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亞農

餘亞農長兄餘申甫及次兄餘丹甫去安慶新軍制安徽武備練軍學堂就讀。武備學堂改陸軍小學後，在兄長的影響下，（1904年）考入該校。兩年後，徐錫麟任安徽陸軍小學堂會辦，暗中號召推翻清廷專制政權，他受其革命思想的啓蒙。

陸軍小學畢業，升入北京清河鎮陸軍第一中學。兩年後，入保定軍官學校入伍生隊學習。1910年秘密參加了同盟會。 ^[2] 

武昌起義前夕，餘亞農受吳祿貞之命，去漢陽聯繫湖北新軍起事。在漢陽，因起事日期尚未最後確定，乃離鄂返皖，進行聯絡。時值合肥光復，其次兄及孫品驂等人在合肥大同書院成立軍政府廬州分府，前去襄助。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餘亞農被推為全椒民軍司令，復應聘為第1軍訓練處代理處長。 ^[1] 

1912年2月，被解除第一軍職務，調入剛成立的保定軍校學習。1913年7月，孫中山組織武裝討袁，發動“二次革命”，安徽宣佈獨立。他聞訊後離校南下，投入討袁淮上軍張孟介（匯滔）部任營長。9月，“二次革命”失敗，他追隨張匯滔逃亡去滬。1914年7月8日，他響應孫中山號召，赴日本東京參加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返滬後，聯絡同志，圖謀起事。王亞樵議爆炸北京政府，迫袁退位，孫中山未予同意。王亞樵乃命餘亞農在上海呂斑路文德里秘密製造炸彈，擬去爆炸上海警察廳，然後舉事。不料火藥爆炸，餘亞農面、腿均受傷，因而被法租界巡捕房拘留3個月，被釋後，仍在滬、粵過流亡生活。

1917年，護法運動期間，他曾投滇軍方聲濤部，任夏述唐旅參謀。國共兩黨合作後，他返回安徽，與孫品驂等人發動“討曹（錕）驅馬（聯甲）”運動，後因奉軍進攻而失敗，孫品驂下野，他隻身走保定，去天津。不久即自天津投奔國民軍第5軍方振武部，初任參議。1926年3月，任第二（混成）旅第6團團長。9月，國民聯軍成立，五軍餘部被整編為國民聯軍第二軍，他任第二軍第八旅旅長。

1926年9月，馮玉祥於五原誓師，參加北伐。國民聯軍出兵援陝，解西安之圍。餘亞農率全師官兵經察、綏、寧而援陝，解救了被圍困8個月的楊虎城部。1927年春，他率部經三原，出潼關，進駐襄樊。此時，馮玉祥部國民軍改隸蔣介石指揮，國民聯軍加入國民革命軍，改編為第二集團軍，宣佈全軍集體加入國民黨，參加北伐。方振武所部第二軍擴編為第三方面軍，隸屬第二集團軍，餘亞農升任第一軍第三師師長。

1928年3月，南京政府二次北伐，方振武所部此時已改編為第一集團軍第四軍團，他改任第三十四軍八十九師師長。 ^[1] 

1929年1月，國民革命軍各部縮編。八十九師被縮編為四十四師一三一旅，他任旅長，調駐安慶集賢關。8月，餘亞農調任四十五師一三四旅旅長。

中原大戰爆發後，餘亞農乘船去天津轉鄭州，被馮玉祥委為豫皖邊區第一路軍司令，活動於中原。後因為蔣介石分化瓦解，重返上海。

“九·一八”事變後，王亞樵秘密組織鐵血鋤奸團，以鋤殺漢奸、日軍特務為己任，並發動工人、學生、市民抵制日貨，檢查奸商。他在團中分工負責政治，專事抗日宣傳，並調查瞭解日諜、漢奸情況，以作為打擊對象。民國22年5月，參加馮玉祥領導的抗日同盟軍，任援助沽源及多倫的預備隊司令。失敗後回到上海。同年冬，福建事變發生，他星夜趕往福州，被委為二十九路軍總指揮。但該軍未成立，事變便告失敗，他又回上海繼續從事秘密反蔣活動。1935年11月1日，孫鳳鳴於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刺傷汪精衞，引起全國震動。戴笠親自帶人去香港要求港方引渡王亞樵等人。餘亞農與鄭抱真等人伴王亞樵自水路出逃，經西江直駛廣西梧州李濟琛圩子。

1936年8月，餘亞農受李濟琛領導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委託與張獻廷持密信去延安，聯繫反蔣，受到了周恩來、李克農的熱情接待，毛澤東、朱德還親自為他餞行。在他返回梧州時，王亞樵已被蔣幫特務所暗殺。

1938年春，餘亞農任皖北人民抗日自衞軍第五路指揮。因餘亞農與新四軍第6支隊司令員彭雪楓合作較好，遭國民黨內反共頑固派忌恨，同年冬自衞軍為廣西軍黃瑞華、蒙若剛部包圍繳械。他被逮捕後，經安徽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及社會人士營救始獲釋，在淮北經商耕地，以資餬口。李品仙、廖磊數次説其出山，均遭拒絕。 ^[1] 

日軍投降後，應中共華中局鄧子恢之邀，赴蘇北與蔡蹈和、鄭抱真等共商大計。回滬，經沈鈞儒、沈志遠介紹，加入民主同盟，復以“民革”名義開展兵運工作。1949年冬，他與中共地下工作者一起在寧、滬、蕪間進行策動起義活動，以協助大軍渡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皖北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皖北行署監委會副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員、副省長等職。

1959年去世，享年72歲。

中共安徽省委員會在餘亞農病危時，根據他本人的請求，批准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