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文漢

沙文漢（1908一1964），浙江寧波人。早年考入寧波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半年後轉入甲種商業學校。192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夏在寧波帶頭參加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愛國鬥爭。1926年夏畢業後回鄉從事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成立村中共支部，任書記。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1927年秋任中共寧波市委監察委員，兼管東鄉農民運動。11月任中共奉化區委書記，參與組織發動奉化農民暴動。1928年1月轉移至上海，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學習，擔任共青團法南區委書記。1929年夏擔任中共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7月赴蘇聯入莫斯科列寧學院深造，攻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1930年結業後於5月回國到上海，被派任共青團法南區委書記。同年秋被調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工人部部長兼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部長，從事秘密的工會運動。1931年後因患重病休息，暫時失掉組織關係。1932年2月赴日本東京，考入日本鐵道學校，並重新接上中共組織關係。1934年秋回到上海，經中共組織安排，不久重返日本東京。1935年10月因在東京同上海失去組織聯繫，又回到上海，幾經周折終於接上關係。1936年後參加文化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同年冬任全國各界救國會組織部幹事。1937年春擔任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委員，參加重建統一的上海黨組織的準備工作。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並分管上海學委和文委系統工作，後兼省委軍委書記、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參與領導開展蘇南、蘇北等地抗日遊擊戰爭。1940年春曾任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1942年秋隨省委撤到淮南抗日根據地。1943年起先後任中共華中局黨校教務處處長、中共淮南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城工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中共華中分局城工部部長，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並分管南京、杭州的地下工作。1948年秋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員會副書記，主持指導策動中國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和第二艦隊的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廳廳長、浙江大學校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4年12月擔任浙江省省長兼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同年12月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身處逆境中，仍堅定信念，埋頭歷史研究，寫成7萬字的《中國奴隸社會探討》一書。1964年1月2日沙文漢在杭州浙江醫院含冤病逝，終年55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平反昭雪，1982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給他徹底平反，恢復黨籍，恢復政治名譽。 ^[4] 

沙文漢早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他受二哥沙文求的影響，開始接觸《嚮導》、《中國青年》等進步刊物，同時，初步瞭解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主張。1925年春，年僅17歲的沙文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翌年6月，他放棄大哥沙孟海為他介紹的銀行工作，回到家鄉，接替二哥沙文求的工作，擔任沙村黨支部書記。當時，正值北伐戰爭之際，工農運動日益高漲。為了配合農民運動的展開，寧波地委決定將鄞縣沙村與奉化松岙、馬頭三個黨支部合併為中共忠義區部委員會(又稱“鄞奉部委”)。卓蘭芳為書記，沙文漢任組織委員。為配合夏超獨立，他們發動奉化松岙、楊村等八個村的農民，手執大刀土槍，攻打設在翔鶴潭村的鹽局和税關，繳獲長短槍十幾支，沒收七間鹽倉的食鹽。後很快失敗，這一次反苛捐雜税運動也旋即被鎮壓，沙文漢曾一度避往鎮海。1927年元旦，乘浙軍第一師獨立、寧波段承澤軍閥部隊聞風逃遁之際，中共忠義區委員會又組織發動奉化各區鄉數千農民進城配合縣城大橋的學生和其他市民，轟走了奉化縣的知事，大大推進了農民運動的發展。

事隔不久，1927年4月10日以後，蔣介石國民黨在寧波發動“清黨”。寧波地委及其各支部均遭破壞，近百名黨團員遭逮捕，沙文漢被通緝，其母親和五弟被抓，沙文漢被迫到上海避難，他“憤怒到極點，誓不能與中國國民黨兩立”。八七會議後，中國共產黨決定發動各地武裝起義反抗中國國民黨的清黨。9月間，接浙江省委命令，沙文漢重回寧波工作。初任市委監察委員，協助寧波市委恢復黨的組織和發動羣眾的工作。不久，被調到鄞奉邊區整理舊部，組織暴動，主要任務是要奪取寧波及奉化城，同時成立中共奉化區委，沙文漢任書記。在他的領導下，區委迅速組建農軍，籌辦武器，發展黨的組織。至12月底，奉東、鄞東組織了一千左右的農民，並建成了九個支部，共一百多名黨員，收拾了十來支長短洋槍和幾十支土槍。然而，由於此前消息已經走漏，中國國民黨在鄞縣蘆浦等地大肆搜捕，農軍骨幹數人被捕，兩處機關被毀，區委與各地的聯絡也已中斷，致使暴動未動而止。沙文漢在山上被圍了幾天，最後成功脱險。

沙文漢無法在家鄉立足，被迫來到上海。一面通過大哥沙孟海的資助進入東亞同文書院學習，一面從事中國共產黨黨團工作，先後擔任上海青年反帝同盟的黨團書記、上海法南區團的區委書記、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蘇省委青工部長兼上海總工會的青工部長等職。由於白色恐怖，黨組織損失嚴重。沙文漢也曾幾次失掉與黨組織的聯繫。1933年至1935年，為尋找組織關係，沙文漢與妻子陳修良一度流亡日本，參與國際、國內情報系統的工作。1936年4月，黨中央派馮雪峯重建上海地下黨併成立臨時工作委員會，調查、整理在職工人、學生、婦女中以及文化、戲劇界等方面得以保存下來的黨組織和黨的工作陣地。沙文漢參與其中，主要負責清理文化界和學生界的黨組織。1937年秋冬間，上海地下黨的統一領導機構中共江蘇省委正式成立。沙文漢任宣傳部長，主管文委和學委，領導上海文化界和學生界的黨組織，直至1942年秋江蘇省委撤離上海。在此期間，沙文漢在文化戰線線上卓有貢獻———

首先是撰寫了大量時事、政治、經濟方面的文章。沙文漢畢業於寧波商業學校，1929年到蘇聯少共國際學院學習了半年。在日本時又大量閲讀了《資本論》等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因此文化理論水平很高。當抗日救亡的浪潮日漸高漲，沙文漢憑藉對日本及世界大勢的瞭解，以叔温、陳叔温為筆名在《世界知識》發表了一系列的國際時事評論。他一方面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提醒人們提防日寇以各種藉口作掩護來攫取我國的領土和各種權利；另一方面，他揭示“日本的軍備雖然非常強大，但因為經濟上財政上的貧弱與社會的不安定，毫無疑義的，在侵略戰爭時，它的兵力，不論在數量上與質量上，必須打個極大的折扣”，以此來消除人們心中的恐日病。此外，沙文漢還在《東方雜誌》、《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中國農村》半月刊等雜誌上撰文，公開號召民眾組織游擊隊進行全民族抗戰，宣傳了我黨的人民戰爭和游擊戰爭的政策。

其次是組織領導黨的抗日文化事業。1937年11月，日寇佔領上海，英法租界成為孤島。雖然條件惡劣，但上海作為全國的文化中心仍然聚集了許多著名的文化人如：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鄭振鐸、孫冶方等。沙文漢便和這些戰友們和衷共濟，利用一切形式，衝破敵偽的文化封鎖，堅持領導抗日文化事業。他先後主編省委主辦的黨內秘密刊物《真理》和《黨疆的生活》，宣傳黨的基本知識和政策方針。他又利用羣眾團體出版公開的刊物和報紙，如《每日譯報》、《導報》、《譯報週刊》、《上海週報》等。其中《每日譯報》和《導報》曾連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影響很大。為了出版進步書籍，沙文漢指導文委團結一批進步文化人士，以復社的名義，先後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魯迅全集》、《續西行漫記》、《資本論》等著作。1939年4月，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又借美商好華圖書公司的招牌出版《時論叢刊》，大量刊載周恩來、朱德、項英、陳毅的文章，並轉載列寧和共產國際的一些文章。這些進步報刊和書籍，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窗口。沙文漢還與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劉少文、文委書記孫冶方等商議，以文委出面開辦上海社會講習所(後改為社會科學專科學校)。講習所共辦了四期(後被迫停辦)，為黨培養了一大批革命幹部。

再次，沙文漢還負責“外縣工作委員會”，接替張愛萍擔任江蘇省軍委書記，領導上海、江蘇地區的抗日武裝鬥爭，先後開闢了蘇（州）常（熟）太（倉）游擊區，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游擊區，建立了江北特委、青浦工委，領導抗日武裝鬥爭。在浦東地區，省委還領導了以連柏生部隊為主的游擊隊。但由於浦東範圍狹小，游擊隊難於發展，大部分便轉移至浙東，成為浙東遊擊縱隊的基礎，1940年春夏間劃歸新四軍由譚震林統一指揮。

毛澤東曾經説過：“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沙文漢深知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活躍在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的舞台上，參與領導“文化界救亡協會”，團結各黨各派人士開展抗日活動。

國共內戰中，他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城工部長、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宣傳部長兼任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副書記。為了配合解放軍前線作戰，沙文漢和上海局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等一起繼續致力於統戰工作，致使國民黨後院起火。

國民黨發動內戰後，變本加厲地加強了對國統區思想文化界的控制。許多進步人士被捕殺，許多進步報刊被查封，形勢十分嚴峻。沙文漢憑着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重建文化工作委員會，團結進步文化人士，嚴格執行黨的隱蔽政策，利用各種方式與敵人周旋，或公開或隱蔽地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介紹國共雙方的戰爭實況。沙文漢和文委還特別關心影劇界的工作。1948年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上海影劇協會，廣泛聯絡影劇界羣眾，做好上層統戰工作，擴大了黨在上層人士中的影響。

內戰爆發以後，國統區人民反戰呼聲日漸高漲。為了配合人民解放軍打擊中國國民黨的軍隊，進一步推動國統區人民的反蔣鬥爭，上海局決定因勢利導，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為突破口，上海等地同時發動“反飢餓、反內戰”運動。1947年5月，震撼全國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爆發了。毛澤東稱之為“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鋭鬥爭”，是“第二條戰錢”。這條戰線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軍的作戰，加速了人民革命勝利的進程。

1948年下半年，國共內戰進入戰略決戰階段。勝利在望，上海局專門成立策反工作委員會，張執一任書記、沙文漢任副書記。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國民黨海陸空軍紛紛宣佈起義。僅沙文漢直接參與策劃和指導下起義的就有：中國國民黨軍艦“重慶號”（這是中國國民黨最大的軍艦）在上海起義；張權起義；中國國民黨空軍俞勃駕機在南京起義；國民黨九十七師在南京起義，師長王宴清還帶來了絕密的江防地圖。這些起義的成功，給國民黨政權敲響了喪鐘，加速了南京、上海的解放。在解放上海時，沙文漢和戰友們一起還做好護廠護校和維護治安的工作，協助解放軍順利接管。 ^[5] 

第一，信念堅定，勇於獻身。他自從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就義無返顧，特別是在白色恐怖嚴重、許多人對革命喪失信心紛紛脱黨的情況下，仍始終如一地追隨共產黨。1932年，他曾作詩《自勉》：“吾道無人識，頻年獨苦行；貧遭街犬侮，病妒塞雞鳴。楚國雖三户，秦王徒萬兵；勿雲時未至，有志事方成。”期間由於環境的嚴酷，他曾三次失去與黨組織的聯繫，但都想方設法去尋找，甚至漂洋過海尋到日本，直至找到，為黨獻身的信念堅定異常。正如他在《燈蛾》一詩中所自喻：“燈蛾也會矢堅貞，爭取光明拼一死，了此微生”。

第二，亦文亦武，認真負責。他文能寫詩文，組織領導對外宣傳和文化統戰工作；武能組織發動工農運動、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策動兵變等。他不但理論政策水平很高，而且工作協調能力很強。

第三，夫唱婦隨，兄弟同心。沙文漢妻子陳修良，1927年加入共產黨，曾先後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委書記、南京市委書記等職務。沙家兄弟五人，除大哥著名書法家沙孟海外，都是共產黨人。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家庭。 ^[5] 

哥哥：沙孟海、沙文求

弟弟：沙文威、沙季同 ^[6] 

妻子：陳修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