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²。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³。月暈而風⁴，礎潤而雨⁵，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⁶，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⁷，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⁸？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⁹，而利害奪其外也¹⁰。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¹¹：“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¹²：“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¹³，與物浮沉¹⁴。使晉無惠帝¹⁵，僅得中主¹⁶，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¹⁷。非德宗之鄙暗¹⁸，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¹⁹。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²⁰，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²¹，私立名字²²，以為顏淵、孟軻復出²³，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²⁴。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²⁵，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²⁶，食犬彘之食²⁷，囚首喪面²⁸，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²⁹，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³⁰，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³¹：“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³²，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³³，悲夫！ ^[1] 

事物有必然的發展趨勢和結果，道理有它正確的答案。天下只有頭腦客觀冷靜的人，才能從細微的現象和變化中，看到未來的徵兆。月亮周圍出現大光環，即是要颳風了，石墩上面返潮濕潤，即是要下雨了，這是人人皆知的。人事的發展變化，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怎麼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然而即使是賢明的人，對身邊的世事也會有察覺不出來的時候，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喜好和憎惡的情感攪亂了他們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慮又支配了他們的判斷。

從前，山巨源看見王衍，他説：“將來貽誤天下百姓的，必定是這個人。”郭汾陽見到盧杞，他説：“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都將一個也留不下來。”從今天的情況説來，一些事情道理確實是可以預見到的。不過，在我來看，王衍這個人，他的相貌談吐，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然而他不忌恨別人，不求貪圖，只不過隨波逐流而已。假使晉國當時不是惠帝這樣的昏君當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幹的君主，那麼即使有千百個像王衍這樣的人，又能憑什麼搞亂天下呢？盧杞的奸惡陰險，確實也足以敗壞國家，然而這個人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矇蔽社會。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憑什麼會得到重用呢？由此説來，山巨源、郭汾陽二公預料的王衍、盧杞二人的未來，或許未必一定就是那種結局。

現在有這麼一個人，嘴上講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論，效仿伯夷和叔齊的行業，蒐羅聚集了一些貪圖虛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輿論，私下裏互相標榜，以為自己是顏淵、孟軻再世。而骨子裏卻是陰險毒辣，與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馳，我看他們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體的角色，其禍害豈是言語能講得清啊！臉髒了不忘要清洗，衣服髒了不忘要浣淨，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這個人現在卻不是這樣，穿的是像奴僕穿的衣服，吃的像豬狗吃的食物，頭髮蓬亂得像囚犯，滿臉污垢髒似居喪，卻又滿口高談《詩經》《尚書》之中聖人的言論，難道還合乎情理嗎？大凡為人處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賊的，正是豎刁、易牙、開方這一類的人啊。用其蓋世的好名聲，來相助成就其尚未實現的禍心，雖然這世上有願意勵精圖治的明主，有喜賢愛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舉拔、重用他。如此，這種人將予天下帶來禍患，則是必然是毫無疑問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盧杞二人能比得了。

孫子説：“善於用兵的人，沒有顯赫的功績。”假使這個人將來不被重用，那我所説的就算是錯了，而這個人就會有懷才不遇的嘆息了，這樣誰又能知道給國家造成的禍害的就是此人呢？如果不是這樣，天下就將要被他禍害，而我卻得了個先見之明的美譽，那就太可悲了！ ^[1] 

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變風俗，立法度”為己任，倡導了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運動。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起過積極的作用，但由於它觸犯了大地主階層的利益，再加上自身的不徹底性和執行中的種種缺陷，一開始就遭到不少權貴的激烈反對。後經“元祐更化”，變法終於破產，但斥罵之聲幾乎千年不絕。不僅有人把北宋之亡歸罪於變法，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斥之為禍亂天下、“敗國殄民”的千古罪人。

蘇洵與王安石一向不和。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説：“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王安石之母死於嘉祐八年（1063年），則此篇作於王安石任宰相正式推行新法之前。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載，見於南宋呂祖謙編選的《宋文鑑》，《古文觀止》列於蘇洵名下。這篇文章最早見於邵伯温所寫的《邵氏聞見錄》。邵伯温説：“《辨奸》一篇，為荊公發也。”蘇洵在王安石實行變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學術界認為此文顯系偽託，冒蘇洵之名，以攻擊王安石。清代李紱、蔡上翔力辯此篇乃南宋初年道學家邵伯温託名蘇洵的偽作，這一爭議尚無定論，即使屬於偽作，它反映新舊黨爭的背景仍沒有多大不同。 ^[2-3] 

這是一篇優缺點都很明顯的文章。它的優點主要有兩方面，一在內容上，一在寫作上。內容上，文中提出“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這話很深刻。所謂“靜者”，就是不為“好惡”所亂，不為“利害”所奪的人，也就是在審視人事時能保持冷靜、客觀而又有見識的人，這種人才能發現本質、預見前知，這話很有道理。文中又説：“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這話也頗帶警策。所謂“不近人情”，也就是矯情，也就是大悖人性，這類人固然也有性格乖僻的，不過確也有本性險惡、另懷深心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要以見微知著的鋭識去辨認那些不近人情的奸人，以防為其所害，這不論是作為理論，還是經驗，對於指導人們去防範、揭露政治生活中的騙子的偽裝，都是有意義的。在寫作上，論述的中心雖是“辨奸”，筆墨所指處處針對王安石而言，可是自始至終都沒有點出王安石之名。這樣寫，讀者同樣清楚文鋒之所向，但它又使文章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非僅為責叱個人所侷限，同時又讓讀者能體會到一種惝怳含蓄之趣、匣劍帷燈之妙。這是運虛寫實、以虛指實的寫法，用筆高明。文中句式整散結合，時有排比，顯得詞鋒鋭利，咄咄逼人。末尾用選擇句，如駿馬注坡而收繮，看似退後一步，實則是以頓宕收煞，激起有餘不盡之意，顯得精警而感慨，有一唱三嘆之妙。

這篇文章的缺憾也是很明顯的，那就是對王安石的指斥、比類是不恰當的。王安石誠然有忙於讀書、治事而忘了盥洗、不講究飲食等等毛病，但是否到了“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地步有待商榷。即使如此，這不一定算是確切意義上的“不近人情”。如果因新法失敗，以及新法中弊端不少，就斷定王安石是奸人。這些結論，恐怕讀者都很難認同。文中還把王衍、盧杞以及豎刁、易牙、開方這些奸惡嬖醜同王安石相類比，更屬不倫。文章的作者在以他的理論來攻擊所謂的“今有人”、“斯人”的時候，顯然帶有很大的意氣與私憾，這也恰好有違作者自己所説“靜者”的立場。所以《辨姦論》提出的觀人之法雖然有意義，但文中影射和攻擊王安石的取向卻是不可取的。 ^[4]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十一：荊川嘗論韓非子《八奸》篇，謂是一面照妖鏡，餘於老泉此論亦云。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雲：“嘉佑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已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

清·儲欣《評註蘇老泉集》卷三：“不近人情”四字，遂為道學正傳，其不近人情愈甚，則其為道學愈大矣。餘讀《論語》《家語》諸書，夫子生平無一不近人情之事，無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後之號為顏、孟復出，且駕顏、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

清·徐乾學《古文淵鑑正集》卷四十七：識見明到要從學問中得來，非億中也。晦菴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彼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財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良，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禍亂極矣。”

清·吳楚材《古文觀止》卷十：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姦論》，譏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奇，流毒寰宇，見微知著，可謂千古觀人之法。 ^[5] 

清·王應鯨《唐宋八大家公暇錄》卷四：不近人情，敗壞天下，非明眼人，未易覷破。（儲同人語） “見微知著”四字，是一篇主腦。即辨字的本領，從荊公之不近人情上，料其為奸，必亂天下，正老泉之見微知著處。而所以能先知，則原於一靜，蓋靜則靈，明自然之理，非億中也。

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卷十四：老泉料荊公止在不近人情處看出，以豎刁、易牙、開方為比，要知此三人之不近情止是圖利，而荊公卻是圖名。原其始，亦非以禍人為心者，但以自許太過，而新法試行於鄞邑，又頗有效，以故執持愈堅，不知天下非一邑可概，且奉行之人，又未必人人如我。蓋緣平日未嘗向人情物理上細心體貼，以致如此，便是不近人情的流弊。豎刁輩是甘為真小人，猶盜賊手挾刀劍戮殺人者，荊公是要作偽君子，猶庸醫苦泥方書，藥殺人者。不可謂盜賊是殺，庸醫非殺也。奸慝之名，宜不能免，文中推見至隱，憂時之意，直與洛陽聞鵑同調，其先幾特識，更堪雙絕千古矣。但篇末“巨盧”二字，餘向疑無所考據，較諸善本皆同。或雲犬之大者，夫犬何以有衣？果爾，則當雲：衣巨盧之皮也。且下句用“犬彘”矣，上句複用田犬，豈不重複。一日偶讀朱晦菴《宋名臣言行錄》，內載：“衣臣虜之衣。” “臣虜”二字出秦文，對“犬彘”何等精切！然後知“巨盧”乃字之訛也。凡經朱夫子手定之書，必無差錯。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六十三：虛拈辨字領局，其神直注信而用之者。援揣比例，情詞危切，而寄意尤在起結間。神情遙照，以警夫傾信而誤用者。 ^[5]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宋仁宗嘉祐初年與蘇軾、蘇轍同到京師，為歐陽修、韓琦所稱重，薦之於朝廷，任秘書省校書郎、文安縣主簿等職，留京參與編撰《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追贈光祿寺丞。蘇洵的文章深受《孟子》《戰國策》的影響，長於策論，其政論、史論辭風穎鋭，行文簡潔而有情致，有《嘉祐集》。 ^[6] 

邵伯温（1057年—1134年），河南洛陽人，字子文，邵雍之子。元祐二年（1087年），以經行薦，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紹聖中，監永興軍鑄錢監。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乃上書累數千言，請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等。歷任知陝州靈寶縣、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知果州、提點成都路刑獄等職。南宋初，除利路轉運副使。後奉祠，提舉太平觀而卒。著有《易辨惑》《邵氏聞見錄》等。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