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齊

叔齊：子姓，墨胎氏，名致，字公達，是商朝末年孤竹君的第三子，死後諡“齊”，故後人稱之為“叔齊”。

起初，孤竹君欲以叔齊為繼承人，及孤竹君卒，叔齊讓位於長兄伯夷。

三千年前，秦皇島一帶正是孤竹國管轄的區域。這個古代方國建國很早，歷經了商和西周兩個朝代。當時它的管轄區域，據考古資料表明，大體包括現秦皇島市的全部，唐山市的東部和遼寧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現盧龍縣城附近。這個古老的方國當時的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有大量飼養牲畜的畜牧業和可以用剩餘糧食釀酒的農產品。從這個國家取名觚竹來看，它是以兩種用以書寫的文具，借代作國名，這就反映了這個國家已經有比較高的文化。

到了商朝後期，在這個國家出現了夷齊讓國的美談。那時的孤竹國君是孤竹國第八任君主 ^[3]  ，名叫亞微。子姓，墨胎氏，是殷商的同宗。他有三個兒子，長子名允字公信，即後來諡號為伯夷。二子亞憑成為第九任孤竹國國君。幼子名智字公達，即後來諡號為叔齊。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齊為嗣子，繼承他的事業。後來孤竹國君死了，按照當時的常禮，長子應該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卻説：“應該尊重父親生前的遺願，國君的位置應由叔齊來作。”大家又推舉叔齊作國君，叔齊説：“我如當了國君，於兄弟不義，於禮制不合。”後來伯夷和叔齊雙雙流亡，離開了孤竹國，禪讓君位予亞憑。

先看“推位讓國”。伯夷叔齊互相推辭，因為他們都認為對方“既賢且能”，是當國君的最佳人選。他們的二人的發心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民眾，而不是為了一己之表現，此是道地的中國傳統文化觀點。現代人往往以個人功利主義為行動準則，看到有君位空懸，遂認為是一好機會，自己應好好把握，以實現自己的理想。人生是該把握機遇。但當機會來臨，是否一定要衝上去抓住它，中西文化傳統有不同的看法。

中國人認為天下萬事萬物都有“義利之辨”。一事當前，該不該做，首先要看此事對其他人、對大羣有何影響。有利於大羣人生、能使千秋萬代的人們都能蒙受恩惠，則此事可做；否則，不可做。用現代話來説，着重社會效益，着重長遠影響。大羣普受其益，個人利益自在其中了。伯夷叔齊此舉，正是此意。所以中國人好“讓”。讓而不爭，才能使賢德之人脱穎而出，才能真正使大羣人生長治久安。

西方文化較重個人。個人意志得以舒展，自會感到暢快。但人是社會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離羣而獨生。沒有大羣，沒有國家，沒有社會，任何人都不能生存。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強調個人，自然會認為競爭是必需的手段，是天經地義之事。人人有爭無讓，事事有爭無讓，則社會生活必定多矛盾，多吵鬧，多分歧，少和諧，少寧靜，少包容。如此，個人的幸福又從何談起？

中國傳統文化主謙虛，主退讓，正是看到了“爭”之弊。伯夷叔齊二人如果如今人般競爭上了國君位，也許會施展抱負，大抒理想，國家大治，民蒙其惠，於一時一地未嘗不是好事。但後世人也許會以此為榜樣，有機會便競爭，甚至不擇手段。長此以往，必定會兩面三刀，內心虛偽，道德敗壞。巧言令色鮮矣仁。競爭的結果是使不仁不義之徒易居高位，而大仁大義既賢且能的人則被排擠出去，永無為民眾服務的機會。如此，則民大受其害矣。以一時一地之利，換千秋萬代之弊，古人於此不取焉。能退能讓，講求德性修養，這才是大羣人生千秋萬代的大利所在。此所以古人力贊伯夷叔齊。

再看叩馬而諫。它同樣體現了伯夷叔齊二人以大羣人生千秋萬代之幸福為處事出發點的思想。固然，當時紂王無道，天下困之久矣。武王伐紂，確是救民於水火的正義之舉。但以臣伐君，終究是特殊情況下的不得己之舉。君仁臣敬，才是長治久安的人倫正道。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正是奮不顧身，向武王説明什麼是長治久安的人倫正道。其為了大羣人生千秋萬代的幸福而着想的發心，昭然若揭。正因為如此，所以孔子才力贊二人為古之仁人。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些倫理規範，的的確確是保證社會長治久安和諧安寧的基本要求。君不盡其責，臣不盡其職，為父母者不以義方教子，為子女者不知孝道為何物，如此，社會還談何安定和美，還有何幸福可言！今人論叩馬而諫此事，只看到了武王伐紂之舉的正義性，而沒有看到此舉的短期性和負面影響。中國古人知人論世，必首先考慮其事對大羣人生長治久安的長遠影響，絕不會限於一時一地而論其短長。

為了躲避殘暴的商紂王、伯夷叔齊居住在北海之濱和東夷人一起生活。聽到西方伯主周文王興起，國內穩定，生產發展很快。他們高興地説：“應該從東夷回去了，我們聽説西伯的國內很安定，很適合老年人居住。”於是他們相約到周國去。但是走在中途，就遇見了周武王伐紂的大軍，原來這時周文王已經死去，周武王用車拉着周文王的木主奔襲商紂。他們二人大失所望就叩馬而諫説：“父死不埋葬，就動起武來，這能算作孝嗎？以臣子身份來討伐君主這能算作仁嗎？”武王的衞兵要殺害他倆，軍師姜尚勸解説：“這是講義氣的人呀，不要殺害他們。”就把他倆扶走了。後來周武王與商紂王大戰於牧野，血流飄杵，由於商紂王陣前的奴隸兵倒戈，周武王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滅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這正是公元前1046年。伯夷叔齊認為這種做法太可恥了，發誓再不吃周朝的糧食。但是當時各地都屬於周朝了。他們就相攜着到首陽山上採薇菜吃。在采薇菜時，他們還唱着歌説：“上那個西山哪，採這裏的薇菜。用那強暴的手段來改變強暴的局面，我真不理解這樣作算是對呀？先帝神農啊，虞夏啊！這樣的盛世，恐怕不會有了。我們上那裏去呢，真可嘆啊！我的生命就要結束了。”

於是就餓死在首陽山之上。他們的讓國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為，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當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説：“古之賢人也。”又問：“他們對所作的事不覺得後悔嗎？”孔子説：“他們求仁而得仁，沒有什麼後悔的。”後來又進一步的説：“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如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原來伯夷叔齊的行為正符合儒家的價值觀。

伯夷叔齊墓，墓地墳堆高達7尺左右，直徑丈餘，周圍古松參天，綠草如茵。墓前設一高大石碑，上有左文襄公篆刻的“百世之師”和“有商逸民伯夷叔齊之墓”的碑文。兩邊有隴西著名書法家王霖書刻的對聯：“滿山白薇味壓珍魚肉；兩堆黃土光高日月星辰”，橫額：“高山仰止”。墓地後面，為奉伯夷、叔齊的“清聖祠”。據碑文記載，此祠始建於唐貞觀年間，歷經坍塌復修，最後一次復修於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祠內牆壁左側鑲嵌清光緒時湖南範秉誠所撰《首陽山懷古並序》碑文，右側有近代汪陵所撰《重修清聖享堂碑記》。前殿拆除，正殿廂房尚存，廊檐下原有清陝甘總都左宗棠“首陽山宜清聖祠辯”碑，現存有左部督軍範紹儒將軍“首陽懷古”詩碑。

初，孤竹君欲以第三子叔齊為繼承人，及父卒，叔齊讓位於伯夷。伯夷以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齊亦不肯立，亦逃之。後來二人聽説西伯昌善養老人，盡往歸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興兵伐紂，二人叩馬而諫，説：“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武王手下欲動武，被姜太公制止，説：“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後來武王克商後，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逃隱於首陽山，採集野菜而食之，及餓將死，作《采薇歌》。遂餓死於首陽山。 ^[4] 

西漢太史令司馬遷曾説：“末世逐利，彼乃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孔子在《論語》裏品評古今人物，除了堯舜禹湯這些上古聖王之外，最推崇的第一是吳太伯，第二就是伯夷、叔齊。要知道孔老夫子對“仁”字一貫用的慎重，很少説自己的朋友或弟子是仁人，卻毫不吝惜地評論：“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可見這兩人在夫子心中的地位。

伯夷、叔齊餓死前所唱的那首《采薇歌》，十分感人，千載之下，猶如親聞：“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太史公接着評道：“由此觀之，怨邪非邪？”這是接着孔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説的，可見太史公並不完全贊成孔子的説法，伯夷、叔齊大概仍是有怨在心的；不過這怨並非為了自己的利益得失，而是為了理想的破滅，正符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詩教。這樣的怨，就算再多一點又何妨呢？

伯夷、叔齊兄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為王位相爭而相讓，是可貴的。因此有關伯夷、叔齊的美德，自古以來就廣為傳頌，對謙恭揖讓的民族傳統的形成產生過積極影響，他們身上所折射出的高尚民族氣節，永遠值得我們去繼承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