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費逵

提起陸費逵先生，以前年輕一輩大都茫然無知。但説到中華書局，恐怕只要是上過幾年學、讀過幾本書的人都知道這家聲譽卓著的大書局。因為中華書局出版的書籍哺育和影響了中國幾代文化人，港台乃至東南亞華人社會，一提到中國文化，就要聯想到中華書局。

近百年來，中華書局在傳播中華文化方面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功績。然而有許多讀書人卻不知道中華書局的創始人和前期負責人就是這位陸費逵先生。

他的曾祖陸費墀為清朝翰林院編修，歷任《四庫全書》總校官、副總裁等。並且按輩份是張愛玲女士的表叔（陸母是張愛玲奶奶的堂姐妹）。

陸費逵出生於滿清王朝腐敗沒落，中華民族深受西方列強欺凌壓迫，國內有識之士都爭相尋求救國之道的時代。

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陸費逵入南昌英語學塾附設日文專修科就讀。由於他從小受新思想影響，傾向革命。

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春，陸費逵到武昌，次年，與友人合股1500元，在武昌橫街開辦了新學界書店，自任經理，出售《革命軍》《警世鐘》《猛回頭》等革命書籍，並於1905年春參加革命黨人的日知會組織，參與革命活動，任評議員，後來加入同盟會。

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秋，陸費逵辭新學界書店經理，任漢口《楚報》主筆，同年底，因抨擊時政，揭露粵漢鐵路借款密約，主筆張漢傑被捕，陸費逵被通緝，《楚報》遭湖廣總督張之洞查封，陸費逵逃至上海，受聘為昌明公司上海支店（書店）經理兼編輯。

逃往上海後，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冬，陸費逵任上海文明書局職員兼文明小學校長。之後陸費逵開始在出版界嶄露才華。先入昌明司上海書店、文明書局任經理、襄理兼編輯。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宣統元年，公元1908年）秋，陸費逵入商務印書館任國文部編輯，次年春，升出版部部長兼《教育雜誌》主編、講義部主任，在《教育雜誌》上連續撰文，宣傳教育救國論，主張國民教育、人才教育、職業教育三者並重。其議論思想新穎，富有新精神，在上海傾動一時。

1909年1月，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縮短在學年限》一文，主張學生縮短在學年限，減少課時和注重實利教育，這是中國主張新學制之始，同時，他還發表《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

1912年元旦伊始，中華書局在上海成立。陸費逵起草發表《中華書局宣言書》刊於《申報》上，説明書局宗旨：“國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不久，陸費逵“遵教育部通令”出版《新中華教科書》，這套封面為五色旗的書打着“教科書革命”旗號，鮮明地提出“孫中山是當今中國的第一偉人”。1912年1月，陸費逵在《教育雜誌》上發表《敬告民國教育總長》一文，對當時中國教育的發展獻計獻策，並得到教育部長蔡元培採納而先後施行。

1918年秋，年秋，他與人組織靈學會，設盛德壇，提倡振興佛教，主張以佛教為“精神教育”。陸還受教育部委託，在上海提倡國語運動。1921年前後，他參加國語推行會，創辦國語專修學校，印行國音課本，製造國語留聲片等，熱心提倡白話文。

1922年，陸費逵又發表論文《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採用已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畫多的字也簡化。

他創刊並主持筆政的《教育雜誌》是中國最早一批教育專業刊物。 ^[4]  該刊以“研究教育，改良學務”為宗旨，發表了許多教育改革和文字改的文章，為中國教育事業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貢獻。以陸費逵又是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的重視教育，不僅有一整套教育改革的理論和思想，同時積極實踐，親自編纂各類新的教科書，還不時兼任校長、開辦補習所等。

辛亥革命成功，大大激發了陸費逵施展抱負的熱情。遂於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創建了中華書局，任經理。

先生志願改進我國教育，頗多貢獻。南京臨時政府改革學制，即出先生手筆。今日盛倡之職業教育，亦首見先生之著作，近年主張中小學分軌及師範教育獨立，亦為當局採用。 ^[1] 

他辦中華書局後，提出了“用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兩個口號。首先發行中華小學及中學教科書。《中華教科書》體例新穎，風行一時。民國初年，《中華教科書》幾乎獨佔市場，達到了日間擺出，未晚即售完，架上無隔宿之書的地步。陸費逵新編的《中華教科書》既滿足了當時教育改革的需要，也為中華書局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改組書局為股份公司，陸費逵任局長。其間，先後出版《中華小説界》《中華實業界》《中華婦女界》《大中華》等刊物，遂成為國內第二家華商大書局。

作為一家完全華商自辦的民營出版企業，在舊中國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下，有來自各方面的勢力牽制和威脅着它的生存和發展。但在陸費逵帶領下，中華書局幾度擺脱困境，並使其發展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兩家民營出版企業之一，集編輯、出版、印刷、發行於一體。

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南京國民政權建立後，陸費逵積極推舉孔祥熙為中華書局董事。 ^[2-3] 

至抗日戰爭前，中華書局資本已達四百萬元，年營業額約千萬元，全國各地設有分局四十餘處。僅上海、香港兩廠職工已達三千餘人。書局彩印業務為全國第一，印刷設計之新，當時號稱遠東第一。

陸費逵(2張)

在陸費逵主持下，中華書局先後編輯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華大字典》《辭海》，刊印《四部備要》和《古今圖書集成》等大部圖書。總計出版各種書籍達二萬冊，深受學術界、教育界歡迎。

隨著書局的日益發展，陸費逵聲譽益著，成為全國出版界的巨擘，故被推選為上海書業同業公會主席、中華工業總聯合會委員等職。抗戰開始，他還連任國民參政會第一、二屆參政局。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圖謀殺害著名愛國人士，陸費逵獲悉，即離開上海去了香港。他在香港主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工作多年，積極趕印書籍，供應抗戰後方。

民國三十年（公元1941年）艱難的抗戰期間，7月9日，住在九龍寓所的陸費逵突患腦溢血，病逝於香港中華書局總經理任上，終年五十六歲。

陸費逵先生雖作古已半個多世紀，但他創辦的中華書局不但還在，而且有了新的繁榮和發展。作為以傳播中華文化為宗旨的文史哲專業出版社，如今的文史哲讀者幾乎沒有—個不偏愛中華書局出版的書籍。在老一輩文化人心目中，陸費逵先生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始終有其崇高的地位。他正如一座名山，愈是距離我們愈遠，則愈見其不可企及。

陸費逵幼時只受五年母教，一年父教，一年師教，十七歲就獨力自修。十七歲在南昌創正蒙學堂，十九歲創辦新學界書店於武昌。二十歲任漢口《楚報》主筆，因言論觸犯當局，致該報被迫停刊，轉至上海任昌明書店經理。二十一歲入文明書店任編輯；又二年，為商務印書館出版部長及《教育雜誌》編輯。

陸費逵的成功，除了少年時期的奮鬥以外，他的深遠的眼光也是一種要素。辛亥革命爆發，他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國即將成立，便集合同志籌備新教科書，以適合新的需要，於民國元年元旦創立中華書局，發行中華教科書，風行一時。之後的五、六年，他料到中國法幣政策必然推行，於是注重鈔票的印刷，書局營業更能蒸蒸日上。先生在《新中華》創刊號中，復撰有《備戰》一文，認為中國對外戰事發生，必須長期作戰，因而主張就軍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積極準備，其意見頗能與政府當時設施暗合。

在《我的青年時代》一文中，陸費逵曾評述自己的自學精神：“我幼時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師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過十二元的學費。到十三歲，讀過《四書》《詩經》《書經》《易經》《左傳》《唐詩三百首》六部書，沒有造過句，沒有作過文。因為先母主張多讀多看，反對挖空心思作八股，並反對作疏空的論説；卻學過珠算，看過《綱鑑》，我十三歲正是戊戌年，我那時勉強能看日報和時務報，有點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衝突；先母卻贊成我的主張，於是便不照老式子讀書，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後來居然自習算學，並讀格致書了。那時隨侍在南昌，有一個閲書報社開辦，我隔日去一次，午前九時去，午後五時出來。帶一點大餅饅頭作午餐。初時尚有閲者二、三十人，後來常常只剩我一人，管理員也熟了。他便將鑰匙交給我，五大間藏書，好像是我的了……照這樣做了三年，學問漸漸進步，文理漸漸通順，常識漸漸豐富。十七歲——實在未滿十六歲——便教書。從十七歲到二十六歲，每日早六時至八時，一定自修，晚間也差不多總是自修或編著。”

正是這種勤勉，讓陸費逵終成大家。

陸費逵在中華書局任職三十年，除手編中華教科書、出版期刊外，還先後編輯出版了《中華大字典》《辭海》《四部備要》（重印）等要籍，總計出版各種書籍兩萬種以上。

陸費逵著有《教育文存》五卷，《青年修養雜讀》和《婦女問題雜談》等。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灘上曾有人將陸費逵和愛迪生、高爾基、葉澄衷、楊斯盛放在一起，認為是自學成材的典範。

弟弟陸費執，著名農學家。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