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鍾達

胡鍾達（1919—2000），男，漢族，江蘇寶應人，著名歷史學家。他主要從事世界古代史、蒙古史、社會經濟形態、歷史比較、歷史哲學、史學理論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40年秋，胡鍾達考入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次年秋，轉入武漢大學歷史系，並於1944年畢業。1946年，在上海《文匯報》當編輯。同年秋，入職蘇州東吳大學文學院任講師。1948年春，入聘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先後任助教、講員、講師，1956年晉升副教授，同時兼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11月，胡鍾達奉教育部調令，支援創建內蒙古大學，歷任歷史系主任、名譽系主任、教務長、副校長。1979年以後，曾擔任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副理事長、理事長、名譽理事長，曾任內蒙古自治區第四屆政協主席、內蒙古自治區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兼任中國民主同盟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1988年離休後，仍堅持學術研究。1992年，回到北京。2000年9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他的主要學術成果彙集於《胡鍾達史學論文集》（1997），其中包含《關於奴隸社會中奴隸的數目問題》（1956）、《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階級基礎》（1957）、《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建城年代初探》（1959）、《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1960）、《十三世紀蒙古社會性質》（1962）、《明與北元——蒙古關係之探討》（1984）、《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評“五種生產方式”説》（1982）、《再評五種生產方式説》（1986）、《“五種生產方式”問題答客問》（1988）等文章。

胡鍾達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長期從事世界古代史、蒙古史、社會經濟形態、歷史比較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胡鍾達學術生涯的發展歷程中，他逐步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並最終成為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早在武漢大學求學期間，胡鍾達就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雖然彼時的他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積極涉獵馬克思主義思想，並反對國民黨的統治。胡鍾達在少年時期就酷愛閲讀史書，1941年轉學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學習，先後發表了三篇論文，展現了其史學天賦，他關於蘇聯問題的畢業論文也令導師楊人楩非常賞識。楊人楩1937年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導師是法國革命史專家湯普森。楊人楩回國後，進入武漢大學（抗戰期間，遷至四川樂山）講授西洋史。1938年，時任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朱光潛，因反對國民黨黨化教育命令，維護學術獨立民主自由之尊嚴，組織全校教師罷教。此舉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曾邀請他到延安根據地參觀。朱光潛在罷教鬥爭後，轉入武漢大學任教務長。1945年朱光潛北上，任北京大學西語系主任，受到地下黨的影響，思想更加進步。與朱光潛交往頗深的楊人楩，此時也積極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參與發起成立了九三學社。1946年，朱光潛推薦楊人楩到北大歷史系教授西洋史。1946年，胡鍾達在上海《文匯報》從事編輯工作不久，便在楊人楩的推薦下，入職蘇州東吳大學文學院任講師。1948年春，胡鍾達又在楊人楩的推薦下，到北大歷史系任助教，教授西洋史。從抗戰勝利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間，朱光潛、楊人楩和胡鍾達三人交往甚密。他們以民主人士的身份進行活動，擁護共產黨、反對國民黨。

此外，同時期的一些資料也從側面證明胡鍾達積極接觸馬克思主義。翻譯家楊靜遠在她的回憶錄《讓廬日記》裏寫道：1944年，她結識了“中共在武漢大學的地下黨員胡鍾達”。二人頻繁的思想交流讓楊靜遠開始瞭解共產黨，並進一步接觸到中共的報刊和書籍，如《延安一月》《新華日報》《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等，“1945年4月2日，胡鍾達借給我一本《西行漫記》，我必須看它，我得抓住每一個認識共產黨的機會”。此事説明胡鍾達積極學習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1946年春，重慶多個進步團體組織了一場座談會，知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濟濟一堂，熱議時政。胡鍾達不但認真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而且表現出了實事求是的精神。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新舊政權更替之際，對舊學術的改造也逐漸開始。此階段，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北京大學進行了多次學術交流和對話。其中，1949年9月，郭沫若、范文瀾等到北京大學召開座談會，話題圍繞“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何以如此長久”而展開。胡鍾達從自己所學的西洋史出發，也發表了見解，“然諸君未作解答而罷，相約下次再開會討論之”（周文玖：《史家、史著與史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從此事可以看出，胡鍾達對學習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思想感興趣，並加速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曾就讀於北大的史學家王敦書在一次訪談錄中提道：胡鍾達“重視馬列主義理論，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來分析與認識歷史，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則是指導我們學習整個世界古代史的經典著作”（王敦書訪談錄，2007年1月18日，節選自《中國歷史評論》第九輯）。1957年，從胡鍾達發表的論文《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階級基礎》可以看出，他已經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歷史問題，且思辨清晰，功力頗深。 ^[2] 

1957年，內蒙古大學成立。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教育部從國內著名大學抽調一批學術骨幹教師支援邊疆學科建設。時年38歲的胡鍾達年富力強，且已被評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條件符合，被選中派往內蒙古大學，擔綱歷史系主任，籌建歷史學科。接到工作調令後，具有使命感的胡鍾達服從黨的安排，懷着對教育和學術的一腔熱忱，開始了長達35年的內蒙古支邊生活。1958年開始，他全力組建內蒙古大學歷史系。胡鍾達去內蒙古大學，得到了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的全力支持。翦伯贊同意了他從歷史系選帶助手，並參與1958年畢業生分配。胡鍾達最終帶了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的吳榮曾和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周建奇，並從畢業生中選了黃時鑑等四人，到內蒙古大學工作。除了北大以外，胡鍾達還請來了中國人民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名校的教師和畢業生。

內蒙古大學的籌建是周恩來總理和烏蘭夫副總理關心支持的大事。胡鍾達除了籌建歷史系以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那就是組建蒙古史教研室。除了金啓孮研究近古北方民族史外，教研室的其他人都是蒙古史研究的新手。面對蒙古史研究人才匱乏的情況，胡鍾達堅持不懈，發掘培養自己的學生。早期除了黃時鑑外，還有1957年9月已經先期分配到內蒙古大學的北大歷史系蒙古史研究生周清澍，以及1961年北大歷史系畢業的蒙古族學生林沉（即亦鄰真）、薄音湖和郝維民等。周清澍師從三位元史大家，而林沉則通蒙語蒙文。事實證明，這些學生後來都成了享譽學界內外的蒙古史專家。胡鍾達籌建學科、創辦專業、培養新人、重視教研，內蒙古大學歷史系逐漸形成了一支以名校青年人才為核心的師資隊伍，為內蒙古大學歷史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蒙古史教研室於1962年更名為蒙古史研究室，1982年又發展成獨立的蒙古史研究所。“文革”後期，研究所完成了《元史》點校工作。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內蒙古大學的蒙古史研究團隊已聞名國際學術圈。

胡鍾達除了在籌建歷史系和蒙古史教研室方面具有突出貢獻外，還在蒙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影響力至今仍在。胡鍾達擱置了自己的本行世界古代史研究，也為了鼓勵和培養蒙古史方面的青年教師隊伍，毅然投身於明代蒙古史研究。他選擇《呼和浩特史話》作為集體研究的開始，負責寫作了歸化城建城史。1959年，發表了《呼和浩特舊城 （歸化）建城年代初探》，後又完成了《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前一篇提出了呼和浩特舊城建城時間的問題，從幾十種古代史料中抽絲剝繭，對歸化城建城時間做了詳細的考據論證，為以後學者如薄音湖等研究提供了選題。而後一篇，構建了明代呼和浩特地區歷史的框架，成為後來該課題研究的基礎，可謂開創了此研究範式的先河。在當時的條件下，既無前人的研究可供借鑑，又沒有良好的科研環境。他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這兩篇具有真知灼見的宏文，頗為不易，由此可以看出胡鍾達深厚的史學功底和堅強的治學毅力。

1984年，胡鍾達發表了他在明代蒙古史研究領域頗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章《明與北元——蒙古關係之探討》（《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第5期）。該文通過豐富的史料，論證了北元（蒙古）和明朝分別認為自己是元朝的正統繼承者，是那時中國“正統”旗幟下兩個對峙的政權。他提出的明與蒙古對峙構成中國古代“第三個南北朝”這一觀點，日益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第三個南北朝”這一觀點原本是內蒙古大學歷史系曹永年於1981年初步提出的，但胡鍾達通過深挖史料和精巧縝密的邏輯論證，使這個觀點得到充分證明，文章高屋建瓴、持之有故，引起社會巨大反響。該文影響巨大的原因還在於，它是我國元朝史學上的一個重大難題，而且涉及現實中的蒙漢關係，胡鍾達的文章為該問題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總之，雖然胡鍾達在明代蒙古史研究領域發表的文章數量並不多，但影響了一大批後學，為我國蒙古史研究作出了貢獻。 ^[2] 

胡鍾達一生的主要學術研究成果集中在《胡鍾達史學論文集》中，除了有關明代蒙古史的三篇論文外，其餘各篇都是研究古代社會經濟形態或與此有關的論文。如前所述，在北京大學時期，胡鍾達就已經開始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進行歷史教學了。他先後發表了《關於奴隸社會中奴隸的數目問題》（《光明日報·史學》1956年8月2日）和《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階級基礎》（《歷史教學》1957年第6期）兩篇論文。其中，《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階段基礎》一文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史觀，在肯定勞苦大眾是推動歷史主要因素的基礎上，強調奴隸主中的關鍵人物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體現了胡鍾達非凡的膽識和實事求是的治史風範。

改革開放初期，胡鍾達復職歷史系主任，併兼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此時的蒙古史教研室也脱離歷史系自立門户了。胡鍾達迴歸了老本行世界上古史研究，並重新把研究重點轉向了自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就關心的社會經濟形態問題上。20世紀50年代史壇“五朵金花”盛極一時，其中的“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眾説紛紜，莫衷一是。他先後發表了《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評“五種生產方式”説》（《內蒙古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再評五種生產方式説》（《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五種生產方式”問題答客問》（《文史哲》1988年第6期）等系列文章，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中國古代奴隸制的開始時間是一個重要問題。有鑑於此，胡鍾達開始探究奴隸制方面的問題。1980年他發表《從“阿加”看授產奴隸的典型並論授產奴隸在農業生產上普遍使用的原因》（《武漢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他通過對過去涼山彝族“阿加”這個羣體的考察，分析奴隸社會中奴隸種類的問題。他認為雖然“阿加”階層有房產和土地，有別於完全被剝奪的“典型奴隸”，可以被稱為“授產奴隸”，但奴隸身份是無疑的，因為阿加沒有人身自由，被奴隸主完全佔有。阿加與農奴有本質區別。該篇文章從一個地區的案例分析為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劃分提供了創新性的參考。為了進一步解決奴隸社會中是否存在非奴隸制經濟的問題，如農奴制、租佃制等制度，1980年胡鍾達又寫了《關於奴隸社會的經濟結構問題》（《世界史學術討論會文集》），認為“在奴隸社會中，租佃制和農奴制總的發展趨向是奴隸化”。將其論證為“主導生產關係説”即奴隸制主導論。胡鍾達敢於承擔學術攻堅的治學態度可見一斑。

胡鍾達的研究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中關於經濟形態學説的發展。他推動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中社會經濟形態學説的再認知。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曾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胡鍾達對這個問題作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胡鍾達認為馬克思所説資本主義產生以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奴隸制的”以及“封建制的”三種社會經濟形態，其實都是封建制（廣義的），並對奴隸制社會的複雜性進行了細微的探討。因為從生產工具、生產力水平和生產力性質考察，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算是自然經濟佔主導下的農業社會。所謂“奴隸社會”中的奴隸並不一定比封建社會中的奴隸多，奴隸制與農奴制長期並存。這一論點提出後，在國內外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

他對西方古史分期的研究推動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史觀。胡鍾達探討了古希臘羅馬奴隸制和歐洲封建制的關係問題，並第一個談到奴隸社會中奴隸的數量問題，質疑古希臘古羅馬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的意義。進而提出關於歐洲封建社會開始的時間問題。加之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觀點的分析，進一步加強了學術界“中西有別”的意識，對於“西方中心論”中的古典時代和封建社會的概念與理論都具有解構的意義。

總之，胡鍾達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與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獨立思考，並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治學風範分不開。他的研究對豐富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時其治史態度也啓發了後學。 ^[2] 

除了“社會經濟形態”研究以外，20世紀80年代胡鍾達在社會發展道路和中西古代比較研究方面同樣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些觀點至今仍影響深遠。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論世界發展的不平衡性》（《史學理論》1988年第1期）和《古典時代中國希臘政治制度演變的比較研究》（《內蒙古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兩篇文章。

胡鍾達的《論世界發展的不平衡性》，認為歷史上世界各種文明的社會經濟形態的依次更替是人類發展的趨勢，但“不可機械地認為，各種文化與文明都是同步同態向前發展的”，各文明發展道路存在着明顯的不平衡性。關於世界各個文明發展早晚和先後，他提出了一套帶有規律性的分析框架，併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進行了宏觀的、歷史的論證。文章縱覽古今中外的重要文明和發展階段，旁徵博引、視野寬廣、立意高深，體現了胡鍾達關於此類問題積累了淵博的知識，且具有獨到的見解。

在《古典時代中國希臘政治制度演變的比較研究》一文中，胡鍾達系統地比較了古代中國和古希臘文明的異同，着重從政治制度角度對比了專制王權和民主政治。胡鍾達認為，王權強弱、對外擴張方式和結果、農業經濟基礎決定了政治制度的發展。古代中國的專制王權是適應軍事擴張而產生的，“在地主經濟和小農個體經濟的基礎上，只可能出現專制王權和大一統專制皇權，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經濟相當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可能發生民主政治”。歷史發展的隨機性體現在世界歷史上卻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影響。希臘古典文明同在古代世界綿延不斷的華夏文明遙相輝映，各有千秋。

胡鍾達能夠始終站在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的前沿，觀點別具一格，思想不斷髮展和他運用對比研究方法是分不開的。胡鍾達從學生時代就學習世界史，始終重視歷史比較研究。當他與郭沫若等人座談時，往往以自己所學的世界史知識提出不同觀點。這一思維方式對於學術研究價值極高。從胡鍾達1957年撰寫《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階級基礎》，到1996年發表《古典時代中國希臘政治制度演變的比較研究》，同一話題通過幾十年的不斷研究和思考，其思想性和學術性更加成熟。也可以看出，比較研究方法貫穿他的研究始終。在進行中西方比較研究時，胡鍾達以一種高度自覺的歷史比較研究意識，從全局出發，把中國歷史放到整個世界文明發展史的大背景中，辯證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思考和認識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關係，對它們的特色、貢獻和侷限性做出了準確的把握和客觀的評説。同時，胡鍾達又堅持微觀和宏觀相結合，通過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微觀的和具體的歷史比較，從理論層面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多樣性與統一性、共性與個性、規律性與獨特性等宏觀的理論問題。

他的中西比較研究對推進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胡鍾達一直致力於通過對外國曆史的深入研究，更好地認識我們自身的歷史發展道路和文化傳統，從中規劃出未來的發展方向，實現歷史學在當代中國的價值。 ^[2] 

除了上述重大問題的貢獻外，胡鍾達在中國世界古代史領域和教育事業的貢獻值得我們重墨一書。他是新中國成立後世界古代史研究領域的開創者之一，為中國的古代世界史研究和學科建設做了很多奠基性的工作。

胡鍾達積極參與學術交流組織的建設。他和吉林大學林志純同為我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大家。改革開放之初，二人通力合作籌建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該研究會於1979年8月中旬在長春成立，胡、林分別被推舉為副理事長和理事長。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學術共同體的成立標誌着我國世界古代史學科專業化的肇始，其為國內世界古代史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切磋搭建了學術平台。

胡鍾達培養了大批世界史學科的人才，桃李滿天下。他對世界歷史學的奉獻，從教書育人開始，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胡鍾達就在講授“世界古代史”，教學內容充實，語言生動，邏輯性強，深受學生的歡迎。他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北京大學和內蒙古大學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唯物史觀的世界歷史專業的學生。他善於發現和培養人才，在內蒙古大學很快建立起了一支強有力的師資隊伍，其中不乏成名成家者。

胡鍾達籌建了內蒙古大學世界史學科，也參與多個學校編寫了世界史相關教材和開發課程。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期間，他編寫的《世界古代史講義》就被有關部門審定為全國普通高校的教學參考書。1957年調入內蒙古大學後，籌建了歷史系，並帶領教師按照教學計劃開發出了全部課程。胡鍾達還長期擔任內蒙古大學的領導工作，為教育事業嘔心瀝血。到1989年胡鍾達患病離休時，內蒙古大學由原來的6個系8個專業發展為17個系40多個專業，有20個碩士點，5個博士點，擁有專職教授近百人。內蒙古大學的蒙古語文、蒙古歷史等學科的研究工作均居於國內或國際的前列。這一切都傾注着他的心血。

胡鍾達在學術研究領域形成的一系列獨樹一幟的觀點、系統理論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實事求是的治學風範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者。他對社會經濟形態問題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20世紀80年代社會經濟形態研究領域內的代表學者之一。

特殊的時代、特殊的學術經歷，使得胡鍾達從中國的社會現實出發，肩負歷史使命感、責任感，逐漸成為一名成就斐然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無論是在中國世界史學科的學術貢獻、治史風範、學科建設、教育事業，還是社會活動方面，胡鍾達都作出了貢獻。2019年8月，“紀念胡鍾達先生誕辰10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內蒙古大學隆重召開。研討會上，來自全國20多所高校的40餘位著名學者參加了會議，緬懷胡鍾達在高等教育、社會活動等方面的重要貢獻，總結了他在史學理論、世界古代史和蒙古史方面的學術影響，也對其學術思想、治學風範和研究方法等作了總結。胡鍾達的學術思想博大精深、體系宏大，至今仍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有着重要影響。 ^[2] 

1959年胡鍾達開始研究蒙古古代史，側重於十四-十七世紀的蒙古史。主要論著《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建城年代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豐州經濟的恢復和歸化城的誕生》（《內蒙古大學學報》1960年第1期），《十三世紀蒙古社會性質問題》（《紀念成吉思汗誕生八百週年蒙古史科學討論會集刊》，內蒙古歷史學會編印，呼和浩特，1962年10月），《〈俄國·蒙古·中國〉漢譯本序言》，（《俄國·蒙古·中國》[英]約·弗·巴德利著，吳持哲，吳有剛譯，胡鍾達、陳良壁校，商務印書館，北京，1981年9月）。《明與北元-蒙古關係之探討》（《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第5期）。

“文革”結束以後，胡鍾達對社會經濟形態問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問題和古典時代中國、希臘政治體制的演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尤其是對有關社會經濟形態問題的研究,如《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簡評五種生產方式説》（《中國史研究》，1981.3）；後又修改增補發於《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2），《再評五種生產方式説》（1986.1），《“五種生產方式”問題答客問》等文章，認為過去所説“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東方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都是廣義的封建社會。所謂“奴隸社會”中的奴隸並不多，封建社會中的奴隸也不少，奴隸制與農奴制長期並存，是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社會。把這樣一個社會強行再劃分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在生產力的發展上缺乏明確的、劃時代的標誌，在生產關係上是“剪不斷、理還亂”，強行劃分，實在是庸人自擾。這一論點提出後，在“五種生產方式”説業已根深蒂固的國內外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再評五種生產方式説》一文廣泛引用中外原始材料和國外學術成果，在我國社會形態研究文章中屬罕見。成為我國80年代社會經濟形態研究領域內的代表性學者之一，為“無奴派”五家（黃現璠、胡鍾達、張廣志、沈長雲、晁福林）之一。其主要學術成果收於《胡鍾達史學論文集》（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