謄錄制度

所謂“謄錄”，就是抄寫試卷，是宋朝用於杜絕舞弊的方法之一。舉子的親筆試卷稱真卷，謄錄後送歸封彌官存檔；謄錄的卷子稱草卷，送給考官評閲。謄錄與封彌合稱彌封謄錄制。

科舉制度建立之初，雖然遵循分科考試、擇優錄用的一般原則，但在具體操作上，還保留着一些前代察舉制度的遺風，達官貴人、社會名流的推薦和考生本人的才情聲望，都會影響到最終的錄取結果。這種對卷面成績和考生素質的綜合考量，比較人性客觀，隋唐科場因而湧現了一大批德藝雙馨的人才。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漸露端倪，高官顯宦利用職權之便謀取私利，貪污賄賂、任人唯親等科場舞弊現象層出不窮。為了防止作弊，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糊名法”和“謄錄法”便應運而生了。

“糊名”，又稱“彌封”或“封彌”，就是在考試結束後，將考卷上填寫的考生姓名、籍貫等基本信息用紙糊起來，以保證閲卷的公平，防止作弊。據《隋唐嘉話》記載，武則天“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 ^[1]  ，“判之糊名，自此始也。”唐代筆記《隋唐嘉話》在談到糊名制的起源時，也有類似記載。但是，此時的糊名法，還只是用於“吏部選人”，即吏部考查官吏之時，而且試行不久就因為各種阻力而撤銷了，因而並沒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也沒有推行於科舉考試。

北宋科舉制度逐漸完善。淳化三年（992），太宗採納陳靖的建議，在殿試中首次實行“糊名考校”。此後幾十年，糊名法自上而下，逐漸向科舉考試的各個層級浸透，其管理與規則也愈趨嚴密。鹹平二年（999），糊名法推行於省試，但並未任命專職的官員，而是由考官兼任封彌官。景德四年（1007），省試始任專職的糊名官，進一步加強了糊名工作的人事管理。此後，真宗對宰相王旦説：“今歲舉人，頗以糊名考校為懼，然有藝者皆喜於盡公。”由此可見，北宋統治者頗以糊名法自得。當時的社會反響也很熱烈，“有藝者”，即有能力、有才華的考生對這項政策是比較歡迎的。明道二年（1033），諸州府解試始行糊名法，景佑四年（1037），又採納韓琦的建議，令開封府、國子監和別頭試（科舉制度中，因應試者與考官有親故關係或其他原因，為避嫌疑而另設的考試）均用糊名法。至此，北宋糊名法經過四十多年的嘗試與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管理體系和操作規範，對此後歷朝歷代的科舉考試，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糊名法實行以後，科場規範嚴密了許多。但是，某些考生通過在試卷上做標記、寫暗語等方式，提醒閲卷者自己的身份，徇私舞弊的現象仍然存在。為此，科舉考試又實行了“謄錄法”。所謂“謄錄”，顧名思義，就是將考生的試卷全部謄抄過錄一遍，閲卷者只能看到謄抄過後的試卷，徹底杜絕了通過字跡、暗語等給人情分的可能。和糊名法一樣，謄錄法也經歷了一個自上而下的推行過程。景德二年（1005），謄錄法初行於河北舉人的殿試；大中祥符八年（1015），行於省試；景佑四年，最後用於州試、開封府、國子監和別頭試。

北宋“糊名”和“謄錄”非常嚴格，作弊者請託無門，考官要格外打壓或抬舉某位考生，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產生了一大批科場佳話，其中，以鄭獬和李廌的經歷流傳最廣。

仁宗時，鄭獬頗有才氣，在國子監讀書時，即已嶄露頭角。皇佑五年（1053），國子監解送優秀生員參加會試，鄭獬名列第五，心裏很不服氣。因此，他在例行的謝主司啓中大發牢騷，説“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因頑石之在上。”將自己比作騏驥、巨鰲，而將前四名同學比作“駑馬”，更罵主司是冥頑不靈的“頑石”。主司很生氣，因此在後來主持殿試時，將類似鄭獬筆跡、文風的卷子通通斥逐。當時尚未實行謄錄法，這位主司滿以為能刷掉鄭獬，殊不知拆封以後，鄭獬卻以狀元及第。

神宗元祐三年（1088），蘇軾知貢舉，其門人“蘇門六君子”之一的李廌亦廁身舉子之中。蘇軾看到一份卷子文采斐然，對參詳官黃庭堅説：“這一定是我的李廌了。”於是將其列為第一。拆封以後，才發現是章援（蘇軾政敵章惇的兒子）的卷子，而李廌竟然落第了。事後，蘇軾和黃庭堅都曾寫詩安慰李廌，李廌也有答詩，三人對落第原因的分析，都含有“天命”、“運氣”的意味。

上面兩個例子，如果説鄭獬受到了糊名法的保護，僥倖逃脱了主考官的刁難，那麼李廌無疑很不幸，恰恰成為了同一制度的犧牲品。但是，無論是鄭獬的幸運還是李廌的不幸，畢竟都是少數，糊名法和謄錄法作為一種制度上的保障，削弱了主考官“生殺予奪”的權限，儘可能地防止了徇私舞弊現象的發生，為大多數考生，尤其是沒有背景、沒有關係的普通考生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是科舉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善的一種表現。今天在各級重要考試中，仍然實行的“密封線”制度，就是由糊名法發展而來的，而謄錄法由於操作太過繁瑣，已經極少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