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儀

蔡儀（1906～1992），字南冠。文藝理論家，美學家。1906年生於湖南省攸縣淥田鎮橋頭屋的書香門第。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系，1926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9—1937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和九州帝國大學。1937年回國參加抗日救亡。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受黨指派參加上海青運工作。1948年任華北大學教授，1950年在中央美術學院任教授。並先後兼任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教授。1953年調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文藝理論組長，研究所領導成員，1978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碩士和博士生導師。

民國十一年（1922）考取長沙長郡中學。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文學部。早年寫過一些作品，曾是沉鍾社的一員。1929～1937年留學日本，先後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學部和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7年回國參加抗日救亡工作。不久，開始美學理論和文藝理論的研究。1938年在湖南文化抗敵救援會工作。1939年起在郭沫若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從事對敵宣傳研究工作。 1942年著述《新藝術論》，同年冬開始撰寫《新美學》。

抗日戰爭勝利後到上海參加青年運動，主持《青年知識》雜誌。1946年在上海大夏大學及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任教。1948年任華北大學教授，年底赴華北解放區，1949年1月在華北大學二部國文系任教。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並先後兼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教授。1953年調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任研究員，以主要精力從事美學和文藝理論的研究。1992年2月28日逝世。

蔡儀（1906-1992），湖南攸縣人。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是我國較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美學的學者。1906年6月2日出生，取名“壽生”，號“南山”；後讀《左傳》，慕鍾儀，自名“南冠”；1932年在《東方雜誌》發表小説《先知》時始用筆名“蔡儀”。幼讀私塾，16歲考取陳子展、鄭業建執教的長沙長郡中學，1925年考取北京大學預科，外文分科學的是日語，教師是周作人和張鳳舉。大學期間從事小説和詩歌創作，先後寫了《夜漁》（發表於《沉鍾》）、《可憐的哥哥》（發表於《莽原》），與沉鍾社成員陳煒謨、馮至、楊晦等建立了終生友誼。1929年創作小説《先知》（發表於《東方雜誌》）。

蔡儀因參加革命活動而在北京大學輟學，於1929年東渡日本留學。他先是考取東京高等師範哲學教育系，學習四年，其中三年作中國學生會負責人。因對文學感興趣，孜孜追求、鍥而不捨，遂於高等師範畢業後，又考取了九州帝國大學日本文學系。那次帝大校方錄取過程中事先得到一個外國學生要報考的信息，依例可以降低分數錄取，卻遍尋而不得——原來蔡儀是以日本學生身份參加考試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的。

蔡儀在日本進一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思想。年代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出版很多，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活動也很興盛，有一個“唯物論研究會”，不但出版唯物論全書，還組織一些學術討論會，宣傳馬克思主義。蔡儀説：“我是它的會員。那時的唯物論著作和馬克思主義書籍，有些是從蘇聯翻譯的，有些是日本學者自己寫的，寫作者往往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觀點，不同觀點的書我都讀，對照比較，收穫更大。1933年，日本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文學藝術問題的文獻，包括論述現實主義和藝術典型問題的文章、書信，還有馬克思《手稿》的部分內容，那時的名字叫做《〈神聖家族〉的預備著作》。我覺得，模模糊糊的路，一下子照亮了。這對我後來的學術研究影響很大。”

直到1937 年夏，蔡儀在九州帝大學分修滿，休假回國。不久，抗戰爆發，蔡儀全身心投入抗日活動，先是在長沙、武漢從事抗敵宣傳研究工作，1939 年1 月以後，在郭沫若領導的“三廳”（後來是“文化工作委員會”）研究敵情，撰寫和編輯政治、文化方面的《敵情研究》小冊子。1941 年皖南事變後，進步人士的政治宣傳工作已經不能做了，於是蔡儀重操舊業，開始研究文藝理論和美學。先寫了《新藝術論》，於1942 年在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接着寫了《新美學》，1947 年由上海羣益出版社印行。這兩本書以馬克思主義大無畏的批判精神，逐個檢點從西方介紹過來的各種美學思想和文藝理論觀點，一一予以解剖，專心以辯證唯物論立場、方法去考察、研究美學和文藝問題，努力建造新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為當時的中國美學和文藝理論界吹進一股新風，沁人心脾。蔡儀的這項學術工作得到郭沫若和馮乃超的大力支持和鼓勵。郭沫若看了《新藝術論》手稿，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予以肯定，並在全體人員大會上進行表揚，號召大家向蔡儀學習；還將書的第一章在他創辦的雜誌《中原》第一期作為打頭文章發表。

1945 年底，蔡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6 年他到上海，先是在新知書店做編輯，主編《青年知識》雜誌，發表沈鈞儒、平心、楊晦等著名學者的文章。後又在大夏大學作歷史社會學系教授，教世界通史、古代西亞諸國史、古希臘史、歐洲文藝復興史，還教過藝術社會學，撰寫過《從罕謨拉比法典看巴比倫的奴隸制度》和《蘇末人原始國家的建立》等重要學術論文，發表在當時的《歷史社會季刊》（上海大夏大學出版）上。從1947 年秋起，又兼任杭州藝專教授，講藝術理論。1948 年秋，蔡儀離滬經香港，再轉華北解放區，在華北大學二部國文系教授中國新文學史，講稿於1952 年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以《中國新文學史講話》書名出版，並且由日本學者金子二郎譯為日文，發行數萬冊，發生重要影響。80 年代蔡儀夫人喬象鍾去日本訪問時，日本一些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還向她問起《中國新文學史講話》的作者蔡儀。“文革”前夕，越南科學院的青年學者阮進德來我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進修中國現代文學，點名要蔡儀先生做導師，也是因為那本《中國新文學史講話》。蔡儀從不張揚自己，更不説自我吹捧的話。但是，惟獨對這本《中國新文學史講話》表示滿意，1972 年對該書的自我評價是：“我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至今仍然自信比一切後來大部頭的幾種同類著作在發展線索上講得清楚，雖然沒有被人認為是學術著作，人們也不認為我搞過新文學史。”

1950 年4 月，蔡儀調到中央美術學院任教授兼研究部副主任，1952 年又兼副教務長；1953 年調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和文藝理論組組長（研究室主任），直至去世。這期間，他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活動是參加了50 年代的全國性美學大辯論。這是在中國政治運動和政治批判接連不斷、政治幾乎掩蓋一切的特殊環境中少有的基本屬於學術本身的自由辯論活動。他們在激烈的學術交戰中迸發火花，各自申説和闡發自己的美學主張，形成各具特色、三足鼎立的美學學派，對中國現代美學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蔡儀在這場辯論中留下的學術成果是一本充滿激情的《唯心主義美學批判集》。50 年代蔡儀還寫了一些文藝理論文章，論述現實主義問題，結集為《論現實主義問題》，進一步深化了他在40 年代闡發的現實主義理論思想；同時他還主編了《文藝理論譯叢》和《古典文藝理論譯叢》，吸收錢鍾書、卞之琳、戈寶權、葉水夫、田德望、朱光潛、李健吾、辛未艾、金克木、陳冰夷、陳佔元、曹葆華、商章蓀、傅雷、楊業治、楊周翰、蔣路、錢學熙、繆朗山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和翻譯家做編委，發表了一系列外國理論名篇，在當時處於相對封閉狀態下的中國學界，對介紹和借鑑西方美學和文藝理論思想作出了重大貢獻。1960 年，蔡儀受命主編《文學概論》教材，經歷文革，直到1980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作為全國高校教材，發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在70年代末我國進入新時期後，蔡儀煥發學術青春，直至去世前的二十幾年，以耄耋之年，夜以繼日，一直忙着改寫《新美學》，主編《美學原理》（後被定為全國高校教材）和《美學論叢》、《美學評林》等刊物，以及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指導研究生⋯⋯常常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每當學術會議，賓館中夜裏休息最晚的往往是這位白髮老人。蔡儀把他的整個生命都獻給了美學和文藝理論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為楷模。 ^[4] 

（概述圖片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