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頭門

《虎門大事記》等資料的發現，為虎門的歷史、南宋王朝最後在虎門演上演悲壯一幕、林則徐虎門硝煙前後活動以及虎門近況的發展等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了更新、更詳細、更真實的認識。因此，現將有關資料撰寫出來，以饗讀者。

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三日（農四月二十二日）這一天，中國人終於用自己那雙強勁的雙手摺斷了煙槍，把收繳來的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九斤鴉片全數銷燬。那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不僅讓全世界震驚，也讓全世界的人都記住了“虎門”這個名字。

甘露元年（265年）此地置靖康鹽場，並置司鹽都尉於南頭（今寶安縣）管理虎頭門鹽務。隋開皇九年（589年）平定陳朝，廣州立總管府，翌年廢東莞郡，為寶安縣，歸屬廣州總管府管轄。唐至德二年（757年）刪寶安入東莞，縣治移設到湧（今莞城）。至此，虎頭門的行政歸屬一直隸屬東莞縣。如果是太平盛世，這個沿海小鎮只能是以產鹽為主業，因為它有取之不盡的海水，可以大量的曬鹽。而鹽，在早在南北朝天嘉二年（561年）就“以國用不足，立海鹽税。”據《虎門大事記》載：“宋初，莞鹽銷路極盛（按：靖康、大寧、東莞三鹽場所產之鹽，稱莞鹽）設廣東全省，不食莞鹽僅高、雷、廉、瓊四府，其餘省域及廣西北部，江西南部均食莞鹽。當時虎頭門沿海令民煮鹽，役使、軍士定額煎制，以一百一十斤為一石，每石給錢二百。開寶年間，官府在廣濟河附近設鹽柵，控制鹽丁，鹽貨進出。該柵稱海南柵。”至今虎門鎮的地名還保留着南柵、北柵的稱呼。至南宋，鹽税更是成了朝廷財政的重要收入。“南宋紹興八年（1173年）詔廣東鹽場九分行鈔一分由產鹽之州縣出售，虎門商道趨旺。” “淳熙九年（1182年）十二月更改兩廣賣鹽法夏行客鈔。十六年（1189年）再行兩廣官般賣鹽法。”寶慶元年（1225年），廣州安撫司官員因販賣私鹽受到了懲處，“其統領尹椿，統轄黃受團販賣靖康場鹽，降官一級。”還有一項得天獨厚的產業就是織蓆。因水草生長鹹淡水域，虎頭門沿海有大片大片的鹹淡水域，生長着大片大片的水草。至三國時，四川的編織技術傳入虎頭門。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424-453年），以虎頭門的織蓆為主的東莞草蓆捐輸廣州，成了貢品。當時“為刺史韋朗府中起居飾物，御史中丞劉楨上奏追查。”

可是，偏偏中國的歷史大都充滿血腥味的戰爭歷史。而虎頭門與一些著名歷史事件連在一起。

東晉末年，孫恩、盧循領導了東晉南朝時期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農民起義反晉鬥爭。孫恩（？-402年），字靈秀，祖籍琅琊（今山東膠南縣境南），是永嘉南渡世族。他的叔父孫泰（字敬遠）奉吳郡錢塘五斗米道首領杜子恭為師。杜子恭死後，孫泰繼傳杜子恭道法，主持五斗米道。孫泰影響頗大，東晉黃門侍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都十分敬重孫泰。東晉隆安二年（398年）爆發王恭聯合殷仲堪與廣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等人聯合起兵反朝廷。孫泰認為東晉氣數已盡，以討王恭為名，私合教徒數千人，準備起事。“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藴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恆有宰輔之望。（房玄齡《晉書》）東晉太元二十一年（396年）晉孝武帝暴卒後，司馬道子獨攬軍政大權，並引用太原大族王國寶等參掌朝權，排斥南兗州刺史王恭、荊川刺史殷仲堪等人。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以誅王國寶為名起兵反司馬道子。司馬道子無力抵禦，便殺王國寶等，請王恭退兵。次年，王恭又起兵反朝廷，後因其部將劉牢之被司馬元顯收買倒戈，致使王恭被殺。孫泰想借王恭之事起事，不想還沒來得及起事，就被司馬道子父子誘殺了孫泰及其6個兒子。孫恩逃入海島，聚集100多人，立志為孫泰復仇。隆安三年十月，孫恩乘東晉朝廷強徵“樂屬”(徵調浙東諸郡免奴為客者以充兵役)引起浙東社會騷亂之機，率翁州(今浙江舟山羣島)百餘人起義，登陸攻克上虞(今屬浙江)，襲會稽(治山陰，今浙江紹興)；十一月，俘殺會稽內史王凝之，自稱徵東將軍。一時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等八郡(今江蘇、浙江境)百姓紛起響應，旬日之間，義軍發展至數十萬。隨同孫恩起義的還有盧循。盧循（？-411年）是孫恩的妹夫。盧循出自范陽大族盧氏，原（今河北涿州市）人，士族出身。因渡江較晚，未受朝廷重用。元興元年(402年)三月，孫恩起義軍在進攻臨海作戰中，嚴重受挫。孫恩投水自盡。起義軍餘部數千人推舉盧循為首領，繼續堅持抗晉鬥爭。當時正是江州刺史桓玄執掌東晉朝權。桓玄為了安撫浙東，封盧循為永嘉太守。盧循為了保存勢力，表面受令，暗中卻加緊招兵買馬。義熙五年(409年)正月，南燕帝慕容超進擊東晉宿豫(今江蘇宿遷東南)，掠走百姓2500人。身為豫章郡公的劉裕上書請伐南燕。劉裕就是後來的宋武帝。劉裕（363-422年）字德輿，小名寄奴，原籍彭城（今江蘇徐州）。劉裕父親早亡，家景貧困，以樵漁及販履為生，曾為北府兵將領孫無終冠軍府司馬。隆安三年（399年）任前將軍劉牢之的參軍，參加鎮壓孫恩起義，累官建武將軍，下邳太守。桓玄依仗父祖世資，謀奪朝政，以討司馬道子、元顯為名，入建康自立為楚王。劉裕表面上對桓玄表示恭順，實際上則團結北府將士伺機反抗。桓玄逼安帝退位篡晉後，劉裕於元興三年（404年）與劉毅、何無忌、檀憑之等二十七人自京口起兵，殺鎮京口的桓修，次年擊潰桓玄。安帝回建康復位。劉裕以平亂有功，加封為侍中，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京口。義熙四年（408年），劉裕以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入京輔政，獨攬朝權。義熙六年二月，盧循乘劉裕率東晉精兵北伐南燕，晉都城建康兵力空虛之機，在始興(今廣東韶關西南)起兵。兵分兩路北上進攻東晉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一舉攻下了南康(今江西贛州)、廬陵(今江西吉水北)、桂陽(今湖南郴州)、湘東(今湖南衡陽)、長沙(今屬湖南)諸郡。同年五月，盧循率十萬義軍與東晉的劉毅軍戰於桑落洲(今江西九江東北)。劉毅(?-412年)字希樂，小字盤龍，彭城沛（今屬江蘇沛縣）人，東晉北府兵的一位重要將領，曾為桓弘中兵參軍。當時義軍“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奔敗還者，並聲其雄盛”(《宋書·武帝本紀》)把劉毅的東晉軍殺得大敗。劉毅僅帶隨從數百人陸上逃走，所棄輜重堆積如山。盧循本來完全可以一鼓作氣，攻下建康(今南京市)。但是，當他得知劉裕已班師回救建康時，心存懼怕，貽誤了戰機，被迫於七月初南還尋陽，最後兵敗退守番禺。同年十一月，劉裕派遣建威將軍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率兵三千襲番禺。孫處等從虎頭門海路，悄悄逼進番禺，趁大霧四面發起進攻，當日攻克番禺城，完成了對義軍的戰略包圍。這就是虎頭門水道的用兵之始。

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元軍揮師南下，陳宜中、張世傑、陸文夫等帶着南明小皇帝趙昰乘舟從海路逃亡，景炎二年十月撤至井澳（今中山南海中橫琴島）。

陳宜中、張世傑、陸文夫以及文天祥是支撐南宋小朝廷的重要支柱。

陳宜中（1236—1286年），字與權，永嘉人（也有人認為是楠溪白泉人或仁溪上三房人）。少時家貧，但才華過人，他在太學就讀時就很有文名，和黃鏞等上書彈劾丁大全，號稱“六君子”。景定三年（1262年）他參加殿試，中榜眼，步入仕途。鹹淳元年（1265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二年，除校書郎（同上書卷九）。四年，為浙西提刑。五年，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知福州。九年，除刑部尚書。十年春，賈似道的13萬軍隊在蕪湖不戰而潰被革職。太皇太后任命陳宜中為左丞相，都督諸路軍馬準備迎戰。臨安陷落前夕，奉益王、廣王南逃，與陸秀夫等在温州江心寺商討抗元大計。景炎元年（1276年）五月，他在福建擁立益王趙昰為端宗帝，任左丞相。

張世傑（？-1279年），范陽（今河北涿縣）人。少年時，他在蒙古名將張柔部下當兵，駐防杞縣（今屬河南），後因他父親觸犯金國法律而逃奔南宋。宋將呂文德用他為小校，後逐漸升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鹹淳九年（1273年），襄、樊陷落。次年，元軍從襄陽出兵，攻郢州（今湖北鍾祥）。張世傑為郢州守將。他構建堅固的工事，進行防守，元軍攻城不克，只好繞道沿漢水而下，直取鄂州（今武漢市武昌）。德祐元年（1275年），張世傑經江西等地，入衞臨安（今浙江杭州），受命總都督府諸軍。他發兵收復浙西諸城。次年元軍迫近臨安，他和文天祥要求背城決戰，被宰相陳宜中阻止，只好提兵入海。臨安陷落後，他在福建與陸秀夫、陳宜中立益王趙昰為帝，任樞密副使。

陸秀夫（1236-1279年），字君實，宋楚州鹽城（今屬江蘇）人。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他與文天祥同科中進士，被邀為揚州鎮將李庭芝的幕僚，後升任主管機宜文字、參議官。德祐元年(1275年)，李庭芝把他推薦給朝廷，翌年任禮部侍郎。後，他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在福州立益王為帝，任端明殿學士、籤書樞密院事。

文天祥因與陳宜中意見不合，被陳宜中排擠出朝廷，到福建南平設督都府招兵買馬，組織抗元。由陳宜中、張世傑、陸文夫保護南明小皇帝趙昰逃到井澳。香山富豪馬南寶、高添、趙若舉等人擁宋抗元，到井澳謁見端宗，帶頭獻糧饗軍，並募集民軍勤王。元軍並不讓南宋軍有喘息這機，十一月下旬，元將哈喇歹、宣撫使梁雄飛、招討使王天祿合兵圍攻香山島南端的濠鏡澳（今澳門）。這就是歷史稱之為“香山島血戰”。據《虎門大事記》載：“當時，哈喇歹及宣撫梁雄飛、招討王天祿等，敗世傑於香山島，奪其戰船符印，俘獲官吏盧茂等，丞相陳宜中領眾數千人，師舟八百艘，走至虎頭門，由於中流風急浪大，師舟受毀，眾多溺死。” 元軍劉深部也乘機向謝女峽（小橫琴島）的南宋軍發起進攻。南宋軍潰敗向大洋逃跑。劉深率元軍追至七洲洋（今澳門東北部九洲洋），繳獲南宋戰船200艘。劉深誤把俘獲的端宗皇帝的舅舅俞如王圭當作端宗，停止了追擊，端宗才僥倖脱險。據《方輿記要》載：“宋景炎二年，元將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退保秀山。”宋代時，虎頭門亦稱秀山。《虎門大事記》對此事也有記載，它説：“時經略使劉應龍導帝舟至廣州港口，轉運使姚良臣作行宮迎帝，元兵守江拒阻，帝舟不能入，還師虎頭門，擇房室為殿” 當時的虎頭門山上已有居民萬家。

受到重創的南宋軍元氣大傷。主持大局的陳宜中主張流亡占城國（今越南中南部），於是帶了一些戰船先往。他在前往占城，途經吳川極浦亭（今廣東南部）時，曾賦詩明志曰：“顛風吹雨過吳川，極浦亭前望遠天。有路可通環嶼外，無山堪並首陽巔。溪雲起處潮初漲，夜月高時人未眠。異日此歸須記取，平蕪盡處一峯圓。”詩中表達了他不願像伯齊、叔齊一樣餓死首陽山，而要奔異域待機再舉的決心。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軍攻取占城，陳宜中只得奔走暹羅（今泰國），成了温籍華僑先驅。

景炎三年三月，張世傑帶領剩下的20萬南宋軍離開遷至石岡洲（今香港大嶼山）。四月，端宗病死。陸文夫、張世傑等又擁立趙昺即位，並且把南宋的水軍轉移到厓山（在今廣東新會南）。南宋祥興二年（1279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派張弘範為元帥，李恆為副帥，率二萬精兵，分水陸兩路直撲厓山。厓山背山面海，地勢險要，是個重要的軍事要塞。按理説南宋軍佔領厓山可進可退，十分有利的。宋軍中也不泛有識之士，他們向張世傑進言：“海口之地，至關重要，倘若元軍以水師扼守海口，則宋軍不能進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僥倖取勝，即是國家的福氣；不勝，還可撤走。”可是，這個張世傑對大宋的忠心是可嘉，但軍事上卻不怎麼樣。他卻慷慨陳辭，説：“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他犯了一個與三國時的馬謖失街亭同等的錯誤。他認為將軍隊置於險地，才能萬眾一心，為了防止士兵逃亡，下令盡焚陸地上的宮殿、房屋、據點；又下令將上千艘大船用大繩索一字形連貫在海灣內，船的四周還築起城樓，並且把小皇帝趙昺也置於“龍舟”的軍隊。偏偏張世傑的對手、元軍統帥張弘範不是一個等閒之輩。張弘範(1238-1280年)，字仲疇，是元代名將張柔的第九子。張弘範“據鞍縱橫，橫槊釃酒，叱吒風生，豪快天縱。”（見《淮陽集》）景定元年（1260年），24歲的張弘範被忽必烈任命為御用局總管。元中統三年(1262年)，張弘範被任命為行軍總管（相當於一個縱隊司令官）率兵平定山東軍閥李殪的叛亂。張弘範治軍嚴明，嚴以律己，而且公平合理，信賞必罰，深為軍士擁戴。元至元元年(1264年)，他任命他為順天路管民總管，佩帶金虎符。至元二年，他又由順天調任大名。至元六年(1269年)宋元正在進行襄陽的爭奪戰之際，張弘範被任命為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户管束由平叛後改編過來以勇狠驕悍著稱的李檀舊部。他建議切斷襄陽的糧道、在襄陽與樊城之間，建“一字城”阻隔性工事等主張，為元軍攻下南宋重城襄陽起了很大作用，受到“賜錦衣、白金、寶鞍”等嘉獎。他以攻宋陷襄陽、下建康等赫赫軍功，被授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等職。張弘範以一個軍事家的精明，一眼就看出了張世傑的死穴。他在一鼓作氣用火攻南宋軍不成後，立即以水師封鎖海灣，以陸軍斷絕宋軍汲水及砍柴的道路。宋軍被困在海上，靠儲備的一些乾糧和喝鹹苦的海水維持生命，許多士兵又嘔又拉，戰鬥力大為下降。二月六日，張弘範把元軍分為四路，圍攻宋軍。潮落的時候，元軍從北面衝擊；潮漲的時候，元軍又順着潮水從南面進攻。宋軍兩面受敵，拼命抵抗，疲憊不堪。這時，張弘範又在座船上奏起音樂，以樂聲作為總攻信號。南宋軍誤以為是元將正在舉行慶宴，稍微放鬆警惕。元軍蜂擁而上，箭如雨般射向宋船。加上翟國秀及團練使劉俊乘機率部投降元軍，南宋軍大亂，潰不成軍。張世傑只好去斬斷大索，率領餘部十餘只船艦突圍而去。陸秀夫則揹着8歲的小皇帝跳海自盡。這一戰，堪為悲壯。據《宋史》載：七日後，十餘萬具屍體浮海。被拘禁在元軍船艦上文天祥目睹了這悲慘的一幕。他在《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中寫道：

“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

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

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張世傑保護着楊太后突圍後，撤退到海陵山。張世傑想勸楊太后再求趙氏之後擁立為帝，繼續完成復國大業。但是，楊太后聽説趙昺已遇難，肝腸欲斷，慟哭着投海自盡了。張世傑只好將楊太后安葬於海濱。他登上舵樓祈禱説：“我為趙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突然，海上颳起颶風，將大船打翻。張世傑也就飲恨葬身於平章山下大海之中。南宋朝也就此滅亡。

從明代起，虎頭門成了一個抵禦外侵的重要軍事要塞。

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為徵南將軍，由海道取廣東。同年四月，廖永忠率師南下虎頭山，收復虎頭山。洪武二十六年因廣東沿海屢遭倭寇肆擾，朱元璋命安樂候吳傑，永宣候張全率武官來廣東訓練沿海衞所將、官，以備倭盜入侵。翌年，南海衞在虎頭門建置水砦派衞軍駐守，防盜緝賊。東莞設守禦千户所。虎門宴崗、亭步、武山設堠寨，白沙、赤崗、懷德一線山崗建烽火墩，為望哨報警之所。明萬曆十六年，因虎頭門地理位置特殊，“二山對列，束隘如門，軒昂頭，隱若虎距，潮汐出入，勢甚雄激，南控零丁，為省城門户。”（見明末張二果《東莞縣誌》）海盜屢屢從虎頭門入侵，明朝廷決定“重建虎頭門水寨，與陸上武山陸營相為應援，防守虎門水道。”（見《虎門大事記》）天啓三年（1622年）海盜李魁奇突襲虎頭門，沿海村落受劫掠。總督王尊德調兵回防，復設參將，領水陸兵丁1700餘人，在武山下建“山從寨城”，城外造鋶台，監護虎頭門一線水道。清順治八年（1651年），清朝廷加強了虎頭門的防禦力量，“定廣東綠營制，虎門寨設參將，屬東莞綠營編制。”

虎頭門有獨特的海防地位。錢以塏的《嶺海見聞》中載：“莞治西南五十五里巨海中，大虎、小虎兩山對峙名曰虎門。滇黔交桂，百粵諸流胥納焉，天之陽氣從此而入，淮南子所謂陽門也。其內有獅子雄峯，犀西巨軸，聳立抉胥，相為犄角，其前有武山，橫檔並列左右，武者雄猛威武，橫檔者橫立海上，獨當其衝，於虎門均有藩屏捍衞之功焉；至如海南柵、南沙、寧洲諸島，從海擁起，隨波漂盪，或沉或浮，儼如八陣魚腹，排列截流，以壯形勢，其外則合闌龍穴，零丁諸洋，南出佛堂，東臨碣石，控馭諸番；諸番入貫往來出入，必經於此，故虎門為全粵之門户，實為滄海之大觀也！”正因為這一點，虎頭門百姓在清政府的禁海、遷界期間吃盡苦頭。

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為了防止鄭成功反清復明活動，首次頒佈禁海令。嚴禁沿海居民出海捕魚、貿易，違者以通敵治罪。這一禁，可苦了沿海百姓。順治十八年五月，平南王尚可喜與總督李妻鳳踏勘虎頭門，籌劃遷海，目睹了沿海地區百姓的悽慘生活，他們在上奏的摺子裏寫道：“粵東沿海二千軍餘里，生靈百萬，一旦遷移，流離失業，可憫痛哀”。可是，清政府並沒有理會這些，康熙元年（1662年）又下了一道禁海令。據《虎頭門大事記》載：“康熙元年（1662年）平南王及副督統科爾坤，侍郎介山等到東莞會勘遷民。旨令邊民向內遷移五十里。科、介二人審度虎門形勢劃界，西自圳頭山，東望蓮花山，中駐蟻公嶺，分插三旗，旗外者八十餘鄉，刻日盡遷旗內。尋於三旗相對處，路築長塹為防山，列墩台為守海，砍樹椿樁為欄柵。規定居民不許揚帆出海，違者罪至死刑。當時靖康鹽場所屬旗外鄉村盡遷，副將曹志會同總統督兵驅迫，遷民野棲露宿艱苦萬狀，官府雖日事安插死者，遷民仍賴在原居不走。是次遷海，南柵鄉本為旗外之村，但考慮此乃軍事寨城前衞予以免遷。”“二年（1663年）八月，再立邊界，復遷三十里。” 禁海、遷界使世代居住沿海的百姓背井離鄉，失去生計，加之清政府禁海、遷界後無妥善安置措施，更使百姓流離失業，難以生存。所以，沿海許多百姓奮起抵制禁海令。清政府對這些百姓採取了十分嚴厲的鎮壓措施。“三年（1664年）三月，東莞沿海遷民，有徘徊觀望而未即遷入界內者，副將曹志領兵盡捕殺之。五月，續遷近海居民，先劃一界，以繩攔線，其間多有一宅面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開挖深溝別為內外，稍有跨逾置以死罪。”（《虎門大事記》）廣東香山知縣的姚啓聖就是因為同情沿海百姓，“擅開海***”被罷官的。（《清史列傳》第二冊582頁）康熙皇帝從康熙元年起共下了5道禁海令，而且一道比一道更嚴厲。虎頭門是禁海、遷界首當其衝的地區，以至“是次遷海，虎門邊海村散人亡甚重。”（《虎門大事記》）康熙四年，前廣東總督李率泰作為巡海使者到廣東一帶巡視後，上奏朝廷説：“臣先在粵，粵民尚有資生，近因遷移，以至漸漸死亡，十不存八九，為今之計雖不復其室家。但乞邊界稍寬，則耕者自耕，漁者自魚，可以緩須叟死。”康熙八年八月，兩總廣督周有德和都統特進户部侍郎雷某會同平南王勘察邊界，見遷民流離失所，無以生計，奏請：“若侍會勘事峻，始請安插，恐時日稽緩，開墾艱難，牛種不能早辦，有誤春耕。” 康熙皇帝部是以“海寇未靖”和台灣鄭氏尚未降附為理由，堅決執行禁海、遷界令，康熙十一年下的一道諭令中説：“凡官員兵民私自出海貿易及遷移海島，蓋房居住耕種田地者，皆拿問治罪。該管州縣知情同謀故縱者，革職問罪；若不知情，革職永不敍用。該管道府，各降三級調用；總督統轄文武，降二級留任；巡撫不管兵馬，降一級留任。”（《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20）至到康熙二十二年台灣鄭氏投降清政府，次年七月，康熙皇帝才決定廢止海禁，“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沿海居民羣集跪迎展界之官。”（《虎門大事記》）嘉慶十五年（1810年），清政府加強了虎頭門的海防地位，建署虎門水師提督，統管全省水道軍防。從此，虎門寨城內外水陸之域統以“虎門”稱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