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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統四大金剛

鎖定
軍統四大金剛,是指國民黨統治時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亦作“軍統”)的“四大金剛”。他們分別是陳恭澍趙理君沈醉王天木
中文名
軍統四大金剛
時    期
國民黨統治時期
隸    屬
軍統
成    員
陳恭澍趙理君沈醉王天木

軍統四大金剛陳恭澍

1早期經歷
陳恭澍,出生於1907年,河北寧河人。黃埔軍校第5期警政科畢業。南京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畢業。國民黨軍統特務。1925年,陳恭澍因瑣事與嫂子發生爭吵,當時陳恭澍18歲,剛剛中學畢業,年少氣盛的他一氣之下居然離家出走。這一走就跑到了廣東,與大多數熱血青年一樣,陳恭澍投考了黃埔,而且一考即中,順利地進入了軍校四期,後因生病延期入軍校五期步兵科。陳恭澍是1926年3月從廣東進入軍校五期的,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務處,任組長、調查主任、北平站長,特務處本部組長。
2北國鋤奸
刺殺張敬堯
1933年1月,華北局勢不穩,鄭介民任復興社華北區區長,以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上校參謀的名義作掩護,重新調整部署特務處在華北地區的工作。此時,日寇委任張敬堯為平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令他赴華北收集舊部,勾結幫會,策反駐軍,陰謀暴動。張敬堯隨即攜帶700萬元鉅款來到北平,入住東交民巷六國飯店。鑑於張敬堯的投敵行徑,軍統局長戴笠決定除了他,鄭介民親自前往北平向陳恭澍傳達了針對張敬堯的鋤奸令。陳恭澍在摸清了六國飯店地勢之後,決定實施暗殺。
1933年5月7日,軍統特工王天木白世維潛入六國飯店,發現飯店二樓有一處房間窗口半敞,一個人當窗而坐,正百無聊賴地擺弄一個小玩意兒。王天木一眼認出此人便是張敬堯。他回頭示意白世維,手指房內,連連點頭,作出殺人手勢,還小聲説道:就是他。白世維看在眼裏,亮在心上,説時遲那時快,撩袍取槍,一步跨到窗前,對準張敬堯的胸部連開三槍,張敬堯倒地斃命。白世維閃身下樓,大步流星邁出大廳,負責接應的特工戚南譜站在車前,彷佛有預謀那樣望着門內。二人四目交投,一言不發,從兩邊上車,司機一踩油門,疾馳而去。[1]
毒殺石友三
1934年,戴笠下達鋤奸令,要求對投靠日本的漢奸軍閥石友三予以制裁。陳恭澍接到指令後,立刻策劃行動。由於石友三一直藏身於天津日租界,軍統一時難以找到機會。經過反覆考慮,陳恭澍派人策反了石友三身邊的副官先鴻霞,對其曉以民族大義,希望其協助軍統除掉漢奸石友三,先鴻霞為人直率,當即同意。隨後,先鴻霞又策反了石友三府上的另一副官史大川和廚師老楮。最終,先鴻霞和老楮二人決定在石友三所吃的飯菜中下毒,毒死石友三。不料,因廚師老楮在行動之時神情緊張,被石友三看出破綻,導致先鴻霞和老楮身份暴露,被押進了日本憲兵隊,慘遭殺害。至此,毒殺石友三行動徹底失敗。
制裁殷汝耕
1935年11月,殷汝耕與日寇勾結,炮製了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進而推動“華北五省自治”。殷汝耕附逆後,軍統局長戴笠指示陳恭澍立即動手除掉漢奸殷汝耕。陳恭澍接到鋤奸任務後,立即佈置行動。首先,陳恭澍派遣一名女特工以美色接近殷汝耕,並在殷汝耕所吃的食物中投毒,不料卻被殷汝耕識破,致使計劃功虧一簣。最後經過策劃,陳恭澍決定偷襲殷汝耕的辦公地點。先指定一個行動小組製造事端,引起門崗的干涉,並出其不意,予以格殺。同時,由其他兩個行動小組衝進大門,繞過影壁,通過中門,闖進辦公大廳。另一小組則進行掩護。進入辦公廳內後,不管是否遭遇抵抗,都要以迅速發現行動目標,立即予以制裁為第一要務。然而,該計劃最終因無法掌握殷汝耕的作息時間而功敗垂成。至此,刺殺殷汝耕行動徹底失敗。
襲擊王克敏
1937年12月14日,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統轄平津等華北地區,王克敏出任偽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兼內政部總長。鑑於王克敏的投敵行徑,軍統局長戴笠下達了針對王克敏的鋤奸令,要求以最嚴厲之手段制裁王逆克敏。陳恭澍接到指令後,為儘快完成鋤奸任務,不辭辛勞多方奔走,打探王克敏的行蹤,終於獲得了一條重要情報:王克敏每個星期二下午兩點都會去煤渣衚衕日本憲兵隊所在地和日本特務喜多誠一見面。陳恭澍立即佈置行動,首先經過一番仔細的考察,基本弄清了煤渣衚衕一帶的地形,並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時的武裝警衞情況,為做到萬無一失,他還專門調來了幾名職業殺手
1938年3月28日,陳恭澍帶着行動組早早便來到了煤渣衚衕附近,各小組人員迅速準備就緒。1時45分,王克敏乘坐的車緩緩駛來,警備車在前,王克敏乘坐的車則在其後放慢了速度,好讓警衞先下車佈置警戒。軍統事先制訂的計劃是:陳恭澍坐在大街對面人行道對面一個小攤上,他“陡然起立”,表示已經發現目標,開始準備“戴上帽子”時,則示意行動人員可以舉槍射擊。此刻,王克敏的汽車已經向煤渣衚衕駛來,陳恭澍發現目標後便立即起身,示意行動人員準備,當王克敏的車準備左轉的時候,他已將拿在手上的禮帽戴在了頭上,暗示行動人員開槍射擊。看到信號已發出,兩名軍統特工蘭子春和徐自富便拔槍向王克敏的專車連連射擊。殺手蘭子春共有四彈擊中王克敏所乘汽車。不料,當天日本顧問山本榮治搭乘王克敏的專車,與王克敏共同坐在汽車後排,蘭子春打出的四槍中,一槍擊中山本榮治頭部,另一槍打穿發動機後又擊中山本榮治的右腳,山本榮治當場斃命。陳恭澍誤以為擊中目標,遂下達了撤退命令。事後,陳恭澍才得知所殺之人並非王克敏。更為遺憾的是,刺殺行動中,蘭子春腿部負傷,留下了血跡。日寇出動軍犬沿着血跡搜尋,最終抓獲了蘭子春和徐自富。不久,二人都慘遭殺害。至此,刺殺王克敏行動徹底失敗。[1]
3河內刺汪
暗殺源頭
抗日戰爭爆發後,汪精衞極力反對抗戰,主張投降。他帶頭和陳公博周佛海等人散佈“抗戰必亡國”的論調,遭到全國人民的痛斥。但汪精衞決意在投降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惜賣身投靠日本侵略者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衞出走越南河內,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豔電”,公開投降日本。1939年2月,蔣介石派出與汪精衞素有淵源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谷正鼎,赴河內勸汪精衞迷途知返,遭到汪精衞的拒絕。鑑於汪精衞的叛國行徑,蔣介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衞黨籍,撤銷一切黨內職務,並命令戴笠在汪精衞離開河內前往南京組建偽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隨即向陳恭澍下達了鋤奸令,要求以最嚴厲之手段制裁汪逆精衞。陳恭澍接到指令後,不敢怠慢,立即率領特工潛入越南河內,伺機刺殺汪精衞。[2]
前期行動
陳恭澍親自探查,瞭解到汪精衞住在河內的一處高級寓所,這是一棟西式樓房,這棟洋房,是兩開間的二層樓,樓上一大一小相連的兩間對街屋。在瞭解了地勢之後,陳恭澎當即佈置行動。
經情報獲悉汪精衞每天早餐吃的麪包是由河內一家麪包店準時送去的,就把送麪包的人攔截下來,換上一個含毒麪包,由特工人員化裝成送麪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衞當天食慾不佳,不吃麪包,而予退回。陳恭澍再次策劃,欲在汪精衞住宅的浴室中放置毒氣罐,只等汪精衞洗浴時散發的水蒸氣引發毒氣,將汪精衞毒死。但苦於沒有內應,此計劃無法實施,只得作罷。
過了兩天,汪精衞要到離河內八十里的丹道鎮三島山麓旅遊。陳恭澍立刻佈置暗殺行動,由陳恭澍率行動員分乘兩輛小汽車,埋伏在汪精衞此行的必經之路上,等待汪車的到來,看準汪精衞在車上時,便尾隨追擊。不料,汪精衞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返。陳恭澍只好調頭,決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慮在河內市區能否安全脱身的問題了。軍統局的兩輛追擊車追到市區十字街頭,汪車穿過馬路後,正好一輛電車橫駛過來,兩輛追擊車被阻,這次行動又無果而終。[3]
喋血河內
最終,陳恭澍決定孤注一擲,發起一次突擊性強攻,深夜直搗汪宅,實行武裝襲擊刺殺。1939年3月21日凌晨,陳恭澍親自指揮行動人員來到汪宅附近,軍統特務翻牆進入汪寓。特務偵得三樓朝南的一間,幾個晚上電燈通夜未熄,斷定此房必為汪精衞卧室無疑。特務衝上樓去,發現房間中正有一人躲在牀下,特務認為此人就是汪精衞本人,於是亂槍齊發,將此人打死,即下樓奪門而逃。其實,被殺之人並非汪精衞,而是其秘書曾仲鳴。至此,河內刺殺汪精衞行動徹底失敗。[3]
槍殺張嘯林
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淪陷。青幫流氓頭目張嘯林公開投敵,淪為漢奸,脅迫各行各業與日本人“共存共榮”,大肆鎮壓抗日救亡活動,捕殺愛國志士,並籌建偽浙江省政府,擬出任偽省長。鑑於張嘯林喪心病狂的惡劣行徑,軍統局長戴笠向潛伏在滬的軍統上海區區長陳恭澍發出了針對張嘯林的鋤奸令。陳恭澍隨即建立行動組並制定了鋤奸計劃。行動組長陳默接到任務後,策劃了兩次暗殺行動,但均未成功。張嘯林遭到幾次暗殺後,就希望能找到幾個槍法好的人的當保鏢保護自己。林懷部是在張嘯林的司機阿四的介紹下進的張宅,起初只當了個門衞。在阿四的引薦下,林懷部向張嘯林展示了精準的槍法。就這樣,他取得了張嘯林的信任,被聘為保鏢。
1940年8月14日有客來訪張嘯林,林懷部決定待張嘯林送客下樓時動手除掉張嘯林。但不一會引客的管家下來去翠芳樓叫妓女前來侍酒陪賭,賭局飯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這樣就無法下手。林懷部見阿四在院中擦車,便故意上前與他爭吵。樓上的張嘯林聽到聲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厲聲喝問。林懷部見時機已到,從腰間拔出手槍,對着張嘯林抬手一槍,子彈正中張嘯林面門,張嘯林當場斃命。[4]
刀劈傅筱庵
上海淪陷後,傅筱庵出任偽上海市市長,軍統局長戴笠指示陳恭澍對傅筱庵予以制裁。因傅筱庵防範嚴密,陳恭澍一時難以得手。最終,陳恭澍策反了傅筱庵府上的僕人朱升源,對其曉以民族大義,希望其協助軍統除掉漢奸傅筱庵,朱升源表示同意。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參加了一個日本人舉辦的宴會,喝的爛醉如泥,回到家裏倒頭便睡。朱升源覺得時機已到,他拿起一柄早已準備好的菜刀,悄悄的走進傅筱庵的房間,見傅筱庵早已熟睡,他舉起菜刀對着傅筱庵的脖子連砍三刀,頓時鮮血飛濺而出,傅筱庵當場斃命。[1]
5定居台灣
編輯
抗戰勝利後,陳恭澍任中央訓練團河北大隊長、綏靖總隊上校總隊長,駐守北平、河北一帶,負責與人民解放軍進行所謂的政治作戰。1949年解放前夕到台灣,任國防部情報局第二處少將處長,1969年退休,晚年著有回憶錄《英雄無名》一書,因深入揭露軍統內幕,一度成為台灣出版界的搶手貨。但因其殺人無數,樹敵過多,即使在時過境遷的晚年,依然保持着殺手不得見光的習性,很長一段時間無人知其生死,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軍統四大金剛趙理君

趙理君(1905-1942),四川蒲江人,軍校五期政治科畢業,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四大殺手之一,江湖人稱“追命太歲”。抗戰初期趙理君因在上海無法立足而被戴笠調到重慶,最初任局本部行動處行動科科長。
因山西土皇帝閻錫山與蔣介石不和,蔣為了控制閻錫山,下令戴笠封鎖晉南到河南洛陽的通道,監視控制人員往來。戴笠以防止進步人士和青年學生渡黃河到晉南轉進延安為藉口,保舉趙理君為第一戰區少將編練專員兼洛陽專區行政督察專員,嚴密控制從洛陽到山西的黃河渡口。
在黃河渡口,趙理君以檢查為名,敲詐勒索,胡作非為,稍不遂意,輕則打罵,劫奪財物,重則把人打死投入黃河滅跡。中統特工人員多次夾在渡河羣眾中搞情報活動,竟也遭趙理君及其手下搶劫或打死推入黃河。
在洛陽,趙理君又兼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華北戰地督導團督導專員,這個督導團是戴笠於1938 年10 月夥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時人雷鳴遠建立的,其成員除天主教徒、軍統分子外,吸收了許多土豪、紅槍會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東淪陷區晉東南一帶活動。他們以抗日為幌子,實際上與日本人勾結,從事毒品走私,趙理君實際為漢奸,是日本人的走狗。

軍統四大金剛韋孝儒案件

1941年底,趙理君的督導團公然用槍枝與日本鬼子換鴉片,並且數量有幾船之多,被河南第十二(豫東)行政督察專員韋孝儒的軍隊查獲扣押,處死了首惡分子。
趙理君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1942 年3 月15 日,韋孝儒來洛陽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會議,他與洛陽復旦中學校長郭兆曙是朋友,就住在復旦中學校內。但第二天卻離奇失蹤,同時失蹤的還有兩名韋氏隨從。
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得到河南省府的呈報,急忙召集軍統河南站負責人兼河南省政府調查統計室主任嶽燭遠,限令十天內弄個水落石出,活着要找到人,死了要見屍首。嶽燭遠經過兩天調查,此案告破,兇手竟是趙理君,趙也毫不在乎地地承認。
河南省黨部和教育界人士上街遊行,要求嚴懲兇手。這時在重慶的陳果夫,一再上書蔣介石,要求緝拿兇手,以平民憤。蔣介石接到蔣鼎文呈報,要求立即將趙理君拘捕審訊。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部將趙理君移交給了軍法執行分監部監押審訊,趙理君在人證物證俱在的情況下無法抵賴,供認了作案意圖和經過。並根據中統提供的確鑿證據,趙理君為日本藍衣社特務,是一個早已投降日寇的漢奸。

軍統四大金剛戴笠“愛將”

戴笠聞訊,矢口否認趙君理為漢奸,企圖保全趙理君的性命,便致電戰區長官部;要求提人,交由軍統內部處理。蔣鼎文鑑於案情重大,又加之河南地方官員的強烈呼籲,便直接電請蔣介石,要求將趙理君等就地正法,蔣介石命令於洛陽將趙君理就地正法。
對趙理君的死戴笠流了幾滴眼淚。他確實有些欣賞趙理君。趙理君死後,戴笠總感到少了什麼。在軍統局本部紀念週上報告此案時,戴笠情不自禁流露出愛惜之情,“趙理君是一位勇於衝鋒的同志,是組織中的佼佼者……”
戴笠指示軍統有關部門將趙理君的屍體厚葬在成都龍泉驛軍統公墓,以後戴笠每經過成都都要去墓前憑弔一番;並指示軍統人事、會計和總務部門對趙理君家屬給予厚恤,以示安慰懷念。(説趙理君是秘密投敵的日特,是陳果夫和陳立夫為了致其於死地而編造的黑材料。事後證明子虛烏有。)

軍統四大金剛沈醉

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國民黨少將,長期服務於國民黨軍統局,深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信任。在軍統局素以年紀小、資格老而著稱。先後擔任少校行動組長、稽查處上校處長、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28歲)、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國防部少將專員、雲南專員公署主任、中將遊擊司令。1949(待考)年,有關方面經過調查證實,沈醉在盧漢起義通電上籤了字,發表了起義廣播,並親筆頒佈命令,要下屬特務組織上交特務器材併到指定地點報到。根據黨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享受副部級待遇,並連續被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軍統四大金剛王天木

王天木(1883--?)原名王仁鏘,化名鄭士松,東北人(一説河北人)。他和戴笠差點成為兒女親家,也是戴笠手下的一員大將,軍統“四大金剛”之一。抗戰初期,王天木是軍統華北區的副區長,1939年給日本人逮捕了,他是通過日本人的關係參加汪偽組織的。初任76號的高級顧問,也出席了汪偽召開的所謂“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指定為中央委員。 1939年10月,任特務委員會委員兼特工總部第一廳長。迨肅清委員會成立,調任該會委員,兼所屬“和平救國軍”副總指揮(總指揮為唐蟒),後又升為總指揮。中間一度因在兆豐總會槍殺何、陳事件上有重大嫌疑,為76號拘押,1941年釋放後任汪偽特工總部華北工作團副團長兼天津站站長,1943年任江蘇省鎮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