載：“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學何所授受，曰：‘即謂得之於陽明可也。’”鹿善繼甚有陽明學之擔當情懷，其自述讀《傳習錄》雲：“我讀《傳習錄》後發志願擔起這擔子，力破流俗，一點一畫，絲毫不敢假借，既見信於天下，然後漸寬綽。將來到如今，事到眼前，亦不大費安排了。”孫奇逢曾述其狂狷氣象：“每與同儕談説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公對曰：‘只要是醒，如何要記？醒的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覿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腳，夫豈有疑於心乎！’自是論交日盛。”《明儒學案》中記載：“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物，聖賢為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與？”而在鹿善繼之學躬行實踐甚得陽明“知行合一”之旨方面，世論有更高的評價：“竊惟公(善繼)事事不虧本分，時時不愧本心，生平券此兩語，學本姚江，而能以姚江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即弄者’為戒，故隨其所在，必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此知行合一之功也。昔賢以濂溪為孟子之聞知，陽明為濂溪之聞知，誠千古不易之論，姚江而後，公其嗣響矣。榆關之行，南門之役，則又武侯所為鞠躬盡瘁，文山所謂成仁取義者也。”蓋謂善繼為陽明之“嗣響”真傳。方苞立足於程朱立場，亦不得不對鹿善繼躬行王學之“志節事功”大表欽佩，以為“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聖賢之徒”，其發論雲：“餘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為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即以聖賢為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楊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為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聖賢之徒。”蓋謂鹿善繼雖學宗陽明，卻躬行實踐，不蹈虛空，以節義自期而又事功顯著，是超乎學派紛爭之上，而深得儒者的真精神。

另外，鹿善繼受泰州學派影響的痕跡也十分明顯。如鹿善繼“聖學只在常行中”的觀點明顯是受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學旨影響的。他説：“聖人恁的直截説，後儒猶婉轉不已。只是把聖學看的太高，不敢在常行中討他，卻不知聖人高處，正為生活在常行中真實着腳，不比懸空解悟，你試為之好容易理學大儒個個於此字費力，果其能之，一點生意，遍滿六合。堯舜，性之忠恕也。湯武，反之忠恕也……”又如王艮之學不重著述、唯貴心悟、唯重實踐的特點對鹿氏亦應有相當之影響。《定興縣誌》謂鹿氏“一意實踐，神常內守，不屑與古今人角同異，滋議論，為一家言”，這與泰州學派傳統是十分相近的。儘管鹿氏之學也受到泰州學派的影響，但這並不能掩蓋鹿善繼與泰州學派之間存在着的巨大鴻溝。鹿善繼基於強烈的入世情懷和士紳出身，並不能完全認同泰州學派“百姓日用之學”的平民儒學性格，而是強調應以事功報效君國，這一點與劉宗周是相同的。士紳之儒與平民之儒的分野，於此亦略可得見。

黃宗羲説鹿善繼之學“近於東林諸子”之説，顯然是注意到鹿善繼亦受到東林諸儒思想影響的。鹿善繼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高攀龍等東林黨人有着極為密切地交往。《年譜》記“魏大中過江村，訪先生……相與莫逆”，計六奇《明季北略·鹿善繼傳》：“與吳郡周順昌、吳橋範景文襆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方向瑛《鹿忠節公傳》：“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長洲周順昌聞而訪之，定交於蕭寺中……”

東林黨人受閹黨迫害時，遠近避之不及，而鹿善繼與其父鹿太公不懼罹禍而大施援手，其情誼之深可以想見。鹿善繼嘗投書高攀龍表達其仰慕之情説：“某何幸，以平生的仰為山斗者而交臂遇之，即俗骨濁胎無受教之地，只邂逅真儒便足了落地一番大事。”並稱其為“東林滴(嫡)派，洙泗正脈。”其實，這些資料表明，與其説鹿善繼在儒學思想上受到東林諸儒的影響，還不如説他在政治主張、人格氣節上與東林諸儒息息相通。事實上，鹿氏之學東林處在其躬行實踐，力矯時弊以為世範上，這與東林諸子揭櫫朱學徽幟，試圖以儒學力挽世風的精神相契合。但不能因此認為其學淵源即是程朱。陳鼎將鹿善繼列入《東林列傳》並説他“與攀龍、光鬥等交，遂得程朱之傳……每拈程朱大旨教諸生，大要以認理為根，主敬為本……”是不符合事實的。鹿氏著《認理提綱》乃是為啓示門人路徑，並非“以認理為根”，其學是以陽明學的“良知”“良心”為本，故“認理為根”“主敬為本”的説法亦是不合於鹿氏之學的事實的。退一步説，即使鹿氏“以認理為根”，其所認之“理”也是陽明的“良知即天理”的“理”，這與朱熹理學之“理”迥然有別。

概而言之，鹿氏之學源於王陽明——羅念庵一系，並受泰州學派及東林諸儒的相當影響。盧象升的説法最為確切：“公之學本於餘姚，出入朱陸，不為一家言，天下稱其躬實踐”。

《定興縣誌》中記載鹿善繼的教學活動雲：鹿善繼“究心理學，教授生徒，以紹往開來為己任，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而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説約》一編，日與同人諄復口授，四方來學者以數百計，舍不能容，鄰居僧院幾無閒室，彬彬有鄒魯風。”這大略顯示出鹿氏居鄉講學時的盛況。在陳鋐的《鹿善繼年譜》中記載，他集中地收徒講學活動有四次：

第一次是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他四十歲中進士後待放回鄉時，至次年秋授户問山東司主事止。其時“門人始進”，是時，陳鋐之父陳範彭“趣受業”，而杜越、張果中、賈三槐、王燁諸人接踵來問學，鹿善繼“顧而樂之，朝夕提命，亹亹不倦”。此間著《四書説約》、《認理提綱》。

第二次是明萬曆四十五～四十六年(公元1617～1618年)，是為其丁母憂期間。“四方來學者益眾，先生性嚴，是非好惡未嘗少徇於人，而同心者則無不飲以和，迎以善，春風之座，噓入肺腑，殆不獨發彼羣蒙也。”次年“先生內弟太沖亦以是時入學，先生拈‘做人’二字示之”。

第三次明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農曆2～8月，鹿善繼因金花銀事件，而辭官歸裏期間。“先生去國歸裏，海內爭以孤鳳似之，而先生教授如曩時，布衣草履，不敢以諍臣自異也。”

第四次明天啓六年(公元1626年)再次辭官歸裏後，至明崇禎九年(公元1638年)至守定興遇害止，長達十二年。《年譜》記曰：明天啓六年(公元1626年)“先生抵里門後，教授生徒如待放時，而門人益進。”明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是年，先生病漸瘳，教授如再歸時，門人大進。”此年纂《尋樂大旨》一書。明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孫奇逢“命其子立雅偕伯叔昆弟來從先生學”。明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黃適甫集樂自江右來從先生學。”

鹿善繼教授生徒的教本首為其所著之《四書説約》，門弟子認為“《説約》一書，句句據先聖之心法，句句針後學之頂門”，是最能體現鹿氏學旨的。次則為《認理提綱》與《尋樂大旨》，這兩部著作大略是開發、引導學生為學路徑的。其引導學生的路向如其弟子陳鋐所説：“先生所北面者陽明也，所比肩者，象山、念庵也……先生誘我及門士者亦惟向此一路開發……”由是可知，善繼所授弟子者仍是王陽明——羅念庵一系。

鹿善繼學行著世，忠正節義，尤以躬行任事而聞名，“海內爭以孤鳳似之”，故自四十歲門人始進後，及門問業者極多。劉青芝在《明代人物誌·鹿太常傳》中記載：“里居教授生徒以百數，至舍不能容……畿南之士，殖學修行，鏃礪自好者，不問而知為鹿氏之徒也”。據統計，其弟子著姓名裏籍者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定興七十九人， 容城十八人，新安十二人，固安四人，涿州五人，新城十人，安肅四人，雄縣三人，易州兩人，淶水兩人，遼東藩陽一人，山東益都一人，江西新城一人。除有三人來自外省，一百三十九人皆燕南子弟。

鹿氏承家學而紹述弘揚王學，躬行實踐，以陽明學旨教授燕南子弟，生徒甚眾，頗有可觀。雖無材料證明其與王陽明有直接的傳承關係，但就其把握王學精髓，服膺陽明、念庵而言，謂之傳陽明學脈於北方，殆無可疑。故以“燕南王學”目之，是非常確切的。方苞亦曾指出：“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可知，王學在北方並非如黃宗羲論列的那樣蕭索，從“以志節事功振拔一時”來看，北方王學總體面貌是十分重志節、重事功、重實踐的。而鹿善繼所引領之燕南王學當是其重要代表。

顏元説：“高陽相公與太常鹿先生、徵君孫先生三君子，講學論道，樹幟河北，嗚呼，盛哉！江村、夏峯俱得佳弟子闡法於後……”《顏習齋年譜》中記載：“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因此，其高弟鋐對鹿善繼死節後朝廷的封贈褒美仍感到遺憾：鹿善繼在學術與道統上的地位沒有得到更好的確認。他説：

鋐猶有憾之者，何陽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傳，尼山之奧，因之以窮；尼山之覆，因之以發。《傳習錄》一書泄漏天機盡矣，陽明之後，其道在唸庵，念庵之後，其道在先生。念庵之於《傳習錄》也，奔假而手抄之；先生之於《傳習錄》，索之侍御公按吳時，洞見源本，身體力行，庶幾光大陽明而不第紹述之已也。假令陽明南面而享天下之崇極如文廟比，則二先生享如顏曾比，而龍溪、緒山諸君子應退處其下爾。

在陳鋐等門弟子看來，鹿善繼“身體力行”、“光大陽明”，通過羅念庵直紹陽明之道，而具有自身的特色，大有功於王學，故在王學陣營中的地位應高於王龍溪與錢緒山等人。《明儒學案》中記載“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江右羅念庵傳陽明之道為“陽明功臣”，故弟子們認為鹿善繼是得到了陽明的真精神的。鹿門弟子中唯一的一個南方人黃時甫(一作適甫)，是江西新城人。千里迢迢離開江右王門的故鄉，北上投師鹿善繼，大概也可以説明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