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印

藏族金石治印藝術在吐蕃王朝建立初期，隨着文字的規範律定已廣泛使用於王朝政、教、軍事的政令、策封、信物等方面，併成為吐蕃王臣，將帥、僧俗官吏權利和地位的標誌。在吐蕃王朝時期，朝庭中就實施了具有等級差異規定的裝飾服裝的章飾，是用不同金屬質材製成臂章以區別官位的大小：一等瑟瑟（翡翠）、二等金、三等金包銀、四等銀、五等銅、六等鐵。每種又分大小兩類，共十二級，臂章釘在方圓三寸的粗毛布上，懸掛在臂前。

據巴黎版《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獻選》載，當時吐蕃文獻已廣泛有鈐印製度，印文采用圖文合壁型及純文字型印皆有之，如方印中刻一飛犬，配以文字，有站立的展翅大鵬圖形。有着僧侶裝的雙人坐象，旁刻以裝飾雍忠萬字圖形，大鵬、“十”形雍忠圖形，均為藏族古老的原始宗教笨教最崇拜的創世先祖圖騰和苯教教徵。可見其藏族治印藝術一開始就有着源自本土數千年古老文明積澱的一脈相承的本性特質。

佛教的傳入、藏文的規範使用和吐蕃王朝時期佛教文化的昌盛，無疑給藏族治印藝術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提供了發展契機。作為藏族文化的一部份，治印藝術自然隨之應用於佛教活動的各個領域，併成為神、佛、高僧們大德權力和神聖威嚴的象徵。以至在民間出現了將高僧大德、喇嘛上師的手印、腳印也直接作為神聖印契而頂禮模拜供奉的傳統習俗，並由此引伸出了藏民族獨特的“讓迥”文化。

薩迦時期，元朝尊藏傳佛教為國教，薩迦派五祖八思巴· 洛追堅贊被忽必律大汗封為國師之職，其後八思巴奉命創蒙古新字，忽必律詔令全國頒行。並賜號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更賜玉印。此時期先後共有14位藏地高僧相繼擔任國師、帝師之要職，在朝庭和地方任官職者不計其數，藏地和中原交往頻繁，作為權力象徵的金石治印藝術也成為官方上層和民間世俗交往聯繫的重要的媒介體式，使用更為普遍，元朝所賜印文大多為八思巴文篆刻體，印文分陰刻、陽刻和雙勾陰刻等多種形式，字形變化豐富，形制規整、端莊秀美，布文自然，印章邊框較粗闊、厚重，與印文形成強烈的對比，黑白粗細互為映襯，具有較強的裝飾性，整體和諧統一，雕刻刀法洗練，講究章法，強調金石味，印紐造型考究，多為雙龍盤紐，風格呈現出一種凝重、大度、壯美的王者之氣。對後期藏族金石藝術的發展具有較大影響，其中尤以元代皇帝所賜封之印為代表。

元代帝王之官印印材以玉為尊、一品二品用玉、三至五品用金，元代賜封給帝師，國師之印皆為玉質，可見薩迦派僧人所受元帝之禮遇是何等顯赫尊貴。

其時，元朝特設“鑄印局”，其官印有的為八思巴篆文、有的一半為漢文，一半為八思巴文，同時，此時期花押印的使用也最為普遍，形式多樣，其外形有魚、鴨、琵琶、葫蘆等形狀，多為朱文，在形式上突破了先期方、圓的造型。這種以抽象圖案為飾的變體印，後在藏地十分盛行，並融入佛教題材的典型紋樣而演化成為肖形印。

明朝延續了元朝崇奉藏傳佛教為國教的政策，並沿用了眾封多建的治藏方略，繼續封賞藏地高僧任國師、帝師之要職，藏漢在宗教、文化上的往來不斷，關係密切。這一點對帕竹時期時期的治印藝求頗有影響，其印也以朝廷封賜大印為典型代表。如：

“如來大寶法王之印“，白玉印，龍紐，高8.3釐來米，方形，邊長12.8釐米，漢文九疊篆文體，羅布林卡藏，是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卻貝桑於永樂四年應召去南京，次年建靈谷寺，為高帝、高後薦福，乃封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右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並賜玉印。

灌領頂國師闡化王印，象牙印，龍紐，高7.5釐米，方形，邊長4.4釐米，漢文九疊篆文體，羅布林卡藏。此印是明朝皇帝封給西藏帕莫竹巴首領的封號。

多吉鏘達賴喇嘛之印，木紐銅印，寶珠紐，高11.5釐米，方形，邊長11釐米，印文為八思巴篆體字，羅布林卡藏。這是順義王俺答汗贈給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的印。

噶瑪巴印，玉印，高5釐米，長方形，邊長6.9釐米X5.8釐米，藏文體，藏羅布林卡。

朵兒只唱圖記，象牙印，獅紐，高6.1釐米，方形，邊長5.2釐米，梵文體，款識：右上“欽賜朵兒只唱圖記“，左上“大明萬曆戌子年制”，藏羅布林卡。

這一時期滿蒙藏加強聯盟，藏傳佛教受到極高尊崇。承德有仿桑耶寺、布達拉宮、扎什倫布寺建的寺廟，在北京建有藏傳佛教寺院三十多座，佛塔無數。隨着達賴、班禪兩大活佛系統和地方性活佛系統的建立，清廷也加強了對藏地的關注，除達賴、班禪喇嘛外，清代先後共封授176名藏蒙喇嘛為“呼圖克圖”，即轉世活佛，賜印厚賞，成為定製。而對藏地高僧和官員冊封清頒達賴、班禪喇嘛的治印除所賜八世達賴喇嘛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旦喇達賴喇嘛之寶”為玉印外，都是純文字金印。

藏族治印藝術所使用的材料品種，可謂豐富多彩、琳琅滿目

藏族治印藝術所使用的材料品種，有玉、金、銀、銅（銅印又分紫銅、黃銅、白銅、混合銅）、鐵、錫、水晶、石、木（木印又分為紅木、檀香木、黃楊木、樺木等）、角質、象牙、獸骨、瑪瑙、還有民間傳説的天降石、天生雷鐵等數十餘種之多。其所用的材料也有嚴格的等級之分。不同質地的治印，代表治印持有者的不同地位和權力，或位尊或平庸，視印一目瞭然。

玉印，為漢地治印中最顯貴至尊者，多為君王印，稱玉璽，國家的象徵，並視為鎮國之寶，不能隨便使用。但至元朝以來，藏族僧人在朝庭任國師、帝師者二十多人，各中央王朝為了表示對藏傳佛教和西藏地方僧俗首領的尊崇，賜給西藏的印信也有相當一部分為玉印。如元朝所賜“國師印”、“帝師印”、“白蘭王印”；明朝所封“灌頂國師印”、“法王印”。明封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賜給玉印。清代所賜八世達賴喇嘛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旦喇達賴喇嘛之寶”玉印，故藏族治印中之玉印主要為元、明、清、朝庭所賜。

金印，藏族人視金為神聖、富貴、吉祥。故佛以金身至尊，繪畫以純金描為貴，佛塔、建築以金碧輝煌為神聖，就是高僧、活佛圓寂後的法體也用純金塗之以“金身”供奉。藏族早在公元七世紀吐蕃王朝前期已用金印封賜顯貴功臣。

銀印、銅印是根據藏族地方官員的職位和品極頒賜，次於金印。

鐵印，藏族地方的官私治印多用鐵印。藏族僧俗文化人還喜將治印通體鑄以各種吉祥圖案和紋樣裝飾，作為腰掛飾物隨身攜帶之俗。

水晶印：晶瑩秀麗，但其質堅易碎，難於雕刻，故很少採用。西藏現存“傅出元鼎”等水晶印，乃為元朝皇帝忽必烈所賜。

象牙印：象牙被藏族人視為可以防身避邪的名貴珍稀，喜用作男女之飾物、手圈、項珠、發枯、手枯等，由於象牙質輕、細膩、便於鏤刻，又歷久不損，故多喜用作治印。現存象牙治印較多，最主要的有明世宗所賜“灌頂國師闡化王印”。

木印：因其材料遍地，多為世俗百姓私印或官方復治印，由於歷代中央王朝所賜印和藏族上層所用之印均為玉、金、銀質，極為珍貴，但不便攜帶和保管，故多複製成木印或木紐鐵印，供平日鈐蓋。

藏族的印文圖形，可分為純文字型、圖文合壁型、象形型三大類。此外，還有獨特的吉語印章型。

純文字型印

印文文體呈多樣化，現有的印文有古藏文、藏文、八思巴文、漢文、滿文、蒙文、漢文九疊篆文、印度文、尼泊爾文、迴文、英文以及多種藏文的書寫體文和梵文，而以藏文、八思巴文、漢文為多，梵文較少。其中又分純藏文、八思巴文、梵文及漢文，並出現了藏梵文合壁式、漢藏文合壁式；漢藏滿及藏滿蒙三體文合壁式、八思巴、藏、漢三體文合壁式、漢藏滿蒙四體文合壁式。純文字型印多為漢地中央王朝、皇帝賜封之印，如元賜“白蘭王印”、“寧國公印”、“文國公印”、明封“護教玉印”、“贊善王印”、清頒達賴、班禪喇嘛的治印都是純文字金印。官私印章多為純文字印及藏漢文、藏梵文合壁的形式。民間治印則多為藏文、梵文、八思巴文。

圖文合壁型印

是藏族治印藝術的傳統形式，此類印章，除印文外，常飾以具有特定宗教內涵和吉祥象徵的圖形，特色是，美觀大方、裝飾性強，流傳後世，形式內容越趨豐富、深厚。如第十世班禪大師常用之圖文合壁治印，方型，中央為“朗久旺丹”梵文圖案，左右立寫梵文。加上厚重的邊框，可謂肅穆，端莊，又具有深厚的宗教內涵。不失為圖文合壁之典範。藏族高僧、大德、顯貴都喜用圖文皆俱的印章。

治印額下常用的圖形有八瑞圖、七政寶、祥麟屏蔽、六種長壽、五妙欲、日、月圖符、柱面幅，如意頭，天冠，凸凹佛星，太極圖，交杵金剛，噴焰末尼，“十”擁忠圖符，壽字，長城紋，加回紋，祥雲紋，獸面枴子，花草枴子等，民間治印圖案中還有許多家族符號。

象形型印

亦稱圖案印、肖形印，刻有圖案紋樣之印的統稱。到近、現代，藏族治印藝術已發展到更加精細，多彩多姿的階段。由於藏區文化的特殊構成，藏族象形印一般以佛像、吉祥物、靈獸、瑞禽、宗教符徽圖形、六字真言為表現題材。佛教色彩也逐漸多地滲入到印譜圖文之中，如以金剛蓮花圖形制作的金剛蓮花印、以日月、金剛、轉輪、六字真言為印文的護法神降神圖形、六字真言印。十相自在圖印，“十”雍忠萬字圖形。佛像印，以“八吉祥寶”圖案分解而製成的金剛結、雙魚、屏蔽圖象印。十世班禪大師生前曾喜用一方以右旋海螺造型的象形印，與大師莊嚴的圖文皆具的大印同時使用，即體現大師偉人的不凡氣度，又給人以大師善德之親切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