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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襄九郡
鎖定
荊襄九郡荊襄九郡源流
“荊襄九郡”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地理概念，尤其是在愛好三國時事的大眾歷史認知中廣為流行。但是，該概念並不是時人語，而是後人在藝術創作中追敍當時形勢而創造的一個詞彙。因明代羅貫中撰寫《三國演義》時，採納了這一觀點而名聲大噪，直接影響到人們對三國荊州地理的歷史認知。
“荊襄九郡”最早出現在元代雜劇劇本中。元代人稱“小漢卿”的雜劇家高文秀擅長寫“水滸戲”和“三國戲”，其傳世劇作中有一劇名《襄陽會》，其中部分片段如“我如今要差一人持着我的書呈直至荊州牧，劉表是吾之宗親，鎮守荊襄九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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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荊襄九郡”的説法。除此之外，高文秀所撰《襄陽會》劇本中不止一處使用了“荊襄九郡”及類似的提法。這些使用“荊襄九郡”的故事片段大致可定位於劉表主政荊州時期，“荊襄九郡”實則劉表主政的荊州的代稱。
到來日會眾將，聚三軍，拜賢士統領荊襄九郡兵馬大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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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羽，字雲長，河東人，漢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襄九郡事，壯繆漢壽亭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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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小説《小五義》已不僅僅限於三國時事，而是以宋朝史事進行的小説創作，並且也使用了“荊襄九郡”的提法。
由此看來，到明代中後期，荊襄九郡這一説法便已多有流傳，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作為一個看似合理的歷史地理概念繼續使用。但需明確，這一概念只是後人的“以今代古”，即以虛構的歷史地理觀念去敍述三國時期的荊州地理，純屬杜撰。一般只在通俗話本、小説等歷史演繹的載體出現，從未在正史中出現過。如果真正要追溯三國時行政區劃設置，我們也可以輕易地發現，“荊襄九郡”這一稱謂是難以成立的。
荊襄九郡荊州八郡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作為南方核心的荊州屬郡，也因戰況發生了較大變動，北三郡（南陽郡、南郡、江夏郡）析置出多個新郡。據《後漢書》記載，蒯越向劉表獻計曰：“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李賢引《漢官儀》注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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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漢的較長時間段內，荊州只有七郡，直至東漢末年，才逐漸分立出多個新郡。至少在初平元年（190年）之時，荊州屬郡變為8個，多章陵郡，故時人語“荊州八郡”。再至建安十三年（208年），荊州屬郡上升為12個，此後又陸續遞增數個新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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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襄九郡變故
三國時期荊州主人經歷了以下8個階段的變化：
2、劉表死後，荊州歸屬劉表的兒子，劉琮。
4、赤壁之戰後，曹操北撤，但仍佔據荊州北部的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再加長江北的江夏一部分，孫權則在原有江夏南部的基礎上，發動南郡之戰命周瑜等將奪取了南郡，且使劉備進佔武陵、零陵、桂陽、長沙四郡，自此荊州大部歸劉備所有。
5、南郡之戰後，劉備由周瑜分得南郡南岸地，但隨自身勢力擴大於是劉備向東吳“求都督荊州”，但受到周瑜等人反對。後由於周瑜病逝，西進蜀地計劃擱置，為避免戰線過長。孫權在魯肅的建議下，將南郡治所江陵讓出，即‘借荊州’的由來。劉備因此佔據了荊州南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陽郡、長沙郡五郡和江夏郡的夏口一城，曹操佔據荊州北部的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再加江夏郡一部分，孫權佔據江夏郡江南部分。
6、公元215年，孫權見劉備已取得蜀地，便索要荊州，劉備言取涼州後再歸還荊州。孫權便派呂蒙諸將取下長沙、零陵及桂陽三郡。此時曹操發兵漢中，劉備為避免兩線作戰便與孫權就荊州南部歸屬，進行和談，達成中分荊州的協議。雙方以湘水為界，江夏郡、桂陽郡、長沙郡歸孫權，南郡、零陵郡、武陵郡歸劉備。而北方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再加江夏郡一部分仍然歸屬曹操。
7、公元219年冬，呂蒙偷襲荊州，俘殺關羽，奪得荊州南郡、武陵郡、零陵郡三郡。自此孫權擁有荊州南郡、零陵郡、武陵郡、長沙郡、桂陽郡五郡以及江夏郡南部，而曹操擁有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及江夏郡一部分，劉備則完全退出荊州。
荊襄九郡總結
荊州是三國時期的軍事戰略要地。曹操在赤壁之戰後，因失荊州而使統一中國的霸業不能實現；劉備得荊州而立，最終入主西蜀而與曹魏、東吳三分天下，但由於荊州的歸屬問題，導致孫吳偷襲荊州，吳蜀聯盟破裂，形成長期與魏對峙的局面，終被曹魏所滅；吳國藉由背盟，得到荊州南部全境，達成‘全據長江’的戰略目的，使東吳成為最晚滅亡的國度，也奠定了未來幾百年的南北朝乃至中國歷史上南北之爭的基礎。
在中國歷史上，荊州這片富庶土地，因其獨特地戰略意義和軍備資源，上演着一次又一次的成王敗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