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化

西夏是中國中古時期的一個王朝，是党項族拓跋氏李元昊於公元1038年建立的王國朝，統治着今寧夏、甘肅、陝西北部和內蒙古西部的廣大地區。但就在其鼎盛一時之時，卻在1227年孛兒只斤·忽必烈所滅。然而，神奇的是西夏國以及它的文化卻在一夜之間神秘地消失了。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為數不多的遺址。

西夏王陵又稱西夏陵、西夏帝陵，是我國現存最密集的帝王陵區，被世人稱為：“東方金字塔”。以“頭枕青山，腳依黃河”之勢分佈着九座帝王陵和140 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佔地近50平方公里。西夏王陵不僅吸收了秦漢以來，特別是唐宋王陵之所長，同時又受到佛教建築的影響，使漢族文化、佛教文化與黨項民族文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國陵園建築中別具一格的形式。西夏陵規模宏偉，佈局嚴整，每座帝陵佔地教超過10萬平方米，由闕台、神牆、碑亭、角樓、月城、內城、獻殿、靈台等部分組成。

雖然僅存在不到200年，但西夏人卻創造了異常璀璨的文明。這種具有民族和地方特點的西夏文化，是党項族、漢族、藏族、回鶻族等多民族文化長期交融、彼此影響、相互吸收而形成的一種多來源、多層次的文化。

西夏建國前夕，李元昊便讓大臣野利仁榮等創造了記錄党項族語言的民族文字－－蕃文，即後世所謂的“西夏文”。這種文字借鑑漢字的筆畫和構成原理，又有自己的特點。西夏文的創制對西夏文化的興盛、佛教的傳播、文學的繁榮、印刷術的進步都有着直接的影響，可以説對整個西夏文化的進程有劃時代的貢獻。作為中國二十多種民族古文字之一，西夏文似乎成了西夏文化的代表，為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增添異彩。

注重弘揚党項族傳統文化的西夏，同時兼收幷蓄，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華。漢文化和藏文化的烙印最為明顯，西夏境內的文字主要是漢文和西夏文，也有藏文，當時西夏與宋朝的往來表奏，均用漢字和西夏兩種文字。西夏還印製了西夏文－－漢文雙解語彙辭書《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的統冶者提倡儒學，發展漢學。西夏仿照宋朝實行科舉制度，在所轄各地興建學府。甚至參照漢族樂制修成新的樂書，名為“鼎新律”。西夏統冶者大力弘揚佛教，境內僧人眾多，寺廟林立，西夏花費了50多年時間，用西夏文翻譯了3600餘卷大藏經，堪稱稀世珍品。地處“絲綢之路”漢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諸多文化之間的西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晶，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輝煌的一章。

黑水城文獻中有多種有關西夏文的字典、辭書、語音表等資料，如西夏文、漢文雙解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註釋西夏文字形、音、義的韻書《文海》，西夏文字書《音同》等，對研究西夏文無疑是至為珍貴的資料。

西夏王朝有着完備的法律體系，然而漢文史料失於記載，黑水城西夏文獻中卻保存多種西夏文法律文獻，最為著名的是《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這部法典原為20卷，今存19卷，1300多頁，是我國古代繼印行《宋刑統》後又一部公開刻印頒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數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它吸收了唐、宋律的精華，並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形成自己的特點，非常接近現代法律條文形式。

西夏文學作品傳世極少，黑水城文獻中有西夏文詩歌的寫本和刻本，保存數十首詩歌，反映西夏詩歌的藝術成就。西夏文諺語集《新集錦合辭》中，保存大量多種類型的西夏諺語，以醇厚的民族風格展示了西夏社會風情與黨項羌的民族倫理、道德觀念。

西夏統治者積極借鑑中原文化，翻譯了大量的漢文典籍，如《論語》、《孟子》、《孫子兵法》、《孝經》等都有西夏文譯本。特別是唐代於立政編撰的類書《類林》，失傳已久，敦煌文獻中只存零篇斷簡，而西夏文刻本則保存完整，通過翻譯整理補充，能使這一失傳千載的古籍重現原貌。

西夏時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畫中留有生動的形象，如建於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碑額兩側的線刻舞伎，舞姿對稱，裸身赤足，執巾佩瓔，於豪放中又顯出嫵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走廊地區的石窟寺西夏壁畫中，伎樂菩薩的舞姿已接近唐、宋風韻，失去了羌系民族強悍粗放的風格。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畫中的《樂舞圖》，由舞女與樂隊組成，舞女上身半裸，披掛綢帶，着短裙長褲、赤足，頸部、手臂飾以瓔珞、臂釧、手鐲，左右相對吸腿舞狀，姿態雄健。 ^[1]  在一幅西夏觀音圖中，有男性舞者形象，伴奏樂人為禿髮男性，舞者抬臂舞姿，動作雄健，類似今日蒙古民族舞蹈。 ^[2] 

繪畫、書法西夏的繪畫藝術，留傳於今的作品主要是佛教繪畫。種類有石窟、寺廟壁畫，經卷木刻畫，木板、絹帛、紙本繪畫等。石窟壁畫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繪畫題材主要有本生故事、説法圖、經變畫、千佛、供養菩薩、供養人像與洞窟裝飾圖案等。壁畫中的樂舞圖、飛天、水月觀音、唐僧取經圖尤為西夏繪畫藝術的精品。在壁畫題材中，有為闡發佛教經義繪製的反映西夏社會生產和生活內容的農耕圖、踏碓圖、釀酒圖、鍛鐵圖，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繪畫藝術珍品。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供養人像，無論男女，都身材修長高大。男像圓面高準，兩腮肥碩，體魄魁偉，穿戴別具民族特色的服飾，充分表現出党項羌人粗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西夏壁畫，早期模仿繼承北宋，中期學習吸收回鶻佛教壁畫藝術的成分，晚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後世稱為“藏傳佛教”）繪畫藝術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在構圖、人物造型、線條、敷彩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線條上以採用鐵線與蘭葉描為主，輔以折蘆、蓴菜條；敷彩大量使用石綠打底，使畫面呈現冷色調的“綠壁畫”等。西夏時期刊印的西夏文和漢文佛經中，卷首多刻有精美的木刻版畫，也發現有圖解本的西夏文佛經。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佛畫，有用絹、帛或紙本繪製的，內容有《文殊圖》、《普賢圖》、《彌勒佛圖》、《阿彌陀佛接引圖》等。其中還有《十一面觀音圖》、《上樂金剛圖》、《勝三世明王曼荼羅圖》及大型壇城（曼荼羅）木版畫等密宗繪畫，濃抹重彩，色調深沉，畫中附繪供養人像與西夏文題款，別具風格，都堪稱藝術佳品。除佛畫外，甘肅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畫，內容多為武士與侍者形象，雖構圖缺少變化，但用排列整齊的人物形象渲染嚴肅氣氛，筆法飄逸，頗具唐畫餘韻。黑水城出土的版畫《賣肉圖》和《魔鬼現世圖》，構圖新穎，脈絡分明，描繪生動、逼真、細膩，刀法嫺熟，反映了西夏繪畫藝術從寫實到寫意方面的高超工藝。

西夏的書法藝術源於漢字，有楷、行、草、篆四體，傳世作品中，楷書多見於寫經與碑文，篆書見於碑額與官印，文書、契約則多用行、草。出土文物中發現有西夏時期使用的竹筆，用以書寫硬筆書法。仁宗時期的翰林學士劉志直，工於書法，他用黃羊尾毫製作之筆，質量很高，為時人所效法。雕塑西夏雕塑藝術品種類多，有鑄銅、石雕、磚雕、木雕、竹雕、泥塑、陶瓷等。西夏皇陵出土的鎏金銅牛，長120釐米，重188千克，模製澆鑄，通體鎏金，造型生動，比例勻稱，是西夏銅鑄藝術的代表作。西夏石雕題材豐富，出土的有石馬、石狗、石螭首、石雕人頭像、欄柱、柱礎、人像石座等。動物石雕、欄柱石雕都為通體圓雕，比例均衡，刀法細膩，有的留有彩繪痕跡。西夏皇陵出土的人像石座，呈跪坐負物狀，形象有男女之分，皆雙眉粗厚，雙目凸出，短鼻獠牙，一説為西夏奴隸形象的寫照。 ^[2] 

泥塑藝術以佛寺塑像為代表，夏崇宗時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釋迦牟尼涅槃像，身長34.5米，肩寬7.5米，木胎泥塑，金裝彩繪，雖經後世修補，但西夏泥塑規模與風格於此可見。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養天女彩塑，高67釐米，頭梳垂髻，身着袿衣，面露微笑，典雅俊美，宛然如生。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古廟和寧夏賀蘭縣宏佛塔中，都出土有佛、菩薩、羅漢、供養人、力士、童子泥塑，這些泥塑佛像多運用寫實與藝術誇張手法，刻劃表現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逼真自然，富有生活氣息。 ^[2] 

雕塑陶瓷藝術品，在寧夏靈武窯出土的有人物和動物形象，如禿髮的青褐釉供養人頭像，卧姿褐釉駱駝，形象生動，釉色精美。西夏還出土有木、竹雕刻品，木雕中有一件菩薩像，冠帶羅裙，端坐於龕內，左右置寶瓶和童子，畫面富有生氣。竹雕，在長7釐米寬不足3釐米的畫面上，有庭院、松樹、假山、花卉和人物，刻工精細、生動，是西夏存世的竹雕精品。 ^[2] 

西夏統治者信奉佛法，在境內大力推行佛教，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翻譯、抄刻佛經。這些佛教經典有的譯自漢文大藏經，有的譯自藏文大藏經，也有自己編撰的文獻，是研究西夏佛教史，乃至中國佛教史的重要資料。

西夏王朝重視刻印事業，政府機構專門設置刻字司，黑水城文獻中即有刻字司的作品。西夏文佛經前的版畫，刀法嫺熟，印製精美，場面恢弘，風格獨特。西夏文文獻版式多種多樣，規格不一，大的盈尺，小的僅寸餘。其裝幀方式有卷軸裝、經摺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從中可以揭示中國書籍裝幀藝術發展演變的歷史。

雖然西夏陵"仿鞏縣宋陵而作"，反映了唐、宋陵寢制度對西夏的影響，但是，如果將西夏與唐、宋陵園作詳細比較，會發現西夏陵有許多創新和獨到之處，表現在：

北宋8陵以同一制度建造，佈局一致，顯得單調，有些僵化。西夏9陵的外觀形式和單體建築則富於變化，反映了西夏民族不拘一格，靈活多變的氣質，同時也使得每個陵園各有特色。

西夏陵園的碑亭建築為唐、宋陵園所沒有。唐、宋陵園的石碑位於南神門前，碑立於平地，無建築圍護。西夏陵園中皆有兩到三座碑亭，位於雙闕之後，月城之前，位置顯著，這一方面彌補了將石像生縮放於月城內，陵園前部氣勢減弱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強了碑亭作為給帝王歌功頌德的意義和作用。

西夏陵園一改中原帝陵從闕台至神門間漫長的御道兩側佈列石像生羣的作法，增築了月城，將石像．生分段排置月城之內。這樣就大大縮短了陵園前後的距離，使整個陵園的平面佈局顯得比唐、宋陵園更為緊湊。更為嚴謹．雖然西夏國都興慶府今已無跡可尋，但根據古代作陵園若都邑這一思路，我們似乎能從西夏陵園內城、月城和外城這種佈局的緊湊、簡潔、明瞭等特點中看到興慶府昔日的影子。

中原墓葬的墓道雖然也長寬深邃，但皆隱而不現，墓道所在如同周圍平地，而且一般墓道正對墓室。西夏諸陵之上皆起封土，形似魚脊，且呈東南一西北走向，前端狹小後端高大。西夏墓如此走向，是由南殿、陵台(墓室)的位置所決定的，為何墓道封土隆起，其因不詳。

西夏塔式陵台與北宋方形覆鬥式陵台明顯不同，宋陵台為夯土實心的方形覆鬥式，陵台在內城中心，墓室之上。西夏陵台則是夯土實心磚木混合結構的密檐實心塔狀，它不在內城中心而偏處西北隅，且陵台不在墓室之上，而位居其後約10米處。陵台建成獨特的塔形，這與西夏本民族舊俗及其篤信佛教關係密切，可能也有借鑑中原帝陵陵台形制的因素注8。無論是唐以山為陵也好，宋用方形覆鬥式封土、西夏以塔為陵台也好，它們的共同目的便是代表皇權的至高無上。

西夏陵園四延的角台建築為唐、宋陵園所沒有角台是規定每座陵園兆域的界標，以角台為連線的兆域似乎亦可算作西夏陵園中的第三或第四重城廓。

西夏陵園中宗教祭祀性建築除各陵建有獻殿之外，陵區第四區東部另有一處宗廟建築羣，與唐，宋陵園不同。自東漢宗廟於陵寢制度中失去作用以後，歷代多不在陵旁立廟，只建築上、下宮等建築，陵邑也多設置．西夏在保留和擴大獻殿建築的同時，不在諸陵建下宮，亦不在陵區設置佛寺、陵邑等，僅於陵區立廟，並將諸陵之廟合為一處．究其原因，應與國都興慶府有直接關係，西夏陵近距國都，京畿周圍多佛寺、行宮，如承天寺、戒壇院、高台寺以及賀蘭山一帶的五台山寺、木柵行宮、衞國殿等，再加上西夏陵，它們構成了一個以興慶府為中心的人文環境圈，遙相呼應，因而陵區相應減少一部分機構或設施對上陵朝拜的禮儀並不構成太大的影響。

西夏陵園中有大量特殊的建築材料--琉璃構件和瓷製品，唐、宋帝王陵園則少見。西夏辭書《番漢合時掌中珠》和《雜字》等都將琉璃製品列入寶物條中，可見其在當時之珍貴了。

西夏陵墓石刻，從題材到雕刻手法，造型和藝術風格，都有豐富的內涵。西夏陵墓既有唐墓石刻的沉厚的力度，又有宋陵造像的細膩和嚴謹，同時也不乏民族習俗的流露。題材多樣化，如有石望柱、石像生、碑刻、人像石座、石馬、蓮花柱礎等。雕刻手法多樣，既有圓雕，也有浮雕和線雕，石望柱為三面減地浮雕，兩條蟠龍在雲海中翻騰戲珠，形象生動逼真；文臣石像臉頰豐滿，八字鬍鬚，粗眉大眼，嘴似欲動，面部和善；白石馬通體圓雕，垂頭彎頸跪卧於地，體態雄健；人像石座上雕刻出曲膝跪坐，瞪目咬牙的力士形象，形體粗獷，全身裸露，兩乳下垂，雙臂粗壯，面部體現出因用力負重極力支撐的表情，力度極強。力士手腕、足脛處皆飾圓環，體現出特殊的民族習俗。其實陵墓石刻同樣具有紀念碑的性質，帶有明顯的政治意義。

埋葬習俗上，西夏雖然深受唐宋影響，同時也保留着濃郁的民族特色：

(1)西夏狹小而簡陋的土洞墓與中原傳統的磚室墓迥然有別，顯然另有淵源注10。

(2)西夏陵墓中隨葬品反映了與中原不同的社會習俗。隨葬完整的羊、狗、雞、鴨以及銅牛、石馬等大量家畜家禽的骨架或仿製品，反映了党項族原來以畜牧為主的社會經濟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