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叔厚

蔡叔厚，原名肅侯，字紹敦，浙江諸暨陳蔡人。出生於湖南華容，9歲時隨母返回故里。1916年，畢業於浙江省甲種工業學校，受聘於孝豐造紙廠，繼至上海為機電工程師。1921年秋，考取留日官費生，學習機電專業。不久，考入東京工業大學研究生。1924年，畢業回國，創辦上海紹敦機電公司，擬以工業救國，結果大失所望。1927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調中央特科工作，掩護並協助李強等人試製出中國共產黨掌握的第一批無線電收報機，並以紹敦機電公司為共產黨的交通聯絡機關。在白色恐怖的形勢下，先後掩護過李維漢、葉劍英、張秋人、楊賢江、曾憲植、廖承志、夏衍、匡亞明、馮雪峯等數十位同志，稱之為黨內的“孟嘗君”，紹敦機電公司被稱為“濟難會”。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叛變後，協助黨中央安排部分人員撤出上海。

蔡叔厚(2張)

1932年，蔡叔厚調共產國際東方組工作，獲取國民黨部署第三次反共“圍剿”的戰略情報，並按月秘密拍攝國民黨兵工署絕密文件。組織決定送他去蘇聯學習，但因其所在單位負責人被捕要處理善後事宜而未能成行。其時，電機公司遷址，並改名為中國電工企業公司。次年初，因聯繫人突然調離，與組織失去聯繫。此後，雖與劉少文、潘漢年建立工作聯繫，但後來方知未接組織關係，竟作為黨外人士對待。在此期間，努力完成黨交給的各項任務，曾保存過方誌敏烈士遺稿，積極參加左翼文化活動，幫助陽翰笙、於伶創辦崑崙電影公司。解放前夕，利用社會關係，活動於湯恩伯等國民黨高級將領之間，保釋了一批進步人士出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蔡叔厚多次向組織反映要求解決黨籍問題，但因受潘漢年、楊帆冤案牽連，一直未獲解決，以民主人士身份，歷任上海市電影管理處處長，市公用局、機械局、機電一局副局長等職。“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誣為“特嫌”，為“中央專案組”立案逮捕。1971年5月6日，含冤逝世於北京秦城監獄。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為其平反昭雪。1983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恢復其黨籍。

民國13年11月，由日本回國後，籌資開辦上海紹敦電機公司，任經理兼工程師，研製生產高週波紫光放電機、霓虹燈高壓鎮流變壓器、斷路指示器等，兼營電機修理業務。民國24年更名為中國電工企業公司，任總經理兼工程師。日軍攻佔上海後，輾轉於香港、重慶。民國31年，在重慶創辦中國工礦建設公司、麪粉廠、機械廠和工礦沙龍等，在實業界頗為活躍。抗戰勝利後，回滬復任中國電工企業公司董事長，並開辦了華浮實業公司和同慶錢莊，自任總經理和經理，並投資崑崙影片公司，任常務董事，還兼任上海華豐鋼鐵廠、利華保險公司、華昌毛紡織廠和蘇州太湖煤礦總經理等職。

他以企業為掩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是中共早期黨員。當時，黨內同志都親切地稱他為“蔡老闆”。早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就結識了沙文漢、虞紹唐等不少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回國後，逐漸從同情革命到傾向革命，直到在白色恐怖的民國16年冬參加中國共產黨。與馮雪峯、夏衍、陳德輝等在文化支部過黨的組織生活，並參加救濟會營救被捕同志。

當時，蔡家及紹敦電機公司東有恆路1號（現東餘杭路1號中國電工廠），已成為中共秘密通訊機關和文化支部聯絡點。許多共產黨人為躲避追捕或尋找黨的關係，都曾在這裏居留。如廣州起義失敗後的葉劍英、廖承志、曾憲植、張去非等，轉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楊賢江，從莫斯科歸來向黨中央彙報工作的徐冰（後任中共中央翻譯，上海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以及稍後從九江越獄的劉鼎（閩浙贛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塗作潮，皖南事變突圍的錢俊瑞、餘立金等，都曾到過這裏。蔡免費供應食宿，並資助路費把他們安全送往蘇區。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一書寫道：“人世間的確也會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風日下’的當時，竟會有蔡叔厚這樣的頗有孟嘗君風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風險，為我們這些流亡者出錢出力。”　蔡入黨初期，曾在潘梓年領導下，參與創辦華南大學，任財經委員會主席。民國18年，任中共閘北區委財經委員會主任。他還協助馮雪峯、夏衍等開展革命文學運動，着重後勤保障。當時，從日本歸國的革命文學倡導者馮乃超、李初梨、彭康等經常出入於蔡家。

民國19年，蔡調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由顧順章、李強、吳克堅直接領導，紹敦公司亦遷入法租界福煦路403號，以避耳目。公司開始製造修理收發報機供應蘇區。後顧順章叛黨，蔡遵中共指示暫避，井掩護李強等去蘇聯。顧順章被處決後，蔡又回到公司，由陳賡、潘漢年直接領導，堅持特科工作。

民國21年，他被調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先後隸屬肖項平、羅倫斯、史沫特萊領導。淞滬戰爭前後，他的公司趕製防毒面具，支援抗日前線，並去日本探取日軍侵華情報。他通過南京政府軍政部兵工署樓震旦和楊餘慶，逐月獲取蔣介石閲批的《兵工月報》達3年之久。他還搞到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擬訂的“圍剿”中央蘇區的一份軍事建議書，得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讚許。民國24年4月，羅倫斯被捕，組織被破壞，蔡在史沫特萊領導下協助進行善後安全工作。他將公司更名，遷至愛多亞路（現延安東路）379號。並負責將中共在日本從事情報工作的肖項平、吳選青等秘密撤退送往蘇聯。翌年初，由於史沫特萊匆匆撤離，共產國際與蔡失去組織聯繫。在此期間，蔡一面經營企業作掩護，一面積極尋找黨的關係，終於在民國27年的一次集會上，偶遇上海工委副書記劉少文，嗣後又與夏衍、沙文漢等取得聯繫。民國31年到重慶後，他在曾家巖見到周恩來、董必武、徐冰等，自以為接上了黨的關係，但由於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沒有及時對這批情報人員進行安置，故沒有履行組織手續，以至一直遊離黨外，錯失黨內整風、重新登記的機會。儘管如此，蔡憑着黨性，一直配合並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他冒着生命危險，將方誌敏就義前的獄中親筆寫的《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等文稿，想方設法給予妥善保存，並轉交黨中央。他還先後資助於伶主辦上海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併兼任理事。他曾巧妙利用國民黨中央委員雷震的名義開設公司，秘密安置中共地下電台，為中共重慶辦事處和延安之間通訊聯絡。他同劉少文（中共中央南方局情報部長）單線聯絡，奔波於渝滬之間，蒐集敵偽情報，營救革命同志。抗戰勝利後，他到上海以“蔡老闆”的身份，掩護中共黨員，接濟眷屬，周旋於官僚、大亨、富商之間。1949年解放前夕，奉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部長沙文漢之命，組織陸久之等人策反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通過李元華策反滬西第七十五軍軍長吳宗直。説服軍統頭目王新衡和新成警察分局局長趙佩瑾，出面擔保姚溱獄外就醫，伺機脱險。爭取雷震向湯恩伯進言，保釋張錫昌出獄。組織進步人士保護工廠，迎接解放。1950年3月，他奉吳克堅之命，再次與陸久之去策反國民黨上層人士，爭取湯恩伯、王新衡、雷震等投誠。並備好赴台護照，後接上級指令避險而未果。

解放後，他主動結清其所有企業的資產和股票，無償上交國家，並要求恢復黨籍。周恩來指示，暫以民主人士身份有利工作，並特囑安置好蔡的工作和生活。1950～1955年，曾先後擔任上海市文化局電影管理處處長和上海市公用局、規劃建築局、機械工業局、機電一局副局長、一級工程師等職。1955年，因所謂“潘揚反革命集團案”，蒙冤受株連，後留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拘留，後轉押北京審查。1971年5月6日因腦溢血含冤逝世於北京秦城監獄。生前還歷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常委、上海市科技協會委員、上海市機械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等職，並連續當選為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屆人大代表。

1978年6月，中共中央專案小組為蔡叔厚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79年3月，上海市機電一局舉行蔡叔厚骨灰安放儀式。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恢復蔡叔厚中國共產黨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