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敏

鄭敏本名王敏，出生於北京，祖父王允皙是清代福州頗有名氣的詞人，曾與陳衍、何振岱等文人商議修復西湖宛在堂；王敏的父親王子沅曾留學法國和比利時，專攻數學，後進入外交界；母親林耽宜讀過私塾，聰慧好學，常給她念古詩詞。王敏一歲多時得了一場大病——腦膜炎，死裏逃生之後，就被過繼給姨媽林妍宜，姨夫鄭禮明也是她生父的好朋友，姨媽因病未生育，於是她成了鄭家僅有的孩子，後來改名為“鄭敏”。 ^[14] 

對於祖籍的問題，鄭敏自己給出的答案是“長樂亭頭”。鄭敏的祖父王允皙為長樂人，1885年舉人；生父王子沅也是長樂人。所以，可以説鄭敏是長樂人。而“祖籍閩侯”與養父鄭禮明有關。鄭禮明，號朗昭，原籍福建閩侯，福建海軍船政制造學堂畢業後，留學比利時黎業斯大學。所以，也可以説鄭敏是閩侯人。鄭敏對家鄉的印象並不清晰，很小的時候回過福州，只記得那裏人很愛詩詞。長大以後就再也沒回過福州了。 ^[14] 

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讀哲學系，1943年畢業。在西南聯大就讀期間開始詩歌創作，1943年開始陸續發表詩歌作品，得到當時詩歌評論界的高度肯定。1949年4月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詩集《詩集 一九四二—一九四七》，確立了她在中國新詩史上的重要地位。1948年，赴美國布朗大學就讀，獲英國文學碩士學位。1955年，返回祖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身為中國科學院）工作，從事英國文學研究。1960年，調入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任教。 ^[3] 

鄭敏女士畢生致力於中國新詩的創作、中西方詩歌研究、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研究、詩歌翻譯和教育教學事業。從上世紀40年代至21世紀，她的創作經歷了80年的風雨歷程，創作活力長盛不衰。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鄭敏女士的詩歌創作煥發出新的生命光彩，先後出版了詩集《尋覓集》（1986，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全國優秀新詩獎）、《心象》（1991）、《早晨 我在雨裏採花》（1991）、《鄭敏詩集（1979-1999）》（2000）等詩歌作品，翻譯出版了《美國當代詩選》（1987）。鄭敏女士一生抒寫了大量的詩歌作品，尤其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作為“九葉派”的重要詩人，她的作品對中國新詩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2006年鄭敏獲得中央電視台新年詩歌會授予的“年度詩人獎”，2017年獲第六屆中坤國際詩歌獎詩歌創作獎。

鄭敏女士在中西詩歌評論、詩歌美學思想、解構主義哲學思想、漢語、文化等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成果卓著，影響深遠。她這方面出版的學術著作有《英美詩歌戲劇研究》（1983）、《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1998）、《詩歌與哲學是近鄰——結構-解構詩論》（1999）、《思維·文化·詩學》（2004）等。2012年出版了六卷本的《鄭敏文集》。

鄭敏女士的詩歌追求感性和理性、‘詩’與‘思’的高度統一，將她對人性的關懷，生命的感悟融匯於詩性的哲學思考之中，她的詩與時代的風雲變幻、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沉浮息息相通。在詩歌創作的美學方面，她的詩注重對內心的探索，表現出靈魂的吐露，辯證的思維，清麗而繁複的意象，為當代詩歌帶來了重大突破。她對西方當代哲學思想的探索，對新詩和漢語的思考，對人類命運的關懷，對科學與人文教育等問題的關切，都表現出一箇中國詩人和知識分子探求真理的勇氣、擔當和高尚情操。

鄭敏女士在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後改為外國語言文學學院）任教期間先後開設過多門英語基礎課程。1981年，她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教授莎士比亞戲劇、英國玄學派詩歌、浪漫主義詩歌、英美現當代詩歌、中國現當代詩歌、解構主義文論等課程。1986年，由於鄭敏女士的學術成就和廣泛影響力，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獲批國內師範類高等院校英語學科第一個博士學位點。同年，她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為西方文論和解構主義哲學思想。鄭敏女士任教期間培養了多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為北師大的教學和人才培養辛勤奉獻。 ^[5] 

鄭敏回國後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60年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講授英美文學至今。1949年出版《詩集：1942--1947》，成為“九葉”詩派中一位重要女詩人。鄭敏是在馮至的引領下與哲學也與里爾克的詩結下一生的情緣。她嗜讀里爾克的詩，特別是對里爾克的名作《豹》更是情有獨鍾。她與里爾克一樣，總是從日常事物引發對宇宙與生命的思索，並將其凝定於靜態而又靈動的意境裏。每一個畫面都彷彿是一幅靜物寫生，而在雕塑般的意象中凝結着詩人澄明的智慧與靜默的哲思，建國前寫的《金黃的稻束》就是這樣的作品。

從建國初到1979年鄭敏中斷了新詩寫作。直到“三中全會”以後，在時代的感召和友人的鼓勵下又寫起了新詩，出版詩集《心象》、《尋覓集》和詩學專著《詩與哲學是近鄰》，十四行體組詩 《詩人與死》是受其詩友唐祈之死的觸動寫成，是她早年對生死問題進行哲理思索的延續。全詩借唐祈的死來關注和思考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我們都是火烈鳥/終生踩着赤色的火焰/穿過地獄，燒斷了天橋/沒有發出失去身份的呻吟我們羨慕火烈鳥/在草叢中找到甘甜的清水/在草叢上有無邊的天空邈邈/它們會突然起飛/鮮紅的細腳後垂。”詩一發表即引來好評，説“這組詩沒有過多的哀婉和温情，整飭的十四行恰如死亡行進本身一樣，嚴厲、冷靜、必然，但暗中卻佈滿了憤怒、悲傷、嘆息、詛咒，種種情感的旋渦和潛流”。可見，鄭敏對生死問題的詩性哲理觀照，是建立在她自己獨特的生命感受基礎之上的，而決非哲理的直陳，真正實現了知性生命化的詩學追求。

鄭敏1920年在北京東城區的悶葫蘆罐衚衕呱呱墜地，本名王敏。生父王子沅辛亥革命後曾留學法國、比利時。兩歲時，她得過一場嚴重的腦膜炎，病好後，被過繼給父親留學時的把兄弟鄭禮明，從此王敏改姓鄭。鄭敏的文學天賦與家學有關。祖父在家鄉福建閩侯是頗有名氣的詞人。母親喜歡用閩調吟詠古詩，對女兒有潛移默化的影響。鄭敏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羞澀和內省之中培養起同情心和想象力。

鄭敏創作的第一首詩《晚會》記錄在她的一個小紙本上，那一年她21歲，正在西南聯大讀哲學系。大三的一次德語課後，她拿着詩去找老師馮至指教。第二天，馮至把稿子還給她，説：“這裏面有詩，可以寫下去，但這卻是一條充滿坎坷的道路。”1942年，馮至的《十四行集》出版，她閲讀並深受影響。她的《晚會》等數首詩也在昆明發行的報紙上發表。次年，鄭敏從西南聯大畢業，在馮至的推薦下，她的《詩九首》發表在《明日文藝》上，其中《無題》之二後來改名為《金黃的稻束》，成為了“九葉詩人”鄭敏的代表作。

那時候，鄭敏和穆旦、杜運燮等人也只是在學校裏有過一面之緣。1948年，署名“默弓”的陳敬容在《詩創造》上發表了《真誠的聲音——略論鄭敏、穆旦、杜運燮》，裏面這樣寫道：“（鄭敏的詩）能叫人看出一個豐盈的生命裏所積蓄的智慧，人間極平常的現象，到她的筆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藴。”袁可嘉則在《詩的新生代》一文中説：“她詩中的力不是通常意義上重量級拳擊手所代表的力，卻來自沉潛，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從此，鄭敏和穆旦、杜運燮一起被譽為“西南聯大詩人中的三星”。

不久之後，鄭敏收到美國布朗大學的入學通知書。1948年冬，她越洋赴美，攻讀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在美國，半工半讀，十分辛苦。期間，她的第一本詩集在上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主編是巴金。這帶給她很大的驚喜。

1951年，鄭敏到伊利諾亞州立大學申請博士預科，在此結識了她的先生童詩白，他也是畢業於西南聯大的留學生，二人在這一年的冬天於伊利諾亞州立大學的會堂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婚後，鄭敏隨丈夫移居紐約，在朱麗葉音樂學院自費學習聲樂。1955年，夫婦二人從舊金山乘船回到祖國，鄭敏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鄭敏除了做研究之外，始終處於漫長的沉默之中。1979年的一天，唐祈寫信給她，約她與在世的幾位40年代的詩友到曹辛之家中見面，商討出版詩歌合集的事情。這次見面之後，鄭敏十分激動，覺得彷彿又回到了詩的王國，在汽車裏寫下《詩啊，我又找到了你！》。

之後，除了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英美文學以外，鄭敏又重新喚醒了創作的熱情，寫出了大量的詩歌作品。1981年，《九葉集——四十年代九人詩選》 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九葉詩派”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

1980年2月，一些當時寫着“朦朧詩”的青年詩人拜訪鄭敏。這批年輕人讀到了“九葉詩派”的詩歌時大吃一驚，説：“我們想做的事，40年代的詩人已經做了。”鄭敏回憶説，當時人們所説的“朦朧詩”其實也不怎麼“朦朧”。的確，朦朧詩體現的一些精神追求，從詩歌理論和藝術技巧看並沒有超過上半世紀，“基本上是再一次播種再一次收穫”。

關於詩歌與“朦朧”的關係，她認為，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詩的生命，是詩的藝術審美，如綿延遠山，消失在雲霧中。但是，漢語新詩除了要找到詩的表達方式，還要找回漢語的表達方式。如何將文化傳統與新詩結合起來，成為我們的重要任務。她説：“其實所有的創新都是從保守中走出來的，保守是土壤，沒有土壤，何來青苗？故此‘新保守’就是給傳統以新的闡釋，以使土壤獲得新的營養，以便培植出新的文化青苗。”

鄭敏希望中國的詩人能在多方面用功，除了要向傳統詩歌在形象性、音樂性和境界上的優點學習，讓詩歌的語言和結構更凝練，還要注意擺正態度，忌不假思索地將對解構主義和後現代思潮的誤解拿到詩歌創作之中。她認為，後現代主義對傳統價值的批判也不是盲目的褻瀆和改造。當代一些詩人只顧宣泄自我，照貓畫虎地引用西方理論，實際上既沒有尊重中國自身的傳統，也忽視了西方的傳統。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要恢復對詩歌的尊重、對傳統的尊重。

在鄭敏看來，中國詩壇常常陷入理論空談的惡況，作品多而浮，看似繁榮，實則單調。她説，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的新詩離詩本身的歷史任務很遠。我們聽到很多喧囂聲，然而那似乎只與流派的聲譽、地位、排行榜有關。至於生命的價值、倫理觀、人類的道路和未來的命運，詩人卻很少有時間、有心思去過問。

鄭敏認為，這一方面來自於非詩的觀念的干擾和衝擊，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市場誘惑的結果。所以，拯救詩歌的對策在於：一是要重新整理幾千年的詩歌遺產，使傳統成為現代創作和研究的重要資源；二是詩人要回歸真實的自我，避免陷入狹隘的流派之爭，只顧求新而疏遠了詩本身。

鄭敏覺得，一個詩人、作家當然要沉下心來搞創作，但也應當關心社會大眾對自己作品的態度。作家寫出了作品應該拿給人家看，並虛心接受批評，這樣才能提高自己，但現在很多人卻不願意這樣。他們寫完一部作品，自己覺得很成功，但其實讀者可能覺得莫名其妙。好的文學作品應該能夠喚醒讀者，使讀者有猛然的覺悟。作者也應該有這樣的意識，既當作者又當讀者，在腦子裏預先想象，假如我是讀者，會怎麼看待這些文字。也就是説，詩人、作家應當有對自己的文字負責的創作態度。

鄭敏談到，詩人在創作中要保持“無功利的本真性”。把握詩歌的本真性，需要詩人擺脱追名逐利的心態，既要對自我的精神感受負責，也要對客觀世界的現實負責。只有在這種本真性中，詩人才能用藝術的幻象來實現藝術規範和創作自由的辯證統一。詩歌創作要有悟性，受到僵化的教條主義壓制的詩歌常常用訓誨和警告來指揮文學創作，所以新一代的詩人才選擇逃向個人的感覺。但也因此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將藝術“作為區區小我的宣泄”，“他的浮躁與淺薄使他聽不見詩靈通過語言對他的召喚和叮嚀”。

鄭敏很關注詩歌教育和藝術教育的問題。她覺得，我們應該培養年輕人對無功利的藝術的興趣。“其實很多人對於無功利的藝術都很有興趣，可是沒有條件，因為要交很多學費，只好把藝術當作奢侈品。”她建議教育者們能夠在培養新的文學幼苗時，讓他們更多地去自由地感受，擺脱實用目的性對藝術情感的束縛。 ^[7] 

“哲學打開了我看事物的眼睛，提升了我認知的高度和深度。哲學告訴我們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視角去認知世界，而詩歌則是藝術化的哲學。也就是説真正的哲學家和詩人是一體的，與世界同體共生。有些詩人的詩歌散發着他的哲思，而哲學家的思想就是他最大的詩歌。”（鄭敏生前在接受詩人花語採訪時語） ^[11] 

“如同‘春蠶到死絲方盡’一個將寫詩等同於自己心靈呼吸的詩人，自然會活一天就寫一天。當然如果實在是‘才盡’了，就只好像一位失去聲音的歌手，去聽演唱，而繼續陶醉在別人的歌聲中。詩可以給人類一切高尚的情感和行為以力量，但她也能在啞然寂靜的歷史低潮時刻，耐心地等待和召喚激情的甦醒。歷史總是豐富的，高潮有高潮的激昂，惡浪有惡浪的憤怒，黎明的漲潮自天邊滾滾而來，帶來新的一天的期盼，陰暗的時刻的沉默有沉默的深思，而詩總是它們的刻痕和足印。詩人的詩不只是來自一己的情思，他的耳朵日夜在傾聽歷史的波濤和人類的心跳。”（鄭敏迴應被評選為2006年“年度推薦詩人”時語）

2022年1月3日，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消息，鄭敏因病於2022年1月3日7時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4] 

丈夫：童詩白 ^[9] 

兒子：童朗 ^[16] 

女兒：童蔚 ^[14]  ，退休前為報社記者，且醉心於繪畫和詩歌，跟母親很有共同話題。 ^[16] 

長兄：鯤西（王勉） ^[18] 

2006年，央視將鄭敏評選為“年度推薦詩人”，推薦語中説其是“一棵詩歌的常青樹”。 ^[12] 

2006年鄭敏獲得中央電視台新年詩歌會授予的“年度詩人獎”，2017年獲第六屆中坤國際詩歌獎詩歌創作獎。 ^[5] 

2018年12月19日，獲得首屆女性詩歌獎終身成就獎。 ^[2] 

金黃的稻束站在

割過的秋天的田裏，

我想起無數個疲倦的母親，

黃昏的路上我看見那皺了的美麗的臉，

收穫日的滿月在

高聳的樹顛上

暮色裏，遠山是

圍着我們的心邊

沒有一個雕像能比這更靜默。

肩荷着那偉大的疲倦，你們

在這伸向遠遠的一片

秋天的田裏低首沉思

靜默。靜默。歷史也不過是

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

而你們，站在那兒

將成了人類的一個思想

深林自她的胸中捧出小徑

小徑引向，呵——這裏古樹繞着池潭，池潭映

着面影，面影流着微笑——

像不動的花給出萬動的生命

向那裏望去，綠色自嫩葉裏泛出

又溶入淡綠的日光，浸着雙足

你化入樹林的幽冷和寧靜，朦朧裏

呵，少女你在快樂地等待那另一半的自己

他來了，一隻松鼠跳過落葉

他在吹哨，兩隻鳥兒在竊竊私語

終於疲倦將林中的輕霧吹散

你夢見化成松鼠，化成高樹

又夢見小草，又化成水潭

你的蒼白的足睡在水裏

天空好像一條解凍的冰河

當灰雲崩裂奔飛；

灰雲好像暴風的海上的帆，

風裏鳥羣自滾着雲堆的天上跌沒；

在這扇窗前猛地卻獻出一角藍天，

彷彿從鑿破的冰穴第一次窺見

那長久已靜靜等在那兒的流水；

鏡子似的天空上有春天的影子

一棵不落葉的高樹，在它的尖頂上

冗長的冬天的憂鬱如一隻正舉起翅膀的鳥；

一切，從混沌的合聲裏終於伸長出一句樂句。

有一個青年人推開窗門，

像是在夢裏看見發光的白塔

他舉起他的整個靈魂

但是他不和我們在一塊兒

他在聽：遠遠的海上，山上，和土地的深處。

你願意經過一個沉寂的空間

接受一個來自遼遠的啓示嗎？

當黑暗和温柔的靜默包圍着你，

在那光亮的一角

好像在暮晚的天邊

變異着神的亮翼，

好像秋日下午的果園

一個熟透的蘋果無聲的降落，

陷入轉黃的軟草裏。

你願意透過心的眼睛

看見神的肢體嗎？

那圓潤的手臂，

徐徐彎轉的腰身

她的腳可以踐在水上

而不被埋沒，

她的眼光是不因

距離而淡弱的星光。

每一個緩和與敏捷的行動

都是沉默的一筆，

記下那不朽的言語

人們傾聽着，傾聽着，用他們的心

終於在一切身體之外

尋到一個完美的身體，

一切靈魂之外，

尋到一個至高的靈魂。 ^[8] 

這一朵，用它彷彿永不會凋零的杯，

盛滿了開花的快樂才立

在那裏像聳直的山峯

載着人們忘言的永恆

那一卷，不急於舒展的稚葉

在純淨的心裏保藏了期望

才穿過水上的朦朧，望着世界

拒絕也穿上陳舊而褪色的衣裳

但,什麼才是那真正的主題

在這一場痛苦的演奏裏？這彎着的

一枝荷梗，把花朵深深垂向

你們的根裏，不是説風的催打

雨的痕跡，卻因為它從創造者的

手裏承受了更多的“生”，這嚴肅的負擔。

渴望：一隻雄獅

在我的身體裏有一張張得大大的嘴

它像一隻在吼叫的雄獅

它衝到大江的橋頭

看着橋下的湍流

那靜靜滑過橋洞的輪船

它聽見時代在吼叫

好像森林裏象在吼叫

它回頭看着我

又走回我身體的籠子裏

那獅子的金毛像日光

那象的吼聲像鼓鳴

開花樣的活力回到我的體內

獅子帶我去橋頭

那裏，我去赴一個約會 ^[12] 

金黃的稻束站在割過的秋天的田裏，我想起無數個疲倦的母親，黃昏的路上我看見那皺了的美麗的臉，收穫日的滿月在高聳的樹巔上暮色裏，遠山圍着我們的心邊沒有一個雕像能比這更靜默。肩荷着那偉大的疲倦，你們在這伸向遠遠的一片秋天的田裏低首沉思靜默。靜默。歷史也不過是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而你們，站在那兒將成了人類的一個思想——鄭敏《金黃的稻束》

在中國的新詩界，我們的確需要多一些像鄭敏先生這樣的詩人和批評家。她總讓我感到，她就是中國新詩壇上的一束金黃的稻束，在“秋天的田裏低首沉思/靜默。靜默。歷史也不過是/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她的心中永遠有滿月的清輝和蔚藍的遠山。（著名詩人林莽）

102歲！悼念！25年前在貴陽紅楓湖，一條船上討論詩，鄭敏先生認為現代詩人應向中國古典詩歌學習，而今俺深以為然。鄭敏的長壽，也説明生命不在於力行快走跑步等運動。（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中國詩歌學會會長楊克）

她對西方當代哲學思想的探索，對新詩和漢語的思考，對人類命運的關懷，對科學與人文教育等問題的關切，都表現出一箇中國詩人和知識分子探求真理的勇氣、擔當和高尚情操。（著名詩人、四川省作協副主席、《星星》詩刊主編龔學敏）

驚悉鄭敏先生今日仙遊，享年一百零二歲，至此九葉全部凋零。猶記2016年10月，我在北大進修，某晚去清華園拜訪她的點點滴滴。（四川文學獎、建安文學獎獲得者胡亮） ^[6] 

詩人鄭敏去世，‘九葉派’最後一枚葉子落地，抑或説，這是她以另外一種方式回到枝頭。（《天津詩人》總編輯、詩人羅廣才評） ^[10] 

鄭敏女士走了，標誌着朦朧詩之前的現代詩派的主要詩人都離開了人間。 鄭敏先生畢生致力於中國新詩的創作、中西方詩歌研究、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研究、詩歌翻譯和教育教學事業，她的譯詩和漢語新詩創作都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天津詩人》總編輯、詩人羅廣才評） ^[10] 

鄭敏從事詩歌寫作70餘年，她的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研究見證了大半個中國新詩的歷史進程，被稱為中國詩壇的一株歷經風霜雨雪依然豐茂挺立的世紀之樹。（中國青年報評） ^[10] 

“鄭老師特別的單純，言談舉止有着天真浪漫的少女感，跟她聊天很放鬆，鄭老師總是脱口而出她的觀點，或深邃或詩意，與鄭老師談話，會心之處很多。”福建籍詩人安琪回憶鄭敏的時候説：“同鄭老師的交流，就是在聽鄭老師講授詩歌課，古今中外，旁徵博引，鄭老師也是兩腳跨中西文化的學者，總能在比較文學的高度闡述她的詩學見解，是女詩人中難得的具有豐富學識和辯證思維的大家。 ”（中國青年報評） ^[10] 

“（鄭敏的詩）能叫人看出一個豐盈的生命裏所積蓄的智慧，人間極平常的現象，到她的筆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藴。” 1948年，陳敬容在《詩創造》上發表了《真誠的聲音——略論鄭敏、穆旦、杜運燮》，裏面這樣評價鄭敏的詩歌。袁可嘉則在《詩的新生代》一文中説：“她詩中的力不是通常意義上重量級拳擊手所代表的力，卻來自沉潛，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 ^[13] 

“鄭敏早期詩歌很重要的一個關鍵詞是‘寂寞’，也就是一種非常沉靜、平和、充滿哲思化的寫作方式，在80年代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得到了延續，是到了一種‘成熟的寂寞’。”在張桃洲看來，80年代以後，鄭敏的詩歌在延續中進行着深化，更加註重心智上的表達，“越寫越好。我覺得，她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創作是她最好的作品，《詩人與死》可以説是其創作的巔峯”，“想想看，當時她已經是一個70歲左右的老人了。”

“對於90年代以來中國詩歌的種種狀況，鄭敏可以説是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批評。在她看來，當時中國詩歌受商業主義、大眾文化的影響太大，是誤入歧途，所以提出了一種中和路線。”

“鄭敏從創作之始，就保持着非常個體的形象，是非常寂寞的獨行者形象，她不是在喧譁的鬧市進行宣講，也不是像先知一樣高蹈地預言世界的未來。”（詩人、批評家、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桃洲評） ^[13] 

“本來只是知道她40年代的作品，讀了全集才發現，鄭敏80年代以後還寫那麼多那麼好的作品，即使放到今天仍然可以説是新穎。之前我們可能有一種誤解，認為很多早期新詩詩人在年輕時寫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到中年或晚年時，要麼是沒有新作，要麼就是沒有進步，甚至不退步就已經很罕見了。”

“但是國外詩人，比如奧登、艾略特，他們對於自己的傳統是非常瞭解的。中國詩人往往是過於‘當代性’了，而不能或不願意去設身處地理解和體察新詩是如何從無到有，經過一代代人的努力如何枝繁葉茂的。”（青年詩人、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王子瓜評） ^[13] 

鄭敏先生早年是新詩的積極的探索者，開放性地吸納各種資源，她曾對百年新詩當頭棒喝，讓人清醒，也讓人重新認識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鄭敏先生代表着當代詩歌中理性的建設性的聲音，現在看來，這樣的力量是最具持續性，也最有生命力的。（《詩刊》社主編李少君在鄭敏百歲壽誕時曾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評）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