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部

1933年4月，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鄧小平同志調離會昌中心縣委，由中心縣委組織部長羅屏漢同志接任中共會昌(亦稱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6月，羅屏漢調任粵贛軍區政治部任主任，9月，羅屏漢被選為粵贛省蘇維埃臨時政府執行委員，不久又被選為中共粵贛省委候補委員。參加各次反“圍剿”的南線作戰。同年11月，奉中央軍委重命，在劍溪的桅杆下成立了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部，並且擔任閩粵贛邊遊擊縱隊司令員，率部隊在興寧、平遠、尋鄔、龍川邊境開展游擊戰爭，深入到國民黨粵軍最危險的“腹部”進行牽制國民黨南線的陳濟棠軍隊，策應中央紅軍主力作戰，進行反蔣介石的層層“圍剿”。 ^[1] 

1934年8月被調到新成立的中共贛南省委工作，加強尋南工作團的領導。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期，情況萬分危急，周恩來同志和朱德同志通過秘密部署，再次以中央軍委名義重命羅屏漢到尋烏南部進行強有力的軍事遊擊領導，重新整編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部，並仍然由羅屏漢親任司令員。潘漢年與何長工也另外單獨和羅屏漢作了砌夜長談，交待了各項秘密任務，後在尋烏劍溪桅杆下原來的司令部（劍溪區黨支部），共編了六個縱隊。1935年2月，“九路突圍”困難時期，中央分局陳毅同志按毛主席早前的囑託委任古柏同志為閩粵贛邊遊擊縱隊司令員之職，準備派往尋烏接任羅屏漢司令員一職，羅屏漢另作軍政重任。 ^[1] 

口述：潘秉星（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羅屏漢貼身警衞員、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部遊擊二縱隊隊長、粵贛邊區軍政委員會警衞連連長、粵贛邊區軍政委員會獨立營營長、尋烏縣民政局幹部、尋烏縣革命紀念館館長、江西省政協委員）

筆錄：劉承松（原吉潭公社毛主席思想廣播宣傳站站長、劍溪鄉黨委辦公室主任、劍溪鄉民政所所長、《尋烏廣播史》撰寫人之一、《尋烏吉潭鎮志》編輯部主要成員/劍溪片區主編）

1934年10月，由於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排擠了毛主席正確的軍事路線，實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線路進行破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結果損失殘重，迫使中央紅軍主力要離開“紅都”瑞金，開始作戰略轉移。正在這時，原粵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羅屏漢特別受中央軍委任命和委派，離開了一直並肩作戰的、時任贛南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的愛人張瑾瑜同志，到尋烏南部進行強有力的軍事遊擊領導。主要任務是深入到國民黨粵軍的“喉嚨”要害，用游擊戰和運動戰迂迴於國民黨粵軍後方進行重要的軍事襲擊，牽制和鎮守南方戰線，秘密平衡協調着“羅塘談判”的五項協議，為紅軍主力作戰略轉移創造一切最有利的條件。臨行前，中央軍委地方工作部長潘漢年、粵贛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特別和羅屏漢單獨作了整夜的長談，傳達了周恩來和朱德的秘密指示，並且交給羅屏漢一封中革軍委即刻委任他司令員的委任書和相關文件，還有送交閩粵贛省委、軍委的指示信。

羅屏漢回尋烏後，立刻領導閩粵贛邊的游擊隊投入了戰鬥，馬不停蹄地頻頻在閩粵贛邊境活動，不斷攻擊、牽制向中央蘇區延伸的、被蔣介石收買的廣東、福建軍閥部隊，使他們盤踞自己地盤死守“老巢”，不敢隨便譴調部隊為老蔣賣命，時時想着保存自己的實力，有力地在閩粵贛三省周邊省境對向中央蘇區延伸的國民黨軍隊以無情的攻擊和瓦解，破壞、阻止了活動在廣東、福建的軍閥北上去中央蘇區。同時開闢了安全無阻的革命秘密通道；使用各種商業隧道換取了中央緊缺的物資。

10月21日，紅軍主力轉移途中，過陳濟棠在安遠、信豐的第一道封鎖線，結果陳未守約，沒有遵守“羅塘談判”的五項協議來給紅軍撤退部隊讓道，發起了戰鬥。在劍溪的羅屏漢立刻進行了周密的戰鬥部署，在必要的關鍵時刻，發起了攻打陳濟棠國民黨粵軍反動部隊的戰鬥，命令蔡梅祥和羅亞彬為第一縱隊，帶領部隊速回廣東，鉗制陳濟棠在廣東之留守軍隊；命令潘秉星為第二縱隊，帶領部隊襲擊李揚敬第七師駐羅塘的師部和第八師駐澄江的軍隊；命令李大添為第三縱隊，帶領部隊鉗制餘漢謀第一縱隊第四十四師清溪方向之敵；陳錦華和杜慕南的部隊負責牽制餘漢謀第一縱隊在安遠、贛縣的三個師；

劍溪蘇維埃主席劉隆寶負責敵區情報；周田蘇維埃主席黃清泉負責後勤。這些紅軍游擊隊接令後，立刻神出鬼沒地不停奇襲陳部。頓時，陳濟棠以為紅軍全面向他的廣東進攻，恐慌萬狀，立即下令停戰，鉗制陳濟棠死守諾言，遵守“羅塘談判”的五項協議給紅軍主力主動撤軍讓道，使我紅軍主力以較小傷亡順利地通過了第二、三道陳濟棠的封鎖線。

羅屏漢的這次戰鬥部署，完全是按中央的正確指示，秘密、靈活、有效地利用了陳濟棠想獨霸“南天王”寶座，欲借紅軍為“擋箭牌”抵制蔣介石軍事壓力，同時害怕和紅軍打仗削弱了實力的矛盾心理，在陳濟棠還沒有搞清楚紅軍的秘密動向時，使其與紅軍始終保持着“外打內通”的良好關係，最大限度地減輕了紅軍主力轉移途中的戰鬥損耗和阻力，使紅軍主力轉移途中順利地跳出了蔣介石的第一次軍事大包圍。

11月，閩粵贛邊的游擊隊，在羅屏漢的領導下，鉗制陳濟棠遵守“羅塘談判”五項協議成功，戰事也稍停。羅屏漢在尋烏澄江的周田村宿營，等候從羅塘回來的潘秉星部隊，並且準備儘快按來尋烏之前中央軍委下達的命令，完成重新整編好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部的任務。次日，接到了潘秉星的部隊後，與在劍溪萬安石迎候的蔡梅祥、李大添、羅亞彬等部隊會合，在劍溪村桅杆下原來的劍溪區黨支部（原獨立三師師部駐地）重新組織整編了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部，壯大了武裝力量，在劍溪區蘇維埃政府駐地石壁下建立了臨時指揮所，羅屏漢按原中央軍委的委任仍然親任司令員。

司令部整編完善後，原獨立三師308團政委謝遠青（滋溪人，外號“銅鑼四”）的親人在滋溪張屋張庚秀家（新獨立三師成立點、師部駐地、滋溪黨支部）首先發展了新的赤衞隊，熱烈響應羅屏漢的號召。之後榜溪、漁溪、劍溪、周田、牛欄背、華齊、大墩、簧竹湖、賴地、漢地、上轉坑、項山等村也相繼發展了新的赤衞隊，不斷地壯大了武裝力量。遊擊縱隊經常打敵人的團防；剪他們的電線；挖毀北上交通；燒斷運輸的橋樑；截取軍事情報；並且購取大批醫藥、槍彈、糧食、油鹽等，通過紅色通道運往中央支援紅軍和蘇區羣眾。

從1934年10月底至1935年4月初，主力紅軍長征了以後，中央革命根據地全面被國民黨慢慢所控制。陳濟棠也在湖南湘軍的湘江戰鬥中知道了中央紅軍的真正動向，便撕毀了”合約“，並從江西調回主要軍隊，開始瘋狂“圍剿”羅屏漢領導的閩粵贛邊區和古大存領導的東江蘇區，歷史上艱苦卓絕、最黑暗的游擊戰便已拉開了序摹。

任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員、廣東興寧特委書記的羅屏漢本來在龍川、興寧、平遠等地迂迴打游擊，準備用他原來”五興龍“以前的基礎，重新組織蘇區羣眾起來武裝鬥爭的，但陳濟棠聞知後，立刻調來了國民黨粵軍重兵前來包圍。羅屏漢避重就輕，立刻帶領部隊躲開他們，不跟他們正面交鋒，轉而攻入江西尋烏南部的留車、岑峯和丹溪，並在平遠八尺、仁居襲擊了陳濟棠第二軍軍長張達和黃任寰獨一師駐粵北沒有防備的部隊；潛入尋烏項山又攻擊了幾個“屎缸伯公”的民團，並且沒收了大地主的銀元分給當地貧苦農民兄弟，最後隱蔽在不遠的劍溪臘塔泥休整。

不料，在劍溪臘塔泥巧遇閩西交通站工作人員送來封張鼎丞的信，於是又爬過五夷山餘脈，進入福建武平的東留、民主一帶，協助閩粵贛軍區在福建武平的武裝部隊伏擊了國民黨的鐘少奎部。

羅屏漢領導的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就象根“魚刺”紮在陳濟棠粵軍的“喉嚨”裏，更象孫悟空鑽進了妖怪的肚子裏，必要的關鍵時刻，總能適當按意願左右着陳濟棠的軍隊，牽制拖累着他們。在”九路突圍“時，又為陳毅、項英領導的中央分局大突圍創造着最有利的條件，繼續發揮着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部不可磨滅的重要歷史作用。之後，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部由古柏繼續領導指揮。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古柏受“鄧毛謝古”的影響，也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5年2月，“九路突圍”困難時期，中央分局陳毅同志委任古柏同志為閩粵贛邊遊擊縱隊司令員之職，準備派往尋烏，在贛粵邊開展游擊戰爭。與此同時，陳毅又親自寫信羅屏漢同志，特囑李天柱交給羅屏漢，信裏的內容是：“現在革命形勢惡劣，鬥爭異常殘酷，應儘快把黨的革命團體縮小分散隱蔽起來進行遊擊鬥爭；派好的領導帶領粵贛紅軍用游擊戰和運動戰攻擊瓦解敵人；秘密工作，必須建立好香港、汕頭的秘密交通路線。為適應粵贛邊地區革命鬥爭的需要，並使這些工作順利開展起來，必須儘快組建一個指揮中心，抓好武裝遊擊鬥爭和人民羣眾鬥爭，使黨政軍團結一致，力挺難關，共迎勝利之曙光”。

1935年3月6日，古柏在廣東龍川上坪鴛鴦坑被國民黨軍包圍，在掩護部隊突圍的戰鬥中英勇犧牲，時年29歲。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古柏犧牲的噩耗傳到延安後，毛澤東親筆題詞：“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遺志，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 7月，羅屏漢在興寧的大坪也為了掩護粵贛紅軍獨立營營長潘秉星（為羅屏漢任會昌縣委書記時的貼身警衞）而壯烈犧牲，時年28歲，小古柏同志一歲。歷史上艱苦卓絕、最黑暗的游擊戰便已拉開了序摹。

1935年4月，中央分局陳毅、項英領導的“九路突圍”困難時期，羅屏漢在尋烏接到了周建屏、李天柱帶領的中央紅軍和部隊護送下的陳正人後，羅屏漢同志按中央的指示，在贛南尋烏縣劍溪最隱蔽的山區梨樹溏（俗名：壢塔坭）成立了粵贛邊區軍政委員會，會議一致確定選舉羅屏漢為粵贛邊軍政委員會主席。之後，閩粵贛邊區遊擊縱隊司令部由古柏繼續領導指揮。

陳毅同志説：“他們都是粵贛邊的重要領導人，有他們共同在閩粵贛邊開展遊擊鬥爭，革命工作才能得以順利開展。”但粵軍非常害怕古柏和羅屏漢的隊伍匯合在一起並肩戰鬥，所以粵軍在古柏同志回尋烏的途中設置了層層阻礙，至使他們最終被敵人衝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