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十六道

1、京畿道（治長安，今西安市）。轄今西安市周邊地區。

2、都畿道（治東都，今洛陽市）。轄今洛陽市周邊地區。

3、關內道（治長安，今西安市）。轄今陝西、甘肅、內蒙古三省區，東到黃河，西至烏鞘嶺，南達秦嶺，北到貝加爾湖。

4、河南道（治汴州，今開封市）。轄今河南、山東兩省，東至海濱，西到潼關，北起黃河，南接淮水。

5、河東道（治蒲州，今永濟縣）。轄今山西省及河北省、內蒙古的一部。

6、河北道（治魏州，今大名）。轄今太行山以東，向東北直至黑龍江入海口、庫頁島。

7、山南東道（治襄州，今襄陽市）。轄今湖北省大部分，陝南。

8、山南西道（治梁州，今漢中市）。轄江漢流域，西起嘉陵江，東達桐柏山東側，北至秦嶺，南到大婁山、巫山和洞庭湖畔。

9、淮南道（治揚州，今揚州市）。轄江淮之間的地區。

10、江南東道（治蘇州，今蘇州市）。轄今江蘇南部、浙江省、福建省。

11、江南西道（治洪州，今南昌市）。轄今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

12、.隴右道（治秦州，今甘肅天水市）。轄黃河以東，今甘肅省東南部，武威市以西，寶雞市以東。

13、河西道（治涼州，今甘肅武威市）。轄黃河以西，甘肅走廊、新疆，直至今中亞地區。

14、黔中道（治黔州，今重慶彭水縣）。轄長江以南，五嶺以北的廣大地區。

15、劍南道（治益州，今成都市）。轄山南道以西、隴右道以南，直至今雲南南部。

16、嶺南道（治廣州，今廣州市）。轄五嶺以南地區。

隋朝疆域區劃以州為主，其後改州為郡，實際上並無所更張。亦曾設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似無具體建置。

唐太宗貞觀年間（西元627—649），始因山河形便，分為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隴右道、劍南道、嶺南道共十道。

唐高宗繼位後，頗有追邁強漢之勢，乃於永徽年間（西元650—655），仿大漢十三州，分貞觀十道為十三道，隴右道分為隴右與河西道，山南道分為山南東道與山南西道，江南道分為江南東道與江南西道，是為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西道、山南東道、淮南道、江南西道、江南東道、隴右道、河西道、劍南道、嶺南道共十三道。 ^[1] 

武則天即皇帝位後（西元690——705），減為貞觀年間的十道。

西元710年，唐睿宗李旦登基，改年號為“景雲”。又因疆域域遼闊、管轄不便，乃起復劃十三道的想法，將江南道重新劃為江南西道、江南東道，又把黃河以西的隴右道重新分出，設置河西道，轄河西走廊至新疆乃至中亞。隴右道治所在秦州（今甘肅天水），轄地相當今甘肅東南部，河西道，治所在涼州（今甘肅武威）。

當時，吐蕃、突厥、契丹等勢力與大唐關係緊張，以前採取的臨時任命將領率兵出征的辦法，已難以應對邊境危機。景雲二年（711年），唐朝派出河西節度使，募集軍隊，駐守河西走廊，“自此始有節度使之號”。

朝廷改變臨時派遣使者分“道”巡察地方的辦法，設置十三道按察使，駐地相對固定，大多由所在地行政長官兼任，代表朝廷糾舉、處理所在道的州、縣、官員違法亂紀行為，“風俗一變”。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在唐高宗、唐睿宗的基礎上再加分析，增設京畿道、都畿道，又把江南西道劃出黔中道，遂成十六道，每道皆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採訪使各有治所，因而成為各道的都會。

這十六道為京畿道、都畿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東道、山南西道、淮南道、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隴右道、河西道、劍南道、黔中道、嶺南道。

大唐貞觀年間唐太宗廢郡為州，置天下為十道，唐高宗永徽年間增為十三道，武則天減為貞觀時十道，唐睿宗景雲年間又增為十三道，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細分為十六道。

《舊唐書/地理志—/卷十八》雖然載：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五道……隴右（道）理鄯州……

但是《地理志三/卷二十》在隴右道後又寫：河西道，此又從隴右道分出，不在十道之內。貞觀元年，分隴右以西為隴右道（治所涼州）。景雲二年，以江山闊遠，奉使者艱難，乃分山南為東西道，自黃河以西，分為河西道（治所秦州）。

足見大唐開元年間分天下是十六道，《舊唐書/地理志—/卷十八》此處有疏漏，因編撰《舊唐書》時是唐末五代戰亂之時，編者也並非一人，有此疏漏屬情有可原。

又據《唐會要》等記載，唐睿宗（唐玄宗之父）景雲年間才劃分天下為十三道，同時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一第3篇《藥出州土》即已有十三道，學術界一致認為該書成書於唐高宗末年，足見唐高宗永徽年間已經感到十道區劃的不便，劃分為十三道了，武則天為維護統治，才重新劃分為唐太宗時期的十道，武則天之後唐中宗短暫繼位五年，唐睿宗繼位時，便恢復了唐高宗時期的十三道區劃。

唐玄宗則在唐高宗、唐睿宗的基礎上，又細分為開元十六道。

《舊唐書/地理志一/卷十八》： ^[2] 

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京畿採訪使、理京師城內都畿、河東理蒲卅理東都城內關內、以京官遙領河南、理汴州河北、理魏州隴右、理鄯州山南東道、理襄州山南西道、理梁州劍南、理益州淮南、理揚州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黔中、理黔州嶺南理廣州。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凡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疋。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一十萬。開元已前，每年邊用不過二百萬，天寶中至於是數。

《唐會要/卷六十八》（景雲二年）五月，出使者以山南控帶江山，疆界闊遠，於是分為山南東西兩道。又自黃河以西，分為河西道。

《舊唐書/地理志三/卷二十》： ^[3] 

河西道，此又從隴右道分出，不在十道之內。貞觀元年，分隴坻以西為隴右道。景雲二年，以江山闊遠，奉使者艱難，乃分山南為東西道，自黃河以西，分為河西道。

京畿、都畿的治所分別在京師和東都城內，關內以京官遙領，河南以下各道治所，依次為汴州、蒲州、魏州、襄州、梁州、蘇州、揚州、洪州、涼州、秦州、益州、黔州和廣州。

汴州能夠成為一方的都會，是由於當地位於水陸的要津，四通八達，所涉及的地區相當廣泛。由長安和洛陽通向東方的道路就是經過汴州。汴州和其東北的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河之隔，中間雖夾着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縣東南），也還不算很遠。就是和河北各處都可以通過魏州相互往來。汴州之南同樣也可以達到相當遙遠的地方。汴州之南為許州（治所在今河南許昌）和陳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陽），再南為蔡州。唐中葉後，據有蔡州的藩鎮，先後叛亂數十年，其間也嘗爭奪過汴州，軍事往來，往往取道許州，當是許州一途較為便捷。就在唐軍進討吳元濟時，鄂嶽（駐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漢）的軍隊也嘗由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陸）進討。通過這樣一些軍事活動，可知由汴州南行，經過蔡州和安州，還能達到鄂州。

汴州雖有這樣一些陸路，主要交通還是憑藉汴渠。就是其他水道也還有助於交通。汴州之南，原來有一條蔡水，可以通到陳州。蔡水下游流入潁水，在這中間還分出一條渦水，因而和潁水、渦水兩流域都能有所交往。唐德宗初年，淄青李正己控制徐州，在埇橋（在今安徽宿州）阻遏汴渠運道，漕舟就由渦口（在今安徽懷遠）進入渦水，運到汴州。

唐人對這樣的都會也有相應的評論。據説：“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運”。既然是“當四會五達之通莊”，也就“雜燕趙悲歌之人，邇吳楚剽輕之俗”。所説的倒也符合汴州具體的形勢。正是這樣，才使“汴州成為四戰之地”，特別是在唐代中葉以後，汴州更成為“危邦”，而且這樣的“危邦”，還是“積年”都不易有所改變的。

汴州成為“危邦”固然是與四戰之地有關，實際上卻是汴渠促成的。汴渠為漕運要道，而汴渠流經汴州城下。唐中葉以後的跋扈藩鎮，有的就爭奪汴州，甚而據有汴州，企圖控制漕運道路。如果所謀得逞，就能使長安城中的皇朝難於維持下去。唐德宗時，李希烈進攻汴州，江淮路絕，朝貢糧米就不能不改道西運。及汴州失陷，皇朝也就不能不以全力相爭奪。李希烈雖然未得所逞，這種局面並未稍有改變。後來朱温據有汴州，就是以汴州的兵力傾覆唐朝的。五代時，石敬瑭以“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勢，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因而就把後晉的都城，從洛陽遷到汴州，並改置開封府。中經後漢、後周兩朝，到了宋代，竟然成了定製。

蒲州又稱蒲坂，是中華民族發祥地的核心區域，司馬遷在《史記》中稱這裏為“天下之中”。

唐武德元年(618)於桑泉縣置蒲州，故治在今山西臨猗縣臨晉鎮。三年移治原蒲州城。領河東、河西、臨晉、猗氏、虞鄉、寶、解、永樂等縣。開元八年（720）改為河中府。

史書中盛稱的“舜都蒲坂”及永濟境內獨頭、石莊等文化遺址的發掘，都向世人昭示了這裏悠久的歷史文明。蒲州內有普救寺、蒲州古城、鸛雀樓，唐朝大鐵牛等一系列歷史文化遺蹟等，無一不向世人昭示着這一歷史上的文化名地。

魏州雖非位於永濟渠的南口，卻可控制永濟渠的全流。循永濟渠而下，就能直達永濟渠終點的幽州。只是位置稍偏東些，因而不能位於太行山東麓的南北道路上，好在相隔並非很遠，還可互相調劑。魏州之西，就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西南為衞州（治所在今河南衞輝），西北為洺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東南）。相、衞、洺三州都是太行山東麓南北道路經過的地方。魏州就可藉此三州與這條道路相聯繫。

太行山東麓的南北道路誠為重要的交通道路，若僅就河北道來説，則顯然偏西，而魏州和幽州之間也應該有道路可以互相往來。這條道路中間經過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間）。唐德宗興元年間，朱泚僭號於長安，朱滔在幽州就糾合回紇雜虜，由這條道路南攻貝、魏兩州，以圖西入關中。

安史亂後，唐始置魏博節度使，即以魏州和博州（治所在今山東聊城）為名，而魏州為其駐節之地。魏博兩州相鄰，其間自有道路相通。博州之南隔着黃河為鄆州（治所在今山東東平西北），博州之東隔着黃河為齊州，魏州之南和汴州之間也只隔着滑州。其間當然都是有道路的。這樣説來，在太行山東平原的南部，魏州應該是一個水陸交湊的中心。

不過促使魏州繁榮的還是由於永濟渠的開鑿成功。永濟渠可以通江淮之貨，江淮之貨運到河北道先要到魏州。河北道是當時盛產絲織品的地區，幽州以南幾乎無州不產，向外運輸大都要借永濟渠，運到中原去的，更須經過魏州，魏州的繁榮是離不開永濟渠的。

梁州雖處於秦嶺巴山之間，卻地當南北孔道，經過此地可以南去益州。由長安至梁州，就有子午、儻駱、褒斜、陳倉幾條穀道；由梁州至益州，又有直達劍州的金牛道和直達巴州的米倉道。這都是前面已經論述過的。

梁州居於漢水的源頭，沿着漢水可以通到山南東道的襄州。漢水下游入千長江，為長江重要支流。每當中原亂離，汴渠難於通航時，江淮漕糧就須由長江轉入漢水，運至梁州；有時還須由梁州，運至關中西部。

由襄州西北行至梁州，固然司由漢水上游，卻還另有條陸路。這條陸路是由襄州西北的均州（治所在今湖北丹江口）向南通到房州（治所在今湖北房縣），再經房州所屬的竹山（今仍為縣）、上庸（今竹山縣西南），又西北至於金州。這均、房之間七百里，直到宋時還有人稱道。而上庸以西七百里，早在曹魏之時就已經疏通治理過。由金州繼續西行，經磝頭（今陝西石泉東南漢水東岸）、黃金（今陝西洋縣東北），再西即達梁州。

由梁州西行，循經過興州北上出散關前往長安的道路，至鳳州河池縣（在今甘肅徽縣），再經成州，就可至於秦州。這是三國時期魏蜀兩國不時交兵的舊路。安史之亂波及到關中時，杜甫就曾由這條道路輾轉入蜀。

梁州之地雖説是地沃而川險，物產並不富饒。據説“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採穭為事，雖節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唐德宗在梁州避亂時，當地號稱“供億無缺”，這顯然是過分的褒辭。唐德宗到達梁州之時，江淮租布不能再借汴渠運輸，改道由漢水西上。猝然改道，自然就難於計時運到。時已入復，唐德宗自己還穿着冬服，隨來的軍士也就更説不上春衣，當時甚至有人提出，不如南去益州為佳。當江淮租布運到之時，供應自然好轉。及德宗離去，梁州還是恢復了舊時的風光。

襄州位於由長安東南行，出藍田關，經過鄧州，至於荊州，更南至於廣州的道路上，地位相當重要。襄州見重於當世，還在所瀕的漢水。每當汴渠漕運受阻，或長安因事不守時，江淮租布就得轉道由漢水西運，經過襄州，運到梁州。

由襄州至長安和梁州，除過這兩條道路外，還有兩條歧路：

其一為由襄州西北行，經過房州，至於金州，再往西行，達到梁州。這是在上面已經論述過的。還有一條就是所謂上津路，上津為唐時商州屬縣，在今湖北鄖西縣西北。縣屬商州，南距漢水並非很遠。這條道路就是在上津縣離漢水北行，過豐陽縣（今為陝西山陽）而至商州。當鄧州的道路受阻時，江淮漕運就由此繞道輸送至長安。現在這條道路仍然通行，陝鄂之間有漫川關，道路就通過漫川關。這是應無疑義的。可是當安祿山入據長安時，“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長安既已失守，江淮漕運如何還能經過商州運到扶風？其實這裏所説的上津路只能當作經過上津的道路，不能即作為一條道路的名稱。當時是經過上津縣，由漢水繼續西運。至於梁州，再由梁州陸運，越過秦嶺運到扶風。這是上津與漕運有關見於記載之始，並非這時就有上津路的路名。唐德宗建中年間，始因李希烈據有鄧州，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才有這條道路。當時由上津溯漢水西上的道路也稱金商道，是指金州和商州之間的道路，也就是由上津至金州的道路，可見由上津溯漢水西上的道路，並非就稱為上津路。

襄州之北赴長安和赴梁州的道路有歧路，就是由襄州前往東南各處也有歧路，不必都過荊州。由於漢水可以航行，則由襄州東南行，就不必繞道江陵。白居易被貶於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其赴任時，到了襄州，就由漢水而下，因而途中可以路過郢州。郢州治所在今湖北京山縣，已在江陵之東了。韓愈由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北歸長安，先到江州。由江州泝江而上，轉至安陸（今仍為縣），又過隨州（治所在今湖北隨州），再由隨州至襄州。安陸、隨州皆離漢水稍遠，可知漢水近旁別有一條由河州至襄州的道路。

蘇州的治所就是現在江蘇蘇州市。它位於江南河畔。論蘇州的主要交通道路，就是這條河流。還可以説由太湖通到其西南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由於地處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它和周圍各州都不時在經濟上獲得發展，尤其是在安史之亂及其以後，發展更為迅速。論蘇州的户數，在隋時遠不如其附近丹陽（揚州）、會稽（越州）、毗陵（常州，治所在今江蘇常州）之多。就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也在常、潤、湖、越諸州之下，可是到唐憲宗元和年間，就超於諸州之上。天寶年間，這裏的十萬户州，僅有常、潤二州，蘇州尚難望其項背。可是到了元和年間，這裏的十萬户州，就只有蘇州一州了。元和年間，蘇州人户的增加是由於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據説“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遷，寓於茲土，參編户之一”。這樣的説法大致是符合事實的。天寶年間，蘇州有户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元和年間增到十萬零八百零八，增加了三分之一。人户增加促進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促進都會的繁榮。當時人説：“三吳者，國用半在焉。”所謂三吳是指吳郡、吳興、丹陽而言。吳郡就是蘇州，吳興為湖州，丹陽為潤州。三郡都在太湖周圍，俱是富庶地區，故為當時國用所恃依。論湖州的人户，無論天寶年間或元和年間，都不及蘇州的繁多。潤州人户，天寶年間雖超過了蘇州，可是到了元和年間就遠不相及了。這是説，三吳雖負擔半數的國用，蘇州的負擔當為更多。可以想見蘇州的繁榮超過其附近各州之上，高居於最前列。

七年，廢茅州，以縣屬蔣州。八年，改蔣州為揚州。八年，罷行台，改蔣州置揚州大都督府。改歸化縣為金陵。揚州領金陵、句容、丹陽、溧水六縣。九年，揚州移治江都，改金陵為白下縣。

揚州位於江蘇省中部、長江與京杭大運河交匯處，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揚州在中國古代幾乎經歷了通史式的繁榮，並伴隨着文化的興盛，有“淮左名都，竹西佳處”之稱，又有着“中國運河第一城”的美譽 。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將揚州治所從丹陽移到廣陵（今揚州）。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廢除州制，分全國為10道，揚州屬淮南道，至此，“揚州”不再是省級概念，“揚州城”即從此時延續至今。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改揚州為廣陵郡。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廣陵郡復改揚州。

洪州位於贛水下游，也是一方交通的中樞所在。溯贛水而上，越過大廈嶺可以達到廣州；順贛水而下，轉入長江，上行可去到都城長安，下行可以直達揚州；由洪州東行，經過衢州，可以到杭州和蘇州。這都是前面已經論述過了的。由洪州西行，還可到袁州。韓愈由潮州歸來，即由贛水而下，轉至袁州，又由袁州到了洪州。由袁州西行更可達到潭州。由洪州和袁州到潭州的里程，當時都有明確的記載。

唐初人士對洪州民間的勤於耕稼和紡織頗加稱道。其所產的綾絹雖非上乘，可是洪州的財賦依然是皇朝的“國用所繫”。還應該指出，天寶年間，洪州有户五萬餘，有口三十三萬餘，並非很少。元和年間，有户將近十萬，已和蘇州相差無幾，當地財賦孔殷也不是沒有來由的。

涼州中都督府 隋武威郡。武德二年，平李軌，置涼州總管府，管涼、甘、瓜、肅四州。涼州領姑臧、昌松、番禾三縣。三年，又置神烏縣。七年，改為都督府，督涼、肅、甘、沙、瓜、伊、芳、文八州。貞觀元年，廢神烏縣。總章元年，復置。咸亨元年，為大都督府。督涼、甘、肅、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為中都督府。神龍二年，置嘉麟縣。天寶元年，改為武威郡，督涼、甘、肅三州。乾元元年，復為涼州。舊領縣三，户八千二百三十一，口三萬三千三十。天寶領縣五，户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二，口十二萬二百八十一。在京師西北二千一十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七十里。

唐朝武德二年（619年）李軌被李淵所滅。唐朝廢武威郡，置涼州總管府，治姑臧。唐朝武德七年（624年），廢涼州總管府，改置涼州都督府。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分全國為10道，涼州屬隴右道。武威郡屬涼州，轄治範圍仍沿用隋朝建置。唐朝天寶元年（742年）又改涼州為武威郡，轄姑臧、神鳥、天寶、昌松和嘉麟5縣。唐朝乾元元年（758年），復改武威郡為涼州。公元764年，涼州被吐蕃佔據。849年，唐重佔秦、原、安樂、維、扶、河、渭等州，公元851年，張議潮佔據河西、隴右，歸附於唐朝，唐朝再次佔據武威涼州。

涼州地勢平坦遼闊，河西最大堆積平原，自古以來就是“人煙撲地桑柘稠” 的富饒之地，“ 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的西北商埠重鎮，古時素有“通一線於廣漠，控五郡之咽喉”之重地之稱，絲綢之路節點之一。

秦州中都督府隋天水郡。武德二年，平薛舉。改置秦州，仍立總管府，管秦、渭、岷、洮、疊、文、武、成、康、蘭、宕、扶等十二州。秦州領上邽、成紀、秦嶺、清水四縣。四年，分清水置邽州。六年，廢邽州，以清水來屬。八年，廢文州，又以隴城來屬。其年，又廢伏州，以伏羌來屬。九年，於成羌廢城置鹽泉縣。貞觀元年，改鹽泉為夷賓。二年，省夷賓縣。六年，省長川縣。十四年，督秦、萬、渭、武四州，治上邽。十七年，廢秦嶺縣。開元二十二年，緣地震，移治所於成紀縣之敬親川。天寶元年，改為天水郡。依舊都督府，督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其年，復還治上邽。乾元元年，復為秦州。舊領縣六，户五千七百二十四，口二萬五千七十三。天寶領縣五，户二萬四千八百二十七，口十萬九千七百。在京師西七百八十里，至東都一千六百五里。

秦州區地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區內有兩大流域水系。秦州是水果和蔬菜生產基地之一，蘋果、桃等温帶水果和農副土特產質優品繁。區域內盛產小麥、玉米、大豆、馬鈴薯、胡蘿蔔、大蒜、葵花、胡麻等10餘種農作物和蘋果、梨、杏、桃、葡萄等温帶水果，農副土特產品質優品繁，秦州大蒜、胡蘿蔔、花牛蘋果、早酥梨、中藥材 。

成都府屬隋蜀郡。武德四年，改為益州，置總管府，管益、綿、陵、遂、資、雅、嘉、滬、戎、會、松、翼、巂、南寧、昆、恭十七州。益州領成都、雒、九隴、郫、雙流、新津、晉原、青城、陽安、金水、平泉、玄武、綿竹等十三縣。

唐武德四年(622年)﹐複稱為益州﹐州置刺史。貞觀元年（627年），李世民廢除州、郡制，改益州等州為劍南道。

垂拱二年(686年)，析益州地置蜀州。開元七年（719年）劍南道設劍南節度使，益州屬之。

天寶元年(742年)改州為郡，益州改為蜀郡，益州遂除。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佛教盛行。成都成為全國四大名城（長安、揚州、成都、敦煌）之第三位，農業、絲綢業、手工業、商業發達，造紙、印刷術發展很快，經濟地位有所謂"揚一益二"（揚州第一，成都第二）。"蜀繡"為全國三大名繡之一，"蜀錦"被視為上貢珍品，產量全國第一。成都是中國雕板印刷術的發源地之一，唐代後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成都除了有全國重要的菜市、蠶市外，還有"草市"，即分佈在鄰近地區的鄉鎮集市。唐代成都文學家雲集，大詩人李白、杜甫、王勃、盧照鄰、高適、岑參、薛濤、李商隱、雍陶、康術等短期旅居成都。唐代成都開發了開摩河池、百花潭等旅遊勝地，貞觀年間在城北修建了建元寺，唐朝大中年間改名為昭覺寺，稱"川西第一禪林"。

黔州治彭水縣，迄今仍為重慶彭水縣。地處涪陵江水下游，涪陵江水就是現在的烏江。涪陵江水流貫全道，惟谷深水急，險灘相接，迄今猶不利於航行。好在中下游還可稍通舟揖。由黔州溯流而上，水路可至思州（治所在今貴州沿河），更上還可到費州（治所在今貴州思南）。順涪陵江水而下，可到涪州（治所在今四川涪陵）。涪州已在長江岸上，由涪州溯江而上，可至成都，若順江而下，可至江陵。由黔州北去都城長安，有兩條道路可行：其一是取江陵府路，再一是北取萬（治所在今重慶萬州）、開州（治所在今重慶開縣）路。萬州和江陵府都在長江岸上，就可順江而下。黔州之北為忠州（治所在今重慶忠縣），忠州就在萬州之西。由黔州至忠州，再至萬州，道路顯得近些，惟多為山路，不如涪州的便捷。開州在萬州之北。由開州取道通州（治所在今四川達縣），越過巴山，可以達到洋州。由洋州循子午谷路，可以直到長安。天寶年間，唐玄宗為楊貴妃由涪州取鮮荔枝，所行的正是這條道路。黔州正在涪州之南，亦可由之去到長安。

黔州交通雖較為困難，仍可遠通南詔。南詔與唐的往來，其間道路不少，有一條乃是出牂柯，從黔府入。牂柯之名為前代舊稱，隋時尚設有牂柯郡，其治所在今貴州甕安縣東北。唐時所置的羈縻州中，亦有牂州，當系隋牂柯郡的故地。牂州東北為充州。充州之北就是費州。費州有路可至充州和牂州，惟已不是涪陵江的水路。由黔州西南入南詔，當是由牂州前往的。

黔州於隋時為黔安郡，郡領二縣，僅有户一千四百六十。唐天寶年間，黔州領縣六，亦僅有户四千二百七十。一州的户數尚不如內地一普通縣邑，應該説算不上一都之會。不過既作為一道的治所，而所屬又有許多羈縻州，且能與南詔通往來，在政治上似還有一定的作用。

廣州中都督府 隋南海郡。武德四年，討平蕭銑，置廣州總管府，管廣、東衡、洭、南綏、岡五州，並南康總管。其廣州領南海、增城、清遠、政賓、寶安五縣。六年，又置高、循二總管，隸廣州。七年，改總管為大都督。

唐朝，廣州稱為廣州都督府，是嶺南道的道治與都督府治所在地；廣州都督府行政界線南至寶安、中山，北至清遠， 西至四會；懷集，面積約4.2萬平方千米。唐末期劉巖在廣州稱帝， 號稱南漢國，廣州為興王府，並在廣州地區設置咸寧、常康二縣， 以模仿帝都長安。

廣州地處中國南部、廣東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中北緣，是西江、北江、東江三江匯合處，瀕臨中國南海，是華南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科教中心。從西元三世紀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