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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

(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情報員)

鎖定
李德(1900年9月—1974年8月),本名奧托·布勞恩,筆名華夫,出生於德國慕尼黑。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李德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 [1] 
李德來到蘇區,雖懷有幫助中國革命的良好願望,但是他的錯誤指揮卻給紅軍造成了重大損失,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利,紅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長征初期,作為負責籌劃決策的“三人團”成員之一,李德仍實施錯誤指揮:一方面過分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在退卻中採取消極避戰的逃跑主義,導致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遭受慘重損失。
1974年8月15日,李德逝世,終年74歲。 [1] 
中文名
奧托·布勞恩
別    名
李德
華夫(筆名)
國    籍
德國
出生日期
1900年9月
逝世日期
1974年8月
畢業院校
伏龍芝軍事學院
出生地
德國慕尼黑
代表作品
中國紀事

李德人物生平

李德(奧托·布勞恩),筆名華夫,是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
李德1900年9月出生於德國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1918年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上海遠東局工作。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李德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
李德來到蘇區,雖懷有幫助中國革命的良好願望,但是他的錯誤指揮卻給紅軍造成了重大損失,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利,紅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長征初期,作為負責籌劃決策的“三人團”成員之一,李德仍實施錯誤指揮:一方面過分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在退卻中採取消極避戰的逃跑主義,導致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遭受慘重損失。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撤銷博古、李德對軍事的領導。此後,李德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但仍然多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1935年6月,在兩河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德明確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反對張國燾南下。
李德1935年10月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1939年8月離開延安返回莫斯科。
1974年8月在東德逝世。 [1] 

李德人物故事

指揮失敗
1932年春,李德以優異的成績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被蘇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從事情報工作。來到中國的李德很快就與共產國際派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阿圖爾·埃韋特取得聯繫。當時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辦事處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江西瑞金的中央蘇區都有定期的無線電聯繫。李德與阿圖爾·埃韋特每星期與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和洛甫見一次面交談一些政治和軍事問題。
1933年初,臨時中央準備遷往中央蘇區。博古和洛甫考慮到李德是蘇聯著名軍事學院的高材生,又有街壘戰的經驗,求阿圖爾·埃韋特將李德派往中央蘇區作為軍事顧問。這樣李德就成為紅都的第一個外賓。再加上又是上級機關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自然受到博古的熱情接待。為迎接李德的到來,博古早就下令在沙洲壩大興土木,在一片開闊平坦的稻田中間,修建了一棟約100平方米客家人稱之為“四線三間”的典型贛南客家民房。正屋共有3間,中間的堂屋用作會議室,東間是李德的卧室,西間住着翻譯伍修權和王智濤。這所房子離軍委總司令部約兩華里,前門正對着總政治部所在的小村子,相隔僅二三百米,離中共中央和團中央的駐地也不遠,有田間小路可通,與黨政軍機關的聯繫都方便。由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間,紅都人稱之為“獨立房子”。
這時,蔣介石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而被稱之為“中共中央小夥子”的博古排擠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領導後,自己對軍事指揮又一竅不通,正感到束手無策,李德這位伏龍芝軍事學院高材生的到來,對他來説,猶如下了一場及時雨。李德剛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和洛甫就去“獨立房子”與李德秉燭長談,粗略地介紹了蘇區的一些情況,尤其是目前嚴峻的軍事形勢,並商定由李德主持軍事工作。李德針對蔣介石採取的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新戰略,也提出了“短促突擊”的反“圍剿”的“新戰術”。他先後以華夫為筆名在中央軍委創辦的《革命與戰爭》雜誌上,發表了《短促突擊的戰術》等8篇文章,系統地論述了短促突擊的戰術理論。李德在瑞金的紅軍大學、“彭楊步兵學校”、“公略步兵學校”、“特科學校”等4所軍事大學宣傳他的短促突擊戰術。
李德就在“獨立房子”裏,以短促突擊戰術作指導,繞着地圖,指揮了這場規模宏大的反“圍剿”戰爭,因此又得到一個“圖上作業的指揮家”的雅號。每當接到前線的電報,不論白天黑夜,立即送到“獨立房子”,先由參謀在堂屋掛的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查找電文所指的地點,並根據內容按比例繪成略圖,用紅藍鉛筆標出敵我態勢及其行動方向,附在電文後面,譯成俄文,一起呈送給李德。李德接過電報後,就圍着牆上的大地圖,一邊不停地吸煙,一邊苦思冥想,不時地拿着紅藍鉛筆在地圖上勾來劃去。然後,李德口述他的命令,讓伍修權譯成中文電文,轉交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送給軍委的朱德、劉伯承或中共中央的博古、洛甫簽署後執行。李德制定的作戰指揮地圖,連一個碉堡應挖的地點,一個哨兵該立的位置,一門迫擊炮甚至一挺機關槍配置的地方,均作了明確的規定,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而當時使用的十萬分之一地圖誤差很大,根本沒有實測過,大都是問測,有的連地名和方向都不準確。李德又不留任何餘地,不考慮敵情、氣候及自然條件,甚至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僅憑比例尺丈量地圖上的距離,計算部隊應有的進度,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加上朝令夕改,來回折騰,弄得前線指揮員手忙腳亂,心中無數,貽誤戰機。
因此,從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就不斷地打敗仗,喪師失地。可李德卻不認為這是他瞎指揮的結果,反而認為前線指揮員沒有認真執行其短促突擊戰術,經常發脾氣罵人,動輒處分前線軍官,甚至於要問斬。 [3] 
走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李德 李德
在遵義會議結束之前,李德提出了到紅一軍團去的要求。“我請求允許我在第一軍團待一段時間,使我能夠在前線的直接實踐中更好地認識毛所大肆強調的中國內戰的特殊性。這一請求被批准了。”於是,“他的馬背上馱滿了從軍需官那裏領來的特殊供應物品,他就匆匆去追趕林彪的部隊了。三四天之後,他終於見到了林彪。他説,他受到了無禮的接待。不過,他還是收起了他最喜愛的娛樂———打撲克,開始研究毛的戰爭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長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兩個翻譯靠打撲克打發過去的”。紅一軍團是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早在中央蘇區時李德還曾去紅一軍團講過戰術課,當時他與軍團長林彪相處得還算融洽。不過這次前來“蹲點”的李德卻自認為討了無趣:“林彪以一種不耐煩的態度接待了我。關於軍事形勢,他緘口不談,我以後在他的司令部度過了幾個星期,在這期間他對我也幾乎毫不過問。”事實上,林彪對李德仍很關照,他特意交代軍團管理科的一名科長負責照顧李德的生活。1935年2月下旬,紅軍二佔遵義城時,李德又回到中央縱隊行動,隨軍轉戰貴州、雲南。
1935年5月12日,紅軍巧渡金沙江後,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長征途中一次重要的會議。據李德回憶,他在會議召開前的最後一刻接到邀請,由於沒帶翻譯,只能靠博古邊聽邊給他作一些簡單的介紹。會上,毛澤東對以林彪為代表的錯誤認識和活動進行了批判,李德在表態時卻説:“我們別談過去了,還是談談當前吧。”但是,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回憶:“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員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林彪、彭德懷也沒有到場。
6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8月初,李德被派到紅軍聯合軍事學校擔任領導。據他自己回憶:“就戰術問題上過幾次大課,並且進行過幾次專題的講座和圖上演習,但大部分時間卻是參加‘收割’,甚至有兩次參加了一個徵糧隊。”8月3日,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北上,李德同中共中央和前敵指揮部一起隨右路軍行動。當時,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堅決抵制分裂,維護黨的決議和統一。他也認為:“我確實也是一個忠實支持者,儘管我對遵義會議持有保留意見。”
對此,時任紅軍大學軍事教員的閻捷三曾有過回憶:一天凌晨,紅大師生集合起來準備出發,這時紅軍大學教育長、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帶着人騎馬趕來了。他大聲傳達張國燾的命令,要四方面軍的同志都隨張國燾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李德見李特十分囂張,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馬頭,斥責他的分裂言行。沒説幾句話,兩人就動起手來。聞訊而來的毛澤東制止了他們的爭鬥。此時,李特情緒非常激動。李德擔心李特一時衝動鋌而走險,就從後面將李特緊緊地抱住。李特氣急敗壞地狂喊亂叫,使勁掙扎,但無奈李德的雙臂如同鋼鐵一般,他怎麼也擺脱不掉。毛澤東見狀説了聲:“放了他吧!讓他們走!”見毛澤東發話,李德這才不情願地鬆了手。
當時在場的彭德懷目睹了這一幕,並説李德“這次表現很好,站在正確的方面”。上述一幕,見於2006年8月15日《解放軍報》上發表的《李德被取消指揮權之後》一文。在閻捷三《捉放李特的見聞》中有更為詳細的回憶,彭德懷以及另外幾個當事人和目擊者的回憶也提到了這件事,應當是可信的。李德對自己的這一行動,在《中國紀事》中卻一字未提,只模糊地寫道:“而我呢,半夜被派到軍事學校去傳達開拔的命令,我這樣去做了。司令員同他的人引人注目地留了下來,其間好像沒有發生衝突,早晨我同學校一起又加入了中央縱隊。”
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同時將部隊進行了重新編組,李德是編制委員會的成員之一。10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今吳起縣城)。紅一方面軍勝利結束長征,李德也成了走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1935年10月,李德隨紅軍到達陝北。1939年8月李德離開延安返回莫斯科。作為長征的親歷者,李德對長征給予了積極評價。他認為,“雖然長征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從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國紅軍的一次勝利。紅軍抵禦了佔有強大優勢的敵軍,突破了敵人的堅固陣地和重重包圍,給敵人以數十次打擊和成百次騷擾。紅軍行程1萬多公里,橫貫12個省,翻過18座大山,渡過24條大河。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功績,是中國紅軍――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軍隊的全體戰士偉大的勇敢、堅韌的毅力和革命的熱情的明證。” [2] 

李德作品一覽

1973年出版《中國紀事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