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純

林志純出生在福州，幼年父親去世。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他的母親打算讓他結束在私塾的學習，去雜貨鋪當學徒。因為林志純在私塾的成績很好，私塾先生説服他的母親，讓他在私塾中當小先生，並承擔他在私塾繼續學習和吃住的費用。福州曾經是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港口，也是近代中國東南沿海文化教育的中心。 ^[2] 

童年時的林志純進入一所由父親生前故友辦的私塾學校就讀，在此，他熟讀《詩經》、《論語》、《左傳》。此後，他對歷史知識的興趣與日俱增。1922年至1925年，他進入福州工商學校高小，校長亦為其父故友，不僅不收學費還供其膳食。1925年秋，他入福建華僑中學師範科（現為福州市第二中學）學習，當時林志純僅十六歲。為承擔自己生活及學習所需費用，他在鄉間一所小學擔任教員兼抄寫員。1928年初中畢業後，他進入福州商中師範科，1931年畢業，其間亦半工半讀，維持個人及家庭所需。林志純在貧苦中堅持求學的精神感動了很多人，故多得親友幫助。商中師範科畢業後，由親戚介紹在福建法委會任事務員，該會設在福州商會。利用這個機會他又進入商會所協辦的商立小學（後改名為福商小學，現為福州市第四中學）任教員，不久任校長，直至1938年春。此時，他雖然立志終生從事小學教育，但因抗戰爆發，福州危急，學校必須遷徙，他才決定離職深造。1937年至1938年，林志純開始學習英文，並從事寫作和翻譯與歷史和國際時事相關的文章，發表於當時福建僅有的一兩種雜誌上。

1939年，林志純入上海大夏大學（現為華東師範大學）學習，師從著名學者王成組教授，並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旁聽英語。在大學期間，他靠招收補習生、在中學兼課、寫稿來支付學費及生活費。1944年，大學畢業後他回到福州，在當時已籌辦的海南銀行籌建處任秘書。同年秋，福州再次淪陷，他來到南寧一家難民救濟會擔任義務秘書。1945年春遷徙到了永安，在省銀行的一所福利小學當教員。當年秋冬再次回到福州，在福州的一所中學任教員。

1946年春至1950年春，林志純一直在上海大夏大學歷史系任教，從講師升為副教授，同時還兼任上海新聞專科學校歷史系教授，主要教授中國史和外國史。林志純精通英語，曾多次在《字林西報》等上海著名西文報刊上發表英文文章，並開始在上海俄僑開辦的俄語班學習，涉獵拉丁語。1949年新中國誕生，根據國家需要，林志純於1950年秋離開上海來到現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至今，從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林志純教授原為國內公認的秦漢和魏晉南北朝史專家。20世紀50年代，他開始致力於世界古代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幾十年來，他以填補學科空白為己任，承擔了多項國家重大研究課題，進行了大量的基礎性和開創性工作。他創辦了中國史學界第一本世界古代史專業刊物《古代世界史通訊》及西文版《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雜誌》，第一套中外文對照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叢書》，創建了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及中國第一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因其在上古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卓然成績和多方面奠基性的貢獻，林志純蜚聲於國內外史學界。林志純是國內史學界的泰斗，同時又是一位治學嚴謹、德高望重、極受學生愛戴的師長。他注重對世界史人才的培養，先後培養出古典學、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碩士研究生與博士研究生，為國家輸送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骨幹。

1950年秋，林志純受教育部的委任，到長春今東北師範大學任副教授。當時他是帶着《史記》、《漢書》、《清史稿》、自編《秦漢史及魏晉南北朝史稿》來任教的。來校後，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服從學校安排，從中國史教學與研究轉為世界古代史及中西古典文明比較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林先生在不惑之年之所以有膽量轉變科研方向，除了他有熾熱的愛國熱情及獻身祖國史學事業的雄心壯志外，還與他艱難曲折的求學經歷所鑄造的堅忍不拔的性格和不斷開拓創新的品格有關，同時也源於他多年積累的深厚功底和視科研為第二生命的高尚情操。林志純“轉向”之時，中國世界上古史研究稱得上是一片未被開墾的荒原。他以拓荒者的姿態，篳路藍縷，以啓山林，進行了多項奠基性的工作。

為開展中國世界古代史教學與研究，林志純晝夜不捨，從事翻譯和著述。他譯出了蘇聯學者狄雅可諾夫和尼科爾斯基1952年編寫的《古代世界史》一書的原始社會、古代東方和古代希臘三編，於1954年春由中央教育部油印分發各校參考，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鉛印刊行。其後林志純又與史亞民合寫《古代世界史》一書，於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較早的一本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寫成的世界古代史教科書，其教學和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林志純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特別是世界古代史領域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翻譯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長文，於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發表。眾所周知，這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間所寫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巨大手稿的一部分，內容艱深晦澀，翻譯更為困難，中國學術界久聞此稿，渴望一讀，苦無合適譯者，為之扼腕。而林志純以一人之力，在較短的時期內將其譯出，其膽識、功力和貢獻都是非凡的。林志純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發表了一些學術論文，對世界歷史領域中一些問題展開探討。例如：《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與原始社會史上一些問題》（《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歷史]1956年第一期），《我們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載《歷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等。

林志純還致力於翻譯和編輯世界古代史領域的原始史料，以填補中國在這方面的空白。他譯出了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一書，又編行《古代埃及與古代兩河流域》史料集，兩書皆於195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1962年主編了《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上古部分）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綜上，在五六十年代，林志純為中國世界古代史學科建設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其開拓奠基功不可沒：一是正確運用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依據唯物史觀建構不同於西方學者的世界上古史體系；二是高度重視原始文獻和第一手史料，盡力收集新資料，吸收新成果，並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歷史，發表自己的見解。這主要表現在50年代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是深受蘇聯學者影響的，但正由於重視發現新材料，注意吸收新成果，又富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從60年代開始，林先生的學術研究已顯示了跳出蘇聯窠臼的端倪。這主要表現在1962年他發表的3篇文章中：《關於新發現的古希臘波斯戰爭史的一段碑文》（載1962年5月14日《光明日報》）、《荷馬史詩若干問題》（載《歷史教學》1962年第9期）和《線文B的譯讀》（載《文史哲》1962年第5期）。在這些文章裏，林先生介紹了西方最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附註大量引用了西方學者的專著，只有兩處提到蘇聯學者盧裏耶的著述。

1966年6月，“文革”爆發，大學停課鬧革命，狠批封、資、修。既洋且古的世界古代史被打入冷宮，林志純也受到衝擊。思想批判、上山下鄉等紛至沓來。但是林先生排除干擾，專心治學，在十年動亂的艱難環境裏，認真閲讀馬恩原著，儘可能注意掌握國際學術界的新資料和新成果，對人類歷史特別是古代世界史進行了深刻的鑽研、探索和反思，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超越。

1978年文革結束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建設四個現代化，百廢俱興，氣象一新，科學的春天來到了，史學界也不例外。林先生意氣風發，懷着滿腔的熱情，開始了新的拼搏，實踐着振興中國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宏偉藍圖。

1979年，在林志純的組織和指導下，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在長春成立，林志純當選為研究會理事長。20餘年來，在林志純的關心和大力支持下，研究會先後開展了6次全國代表會議，兩次國際學術會議，5次原始社會史、5次古西亞北非史、5次古希臘羅馬史和一次古南亞中亞史全國性學術研討會，起到了組織全國世界古代史工作者展開交流討論與合作研究的作用，並促進了中外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

1980年，在林志純的倡導下，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成立了西亞、北非、歐洲上古史研究室，後來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所成立以後，以古代文獻研究為基礎，開始在以古希臘和拉丁文獻為研究對象的古典學，以西亞蘇美爾、阿卡德楔形文獻、文物為研究對象的亞述學，以古埃及象形文獻、文物為研究對象的埃及學，以小亞赫梯楔形文獻、文物為研究對象的赫梯學等領域進行艱苦的攻關。在林先生的苦心經營下，研究所創建了中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國內唯一的專門藏有世界古代文明史圖書及雜誌的中西文圖書的資料室。他對資料的累積工作，為此後亞述學、埃及學、古典學、考古學、世界文明史新學科在該校的發展，奠定了極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

1979—1981年，林志純主編了《世界上古史綱》（上、下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部著作中，林志純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廣泛運用原始史料和國際學術界的最新發現及研究成果，對人類歷史上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兩大階段與具體發展過程進行了全面系統和深入的論述。特別對勞動創造人類，原始羣落和原始公社，矇昧時代和野蠻時代，農業發展與人工灌溉之發展以及文明之起源，奴隸社會前期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從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間階段，大土地所有制與小土地所有制的鬥爭，奴隸制城邦與奴隸制帝國，國家起源的三種主要形式，歐洲文明之起源、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古代西亞公社等世界上古史研究領域中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問題展開專門的探討。《世界上古史綱》一書的出版，它奠定了林志純關於古代世界從城邦到帝國發展的理論體系，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世界史學界關於古代城邦問題的討論和研究。

林志純還接連發表了《孔子述在所反映的古代中國城市國家制度》（載《歷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和《從〈春秋〉稱人之例再論亞洲古代民主政治》（載《歷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等一系列論文，運用他關於古代城邦制觀點來研究中國的早期國家政治制度。

作為中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開拓者，林志純腦海中不僅思考如何迎頭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水平，他還考慮應該為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古代史做點什麼。1986年，林志純創辦西文版《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雜誌》（JAC），刊登中外學者在這一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強與國外同行的交流。1988年，林志純與周谷城、吳於廑、週一良、任繼愈、張政烺等九位著名學者聯合發起，由他本人擔任主編的《世界古典文明叢書》投入運作。由林先生撰寫的“叢書緣起”這樣寫到：“為了把西方古典文明引進中國，把中國古典文化向世界傳播”，“這套叢書採用中外文對照印本：近東古典文獻採用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的拉丁音譯與中文對照方式，西方古典文獻採用希臘文、拉丁文與中文對照方式，中文古典文獻則採用中國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現行文字與英譯對照方式。”這是一項浩大的跨世紀工程，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按照叢書設想，單就中國古典文獻而言，就須把從甲骨文、金文、先秦直至魏晉南北朝的所有文獻全部譯成英文。目前叢書已有8部專著面世，其中的兩部《古代中國紀年》和《孔子的政治——論語》，是林先生本人編著的。1997年，在中國第二屆世界古代史國際研討會上，英國牛津大學高級研究員戴麗真誠地説：“現在我們可以傾聽到中國學者從你們的角度探討世界古代文明史的聲音，並從中學到一些在西方學不到的東西了。”

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志純主編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一書。該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城邦史綜論》，由林先生撰寫，下篇《城邦史名論》，則由其他專家學者執筆。在此書中，林先生進一步豐富、深化了他的古代城邦普遍説的理論，對城邦與城邦的聯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古代城邦政治形式發展的4個階段以及古代城邦的歷史人物（改革家和獨裁者）等4個專題進行了深入的考察。

隨後，林先生又發表了《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載《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三期）等多篇論文。199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林志純撰述的《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專著。在這部力作中，林先生對古代文明世界與中西古代文明，特別是古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創始時期和全盛時代展開了廣泛深入細緻的研討。

經過20多年的思考和探討，林志純構起了關於整個古代世界歷史的史學體系，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論深度，可謂貫通中外，博大精深，令人耳目一新，其思想著作的學術價值與學術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林志純教授不僅對古史學研究方面貢獻巨大，已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學術專著十幾部，可謂著作等身、學貫中西、造詣精深。但他的心血更是在培養高層次人才上。

1950年開始，林志純在該校歷史系講授世界古代史課程。1955年，蘇聯派出第一批專家來華訪問講學，其中世界古代史方面的專家就在該校授課。該校歷史系辦起了全國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為期兩年，學員來自全國各重點大學從事世界古代史的青年教師。與蘇聯專家合作指導研究班的教師，就是林志純教授。林志純不是簡單地以蘇聯專家為主，配合他做些工作，而是胸懷全局，獨具慧眼，力圖以研究班為基地，培養一批年輕的史學英才，以開墾一片空白的中國世界上古史園地。林先生嚴格地指導和督促學員，要求他們既要領會馬克思主義理論，又要學會俄語和英語兩門外語；既要聽好蘇聯專家講課，熟悉一般的教材和講義，又要鑽研和翻譯第一手史料及原始文獻。他因材施教，根據學員的不同興趣和條件，鼓勵他們不僅要掌握整個世界古代史的總體內容，而且要互相分工合作，對世界古代史領域內不同時期、地區和方面的專史進行更高層次的研究。通過研究班的培養，林先生在祖國大地各個角落播下了種子，造就出毛昭晰、劉家和等新中國第一代世界古代史的人才。

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底子薄，基礎弱，人才少，存在大量學術空白，尤其是多種古文字無人精通。林先生即使在古稀之年仍然發宏願立大志，決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困難，扭轉這種狀態。他聯合周谷城（復旦大學）和吳於廑（武漢大學）二老，一再發出加強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呼籲。1984年，教育部決定在東北師大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創辦世界古典文明史學習班，每年還招收亞述學、赫梯學、埃及學和西方古典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生及博士生，自此，他又陸續培養了郝際陶、王乃新、吳宇虹、拱玉書、令狐若明、金壽福、傅永東、張強、黃洋、顏海英、陳旭、李政、王麗英等第二、三代學者。其中比較優秀者，在林先生的奔走及努力下，得到了出國深造的機會，有的已經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使中國有了第一批熟悉乃至精通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亞楔形文字和古希臘拉丁語的中青年研究者。

林先生不僅嚴格要求學生認真學習，而且對他們關懷愛護，無微不至。僅以80年代後事為例，1982年至1983年，郝際陶赴希臘留學。林先生以70歲的高齡，不辭千里之遙，親自到北京機場兩次送迎。1993年，林先生慷慨解囊，私人資助張立春、劉豔文參加留學生預備班學習，而後赴德深造。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林志純教授一生淡泊名利，專心治學，無私無慾，所思所想都是世界古代史研究乃至學科的建設與發展，無愧為人師表的典範，學界楷模。

林志純因病於2007年11月14日在福州去世，享年97歲。

能是把最難的語言和專業交給我，讓我為祖國學術界攻克難關，至今我感謝老師對我的信任。

以後的事實證明，老師是最希望看到亞述學和埃及學兩個空白學科在中國建立起來的。81年畢業時，老師留我和際陶留東北師大任他的助教，後又招收我們兩人為國內首批博士生，希望我的亞述學攻關任務繼續進行。在我們之後，81年唯一的碩士生拱玉書（因政治分低，未能成為出國生）被指定為亞述學專業，畢業後他同樣被留校任職並讀博士，後被老師派往德國慕尼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在北大任亞述學教授，成為林老師學生中的佼佼者。82年唯一的學生沈志嘉被老師推薦為赴美公費研究生學習亞述學，但她留美后放棄了亞述學。86年以後，該校德語教師、林老師的碩士生黃瑞芳被公費派往德國學埃及學，學法語的柴曉穎公費派往法國學亞述學，她們都沒有完成學位。林老師希望能研究巴比倫數學的由數學系考入歷史的馬麗自費去荷蘭，後在瑞典獲得了博士學位，留在哥德堡大學教授純數學專業。古典所培養的北大本科生、北大東語系教師薛曉枚被派往美國Johns Hopkins 大學學習亞述學，但也放棄了這一偏冷專業。上海外院阿拉伯語專業來古典所學獲亞述學的兩位碩士赴美留學後迴歸了阿拉伯語專業，留在美國。這些例子表明，林老師千方百計選拔青年學子攻讀國內空白的亞述學學科，希望攻克這一堅固的科學堡壘。雖然這些學生出於各種原因，沒能攻下這一難關，老師對她們的培養和幫助是所有受過他諄諄教導的學子們永遠感激的。許多人之所以不能堅持完成亞述學位的主要原因是她們實際上並不喜歡這一科學，之所以報考研究生是為了學位或為了出國或為了找到一個報酬好的工作。我的一個女碩士考GRE，在我推薦下，獲得了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的全額獎學金，也是不真心喜愛亞述學，又要定居美國，於是就換了計算機專業，後在美國地鐵工作。我由工科改文科，她由文科改工科，師生完成了一個圓滿的循環。人各有志，不能人盡為學者，轉向改行無可非議。可是，林老師那種忘我和痴迷於學術、捨棄安逸和名利，不畏艱險和嘲諷、一心前進而百折不回和甘當後繼者前進的鋪路石的獻身精神和高尚風範永遠使我們這些他的學生和後學諸生們高山仰止，永遠激勵和鞭策着我們在工作中不斷提高自己。

專業選定後，林老師千方百計地提高我們學術水平，爭分奪秒地充實我們知識飢渴的大腦。我們學習的方法可以是“拼命學習法”：學外語要到外語系英語本科當一年的旁聽生，聽所有的外語專業課，專請外語系黃龍教授給我們開英語課。每年暑假和寒假包括春節不能在家休息，記得有一個寒假和春節就是白天在北京社科院圖書館看書，晚上在世界史所的一個辦公室聽外國語學院的老師講英語口語。一次暑假是在北京聽北師大馬香雪老師的法語課。外語是世界史的工具，除英文外，德文、法文也必須學。專業科則請國內一流學者來長春開課：通遼師院劉文鵬（林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講埃及史，遼寧大學崔連仲講印度史，世界史所廖學盛講古希臘文和拉丁文，訪學時到杭州大學聽毛昭析講原始社會或史前史。博士期間，在美國學習亞述學的楊熾回國休暑假，林老師安排我去北京到她家學阿卡德語。

我覺得林老師好像希望我們和學問結成終身伴侶，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哲人（我在伯明翰大學的博士導師蘭伯特教授就是至今未婚，獻身學術）。複試時，林老師問我結婚沒，我説結了，他有點責怪地説；入學前説沒結婚，怎麼現在又結婚了，是不是騙我。我只得解釋説：考試前的確沒結婚，考完後結的婚。據説，拱玉書的結婚也被老師認為過早。為了不因家庭影響學習，除了假期去北京學習或外地查資料不回家外，6年碩士和博士學習期，我基本上每週住在學校晚上看書，只有週六晚上回家休一日，有了孩子也沒有時間照顧，三個月時送到個人家，長託餵養，三歲入幼兒園長託，基本沒有在家照顧他。

1982年以後，國家開始向國外派出留學生，林老師先後有兩個推薦出國考生名額（沈志嘉獲得批准）。81年8月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楊熾獲美國獎學金自費，將去芝加哥大學攻讀亞述學博士，林老師還在北京西餐廳請周老師、廖老師、我們學生為她送行。楊熾1987年成功地獲得亞述學博士學位，林老師代表學校聘請她和丈夫（David Jacobson，中文）夫妻來東北師大工作，她本人任古典所常務副所長，她夫妻對古典所的發展，特別是亞述學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郝際陶1983年公費去希臘留學一年，林老師到機場送行、迎接。看到同屆和晚屆的同學都出了國，我心裏很着急，聽到84年又有一個指標去希臘，便向林老師提出希望去希臘學習古典學的要求。林老師在家裏和我懇談了三個小時，教導我不能急功近利，為出國而出國，要堅持填補亞述學的重任，國家重視教育和科學，你一定有機會出國學習亞述學的。聽了林老師的諄諄教導，心情豁然開朗。當他最後問：：“如果你還想去，還可以去”，我的答案當然是否了，於是去希臘的名額給了中世紀史的青年教師。正如他所説，1984年我通過了教育部的英語考試，1985年被派往英國牛津大學以進修生身份學習亞述學。

到了牛津後，由於我學習努力，我的導師同意，使館批准我由進修轉入亞述學的哲學碩士課程。2年後獲得學位後，我向導師提出自費繼續攻讀博士的申請，她同意了，我也成功申請到一個資助博士的部分獎學金。然而，求學之路出現了一個挫折。這一年，牛津大學中斷多年的亞述學終身教職獲得資助得以恢復，在伊拉克英國考古學院的J. Black回來參加競聘並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教職，而我的導師沒有成功，繼續作為臨時教師。因此她通知東方學院取消了我的錄取。收到東方學院院長的通知後，心裏十分失望，但是我並不退卻。我立刻給英國也是世界最著名亞述學家之一的伯明翰大學蘭伯特教授寫信要求去伯明翰在他指導下攻讀博士，他讀了我捎去的碩士論文後，同意接受我。國內方面，林老師收到我寫給他和學校的延期回國並希望學校資助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申請後，立即找學校請求批准，郝水校長同意從學校有限的經費中撥出一定的款項資助我完成博士學位。不久學校換屆，新校長考慮到經費困難，希望我按時回國，因此學校的資助一度成了問題。後經林老師和各方面的努力，學校同意資助一年的生活費，再一次解決了難關。然而，在伯明翰，我無法在一年中拿下學位，一讀就是六年，於是生活又成了一個大問題。依靠妻子打工和自己週末和夜間打工，我逐漸地克服了生活和經濟困難。6年中克服種種困難的主要力量來自我下定的不能辜負國家和林老師對我的期望的決心。1991年下半年，楊熾因為種種原因，離開古典所和亞述學到北京工作，國內的亞述學再度空白，林老師寫信問我是否可以早些歸國，我回信説論文沒有完，還需一兩年，於是學習更加努力了。在93年我終於完成了導師和考官都十分滿意的500頁的博士論文，成功地獲得學位。想到國家交給自己填補空白的歷史使命和林老師多次催我回校挑起重任，儘管當時多數學子畢業後滯留國外，我義無反顧地立即歸國任教。

與林老師分離8年後重逢，又是校歷史學科第一個歸國的洋博士，林老師當然十分高興，十分信任我，1993到1995年中幾乎每隔幾天就打電話給我，叫我到他家討論古典所的學科發展和建設問題。1995-1997年，雖然拼命工作學習，我的成長又遇到了挫折。由於長期受到國外競爭意識的影響，回國後在升職為正教授的問題上，和所內的國內所培養的博士展開了激烈競爭。然而，由於我出國時間長，副教授時間短，屬於破格提拔，因此，連續三年申請提職，均不能通過，都輸給了比自己歲數小的同事。同時，關於古典所學科結構和專業定位的問題在所裏展開了大辯論，我由於堅決同意林老師提出的以古代文明領域各學科作為古典所的全部學科的重大提案，和一些不同意這一提案的同事產生了矛盾，人際關係十分緊張。這一時期，在雙重打擊下，心情十分暗淡，產生了離開東北師範大學的想法了。也曾多次和林老師多次談到提職失敗和調離的問題，林老師總是説：“這和學術事業比，都是小事。我在東北師大幾十年，從來沒要求過正教授，改革開放後，系裏一定要我上，我只好上了。等幾年，你會評上的。”我當時並不理解林老師的境界，但是想到如果離開古典所，就離開了林老師、楊熾和自己多少年努力創造下的中國最好的亞述學科基礎，別的學校不會有東北師大這樣好的亞述學基礎了，而且學校王校長和周書記都表示學校要努力解決我的職稱問題，於是，我決定在東北師大堅持下去。1997年，所裏全體教師都認識到繼續摩擦沒有好處，都同意了林老師提出的兩個專業領域分家的建議，於是學校順勢做出了正確決定。同年底，我的教授職稱也終於通過了。第二年，應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參加跨世紀的《蘇美爾詞典工程》編寫工作，我去美國工作了2年。這期間，林老師曾來信希望我早日回國，正好原所長因個人原因調離了東北師大，學校和林老師聘任我擔任所長，我理解這是他正式把手中的學術接力棒傳給了我。我以加倍的努力工作，公正地協調好三個學科的關係，並培養出一些有能力開展學科建設的優秀青年教師，沒有辜負他老人家對我的教導和信任。如，該校培養的博士、瑞典留學生Widell現在是英國利物浦大學亞述學講師，曲天夫、李海峯等幾位博士在廈門大學、西南大學和陝西師大開始了亞述學課程或碩士培養。在學術繼承方面，對於林老師晚年反覆強調的重大的突破性歷史理論：中國歷史發展的各階段中，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但沒有歐洲類型的封建社會，我給予了進一步發展，認為中國歷史長期存在一個國民是皇權的奴隸、家人是父權的奴隸，女人是男權的奴隸，人人都可蓄奴的奴隸制、半奴隸制歷史階段（《東北師大學報》2005，3，2006，6）。

現在，林老師高壽離開了我們，大家都萬分悲痛。不知為何，我心中常常浮現出他晚年常在的笑容，我想他老人家一定總是在為國家發達和學術繁榮而高興，為自己終身奮鬥的填述學、埃及學空白和強化古典學的目標得到實現而自豪。小詩一首，送給老師——照亮我人生的指路明燈：

老師，當我是一匹瘦弱但有志向的馬，你是伯樂大師，從平庸馬羣中選中了我，訓練了我，然後，為我指出天邊遠古的亞洲有着如彩虹一樣的美麗楔形文字寶藏，讓我不畏艱險、不怕挫折，義無反顧地奔馳騁向千里之外的偉大目標。

老師，當我是一艘在大海中行駛的航船，你是照亮我前進方向的燈塔，在黑暗中為我指明正確方向，在風浪中將我引導到平安的港灣。

老師，當我是一個迷惘在紅塵中的俗人，你是智慧的高僧和哲人，教導我看淡名利、忘卻恩怨，放棄小我世界，在讀書寫作中發現人生之快樂，在祖國的事業中尋求個人之價值。

1934年“中國人文思想概觀”（林志純），《長城》，1934,1（23）.-456。

1941年“西漢經師源流與地理分佈”（日知），《大夏校刊》，1941,1（1）.-2-4。

1946年“中國文化必趨之路”（林志純），《平論半月刊》，1946,（10）.-7-8

“解放農民第一”（林志純），《平論半月刊》，1946,（11）.-5-8

1947年“瀋陽晚意”（林志純），《大夏週報》，1947,23（6）.-4。

1949年“China’s Peasant Revolutions”（C. C. Lin），The China Weekly Review（《密勒氏評論報》），January 8,1949,Vol. 112,No. 6,P. 144。

“The Kuo Min Tang And Chinese Dynasties ”（C. C. Lin），The China Weekly Review（《密勒氏評論報》），February 26,1949,Vol. 112,No. 13,P. 315-317。

1952年“與童書業先生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日知），《文史哲》，1952年三月號（總6期），第20-22頁。

“評王譯《古代世界史》”（日知），《翻譯通報》，1952年第4期，第20-21頁。

《古代東方史教學大綱》，（[蘇聯]阿夫其耶夫 着，林志純 譯），東北教育出版社，1952年8月初版。

“古代世界與古典文明”（日知），《大公報》，1952年8月14日，第3版。

“阿甫基耶夫教授及其《古代東方史》”（日知），《光明日報》，1952年11月14日，第6版。

“原始公社制度史的分期問題”（日知），《大公報》，1952年11月20日，第3版。

1953年“奴隸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學習筆記之一”（日知），《光明日報》，1953年1月25日，第6期。

“奴隸社會之兩個階段與六個時期”（日知），《歷史教學》，1953年第3期，第13-17頁。

《古代希臘羅馬史教學大綱》，（[蘇聯]馬什金 着，林志純 譯），東北教育出版社，1952年12月初版。

1954年“古代東方史序論”，（[蘇聯]阿夫基耶夫 着，日知 譯），《歷史教學》，1954年第8期。《古代世界史（序言、原始社會、古代東方及古代希臘部分）》，（[蘇聯]В. Н. 狄亞可夫，Н. М. 尼科爾斯基 着，日知 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編審處，1954年11月第1版。

《古代世界史學習指導》，（[蘇聯]馬什金 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4年11月第1版。

“《馬克思論印度》一書中關於古代亞洲社會問題註文的商榷”（日知），《光明日報》，1954年11月25日，第3版。

1956年“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與原始社會史上的一些問題”（日知），《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1956年第1期，第39-57頁。

“論古代東方與古典世界”（日知），《世界史論文選輯（第1集）》，華東師範大學函授部編印，1956年，第140頁。

《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馬克思 着，日知 譯），人民出版社，1956年4月第1版。

《世界古代史》，（合編），東北師範大學函授教育處，1956年7月出版。

“我們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評童書業着‘從租佃制度與隸屬農民的身份探討古巴比倫社會的性質’”（日知），《歷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1-27頁。

1957年“‘史前’一詞可否使用?”（日知），《光明日報》，1957年1月3日，第3版。

“從重農抑商的傳統談到漢代政權的本質——試答郭沫若先生的質問之一”（日知），《人民日報》，1957年2月25日，第7版。

《雅典政制》（亞里士多德 着，力野、日知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5月第1版。

“漢代奴隸制應如何理解?”（日知），《光明日報》，1957年5月23日，第3版。

“敬答范文瀾先生（關於古史分期的爭論）”（日知），《光明日報》，1957年7月4日，第6版。

“古典作家所記的黑勞士制度”（日知），《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1957年第3期，第23-38頁。

“在奴隸社會里，奴隸主對農民的剝削是什麼性質的剝削”（日知），《歷史教學》，1957年第7期，第55-56頁。

《古代埃及與古代兩河流域》（世界史資料叢刊初刊）（日知 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8月第1版。

“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關鍵何在?”（日知），《歷史研究》，1957年第8期，第83-94頁。

“談談古代東方專制國家”（日知），《歷史教學》，1957年第9期，第30-33頁。

“古埃及自公元前3200年統一後奴隸制度為什麼沒有高速發展？境內氏族制度的農村公社化仍舊存在的原因是什麼？”（日知），《歷史教學》，1957年第9期，第54頁。

“古代希臘曆法簡介”（日知），《古代世界史通訊》，1957年第1期，第頁。

“幾種蘇聯出版的古代史雜誌簡介 （古代史通報、蘇聯考古學、蘇聯人種學）”（日知），《古代世界史通訊》，1957年第1期，第頁。

“幾種英美出版的古典雜誌簡介（希臘研究雜誌、美國考古雜誌、美國語言學雜誌、希臘與羅馬、美國東方文學研究公報）”（日知），《古代世界史通訊》，1957年第1期，第頁。

1958年《古代世界史》（合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0月第1版。

1959年《世界古代史史料選輯》（上下冊），（參編並譯文）北京師範大學出版，1959年10月第1版。

《經典著作簡介（初稿）》，吉林師範大學函授教育處，1959年10月。

《古代世界史（古代羅馬部分）》，（[蘇聯]В. Н. 狄亞可夫，C. И. 科瓦略夫 着，日知等 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12月第1版。

1961年“史詩‘吉爾伽美什和阿伽’與軍事民主制問題”（日知），《歷史研究》，1961年第5期，第97-108頁。

1962年“線文b的譯讀”（日知），《文史哲》，1962年第5期，第45-52頁。

“關於新發現的古希臘波斯戰爭史的一段碑文”（日知、鴻賓、文鵬），《光明日報》，1962年5月14日，第3版。

“荷馬史詩若干問題”（日知），《歷史教學》，1962年第9期，第24-32頁。

1964年《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上古部分》，（林志純 主編），商務印書館，1964年12月第1版。

1973年《古代世界史綱目（修訂稿）》（編），吉林師範大學歷史系，1973年1月。

“原始羣問題編年提綱（學習筆記）”（林志純），《吉林師大學報》，1973年第2期，第81-92頁。

“原始社會史和奴隸社會史若干問題”（《世界上古史綱》編寫小組），《吉林師大學報》，1977年第5－6期，第46-61頁。

“國家發生的三種主要形式”（《世界上古史綱》編寫小組），《吉林師大學報》，1978年第2期，第36-38頁。

“從零做起”，《吉林師大學報》，1978年第4期。

《世界上古史綱》（上冊）（編）（專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怎樣理解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志純、學盛），《世界歷史》，1979年2期，第13-19頁。

“國家和文明的起源問題”（《世界上古史綱》編寫小組），《吉林師大學報》，1979年第3期，第43-53頁。

“亞細亞生產方式—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世界上古史綱》編寫組），《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24頁。

“孔孟書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國城市國家制度”（林志純），《歷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123-132頁。

“關於雅典國家產生的年代問題”（日知、際陶），《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4期，第197-204頁。

“《春秋》經傳中的‘國人’——試論古代中國的原始民主制”（日知、亭雲），《東北師大學報》，1981年第2期，第45-55頁。

“從《春秋》‘稱人’之例再論亞洲古代民主制”（日知），《歷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3-17頁。

“用敵人頭顱用飲器-司馬遷、希羅多德同記亞歐北方民族一習俗”（日知），《外國史知識》，1981年第7期，第43-44頁。

《世界上古史綱》（下冊）（編）（專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國家”（《世界上古史綱》編寫組），《歷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39-52頁。

“這一萬年——原始史的後半章試論”（日知、亭雲），《東北師大學報》，1982年第4期，第1-6頁。

“近三十年來前陶新石器公社的發現”（《世界上古史綱》編寫組），《世界古代史論叢（第一集）》，（北京大學、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5月第1版），第25-126頁。

“新石器革命”（日知），世界古代史論叢（第一集），（北京大學、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5月第1版），第234-245頁。

“世界古代史研究·前言”，《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I-II頁。

“馬克思論三大發明（學習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部分筆記）”（日知），《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1期，第60-63頁。

“農業起源與文明起源”（日知），《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第頁。

“從君政王政到貴族政治——梭倫以前雅典政治簡史”（日知），《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第34-42、18頁。

“研究古代，認識當前”（周谷城、吳於厪、林志純），《光明日報》，1983年12月28日，第3版。

“百年來關於國家起源史研究的實際和理論”（日知），《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48-158頁。

“從君政王政到貴族政治——《毛詩·魏風》所見中國古代社會”（日知），《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3期，第36-48頁。

“血族關係和階級關係”（“《起源》是指導史前研究的光輝指南”——紀念《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發表一百週年筆談會）（日知），《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第2-3頁。

“談埃及學和亞述學在中國的成長”（日知），《光明日報》，1984年12月26日，第3版。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和恩格斯1884年的一條遺稿”（日知），《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1期，第1-8頁。

“關於原始社會有沒有戰爭的問題”，《軍事卷通訊》，1985年第5期，第頁。

“天命論與孔子的後期思想”（日知），《東北師大學報》，1986年第5期，第31-47、69頁。

“古典文明研究在中國的空白必須填補”（周谷城、吳於厪、林志純），《世界歷史》，1985年第11期，第1-3頁；《新華文摘》（轉載），1986年第2期，第63-64頁。

“The Void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Country must be Filled”（Zhou gucheng,Wu yujin,Lin zhichun）,JAC,1986,Page 3-11.

《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國外考古”學科編寫組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1.“阿爾帕契亞遺址”（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2頁。

2.“阿卡得文字”（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3頁。

3.“阿蘇爾城址”（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8-9頁。

4.“巴比倫城址”（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26頁。

5.“北非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文化”（林志純、劉文鵬），《考古學》，第36-37頁。

6.“杜爾庫里加祖城址”（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111頁。

7.“漢穆拉比法典碑”（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180頁。

8.“洛雷斯坦青銅器”（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294頁。

9.“蒙特柳斯，O.”（林志純），《考古學》，第322-323頁。

10.“尼尼微城址”（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351-352頁。

11.“蘇美爾文字”（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495頁。

12.“湯姆森，C. J.”（林志純），《考古學》，第514頁。

13.“銅石並用時代”（林志純），《考古學》，第533-534頁。

14.“烏拉爾圖文化”（林志純、吳宇虹），《考古學》，第546頁。

15. “西亞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文化”（林志純），《考古學》，第562-563頁。

16.“西亞中石器時代文化”（林志純），《考古學》，第563-564頁。

“《漢穆拉比法典》第117、118、119條與所謂古代東方債務奴隸制問題”（日知、才曉穎），《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第59-66頁。

“《論語》‘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解”（日知、才曉穎），《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年第4期，第33-36頁。

“孔子與陳王”[日知、方（才）曉穎]，《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第9-16頁。

“周禮中的邦國和國家”（日知），《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第2-3期，第135-139頁。

“雅典帝國與周天下——兼論公卿執政制度時代”，（日知、張強）《世界歷史》，1989年第6期，第111-122頁。

“《水經·洧水注》引《竹書紀年》一條千年來誤讀懸案”，《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1期，第頁。

“陳立《公羊義疏》關於鄭伯取鄰的解説”（日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5期，第98頁。

《古代城邦史研究》（編）（專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總論”部分副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東方專制主義問題”（林志純），《史學理論叢書——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學》，（《史學理論叢書》編輯部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1-13頁；後以 “東方專制主義問題是政治學、歷史學二千多來的誤解”為題，收入《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李祖德、陳啓能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一書，第26-42頁。

《雲夢竹簡》[I]（世界古典文明叢書，中英對照）“秦記、南郡守騰文書、語書”，（編著）（合著）（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孔子的政治學——論語》（世界古典文明叢書，中英對照），（主編並序）（專著），東北師大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雲夢竹簡》[II]（世界古典文明叢書，中英對照）“秦律十八種”，（編著）（合著）（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國家起源與早期國家”（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外國曆史》，第389-391頁。

“‘封建主義’問題（論FEUDALISM百年來的誤譯）”（日知），《世界歷史》，1991年第6期，第30-41、125頁。

“中西古典民主政治”（林志純），《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第21-28頁；《新華文摘》（轉載），1992年第12期，第70-73.頁。

“墨子不知老子：《太平御覽》卷三二二‘墨子曰’引書有誤”（日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2年第4期，第4-5頁。

“釋共和——共伯[和]可以休矣”（日知），《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第61-74頁。

“論中西古典學”（周谷城、吳於厪、張政烺、胡厚宣、週一良、任繼愈、張忠培、劉家和、林志純），《世界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10期，第8-16頁。

“The Study of Classics in China and the West”（Hu houxuan,Liu jiahe,Ren jiyu,Wu yujin,Zhang zhenglang,Zhang zhongpei,Zhou gucheng,Zhou yiliang,Lin zhichun）,JAC,1993,Page 1-24.

《雲夢竹簡》[III]（世界古典文明叢書，中英對照）“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專著）（編著）（合著），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張騫鑿空前的絲綢之路——論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關係”（日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6期，第25-32頁 [後被“沙漠路線考察烏魯木齊國際討論會（1990年8月19-21日）”收錄進《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1版）一書，第5-17頁]。

《古代中國紀年》（世界古典文明叢書，中英對照），（專著）（主編並序），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黃帝、共和、孔子、陳王-中國古典時代的古典傳統”（林志純），《世界古典文明史雜誌》，第10期（1995年），第71-81頁。

“再論中西古典學”（日知），《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4期，第265-273頁。

“一生堪細微，伏櫪期遠足”，《世紀寄語》（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論中西古典學之現階段”（日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8年第3期，第24-33頁。

《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6月。

“中西古典學之現階段——論中國歷史上沒有歐洲‘黑暗時代’與‘中世紀’，中國‘封建社會’説是誤譯”，被“第二屆中國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會議”收入《世界古典文明雜誌·增刊2——第二屆中國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JAC），1998年8月，第26-34頁。

“‘仁’為君德”（日知），《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金文研究中心編輯組，科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316-326頁。

“我們與中西古典學”（林志純），《周谷城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上海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1998年9月，第頁。

“‘我們’與中西古典學”（林志純），《學林春秋——著名學者自序集》，中華書局，1998年12月。

“論中西古典史上‘黑暗時代’問題”（日知），《學術月刊》，1999年第1期，第68-74頁。

《中西古典學引論》（論文集），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親民與新民——古典學的一場爭論”（林志純），《史學集刊》，2000年第1期，第18-19頁。

1.《西方史學史》（書稿）

2.“亞細亞所有制形態和古代所有制形態——紀念馬克思的手稿《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寫成120週年”，[1978年北京師範大學、吉林師範大學組織“‘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研討會”（長春）上的發言稿]

3.“半個世紀以來國際上在古代史方面爭論的三個問題”，（“世界史研究動態交流會議”大會發言，1980年4月24日）

4. “《王國春秋》結語”（日知），1984年9月。

5. “明清社會的發展與鴉片戰爭的影響”（林志純、姜守鵬），1990年8月。

6. “由徐光啓（1562-1633）到林則徐（1785-1850）（中國的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問題）”（林志純、姜守鵬），1990年8月。

7.“二十世紀中西古典學回顧”，《歷史研究》，1996年徵文。

8.《論I CHING（BOOK OF CHANGES）關於FEUDAL封建之誤譯與1999年對JAMES LEGGE李雅各（1815-1897）這部譯書（1882序，1964版）名著的世紀訂正》，1999，（專著書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