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地區的大量土地，並試圖扶植前清朝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建立滿洲國。但此一行動剛開始就受到了以國際聯盟為代表的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於是日本決定在上海這一國際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轉移國際視線，使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與控制行動能夠順利進行。

除日本關東軍的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的板垣徵四郎大佐外，東京的昭和天皇的文官黨羽“十一人俱樂部”（成員包括木户幸一、近衞文麿、牧野顯聲等），也參與了“一二八事變”的策劃 ^[4]  。該組織主張日本在完成對中國東北的征服前，需有一個“思考間歇”期，以應付國內外的許多問題。 ^[5]  為此在這期間，日本需要在上海發起一場“假戰爭”。

1932年1月5日，板垣徵四郎從中國東北飛回東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見，並向天皇和日軍參謀本部報告侵佔東北的情況。 ^[6]  隨後板垣參與制訂在上海發動戰爭的計劃，並從東京給日本駐上海公使館陸軍輔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發了如下電報：“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擬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 ^[7] 

上海的田中隆吉接電後，將2萬日元經費交給了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即金碧輝） ^[48]  ，讓她具體策劃實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島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蓮宗僧人與3名日本信徒到毗鄰上海公共租界東區（楊樹浦）的華界馬玉山路的三友實業社總廠去生事。日方5人在廠外觀看廠內工人義勇軍操練，並投擲石子挑釁，故意引發衝突。而之前川島芳子早已經僱傭打手扮成工人模樣混入人羣，衝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擊，事後日本總領事館聲稱，日方有一人死亡，一人重傷，然而警察並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擊事件為中國人的工廠糾察隊所為。此即所謂“日僧事件”。 ^[8] 

1月20日凌晨2時許，數十名日僑青年同志會成員趁夜放火焚燒了三友實業社，又砍死一名、砍傷兩名前來組織救火的工部局華人巡捕。當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動1200名日本僑民在文監師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團集會，並沿北四川路遊行，前往該路北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要求日本海軍陸戰隊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虯江路時，開始騷亂，襲擊華人商店。

為擴大事端，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承諾緝拿焚燒三友實業社的兇手之餘，同時提出了無理的四項強硬要求：1、上海市長對日僧事件進行公開道歉；2、逮捕和處罰作案者；3、對被害者進行經濟賠償；4、取締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國會為首的一切反日組織和團體。 ^[9] 

1932年1月22日，日本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發表恫嚇性聲明，聲稱上海市長如果對松井所提4點要求不做令日方滿意答覆，日本海軍將採取“適當行動”。

之前板垣徵四郎和參謀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戰爭”的準備。“日僧事件”發生後，日本海軍以保護僑民為由首先調兵遣將，向上海增派軍艦。日本海軍除“九·一八”事變後陸續駛抵上海的軍艦外，於1月21日從本土吳港派出巡洋艦“大井”號和第15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1特別海軍陸戰隊450餘人和大批軍火，於23日抵達上海。24日停泊於旅順港的“能登呂”號特務艦（航母，1.4萬噸，載機6架）也駛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開會，“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機處置之”。25日，日本海軍省首腦與外務省首腦聯合舉行會議，“協議如中國方面不表示誠意，不實行日本之要求，決以實力務期要求之貫徹，並協議萬一時的具體方策”。26日，海軍省召開級會議，“決定在一二日中發揮實力，其方法如下：（一）駐滬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艦隊，（二）就地保護留滬日僑，（三）自吳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軍保護，（四）在吳淞口外拘留一切華籍輪船，（五）加派軍艦到南京、漢口、廣州、汕頭、廈門等埠，並使浪人同時暴動。”日海軍的軍事行動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許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軍事會議在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的主持下，訓令在上海的鹽澤幸一“行使自衞權利”。同日（26日）日本海軍省又命令從日本國內急調第1 水雷戰隊（旗艦“夕張”號巡洋艦率第22、第23、第30驅逐隊，共有驅逐艦12艘），運載第2特別海軍陸戰隊460餘人開滬，並於28日下午到達。

至此，日軍在上海集結了軍艦24艘，飛機40餘架，海軍陸戰隊1830餘人及武裝日僑三四千人，分佈在日租界和黃浦江上。（1月28日，日海軍省又下令調航空母艦“加賀號”、“鳳翔號”，巡洋艦“那珂號”、“由良號”和“阿武隈號”3艘及水雷艦4艘從本土出發開赴上海。）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務機關派人放火焚燒了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誣稱是中國人所為。27日，村井向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後通牒，限28日18時以前對四項要求給予滿意答覆，否則採取必要行動。

當時負責防衞上海的國軍是粵軍的十九路軍，由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十九路軍的領袖是京滬衞戍司令陳銘樞。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張應付日軍挑釁。

但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做了錯誤的判斷，將日本掩護偽滿洲國建立的“假戰爭”行為，誤判為日軍將“佔領南京，控制長江流域”（見蔣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認為戰火將迅速擴展至全國，“中國重要各地亦隨時均有重大危險發生”（見《外交部致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國駐華公使照會》），甚至認為“國亡即在”（見蔣介石《告全國將士電》）。有鑑於這種嚴重判斷，國民政府認為國家軍閥割據內亂不已、軍令政令不統一、財政拮据，無力與日本全面開戰，所以竭力避免衝突，主張忍讓。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長孫科在與汪精衞、蔣介石詳商後，急電上海市長吳鐵城“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有採取和緩態度。應立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説，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見《行政院急電市府避免與日本衝突》電稿）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亦致電吳鐵城，重申“滬市為我經濟中心，總以和平應付、避免衝突為是”。23日何應欽還下令十九路軍五日內從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佈防。一二八事變前四天，張靜江邀請蔡廷鍇到杜月笙家中，勸第19路軍“……撤退到南翔一帶，以免與日軍衝突。”蔡廷鍇猜測張是受“蔣介石所授意”。（見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 ^[10]  ）在得知國民政府的態度後，蔣蔡等人感到沮喪，但是也表示會服從軍令撤出上海。蔣光鼐説：“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參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調憲兵第6團接替第十九路軍在上海閘北地區的防務。該團27日晚8時從南京車站上車，28日正午抵達真如，其先頭一個營下午到達上海北站，準備次日（29日）拂曉接替十九路軍第78師第156旅第6團在閘北的防務。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中國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後通牒後，上海市長吳鐵城在南京國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於28日13時45分覆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

1月28日夜11時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給吳鐵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長的回信，對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項要求表示"滿意"，卻又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吳鐵城接到該回信已經是11時25分。

夜11時30分，不等中方答覆，日軍即向閘北中國駐軍發起攻擊，第十九路軍第78師156旅翁照垣部隨即起而抵抗（前來接防的憲兵第6團一部也一起奮而抵抗），淞滬戰爭爆發。

一·二八事變發生時，駐京滬地區的中國軍隊是第十九路軍。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與粵方進行談判，寧粵談判中粵系提出由粵籍人士陳銘樞擔任京滬衞戍司令長官，1931年9月30日蔣介石通電同意，陳銘樞麾下的第十九路軍遂由江西贛州（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停止“剿共”留駐在當地）調戍京滬地區，並於11月全部部署於京滬沿線。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戴戟任京滬警備司令。全軍下轄第60師，師長沈光漢，駐防蘇州、常州一線；第61師，師長毛維壽，駐防南京、鎮江一線；第78師，師長區壽年，駐防上海、吳淞、崑山、嘉定一線。全軍共3萬3千多人。

1月23日，面對日方越來越嚴重的壓迫，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發表《告十九路軍全體官兵同志書》，宣示“要以偉大犧牲精神來戰勝一切”。同日，十九路軍發出關於作戰部署的密令，要求“我軍以守衞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備戰。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十九路軍做好了在淞滬地區抵禦日軍入侵的準備。 ^[43] 

1932年1月24日，蔡廷鍇等到達蘇州，又召集駐蘇部隊高級將領沈光漢等人舉行緊急會議，傳達和解釋了23日發出的密令，駐軍將領也一致擁護。但因國民政府力求妥協避免開戰的命令，蔣蔡等最後同意遵令撤出上海，並令駐閘北的守軍29日晨與憲兵第6團換防。因形勢緊張，第78師156旅旅長命令閘北守軍第6團繼續保持警惕。28日晚11時，戴戟也下令防止日軍趁中國換防之際佔領閘北，命令各部進入陣地嚴密警戒。

1932年1月28日夜11時30分，鹽澤少將統率之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北四川路西側突然向中國駐軍發動進攻，十九路軍156旅第6團（團長張君嵩），當即予敵猛烈還擊。此時，日軍以二十餘輛鐵甲車為前導，分兵五路，從閘北各路口發動進攻 ^[11]  。

第19路軍總部在接到關於日軍發動進攻的報告後，蔣光鼐、蔡廷鍇、戴戟星夜步行趕至真如車站，設立臨時指揮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後方部隊迅速向上海推進。

29日天亮以後，日軍在裝甲車的掩護下，連續發起猛攻，日機也由航空母艦“能登呂”號起飛，對閘北、南市一帶狂轟濫炸，戰火迅速漫延。守軍第156旅所部，頑強抗擊日軍的進攻，以集束手榴彈對付日軍的裝甲車，組織敢死隊以潛伏手段炸燬敵裝甲車，堅守每一陣地，並在炮火掩護下適時向敵實施反擊，打退日軍的連續進攻。據日軍自供：“戰鬥極為激烈”，“市街到處起火，火焰漫天，戰場極為悽慘。”

上午10時左右，日機投擲炸彈，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被大火焚燬，包括眾多古籍善本在內的30多萬冊館藏圖書被付之一炬。日軍千餘人在強大炮火和裝甲車掩護下，向寶山路、虯江路各路口猛烈衝擊，企圖佔領上海火車北站。北站為上海陸上交通樞紐，其得失關係整個閘北的安危。29日下午2時，日軍趁北站火起向北站猛攻，我守軍憲兵一個連與日軍激戰1小時後退出北站。

29日17時，第156旅主力加入戰鬥，進行反擊，奪回北站及天通庵車站，並乘勝追擊，一度攻佔日軍上海陸戰隊司令部，迫使日軍退至北四川路以東、靶子路以南地區。日軍首次進攻以失敗而告結束。

日軍進攻受挫後，29日下午英、美國領事出面調停（上海市政府稱是日本領事請求，國聯報告書則稱繫上海市長所請），中日兩軍達成了在29日夜20時停止戰鬥的協定。十九路軍明知其為緩兵待援之計，只因本軍也需調整部署，同意停戰。同時十九路軍也加強部署，急令駐鎮江以東之第60師進駐南翔、真如一線，並將第61師調滬，駐滬之第78師全部投入前線，加強防禦，嚴陣以待。

日軍停戰後，竭力增兵。日本海軍省立即命令佐世保第二十六隊驅逐艦4艘，由巡洋艦“龍田號”統率，於1月30日抵達上海並於黃浦碼頭登陸，隨艦而來的包括佐世保第三特別陸戰隊士兵474人及大批軍火 ^[4]  。

1月31日晨，日本航空母艦“加賀號”（26000噸）和“鳳翔號”（7470噸）搭載第一航空隊約30架飛機抵達上海，停泊於上海以東約130公里的馬鞍列島海面；下午4時，巡洋艦“那珂號”（5195噸）、“由良號”（5100噸）和“阿武隈號”（5100噸）3艘及水雷艦4艘抵滬，並載陸戰隊2000多人，分批登陸。

2月1日，日本郵輪“照國丸”載來橫須賀第一特別陸戰隊(525人)於上海匯山碼頭登陸。

2月2日，日本海軍中央部將長江一帶第一遣外艦隊之外的艦船，以“出雲號”為旗艦（“出雲號”2月6日抵達上海），由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為司令官，組成第三艦隊，統一指揮投入戰鬥。

日軍兵力增加後，於2月3日開始，再度向閘北、八字橋等地的中國守軍猛攻，仍被中國守軍擊退。2月4日，日軍發動第一次總攻，戰火擴大到江灣、吳淞一線。激戰竟日，吳淞露天炮台，雖被敵狂轟濫炸摧毀，但在中國守軍抵抗下，日軍始終不能登陸。當時調歸十九路軍156旅第4團指揮的第88師高射炮連擊落日機一架。此次總攻被粉碎後，鹽澤幸一被撤職調回本國。

接替鹽澤職務的是新組建的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將。野村到職後，日軍開始增援陸軍。早在上海局勢緊張時，日本就曾打算派遣陸軍，但是為海軍所拒絕。可隨着戰事不利，海軍不得不向陸軍求援。2月2日，日本內閣便決定正式派遣陸軍。由於上海戰況告急，決定派出上海派遣混成旅團(旅團長下元熊彌少將)與第九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並先行運送上海派遣混成旅團和獨立戰車第二中隊等部(此後稱混成第24旅團)。同時，日本海軍也增派橫須賀第2特別陸戰隊赴援上海。混成第24旅團於7日午後在吳淞登陸。至此，日本海陸空軍已增至萬人以上。2月8日拂曉，日軍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張華浜、藴藻浜、吳淞鎮進攻，均被我擊退。

2月8日，日軍在吳淞遭受重創的消息傳到東京後，根據日本天皇批准的敕令，日軍參謀總長載仁急令陸軍第九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午後，第九師團主力到達上海港，2月16日，該師團全體官兵於吳淞登陸完畢。由此，第九師團長植田中將接替了野村的統帥職務。此時，日本侵略軍海陸空兵力已達3萬餘人，野炮六、七十門，飛機60餘架，並有艦艇數十艘集中於吳淞口。

植田首先於13日深夜發表聲明，宣稱：“如有妨害本師團執行任務者，必將採取果斷措施，決不躊躇。”18日，植田又向蔡廷鍇提出了最後通牒，內稱：“貴軍應立即停止戰鬥行為；並應在2月20日午後5時前，從下列地區撤退完了：在黃浦江西岸地區，從連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蒲淞鎮以北撤退；在黃浦江東岸地區，從連接爛泥渡及張家樓鎮線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離各租界邊界線20公里地區(包括獅子林炮台)以外。同時，撤除在以上地區內的炮台等其他軍事設施，並不得再設置。……以上各條如不見實行，日軍不得已將對貴軍採取自由行動，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應由貴軍負責。” ^[12] 

蔡、蔣接到植田的最後通牒後，下令前線部隊向日軍陣地猛烈開炮，作為對植田最後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2月20日晨，植田令日軍全線總攻，採取中央突破，兩翼卷擊的戰法，以第9師團主突江灣、廟行結合部，企圖北與久留米旅圍攻吳淞，南與陸戰隊合圍閘北。日軍先以大炮轟擊，繼之以步兵協同坦克部隊，分兩路進犯張華浜一線和楊樹浦一線，均被中國守軍擊退；閘北日軍千餘人和坦克十餘輛，因觸地雷，死傷枕藉。2月21日，植田親自指揮步兵數千人，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向中國守軍陣地衝擊，雙方傷亡均重，戰鬥延至23日黎明，日軍試圖從江灣車站包抄江灣鎮，中國守軍英勇抗擊，多次衝鋒，生俘日軍空閒升少佐及士兵數百人，日軍不支始潰退（日軍侵華戰爭P181）。

日本主力第9師團抵達上海後，準備對上海守軍發動第二次總攻。其計劃是從閘北到吳淞實行全線攻擊，以牽制中國軍隊兵力，主力則集中指向江灣、廟行，企圖佔領這兩個要點，實現“中間突破”，切斷第5軍和19路軍的聯繫，然後各個擊破。2月20日拂曉，日軍出動飛機十餘架，不斷在廟行陣地上空往返偵察轟炸，海軍艦炮及陸軍重炮向廟行陣地猛烈轟擊。與此同時，日軍炮火猛烈轟擊藴藻浜陣地，企圖強渡藴藻浜，以策映廟行作戰。上午9是，日軍一部接近小場廟至麥家宅陣地前方，即對我軍陣地實行火力搜索。中午，日軍3000人向我軍發起攻擊，防守麥家宅、竹園墩陣地的527團官兵奮起還擊，廟行戰役由此打響。經3小時的激戰，日軍傷亡累累，無力再戰，遂退回原有陣地。隨後日軍2000餘人向小場廟、金家塘陣地進攻，523團官兵掩處於戰壕內，開展進展，擊退日軍。黃昏後，日軍步兵停止進攻，但海陸炮火繼續向我軍陣地轟擊，企圖摧毀我軍工事及有生力量，以便第二天繼續發動攻擊。

2月21日，日軍炮火繼續向廟行第五軍88師陣地進行狂轟濫炸。隨後，日軍步兵數千人向嚴家宅、廟行鎮之線發起進攻。待日軍接近後，523、524團官兵奮勇還擊，擊退日軍。隨後，大批敵軍以縱深配合，向廟行以南麥家宅、竹園墩、小場廟、嚴家宅之線不斷髮動全線進攻，我523、524、527團與敵軍開展激戰，其中麥家宅、徐旭所在竹園墩前線戰鬥尤為激烈。經一天的奮戰，暫退敵軍 ^[13]  。

2月22日，日軍第九師團傾巢出動，進犯第五軍88師之廟行陣地，飛機轟炸竟日不停，數千發炮彈轟擊中國守軍陣地。但在張治中親自指揮下，由孫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軍61師的三面夾擊下，敵遭慘敗，廟行陣地終於轉危為安。日軍第九師團及久留米混成旅團之精鋭，傷亡慘重。此即為“廟行大捷” ^[4]  。此後數日，敵軍雖不斷轟擊和進攻，但均被守軍擊退。日軍遭受重創，由全線進攻轉為重點進攻，再由重點進攻被迫中止進攻。至25日，植田的總攻計劃也宣告破產。

早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時任陸海空軍總司令、行政院長的蔣介石就下令預防日軍在上海發動進攻。

1931年12月，蔣介石因九一八事變下野，由孫科接組南京政府。但孫科政府軟弱無力，難以應付九一八事變後複雜困難的局面，尤其是財政陷入嚴重困境，軍費已積欠2個月未發。因此1932年1月25日，孫科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提出辭職。1月2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接受孫科辭職，南京國民政府再度改組，以汪精衞繼任行政院長。當夜，一二八事變爆發。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變而於1931年12月下野的蔣介石復出，被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為軍委會委員（同時任命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為委員），負責調動軍隊，指揮滬戰。同日，蔣介石制定對日應對原則，即“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並且規定：“交涉必須定一最後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決心與精神，而後方可言交涉也。”同時蔣介石在軍事上作出“十九路軍全力守上海，前警衞軍（即87、88師）全力守南京”的軍事部署。蔣介石於當日（29日）的日記中寫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東南乎？我亦唯有與之決一死戰而已！”蔣在日記中亦做出遷都洛陽的決定，以避免城下之盟：“決心遷移政府，與倭長期作戰” ^[14]  。

同日（29日），蔣介石致電駐武漢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第4師師長何庭瑤：“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閘北十九路軍防線襲擊，至此刻尚在對戰中。我軍決與死戰，其在漢潯海軍必有軍事行動，務望嚴密戒備自衞，萬勿為其所屈。第四師應集中武漢嚴防，切勿分散。以後軍費困難，惟有地方自籌也。”另有內容相同的電文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見《熊式輝檔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

同日（29日），國民政府軍委會命令駐蚌埠的第47師（師長上官雲相）調駐南京浦口，防範日軍進攻南京。（見《何應欽、朱培德致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月30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電》，他説，滬戰發生後，“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衞，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視信義之暴日相周旋。”蔣介石要求全國將士“踔厲奮發，敵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並表示他本人“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 ^[15]  。此電發佈後，影響甚大，“人心士氣，為之大振”。同日，國民政府發佈《遷都洛陽宣言》，表示絕不屈服，並自該日起將國民政府部門遷往洛陽，但軍委會和外交部留駐南京，同時命令前方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朱培德共同指揮。

2月1日，國軍第88師師長俞濟時致電蔣介石主動請求將所部調滬增援，蔣答：“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

同日，蔣介石指示何應欽：“如日軍再攻正式開戰時，飛機亦應參戰，請照軍委會電令辦理為盼。”

2月1日，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日作戰計劃。4日，軍委會劃分全國為4個防衞區：第一防衞區，其區域為黃河以北，以張學良為司令長官；第二防衞區，其區域為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以蔣介石為司令長官；第三防衞區，其區域為長江以南與閩浙兩省，何應欽為司令長官；第四防衞區，其區域兩廣，陳濟棠為司令長官。並決定：“各司令長官除酌留部隊綏靖地方外，均應將防區內兵力集結，以便與暴日相周旋，同時，並電令川、湘、贛、黔、鄂、陝、豫各省出兵做總預備隊。”軍委會還決定，在淞滬前線，除由第三防衞區負責外，並動員第二防衞區兵力為後繼部隊。同時計劃以第一防衞區部隊（司令長官張學良）向東三省挺進，牽制日軍，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擴大侵略的餘裕（但張學良並未積極行動，川、粵等省也未積極行動，可見不統一難以抵禦外侮）。同時命令沿江、沿海嚴加戒備，並從浦口開始，沿津浦路北上達徐州，西折沿隴海路至洛陽，全都大築工事。

2月2日，何應欽向蔣光鼐等人轉來汪精衞電報，內稱：“昨已電廣州同志，對於淞滬駐軍急速設法增援助餉，軍委會亦已決定增派軍隊淞滬，決不以十九路軍獨立苦戰，敬祈諸兄激勵將士始終堅決抵抗。”

2月5日，蔣介石指示：“如倭以兩師以上陸軍參戰，則我方應另定計劃與之正式作戰，飛機與陸軍需預定協同作戰計劃，突然進攻，使敵猝不及防也。” ^[16] 

同日（5日），蔣介石就作戰計劃向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發電，並電慰十九路軍：“兄等惡戰苦鬥，已經一週，每念將士犧牲之大，效命之忠，輒為悲痛。”並表示“如有必要，中（正）可親來指揮也。空軍參戰時，陸軍需與之預定各種符號切實聯絡，俾得協同動作，……”

5日上午9時，中央空軍第6、7隊的飛機9架（轟戰機5架、戰鬥機4架），在第二大隊長石邦蕃率領下，從南京明故宮機場起飛奔赴上海蔘戰。機羣經過崑山時，與日軍海軍航空隊發生短暫空戰。11時，我戰機降落上海虹橋機場，正加油掛彈準備出擊日艦，突然日機來襲，我戰機隨即升空迎戰。戰鬥中剛剛完婚的副隊長黃毓銓因機械故障墜機犧牲，成為中國空軍對日抗戰殉國第一人。 ^[17]  （後廣東空軍組建了混合機隊的第8隊，以丁紀徐為隊長，北上增援。一二八事變期間中央空軍飛機25架參戰，廣東空軍飛機15架參戰。）

同日（5日），國民政府電調九一八事變前在江西剿共的國軍第9師（師長蔣鼎文）赴滬增援。

同日（5日），第88師師長俞濟時自蘇州致電蔣介石，稱全師除一團外（527團）已經在蘇州集結完畢，但是“職師經費元月份只領到十天，給養斷絕”，乞請速撥款維持伙食。

2月6日，蔣介石由洛陽來到南京浦口，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張治中前往迎接，表示願率中央部隊增援上海。同日，蔣介石下令第88師進抵南翔，第87師261旅自南京東移到崑山（7日抵達崑山）。7日，由財政部税警總團改編而成的第88師獨立旅的2個團集中於虹橋。2月14日，國民政府軍政部下令將當時中央軍精鋭第88、87師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合編為第五軍，由張治中任軍長，隸屬十九路軍總部參加滬戰。16日，張治中率第五軍軍部和第87師259旅從南京出發夜間抵達南翔。

2月7日，蔣介石應陳銘樞請求，批示何應欽調炮兵一個營增援十九路軍。

2月8日，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衞電告十九路軍，已飭令財政部撥款5萬元慰勞前線將士。 ^[18] 

2月9日，蔣介石調動陸軍第1師（師長胡宗南）、第7師（師長王均）準備增援上海十九路軍。

2月10日，為避免中央軍88師在作戰時出現不服從粵軍系統的十九路軍的指揮的情況，蔣介石特地致電88師師長俞濟時，囑咐其“貴部作戰須絕對服從蔣總指揮（指蔣光鼐）命令，並與友軍共同進退為要”。 ^[19] 

2月11日，何應欽派中央軍校炮兵一個排開赴南翔，歸蔣光鼐指揮。同日，軍政部派往上海的地雷隊一箇中隊抵達十九路軍總部。軍政部並且撥工兵教導隊的架橋爆破兩個隊及中央軍校野炮一個連來滬助戰。 ^[18] 

2月14日，陳銘樞按蔣介石囑託，致電蔣光鼐，稱：“若和平無望，敵來犯時，予以一極大懲創，然後別作良圖。現已準備加調八十七師孫元良部增援。總司令（指蔣介石）並電韓向方（韓復榘）、劉經扶（劉峙）、上官雲相、梁冠英共選現役徒手兵三千，輸送來補充代募五千新兵矣。” ^[20]  隨後，15日、17日、19日，蔣介石分別令十九路軍接收自上官雲相、梁冠英、劉峙等部挑選而來的增援上海的徒手兵2000人。 ^[21] 

2月15日，汪精衞致電已至全州的張發奎第四軍（張在九一八事變後原計劃北上支援黑省馬占山），稱：“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軍近在淞滬，不如放棄援黑，徑來淞滬，與十九路軍共同作戰，較為直截了當。” ^[22] 

當時因連年戰亂，又逢去歲1931年江淮大水災，國民政府財政窘迫。早在1932年1月下旬時，國軍各將領就紛紛致電，稱“糧彈缺乏，已到斷炊地步”。 ^[23]  但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準備將九一八事變前在江西剿共的國軍部隊調浙轉滬，又遷都洛陽，皆需款甚急。2月5日，中央軍嫡系88師師長俞濟時就致電蔣介石，稱給養斷絕。2月11日，中央軍嫡系第18軍軍長陳誠也自江西吉安致電蔣介石，稱部隊已經欠餉近2個月，伙食無着。故2月16日蔣介石不得不致電財政部長宋子文，苦苦哀求經費：“日既在滬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與河南伙食必日緊一日，接濟必完全斷絕。請兄能在南昌運存一千萬元，鄭州運存二千萬元之中央鈔票，則政府尚可活動，軍隊亦可維持，或能渡此難關，不致崩潰，此為中（正）最後之哀求，望兄設法助成之。” ^[24] 

2月16日，為敦促第五軍和十九路軍加強團結並努力殺敵，蔣介石致電第88師師長俞濟時並轉第五軍張治中軍長：“今日兄等決定在淞滬原陣地抵抗到底，奮鬥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團結，為我黨國爭光。……希與十九路軍蔣蔡兩同志，共同一致團結奮鬥，對於蔣總指揮（指蔣光鼐）命令，尤當切實服從，萬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於此處表現民族革命精神，決意犧牲，更待何時？可將此意轉告全體將士，努力保持本軍之光榮歷史為要。” ^[25] 

2月18日，蔣介石再電張治中、俞濟時，要求第五軍與十九路軍加強團結，切莫因爭戰功而鬧不愉快：“抗日為民族存亡所關，絕非個人或某一部隊之榮譽問題，我前方將士應徹底明瞭此義。故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為我國民革命軍全體之榮譽，絕無彼此榮譽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之所畏忌，且亦必為反動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者）之污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為要。” ^[26] 

同日（18日），日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向蔡廷鍇發出最後通牒，該通牒的要求已經超過南京囯民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囯民政府外交部乃表示：“中國在滬駐軍，為保衞 中國土地計，迫不得已，亦惟有從事自衞，奮鬥到底而已。” ^[27]  蔣介石同意中 央駐蚌埠的4隊飛機、留江西的2隊飛機，全數連同廣東方面支援上海的飛機飛滬參戰。 ^[21] 

2月21日，蔣介石調第14軍衞立煌部第10師（師長李默庵）、第83師（師長蔣伏生）星夜兼程入浙增援滬戰，同時命陳誠第18軍，如不得已，先擊退紅軍對贛州的攻打後迅速增援上海。 ^[28] 

2月22日，蔣介石致河南省主席劉峙，命令駐河南的第1師胡宗南部自當夜起秘密啓程，“每夜只開一團至兩團為止，到滁州與浦鎮間各車站下車，徒步行軍至江邊過江”。24日，蔣介石再次命令第1師務必在27日前抵達浦鎮。 ^[29] 

2月23日，蔣介石下令第9師（師長蔣鼎文）3月3日前星夜兼程集中至杭州，不得有誤。 ^[29] 

2月25日，蔣介石令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在乍浦、鎮海、温州等地加強防務，嚴密警戒。 ^[30]  同日，鑑於瀏河一帶河岸適宜日軍登陸，蔣介石特地致電囑咐十九路軍，注意瀏河方面防務，應準備3團兵力。（《蔣總統秘錄》第8冊第167頁）

2月26日，因前幾日廟行大捷，蔣介石致電張治中、俞濟時：“各師經費與給養品尚足用否？……自經二十二日廟行鎮一役，我國我軍聲譽在國際上頓增十倍，連日各國輿論莫不稱頌我軍精勇無敵，而倭寇軍譽則一落千丈也。望鼓勵官兵奮鬥努力，併為我代為獎慰也。” ^[30] 

同日，下令駐浙贛邊界的第36旅（旅長戴嶽）調滬杭沿線東側地區，以資戒備。 ^[31] 

2月27日，蔣介石下令第14軍軍長衞立煌所部第10師、第83師“盡數乘民船秘密東下至荻港以東、蕪湖以西登岸候令”。 ^[32] 

2月29日，原駐蚌埠、一二八事變後調至南京鎮江附近的第47師（師長上官雲相）之第4團抵達崑山。3月1日，47師主力齊集崑山，並於當晚馳赴嘉定、太倉間增援。

3月2日，因日軍於瀏河登陸攻擊我軍側背，十九路和第五軍被迫撤退至第二防線，蔣介石致電指示蔣光鼐：“現軍既移至南翔、嘉定、太倉一帶，為便於長期抵抗起見，急應構築預備陣地，以資準備。”

3月3日，第9師先頭部隊抵達常山；4日，第9師、第10師部隊抵達杭州。

淞滬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任命陳銘樞擔任京滬鐵路方面防衞，為左翼軍總指揮，蔣鼎文為右翼軍總指揮。蔣鼎文率領第二軍、第十四軍自江西移師滬、杭，在川沙、楓涇、吳江構築第一線陣地，並於嘉善、平湖、乍浦構築第二線陣地，積極佈防，策應十九路軍抗戰。 ^[33] 

此時，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被十九路軍敢死隊潛水炸傷，日本國內震動；且因勞師動眾，戰事難以速決。為此，23日，經日本內閣會議決定，火速派遣陸軍增援。於是參謀本部決定成立上海派遣軍司令部，由前田中內閣陸相白川義則大將接替植田，增派第十一師團(師團長厚東篤太郎中將)、第十四師團(師團長松木直亮中將)和飛機一百多架來華，以便在上海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

經過多次增兵，白川統率下的上海日軍兵力已達9萬餘人、軍艦80艘、飛機300架，戰鬥力驟增。當時中國守軍總兵力不足5萬，裝備又差，而且經一月苦戰，傷亡比較嚴重，左側太倉瀏河地區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揮官正面進攻失利的教訓，決定從翼側瀏河登陸，兩面夾擊淞滬守軍。指揮第9師團等部正面進攻淞、滬，以第3艦隊護送第11師團駛入長江口，從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陸，疾速包抄守軍後路。3月1日，日軍在鬧北、江灣、廟行各方面都發動了進攻，用重炮、野炮、鋼炮以及飛機連續轟炸，步兵則乘勢進擊，白刃相搏，雙方傷亡均重；與此同時，白川密令第11師團，利用瀏河方面中國兵力單薄的弱點，在七丫口、楊林口、六濱口等地強行登陸，侵佔瀏河。瀏河的失陷，使中國軍隊側、後方均受嚴重威脅，於是，不得已於3月1日晚全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即嘉定、黃渡之線)。2日日軍攻佔上海。3月3日，日軍佔領真如、南翔後宣佈停戰。 ^[34] 

上海抗戰發生後，南京政府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因此在抵抗之際，一面照會歐美各國和國聯，要求“履行其條約之責任”。由於上海戰爭直接威脅到各帝國主義利益，因此，迫使他們採取比對待九一八事變較為積極的態度。正因如此，在上海戰爭過程中，由英、美、法出面奔走的“調停”一直不斷。

事變第二天（29日），駐上海的英美領事即出面調停，中日述成停戰三天的口頭協議；但實際上日軍並未停止進攻。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國各自照會中日兩國，“提議停止衝突；(一)雙方根據下列條件，立即停止各種暴力行為；(二)兩國間此後不再有動員或準備任何敵對行為；(三)在滬中、日作戰人員，退出彼此接觸地點；(四)設立中立區，分離雙方作戰人員，以保護公共租界，該項地區由中立國軍警駐防，各種辦法．由領事團擬定；(五)兩國一經接受該項條約後，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據非戰公約及十二月九日國聯決議案之精神，在中立國觀察者或參與者協助之下，迅速進行商議，以解決一切懸案之事宜……。”南京政府對於這一有損中國領土主權的提議，基本表示同意。而日本卻提出在上海、漢口、天津、廣州、青島等大商埠周圍，劃一不住兵區，寬十五至二十英里，以對抗英、美等五國共管上海的計劃。

1月29日，中國駐國聯總代表顏惠慶受國內指示，在國聯理事會第六次會議上發言，就日本進攻上海提請國聯關注，並聯繫到東北事件，主張國聯章程第十條（關於尊重聯盟各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的條款）和第十五條（關於聯盟理事會對有斷交之虞的糾紛進行審查的條款），應適用於日本的對華侵略。國聯理事會不顧日本反對受理了中國提案。次日，國聯秘書長提議組織“國聯委員會”赴上海調查中日衝突，後又決定成立“上海調查委員會”。中方代表當即表示同意。南京政府對國聯干預上海戰事抱有很大的希望。

2月4日，蔣介石日記雲：“只要不喪國權，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難以接受之條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機，與之交涉；不可以各國干涉而我反出以強硬，致生不利影響也。”

國民政府為及早結束淞滬戰爭，除歐美列強的調停外，還另闢了一條直接談判渠道。何應欽在報請蔣介石同意的情況下，派軍政部次長陳儀和陸軍步兵學校校長王俊直接與日軍謀和。王俊10日同日軍第九師團參謀長（原日本駐滬使館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將談判。

2月12日，中國代表依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九款，請求召集國聯特別大會處理中日糾紛。國聯理事會不顧日本代表的極力反對，20日決定將中日衝突移交國聯大會處理，並以3月3日（日內瓦時間）為大會開會日期。

2月下旬，美國國務卿亨利·劉易斯·史汀生也再次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國公約》等必須維護。2月23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以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的書信的形式，申述維護中國門户開放政策及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認主義”的立場，表示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何影響我們政府及人民在華權利的任何局勢，或任何該兩國所訂立的違反此等公約條款的條約或協定”。24日，美國政府將這封信轉交給國聯秘書長、中日兩國政府及英法等國。同時，美國政府還決定派代表出席即將召開的、討論中日問題的國聯特別大會，希望促成中日雙方的停戰談判，儘早結束上海戰爭。但另一方面，就在日本準備加派軍隊援滬時，史汀生又對日本駐美大使出淵表示，美國政府不鼓勵制裁日本的行動。（中華民國史第8卷第68—69頁）

2月28日晚，中國外交代表顧維鈞應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凱萊之請，偕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到英艦“肯特號”，與日海軍司令野村及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岡洋右會晤。在凱萊的居間調停下雙方磋商三小時，達成諒解事項五項：“一、雙方同時撤退；二、不得提議永久卸除吳淞或獅子林炮台問題；三、雙方之撤退由中日委員會會同中立國視察團監視之；四、撤退區域照舊由中國官吏治理，並由中國警察維持治安；五、中國軍隊退至真如，日本軍隊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築路地段。俟雙方上述撤退完竣，中國軍隊退至南翔，日本軍隊退回艦上(此最後一點交由將來續開之會議討論之)。又議定，如中、日政府贊同此項假定諒解，則雙方正式外交軍事代表再舉行一正式會議，以完成此項辦法。 ^[35]  ”29日，中國政府對五項內容做了同意的回覆，但日本政府卻未予回覆。

但“肯特號”會談也非毫無意義，國聯理事會主席彭古獲悉“肯特號”會談詳情後，於2月29日召開國聯理事會第十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調停上海事件的四點計劃，大意為：在各國駐上海文武官員的幫助下，迅速締結停戰的地方性協定，然後由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各國代表召開圓桌會議，就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居民的安全保證措施和為解決其他問題而進行措施。隨後，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國代表一致表示贊同該計劃，中國代表顏惠慶、日本代表佐藤尚武也都原則上表示大致同意。

但3月2日，因日軍迫使中方後撤到第二防線，日方態度又強硬起來，提出了四項苛刻條件，再次要求中國軍隊先行後撤才停止攻擊，日軍撤兵只先撤至上海及吳淞地區，並不願受中立國監督撤軍。中國政府對此明確表示了拒絕。3日，日軍再次發動進攻。同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召見日駐美大使出淵，指責日本一面接受國聯2月29日決議一面又繼續擴大軍事行動的做法。

1932年3月初，由於日軍偷襲瀏河登陸，中國軍隊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線。3月3日，日軍司令官根據其參謀總長的電示，發表停戰聲明。同日，國聯決議中日雙方下令停戰。24日，在英領署舉行正式停戰會議。

中國代表為外交部次長郭泰祺、軍事代表戴戟、黃強等七人，日本代表為駐中國公使重光葵、軍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會議。談判中雙方爭論之點頗多，而在日軍撤退時間、地點問題上尤為激烈。27日，蘭普森對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條。28日至30日雙方連續討論無結果，會議陷於停頓。中國遂將上述問題提交國聯特別委員會解決。4月19日，國聯特委會通過決議草案十四條，但日方對於其中第十一條聯合委員會職權之規定，陸軍認為干犯了統帥權，表示堅決反對。經蘭普森的調解，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時棄權，表示默認。於是30日在國聯大會上，將蘭普森修改的決議草案通過。

由此，《中日停戰協定》得以在5月5日予上海簽訂 ^[36]  。

淞滬停戰協定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條，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敵對行為。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條，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崑山、蘇州一線。

第三條，日本軍隊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區，一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之前。但鑑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方。

第四條，為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代為委員。該委員會並協助佈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

“協定”之二、三、四條均有“附件”。“附件一”規定中國軍隊駐紮之具體地點；“附件二”規定日本軍隊駐紮和可以使用之地區；附件三”規定共同委員會之組成。

中國代表在宣讀《協定》條文時，發出兩次聲明，但並未作為附件而附屬於《協定》文件之內。中國的聲明，一是關於《協定》第二條的聲明，説中國方面在停戰會議討論此條時，曾聲明：“雙方瞭解，本協定內，對於中國軍隊在其領土內之調動，並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並説：“當時雙方同意，此項聲明於該項會議時業經接受。”而是關於《協定》第三條的聲明，説：“雙方瞭解，按照第三條，日軍暫駐區域內之市行政權，包括警察權在內，仍由中國當局行使之。日軍之暫用該項地點，於上海市政府之工作，不得有任何妨害。”此外，中國政府同日在南京發表了一個有關《協定》的書面聲明，宣佈將設置特別警察隊，以維持臨近上海租界的撤兵區域內的治安與秩序。

日軍的撤退分為四批實施。第一批自5月6日起，日軍主力部隊向連接獅子林—楊行—大場—真如之線以東地區撤退。第二批至5月9日中午止，撤出嘉定、南翔、瀏河等地。第三批，至5月10日中午，撤出羅店。第四批，從獅子林—楊行—大場—真如之線全部撤退。5月12日中國首都保安隊接管閘北，19日接管江灣，23日接管真如，24日京滬鐵路恢復全線通車，同日接管吳淞炮台。5月31日，日軍除海軍陸戰隊及憲兵共2500人以外，全部撤離上海。中國調北平保安隊1000人由瑞士教練統帶赴上海維持治安，另派國軍第二軍精鋭步兵2營駐淞滬警備司令部所在地龍華。至6月17日，淞滬鐵路以東、沙涇港以西、公共租界以北，虹口方面越界築路周圍地域的日軍海軍陸戰隊，全部撤入越界築路地域以內。至此，除《停戰協定》所允許日軍暫駐的丁區（閘北日本墳山）內的警察權尚未恢復外，所有日軍退出地區，完全恢復上海市政府的行政區與警察權。至7月17日，日軍最後撤離丁區，由中國方面派保安隊予以接收。至此，日軍全部撤出公共租界和虹口越界築路以外之地區，全面恢復“一二八事變”前之原狀。

日軍：約9萬人：第三艦隊、混成第二十四旅團、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師團；

中國軍隊：不足5萬人：十九路軍；第五軍（張治中）。 ^[34] 

據中方戰報，一二八淞滬抗戰中一共斃傷日軍10254人。而據日方資料，在侵略上海的戰爭中合計傷亡3091人：其中日軍陸軍戰死620名，負傷1622名；海軍戰死149名，負傷700名。 ^{[37]  [44]} 

據中方戰報，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合計總傷亡14104名（陣亡4274名、受傷9830名）。其中十九路軍傷亡官兵8792名；第五軍傷亡官兵5312人。 ^[38] 

淞滬抗戰中，國民政府先後補充十九路軍槍彈1060餘萬發、手槍彈49.8萬餘發、各種炮彈7.34萬餘顆、手榴彈16.7萬餘枚、步槍1500支、機關槍130挺、各種火炮73門。補充第五軍槍彈760餘萬發，手槍彈3萬發、各種炮彈1.6萬餘顆、手榴彈5萬枚、步槍1600支、機關槍12挺。 ^[39]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民被日軍飛機大炮狂轟濫炸，死亡6080餘人，受傷2000餘人，失蹤10400人，共計損失了16億元的財產。戰爭一開始，日軍就出動飛機，有目的地對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等文化部門施以濫炸，使中國最大的、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全部被燒燬，東方圖書館所收藏的數百萬卷書籍資料，包括“涵芬樓”所藏的10多萬冊宋版、元版珍貴古籍圖書和清乾隆年間繕寫的四庫全書，先遭炮火焚燒，後又被日軍劫掠。據當時新聞報道，日軍以卡車搶運燒剩的書籍達7天之久。 ^[44] 

在中國十四年抗戰中，一·二八淞滬抗戰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它是十四年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十四年抗戰的重要起點之一。其中所體現出來的團結一致、不畏強暴、敢於犧牲、追求正義的精神，不僅激發了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意志和決心。是十四年抗戰中中國軍隊第一次與日軍的全面對抗和較量，也是局部抗戰階段給予日軍沉重打擊的一次戰役。它遏制了日軍的囂張氣焰，為全面抗戰爭取了寶貴的備戰時間。

九一八事變後，由於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日軍在東北如入無人之境。由此，日本在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竟揚言“三小時佔領閘北”“十二小時搞定上海”，氣焰甚為囂張。但是，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將士發揚禦侮衞國的愛國精神，抱定“不抵抗無以為人，不抵抗無以救國”的決心，氣吞倭寇，血濺滬野，造成日軍傷亡過萬。這一戰局的出現，讓不可一世的日軍在國際上的所謂聲譽一落千丈，不得不最終接受國際調停。 ^[46] 

一·二八淞滬抗戰使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第一次高潮得到空前體現。共赴國難、抗日圖存的凝聚力轉化為同仇敵愾、奮勇抵抗的戰鬥力，中華民族的團結和自信得到增強。中國軍人的英勇抵抗，與九一八事變後的潰敗逃跑，氣象截然不同，使得全國上下瀰漫的亡國滅種低落情緒一掃而光。使得十四年抗戰開始贏得國際關注和支持，改變了國際人士對中國抗戰形勢的認知，有力推動了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有力展示抗戰主張、決心和組織能力的重要時機，構建領導全民抗戰的重要陣地。 ^[40] 

1932年5月5日，雙方在上海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又稱《淞滬停戰協定》）。協定規定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安亭、崑山、蘇州一帶地區駐軍，而日本可進駐“若干”軍隊。國民政府一味地依賴外交手段和依靠大國來解決爭端，堅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導致了最終局面。而英美等大國沒有及時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將引火燒身、自食其果。 ^[41] 

一·二八淞滬抗戰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第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畏侵略的精神。在民眾抗戰熱情的鼓舞和推動下，國民黨內一批要員馮玉祥、孫科、吳鐵城、李宗仁、陳銘樞等以通電、講話等形式催促國民黨政府支援19路軍，也堅定了中國守軍的抗日信心；就連閻錫山也贈送了急需的重迫擊炮數門，炮彈600發，被守軍視為貴物。中國守軍能夠支持月餘，與全國民眾的堅決支持是分不開的。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曾感動地説：“淞滬之役，我軍得民眾莫大之幫助，近者簞食壺漿，遠者輸財捐助，慰勞獎飾，永不敢忘。此同仇敵愾之心，使吾人感奮欲涕。” ^[42]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坐落於萬里長江入海口的上海市寶山區，是一座全面反映“一•二八”、 “八•一三”兩次淞滬抗戰和上海人民14年抗日鬥爭史實的專題紀念館，是一個集社會教育、休閒旅遊為一體的上海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廣州市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位於廣州市天河區水蔭路113號，是為紀念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中陣亡將士，於1933年主要由華僑捐資建成，是“一·二八”淞滬抗日重要紀念地之一，也是廣州市一處保存完好的抗日戰爭紀念建築羣,更是日本侵華在廣州市留下的一個重要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