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政治風波

1948年大韓民國成立時所頒之《大韓民國憲法》，規定了總統制的政體，並採取間接選舉，由國會選出總統。李承晚當選大韓民國第一任總統，但由於他實行獨裁統治，引起了以民主國民黨（簡稱民國黨）為首的在野勢力的不滿。1950年5月30日第二屆韓國國會議員選舉時，眾多反對李承晚的無黨派人士當選議員，趙素昂、安在鴻、呂運弘、張建相等擁有很高名望的中間派人士也進入國會，李承晚的大韓國民黨（簡稱國民黨）在國會中只佔不到三分之一的議席。由於總統是由國會選舉產生，因而李承晚對充滿敵意的國會感到嚴重不安。

不久之後，就爆發了朝鮮戰爭。雖然朝鮮人民軍攻佔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李承晚率政府南逃釜山，但這場戰爭對李承晚來説不啻因禍得福。他既藉助戰時狀態鞏固了自己作為領袖的地位，又實現了拖住美國的企圖。朝鮮戰爭爆發後，韓國各黨派都表示擁護李承晚，李承晚也起用民國黨人趙炳玉、申性模、金度演等進入政府，組成超黨派內閣，韓國內部上層的政治對立得到緩和。同時，在國會內親李勢力經過改組，也出現了佔多數議席的執政聯盟——新政同志會（不久更名為共和民政會）。

原本李承晚已通過朝鮮戰爭收回了部分人心，但由於戰爭中“居昌事件”和“國民防衞軍事件”這兩起李承晚政權引起的惡性事件的曝光，又使國會中的反李勢力重新高漲。儘管民國黨出身的國防長官申性模和內務長官趙炳玉對上述兩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民國黨把全部罪責推給總統李承晚，企圖借當時輿論界對政府的不信任，造成打倒李承晚的氣氛。李承晚雖以解除民國黨的各部長官的職務和大批撤銷民國黨出身的警官與公務員來削弱在野黨勢力，但在1951年5月副總統李始榮引咎辭職後的補選中，民國黨的金性洙依然成功當選副總統。接着，民國黨乘勢又醖釀修改憲法，通過實行內閣責任制問鼎國家政權。1951年末，韓國首屆總統任期即將結束，而國會內執政勢力的削弱，對李承晚謀求連任十分不利。如果按原有憲法的間接選舉，國會中反李勢力日益增長，李承晚以現有國會班底當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由於李承晚通過戰爭機制凝聚了人心，他堅信自己對地方政治力量和民眾意志的調動能力，因此在1951年夏就決意通過修訂憲法、改為直接選舉來確保自己再次當選，並與美國顧問奧利華（Robert T. Oliver）“於1951年秋討論過兩三次”。 ^[1] 

於是，李承晚指使追隨者在1951年11月30日向國會提出了以總統直選和兩院制為內容的憲法修正案；同時，在同年12月23日創建了支持自己的自由黨。然而，這並未改變李承晚勢力在國會內的劣勢，因為自由黨分為院內和院外兩派，院內自由黨是反對李承晚的改憲案的。所以，在1952年1月18日的表決中，李承晚的改憲案以143票對19票（1票棄權）的結果被國會否決。李承晚對此結果非常不爽，指使支持他的院外自由黨糾集右翼組織韓國青年團和國民會等，在各地召開所謂反對否決修憲案國民大會，發表聲明，展開“官制民意”的“罷免國會議員運動”，並組織“白骨團”、“毒蜂隊”的暴力集團，包圍國會議事堂。1952年2月16日，李承晚發表談話，指責國會違背“人民的意志”，號召選民罷免本選區反對修憲的國會議員。

但是，反李議員並不退縮，於1952年4月5日公開亮出內閣責任制改憲案，4月10日結成“內閣責任制改憲案推進委員會”。李承晚針鋒相對，立即組織以院外自由黨為首的18個團體的代表組成“反對內閣責任制修憲全國鬥爭委員會”，對國會施加壓力；4月20日，李承晚撤銷了張勉的國務總理職務，由親李的新羅會長張澤相取而代之。隨後，李承晚勢力先下手為強，把前改憲案略加修改，於5月14日再次提交國會，但繼續遭遇被否決的命運。李承晚意識到用武力脅迫國會在所難免，於是對國會磨刀霍霍，導致釜山政治風波的發生。 ^[2] 

當時韓國實際上處於被美國監護的狀態。美國扶植李承晚本出於勉強，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又討論並確認了對李承晚的態度，如1950年9月29日，國務卿顧問杜勒斯給國務院遠東助卿臘斯克的電話留言中提到：我希望不要給人以我們想要放棄李承晚的印象。他並不完美，但他是個偉大的愛國者和反共主義者，他有效地組織國家進行戰鬥而並非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如果我們像對待蔣介石那樣對待李承晚，這會造成一種印象，使亞洲的領袖們失望而不願隨同我們戰鬥。 ^[3]  但在聯合國內部有許多反對李承晚獨裁政權的宣傳，“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對此表示：“因為聯合國反對李承晚政府就同韓國翻臉將是我們在亞洲的災難。”杜魯門總統也表示：“我們必須堅決支持這個政府……讓那些宣傳見鬼去吧。” ^[4] 

美國既確定了支持李承晚的立場，就不得不反覆開導勸告李承晚收斂其獨裁行徑。不僅美國駐韓大使穆喬（John J. Muccio）經常與李承晚談話，美國國務院也在1951年2月26日警告説：“李承晚及其政府官員必須明白，他們破壞民主的做法和不光彩行為會損害美國繼續爭取聯合國支持的努力，韓國政府必須對那些令自由國家反感的行為負責。” ^[5]  就在釜山政治風波爆發前一天的1952月5月23日，行將回國述職的穆喬拜訪李承晚，婉轉地提出了邇來困擾大使館的“傳言”，説總統會採取激烈措施對付國會中的反對派。李承晚採取迴避的方式，大談有一些野心家妄圖篡奪權力，一旦他離職，韓國政壇就像光復前臨時政府那樣派閥林立，彼此爭鬥。李承晚急於給即將面見國務院官員的穆喬一個印象：沒有他的韓國可能走向動盪不安。然而，穆喬此時關心的只是韓國內政局勢，不希望看到李承晚破壞憲政秩序，臨走前還叮囑李承晚：“全世界的眼睛都盯在韓國身上”，不要做出“令韓國失信於民主國家的事情”。 ^[6]  第二天，釜山政治風波就發生了。

1952年5月24日，李承晚任命激進反共人士、極右性質的朝鮮民族青年團（族青團）創始人李範奭將軍為內務部長官。當日深夜，李承晚突然以“掃蕩殘匪”為由宣佈陪都釜山戒嚴，任命心腹元容德為戒嚴司令。自當天晚上起，國會議員們被從牀上趕起來並逮捕。到戒嚴的第二天，183名議員中已有50名被捕，其中鄭憲柱等12人以”通匪”嫌疑被拘禁。這一行動直接違背了1948年憲法第40條，即會議期間，未經國會批准禁止此類逮捕，除非議員有犯罪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副總統金性洙被迫宣佈辭職，1952年5月28日，聯合國韓國統一與重建委員會（UNCURK，簡稱重建委員會）向李承晚遞交了一份正式的聲明，暇示對韓國政治之發展、民主之保障以及憲政之維持甚為關注。委員會要求取消釜山地區的戒嚴令，釋放在押的國會議員，使國會能夠正常運轉。 ^[7]  次日晨，杜魯門召見穆喬，對韓國發生的事件表示失望。第二天，美國駐韓代辦萊特納（Edwin A.Lightner）約見李承晚，遞交了國務院關於解除釜山地區戒嚴令以及準備支持重建委員會29日聲明的照會。李承晚對重建委員會公開聲明十分惱火，抱怨美國和重建委員會正在干涉韓國的內政。萊特納則針鋒相對，表示“現在到了在不干涉政策和捍衞憲政與民權之間權衡的時候”。 ^[7] 

當時，韓國陸軍參謀長李鍾瓚憤於李承晚藐視憲法的獨裁行徑，計劃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李承晚的統治，後來任韓國總統的朴正熙參加了這次密謀。5月底，李鍾瓚向萊特納表示如果美國支持，他將指揮所掌握的韓國軍隊推翻李承晚政府。這個後來被萊特納稱為“天賜良機”的消息被迅速報告國務院，正在母校布朗大學訪問的穆喬也是此時急飛華盛頓，參加由艾奇遜和國務院遠東事務官員主持的緊急會議。但在這次會議上，李鍾瓚的建議還是被拒絕了。 ^[8]  當時美國駐韓使館和重建委員會傾向採取軍事幹預，推翻李承晚獨裁政權；而“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和美國第八軍司令範弗裏特則主張政治説服，強調後方秩序的穩定更為重要。美國政府採納後者的意見，判斷此時韓國無人能代替李承晚的領導作用，因此美國不支持軍事政變推翻李承晚政權，只由杜魯門總統發私人電文警告李承晚在穆喬大使回來前不要採取“不可挽回”的舉措。 ^[8]  1952年6月3日，萊特納持總統信件緊急拜會李承晚，甚至打斷了正在召開的內閣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李承晚要求閣員同意他解散國會，而杜魯門的這封信迫使李承晚放棄瞭解散國會的計劃，使事態有所緩和。 ^[9] 

釜山政治風波並未就此結束，在野勢力準備進行反擊。1952年6月20日晚，以李始榮、金性洙、張勉、柳珍山為首的60餘名議員在釜山國際俱樂部集會，決定發起成立反獨裁護憲救國鬥委員會，發表“反獨裁護憲救國宣言”。然而，會議剛一開始就遭到預先埋伏好的暴徒的襲擊，許多與會議員受傷，其中李承晚曾經的合作者、現在的政敵趙炳玉傷勢最重。不僅預期的會後示威遊行成為泡影，而且主要反對派人士遭到逮捕或軟禁。這就是“國際俱樂部事件”。在如此混亂的政治環境中，1952年6月20日，在國務總理張澤相的指揮下，以新羅會為主體的部分國會議員提出所謂“第三憲法修正案”，史稱“拔萃改憲案”。該改憲案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拔萃改憲案”雖被稱為李承晚勢力的總統制提案和在野勢力的內閣責任制提案的折中，而其核心依然是李承晚的直選制。1952年6月25日，在紀念朝鮮戰爭爆發兩週年大會上，釜山發生了刺殺李承晚未遂事件。隨即政府公佈暗殺的幕後主使者是民國黨人，這更使在野勢力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 ^[2] 

李承晚部署完畢後，決定對在野勢力進行最後一擊。1952年7月2日，韓國內務部長官李範奭宣佈4日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任何缺席者將會被替察“引領和護送”到國會。許多議員被警察押到國會，在其看守下一直等到7月4日開會。李承晚以此保證他通過“拔萃改憲案”的法定人數。參加7月4日夜間會議的有166人，議員們在警察、憲兵的包圍下，以163票、0票反對、3票棄權通過“拔萃改憲案”，7月15日正式生效。李承晚如願以償後，釋放了還在關押中的“通匪”嫌疑的議員。為期40天的釜山政治風波至此結束，李承晚大獲全勝。憑着霸王硬上弓而通過的“拔萃改憲案”及美國的不干涉政策，李承晚在1952年8月5日舉行的總統直選中以5,238,769票、74.6%的比率戰勝競爭對手曹奉巖和李始榮，成功連任大韓民國第二任總統。

事後李承晚將他在發動此次風波中的功臣李範奭和張澤相都排斥出去，表現其卸磨殺驢的政客作風。

釜山政治風波帶來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對韓國來説，李承晚的獨裁統治因修憲得到鞏固和加強。而作為李承晚制約力量的反對派，對美國在危機中所持態度頗為失望。這些韓國社會中民主因素的積極性遭受打擊，憲政體制遭到破壞，韓國政府的穩定性被預支。李承晚開了為維護個人統治強制修憲的惡劣先河，不僅他本人在1954年故技重施，此後朴正熙、全斗煥等獨裁者亦爭相效仿其修憲之舉。這成為韓國政體不穩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於李承晚，釜山政治風波使他認識到戰爭爆發前美國動輒以減少或取消援助相威脅的強硬態度一去不復返了，朝鮮戰爭改變了一切。李承晚清楚了美國對他的要求目的是限制他的獨斷專行，而不是將他從總統的位子上拉下來。所以他才有恃無恐，步步為營，最終達到修憲的目的。此後，李承晚對美國的決策困境洞察秋毫，利用起來遊刃有餘，為詐取美國更多的支持和強化獨裁統治進行了一次演練。

對美國而言，就在停戰問題糾纏不清時，李承晚挑起的釜山政治風波無疑又給他們增加了難題。面對前有中朝軍隊的軍事壓力，後有李承晚製造的混亂，進退兩難的美國官員們方寸大亂，各執己見，甚至不惜拋棄應對危機事件應有的協商和團結精神，結果造成國務院決策的遲緩、遊移，在危機處理過程中處處被動。取代穆喬的新任駐韓大使埃利斯.布里格斯（Ellis O.Briggs）在赴任前曾對各部官員進行政策諮詢。親歷了美國處理釜山政治風波過程的國防部長洛維特説，他一直關注在那些既存在政治動盪又有美國軍事行動的國家，外交官員和軍事官員應迅速地相互溝通。 ^[10]  足見釜山政治風波給美國決策層帶來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事件促使整個世界對李承晚形成一種成見：他是一個利己的、野心勃勃的暴君。該事件還強化了世界輿論，反對朝鮮戰爭的繼續”。 ^[11]  盟國在戰爭期間就已經對李承晚的內部行為深為不滿，多次向美國提出交涉，希望美國採取強硬措施紓解壓力。畢竟，盟國都必須向各自的政府和輿論做出交代：為何要追隨美國政策，挽救並扶植這樣一個獨裁政權而不是所謂的“民主典範”。在1952年6月23日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與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會晤中，英方就曾表示欲同荷蘭一起向美國提出從“聯合國軍”撤出的問題。釜山政治風波和戰俘談判僵持不下一併構成盟國向華盛頓施壓的理由，使得美國以聯合國集體行動為基礎的戰爭政策遭到質疑和削弱，朝鮮戰爭停戰的腳步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