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述學

古代兩河流域分為南北兩部分，南部地區稱為巴比倫尼亞（Babylonia，得名於巴比倫城），北部地區稱亞述（Assyria，得名於阿淑爾城）。巴比倫尼亞地區也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部稱為阿卡德（Akkade，得名於阿卡德城），南部稱為蘇美爾（Sumer，寫作ki-en-gi，大概讀作/sumer/）。

亞述學的研究領域除亞述和巴比倫外，還包括霍來特人、赫梯人、阿摩爾人、迦南人、伊拉姆人、古波斯人及阿爾明尼亞人的有關歷史。在年代上，除亞述帝國時期外，還包括早王朝期、阿卡德王朝、烏爾第三王朝、古巴比倫、加喜特、新巴比倫和波斯等時期。亞述學以楔形文字的釋讀為重要研究手段，在立足於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基礎上，同時採用人類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方法。

亞述學產生於19世紀上半葉，此前法國學者J.察爾丁、丹麥學者C.尼布爾等發表過一些楔形文字材料，但無人釋讀。1802年 ，德國人G.F.格羅特芬德釋讀了部分文字。

1835～1837年，英國人H.C.羅林森抄錄了貝希斯頓銘文中的古波斯文和部分埃蘭文，併成功地譯出了古波斯文書的開頭部分。此後 ，法國人P.E.博塔在豪爾薩巴德、英國人A.H.萊亞德在尼姆魯德、尼尼微（見尼尼微城）等地又發現了一批新的楔形文字材料。

1857年 ，英國的羅林森等破譯阿卡德語成功，不久又釋讀了蘇美爾語。從此，亞述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20世紀後，東西方學者在烏爾（見烏爾城）、豪爾薩巴德、埃利都，馬裏等地發掘，又使一大批亞述學的文字、文物材料呈現於世。

亞述學 ^[1]  研究已產生許多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古文字研究領域的分支，如對蘇美爾語、阿卡德語的研究及對赫梯人、霍來特人使用的楔形文字的研究。以古文字材料為基礎，各項專題研究也相繼展開。

研究方法上，以19世紀中後期開始出現的德國學派為代表。英、法、德、美等國在考古發掘、文獻整理上居於領先地位；伊拉克、土耳其、敍利亞等國也已開始對本國境內的文物進行研究。

公元前4000年代末，蘇美爾人創造了高度發達的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初，蘇美爾城邦林立，爭霸戰爭此起彼伏。公元前3000年代中後期，阿卡德人乘蘇美爾城邦混戰之機，異軍突起，統一了巴比倫尼亞的大部分地區。阿卡德王國統治僅僅百餘年後便為東方的庫提人所滅。在反抗庫提人統治的過程中，蘇美爾城邦得到復興，建立了烏爾第三王朝，控制了巴比倫尼亞大部分地區。

公元前3000年代末，在從西方湧入的阿摩利人的壓力下，烏爾第三王朝解體，阿摩利人在兩河流域建立了許多國家。巴比倫王國在混戰中異軍突起，於公元前18世紀一度統一了巴比倫尼亞地區。

公元前16世紀初，巴比倫王國滅亡，加喜特人入主巴比倫尼亞地區，但巴比倫尼亞王朝的聲威已大不如前。就在巴比倫尼亞王朝衰落之際，歷經數次沉浮的亞述趁機崛起。

公元前13世紀起，亞述逐步統一兩河流域北部地區，並與巴比倫進行爭霸戰爭，至公元前7世紀初亞述帝國正式吞併巴比倫尼亞，建立了囊括西亞大部和埃及北部的大帝國。依靠軍事征服建立的亞述帝國統治並不穩固，在公元前7世紀末為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倫王國取代。新巴比倫王國命運多蹇，公元前539年為波斯所滅。波斯帝國滅亡後，希臘人、羅馬人和阿拉伯人相繼入主西亞，兩河流域淪為外來民族的附庸。

在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兩河流域人民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學、數學、天文學、建築等諸多方面尤其引人矚目，對周邊地區文明的發展起了重要的啓蒙作用。然而，在外來民族的征服和同化過程中，古代兩河流域文化逐漸泯滅。儘管一些希臘歷史學家的作品和希伯來人的《舊約》保存了一些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資料多源於道聽途説的傳聞，且文學虛構多於歷史真實，因此很難視為信史。古代兩河流域文明的再現是建立在西亞考古學的基礎上的，而西亞考古學是從中世紀歐洲旅行家探索東方的活動發展而來的。中世紀時期，一些歐洲旅行家到東方遊歷，在考察兩河流域的遺蹟過程中發現了楔形文字，並將其介紹到歐洲。

19世紀40年代，英法兩國在亞述帝國的都城霍爾薩巴德、尼木魯德和庫雲基克等遺址開展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活動，獲得大量的石雕和楔形泥板文書，為楔形文字的釋讀創造了條件。

歐洲學者釋讀楔形文字的嘗試始於兩河流域大規模的考古以前，但多數人進展不大。1802年，德國的格羅特芬德根據古代西亞銘文通常的模式進行推理，成功地釋讀了古波斯語的楔形文字部分符號。1835年，英國的羅林森在公務之餘，臨摹了著名的貝希斯敦銘文，在對格羅特芬德等人的成果幾乎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採用與格羅特芬德相同的方法，成功地釋讀了貝希斯敦銘文中的古波斯語楔形文字符號。在古波斯語楔形文字成功釋讀的基礎上，埃蘭語楔形文字也被成功釋讀。古波斯語楔形文字和埃蘭語楔形文字釋讀成功後，學者們逐漸把目光轉移到阿卡德語上。羅林森和愛爾蘭學者欣克斯不但認出了阿卡德語的楔形文字符號，而且發現了阿卡德語的基本規律，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並沒有馬上為公眾所承認。

1857年，英國業餘亞述學家塔爾博特譯出一篇剛剛發現的亞述銘文，將譯文寄給“皇家亞洲學會”，同時建議學會邀請羅林森和欣克斯各自獨立翻譯此銘文，以便進行比較。此時法國學者歐佩爾也在倫敦，學會也向他發出了邀請。“皇家亞洲學會”組織專門委員會對四篇譯文進行鑑定，結果表明上述四家的譯文大致相同。從此以後，楔形文字釋讀者的成果始得社會承認，一門新興的學科——亞述學誕生了。由於早期的考古發掘主要集中在亞述地區，發掘的楔形文字被稱為“亞述語”（今稱阿卡德語，主要包括亞述和巴比倫兩種方言），因此這門科學被稱為亞述學。儘管亞述學現在研究的空間範圍遠遠超過亞述地區，包括整個兩河流域和楔形文字有關地區，但學術界仍習慣沿用舊稱。

19世紀末，蘇美爾城市遺址和楔形文字文書被發現。在釋讀蘇美爾楔形文字的基礎上，亞述學產生了一個重要分支——蘇美爾學。

20世紀以來，隨着赫梯語、埃布拉語和烏伽裏特語等楔形文字文獻的成功釋讀，亞述學又出現了赫梯學、埃布拉學和烏伽裏特學等分支。

亞述學誕生以後，學者們在各個層面開展研究。楔形文字文獻是亞述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整理、發表各類楔形文字文獻是當時亞述學研究最迫切的任務。英國學者出版了《西亞楔形文字銘文》（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和《不列顛博物館所藏的巴比倫楔形文字文獻》（Cuneiform Texts from Babylonian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法國學者出版了《盧浮宮楔形文字文獻》（Textes cunéiformes, Musées du Louvre）和《馬裏王室檔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其他規模較小的楔形文字文獻集不計其數。20世紀80年代以來，芬蘭等國學者重新整理翻譯了《亞述國家檔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加拿大等國學者重新整理翻譯了《美索不達米亞王室銘文》（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等大型楔形文字文獻集，為亞述學研究提供了可信度更高的楔形文字泥板文書文本。隨着現代電子技術的發展，歐美各國學者開始把楔形文字文獻放到因特網上，更加便利了各國學者的研究。楔形文字文獻資料積累到一定數量後，歐美等國學者紛紛編纂亞述學字典。目前影響最大的亞述學字典有德國學者布魯諾·邁斯納和馮·佐登編纂的《阿卡德語詞典》（Akkadisches Handw?觟rterbuch，簡稱AHw）、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編纂的《芝加哥亞述語詞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簡稱CAD）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組織各國學者編纂的《蘇美爾詞典》（The Smuerian Dictionary）。歐美國家的學者充分利用掌握一手材料的有利條件，開展了卓有成就的專題研究，涉及古代兩河流域的語言文字、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宗教神話、建築藝術、科技以及日常生活等諸多領域。

儘管亞述學研究在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裏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世界各國的研究水平參差不齊。兩河流域考古遺址主要由歐美髮達國家考古人員發掘，所獲得的楔形文字泥板和其他文物相應也主要收藏在發達國家的博物館裏，因此歐美國家的亞述學研究達到很高的水準，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很難開展亞述學研究。日本是亞述學界的新軍，日本學者親赴兩河流域故地進行考古發掘，在亞述學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在蘇美爾學方面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中國的亞述學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迄今為止，已有數所大學和科研機構可以開展較規範的亞述學教學與研究。

亞述學研究，不但可以探究古代兩河流域人在天文、曆法、數學、建築、文字、宗教神話、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且可以發現它對西方文明產生和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文明直接來源於基督教文化，後者則是希臘文化與希伯來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晶，二者的產生與發展都與兩河流域文化密切相關。在兩河流域文化的影響下，小亞細亞的赫梯文化逐漸成熟，對處於黑暗時期的希臘文化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希臘文化的發展間接地受到了兩河流域文化的影響。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希伯來文化則受到兩河流域文化的直接影響，它深深地打上了兩河流域文化的烙印。淪為“巴比倫之囚”後，儘管猶太人失去了自由，但是希伯來文化卻在兩河流域文化的影響下走向成熟。亞歷山大東征後，希臘人在西亞地區建立了許多希臘式城市，希臘文化進入西亞地區。與此同時，希臘人也接受了當地的文化，希伯來的經典被譯成了希臘文。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在衝擊碰撞中逐漸相互產生影響，直接導致了基督教文化的產生。希臘哲學和基督教觀念既互補又對立，在接軌、碰撞和融合中促進了西方璀璨文明的誕生。

數字人文起源於20世紀50年代，是藉助數字科技進行人文研究和教學的新型跨學科領域。進入21世紀，數字人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數字技術與人文學科的結合愈加密切。作為人文學科中的一門冷門學科，亞述學在數字人文的影響下，逐漸突破傳統研究方式，形成了“數字亞述學”這一新興研究方向，併成為國際亞述學研究的前沿，引領亞述學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 ^[2] 

亞述學誕生於1857年，是一門研究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及其所使用的楔形文字的學科。楔形文字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統，在大約公元前3200年由古代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所發明，後來被古代西亞的其他民族所借用，成為古代西亞的通用文字體系，一直使用到公元1世紀（帕提亞帝國時期），最終被字母文字取代。楔形文字的主要書寫材料是用兩河流域的黏土製成的泥板，以蘆葦製成的筆在其上按壓，因文字呈現“楔子”形狀，故名楔形文字。

釋讀楔形文字是亞述學研究的前提與基礎。19世紀，隨着歐洲探險家在中東地區的遊歷與破壞性挖掘，成千上萬帶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文書出土，最早是在伊朗境內的建築銘文，繼而在伊拉克境內的泥板出土。這些楔形文字材料是學者們破譯這門“死文字”的重要工具。一個多世紀以來，它們陸續被亞述學者釋讀出來，為學者們研究古代西亞的歷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文獻資料。亞述學者發表楔形文字材料釋讀成果大致包括以下內容：楔形文字材料圖片、手繪臨摹、使用拉丁字母對楔形文字銘文的讀音標識（簡稱“音譯”）、意譯或現代語言翻譯，以及評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材料目前被零散收藏在世界各個博物館以及私人手中。學者們利用資料卡、索引、目錄等方式手工收集與整理文獻，這種傳統方式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工作既煩瑣又耗時，投入時間與人力成本過多；二是受時間、空間以及學者個人能力所限，收集已發表的文獻很難做到完整齊全，造成收集工作的遺漏；三是已發表的文獻出版物數量巨大，且主題、內容、時間等要素零散，學者需要根據自己的研究主題對這些資料進行再整理，這種“二次加工”會加倍消耗研究者的時間與精力，影響其正常的研究工作。

隨着計算機等信息技術的發展，自20世紀末，亞述學者開始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如數據庫建設，逐漸取代傳統的文獻收集整理方式，推動了亞述學研究的“數據庫革命”。

與手工收集整理文獻相比，亞述學研究中的數據庫建設具有極大的便捷性與實時性，能夠處理複雜的數據統計與分析，為亞述學研究提供數據支撐。在國際亞述學數據庫建設方面，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楔形文字數字圖書館”（CDLI）項目，該項目旨在將約50萬件公元前四千紀晚期至公元一世紀的楔形文字材料文本和圖像錄入數據庫，打破時空限制，為世界各國亞述學研究者提供最齊全的第一手研究資料。

CDLI項目是目前世界上收集楔形文字材料數量最多、最為齊全的在線數據庫資源。對於研究某一時期、某一語種或某一專題的亞述學者而言，還需要按照分時、分地、分類的原則，建立專題或專門數據庫。分時文獻數據庫如西班牙馬德里高等科學研究院的“新蘇美爾語文獻數據庫”（BDTNS）項目，彙集了大約12萬件烏爾第三王朝時期的楔形文字材料，為從事烏爾第三王朝研究的亞述學者提供了更為專業的數據庫資源。分地文獻數據庫如意大利威尼斯大學的“埃卜拉數字檔案”（EbDA）項目，彙集了敍利亞古城埃卜拉出土的楔形文字材料，是亞述學的分支——埃卜拉學研究的最重要語料庫。分類文獻數據庫如英國牛津大學的“蘇美爾文學電子文獻集”（ETCSL）項目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楔形文字詞彙文獻數字文庫”（DCCLT）項目，是亞述學者從事蘇美爾文學研究和詞彙文本研究的必備資料庫。

亞述學數據庫的建設，為世界各國亞述學研究者尤其是難以直接接觸楔形文字實物材料的學者蒐集資料帶來了極大便利，而且加強了世界各國亞述學者的聯繫和交流。對於中國亞述學者來説，通過利用數據庫，獲得和擁有更多的史料，有利於推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亞述學研究成果。

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10年後，傳統的亞述學研究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古老文明成果逐漸走出學術殿堂，向普通大眾開放與普及，亞述學這一“冷門絕學”變得更加具有“温度”和“熱度”。數字人文與亞述學的結合，締造了“數字亞述學”，表現為楔形文字材料的數字化建模、文本的大數據分析、亞述和巴比倫等遺址的3D全景重現、博物館所藏古代西亞文物的虛擬仿真應用等方面。具體説來，“數字亞述學”的發展具有以下新的趨向：

第一，從文本數據庫到語言文字的數字分析，為亞述學研究提供了數據支撐。諸如CDLI和BDTNS等楔形文字文本數據庫建設是從宏觀上對文本的收集與初步分析，而對文本內部的要素——語言文字的微觀數字分析，需要開發其他技術平台。例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廷尼主持的“電子版賓夕法尼亞蘇美爾語詞典”（ePSD）項目，以在線詞典、文本解析、語言互譯等技術，為亞述學者學習研究蘇美爾語楔形文字提供在線資源。法國亞述學協會開發的“阿卡德語詞典”在線項目，為學習研究阿卡德語楔形文字提供便利。

第二，從二維圖片到虛擬仿真，豐富了亞述學研究的多維視角。CDLI數據庫採集了楔形文字泥板的二維高清圖片，包括泥板的六個面，這是比較傳統的方式，無法展現泥板的逼真性。隨着數字技術的發展，三維動圖、虛擬仿真技術應用到泥板復原方面。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發的“數字漢謨拉比”項目以及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虛擬楔形文字泥板重建項目”（VCTR），對楔形文字泥板的高質量3D圖像進行數字化存檔、建模和研究，從二維到三維，從靜態到動態，從視覺到觸覺，實現了對楔形文字材料的虛擬仿真，極大地方便了亞述學研究者通過PC或移動端真實還原世界各地所藏的楔形文字材料。值得一提的是，筆者主持的“亞洲古文字書寫技能虛擬仿真實驗”項目，通過虛擬現實、仿真技術還原了西亞楔形文字和東亞漢字的書寫技能，為國內亞述學發展開闢了新的研究視角和領域。

第三，從跨學科合作到新興學科建設，拓寬了亞述學研究的學科邊界。亞述學與計算機學、考古學、物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合作，進行跨學科研究。德國海德堡大學發起的“材料文本文化”項目，來自18個學科的約70位學者參與其中，對古今各個文明書寫文本材料進行跨學科研究。世界許多著名高校如美國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德國海德堡大學等先後在原有數字人文學科基礎上，開拓了數字亞述學的研究方向，創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對象，注重團隊分工合作，培養既懂楔形文字、又掌握計算機技術等知識的複合型人才，使亞述學突破純人文學科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