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

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出生于山東省平原縣。 ^[2] 

早前隨父母在魯南一帶生活，從認識字到上正規小學，換過許多地方，而最後畢業是在山東濟南貢院牆根的省立第一模範小學。1928年，因濟南被日本侵略軍佔領，任繼愈回到老家平原縣讀初中，該校一年只招收一個班，一班40人。他是學校開辦後的第三屆學生，就讀於中三班。初中畢業後，到北平大學附屬中學讀高中。 ^[11]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四年大學，三年在北平，一年在長沙和昆明。北京大學哲學系共錄取16人，除有學生中間轉系，還經歷了抗日戰爭和其他變故，最終哲學系共畢業三人，任繼愈是其中之一。 ^[11] 

1938年，從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畢業。 ^[2] 

1939年，考取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和賀麟教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

1941年，從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獲得碩士學位。

1942年—196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期間：1956年晉升為教授）。 ^[1-2] 

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解散，任繼愈也隨之回到北京大學。 ^[11] 

1955年—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培養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負責籌建國家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長。

1978年，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導師，開始招收宗教學碩士生、博士生。

1999年，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1987年—2005年，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

1996年，主持重新組建中國無神論學會 ^[11]  ；9月，回鄉參加平原一中70週年校慶。 ^[9] 

2009年7月11日，逝世，享年93歲。 ^[1] 

任繼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論斷，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性質的總體認識和定位，是認識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基礎性理論貢獻，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具有深遠影響。 ^[1]  他認為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任繼愈從各個方面論證了他的這個觀點，他從儒教的發展與演變、個性與共性，歷史與現實等各個方面，透闢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的宗教性特質。同時他認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質部分和外殼部分，本質是信仰與追求，外殼是信奉對象、誦讀經典的組織形式。儒家作為中國的傳統宗教，其本質部分就是提倡禁慾、重“忠孝”，尊“三綱”，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較適應大一統國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殼部分則是，它信奉“天地君親師”，這符合宗教外殼的組織形式。而對於一個宗教的認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質，而不在於形式。 ^[2]  他以整理傳統文化資料為自己重要的歷史使命，先後組織領導乃至親自主持多項大規模的文化工程。他先後創辦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學與無神論》等雜誌，在提倡學術研究、宣傳科學世界觀、健全民族精神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 

任繼愈認為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並深刻而又廣泛地影響着中國社會各階層。他力圖把中國佛教思想納入中國哲學發展的主流。並認為，道教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性決不下於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識當中，始終認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從國情出發，而“多民族統一大國”則永遠是中國的國情。他堅信人類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會進入“大同社會”。國家組織消亡，而宗教與哲學依然存在。 ^[2] 

任繼愈主要著作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任繼愈自選集》《墨子與墨家》《韓非》《老子新譯》《天人之際》《念舊企新》《任繼愈哲學文化隨筆》《竹影集》等；與人合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等；主編有《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哲學典》《中華大典·宗教典》《中國哲學發展史》《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詞典》《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國歷史文化叢書》等。 ^[1] 

任繼愈曾先後到尼泊爾、日本、加拿大、美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南斯拉夫、印度、巴基斯坦訪問講學。 ^[1] 

任繼愈主編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獲全國古籍整理一等獎、國家圖書獎榮譽獎。 ^[1] 

任繼愈認為中國的教育是不全面的，概括起來，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缺乏做人的教育，二是缺乏傳統歷史的愛國教育，三是缺乏創造力的教育。他表示，教育的一個根本原則是育人，不能只看知識傳授。育人，就是教人怎麼做人，怎麼做一個合格的公民。在這方面，中國欠缺是很多的。至於傳統歷史愛國主義的教育，是中華民族教書育人的基礎。一個人最重要的品格是愛國。不瞭解自己國家的歷史，愛國主義就會是一句空洞口號。 ^[5] 

1942年—1964年，任繼愈先後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朱子哲學、華嚴宗研究、佛教著作選讀、隋唐佛教和邏輯學等課程，並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課程。1985年，與北京大學合作培養宗教學本科生，為國家培養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 ^[1] 

任繼愈編寫的《中國哲學史》四卷本長期作為大學教材，獲國家教育部特等獎。 ^[1] 

任繼愈的四爺爺任金棟，在1901年 （清光緒二十七年）創辦了釀造作坊 “通德號”，他的爺爺任金傑是名教師，其兄任金俊在蒙陰縣任教諭，三弟在家種地 ^[9]  。任繼愈家裏有兄弟四個，大哥早逝，他排行老二，老三是經濟學家任繼亮，老四是任繼周。 ^[6] 

任繼愈的夫人是馮鍾芸，她是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業生，並在中文系任教10年。馮鍾芸的大伯父馮友蘭1928年加入清華大學文學院並曾任院長，父親馮景蘭1933年加入清華大學地礦系任教並曾任系主任。 ^[15] 

任繼愈的女兒是任遠，兒子是任重，兒媳婦是張維萍。 ^{[8]  [16]} 

任繼愈年輕時喜歡運動，初中時喜歡打籃球，高中時喜歡打網球，大學時喜歡打乒乓球。任繼愈堅持“多讀書，多睡覺，多用腦（指作學問）”，主張“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視補”。他每天在早晨4、5時至8時之間讀書、寫作。 ^[2] 

20世紀70年代初期，由於勞累過度，任繼愈雙目視網膜脱離，右眼失明，左眼僅有0.6的視力。 ^[11] 

他（任繼愈）年事雖高，精神卻是大好，談起往事，思路也較為清晰。與他的外部所呈現出的性格一樣，低調而不善言辭，他的語言樸素、簡短和實在，甚至有點“乏味”。在回答問題上，他也時不時地會在你高度渴望他長篇大論時“鳴金收兵”，弄得你頓時慌了神，而他正微笑的等待你下一個問題。（新華網評） ^[2] 

任繼愈談吐睿智，觀點前衞，思考深邃。與任老交談，不會感覺到任何年齡的隔閡。因為他的心始終在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大眾日報》評） ^[5] 

任老（任繼愈）總是那麼謙虛，一點架子都沒有。他學貫中西、博學健談、治學嚴謹、慈祥和善、謙虛低調、耿介正直、高風亮節。他是我們的學界楷模，道德宗師。（青島黃海學院原黨委副書記宋慶澤評） ^[7] 

任繼愈是中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哲學和宗教的第一人，也是中國哲學界和宗教界的大師泰斗，被譽為“圖書館界的一面旗幟”。（青島黃海學院評） ^[8] 

任繼愈敏思而飽學，遠在常人之上。他説話有點木訥，不是思想遲緩，而是思維過快、過深，瞬間有好幾個思維層次奔湧而出，他的腦子裏要經過一番挑選才能説出口來。因此説話有時不夠暢達，過分簡略，點到即止，甚至有時令人覺得他有些矜持。這與他從不自詡的內斂性格有關。（任繼愈胞弟、中國工程院院士任繼周評） ^[10] 

任繼愈先生學術成就卓越，影響深遠，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更是後輩盟員的榜樣和楷模。他既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又為中國文化、哲學、宗教，為世界作出了偉大貢獻，這位學術大師用他近一個世紀的生命征程，將平凡與偉大很好地結合起來。（中國民主同盟評） ^[11] 

“任先生是圖書館界的一面旗幟，作為一名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這面旗幟和國家圖書館的地位是相稱的，把許多專家學者、知識界以及社會上關心圖書館事業的人們吸引、聚集到這面旗幟下，大大提高了國家圖書館崇高的學術地位、文化形象。”（文化部原部長孫家正評） ^[12] 

“他（任繼愈）特別能採取平等的態度來研討，跟學生在一起也特別隨便，從來不會用自己的身份強迫別人接受他的觀點。任先生始終都把自己當成一個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沒有任何特別的特點，可是這也就是他最特別的地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杜繼文評） ^[12] 

任繼愈在國家圖書館有很高的威望，他一生處世低調，不圖虛名。（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陳立評） ^[12] 

任繼愈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傳播中華文化作出了積極貢獻，使國家圖書館邁入了世界圖書館先進行列，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評） ^[1] 

為了感恩任繼愈先生對青島黃海學院教育事業的關懷和支持，弘揚任繼愈先生精神，青島黃海學院在圖書館前專門樹立了任繼愈先生雕塑。 ^[8] 

2019年7月12日，國家圖書館舉辦紀念任繼愈先生逝世十週年座談會，旨在深切緬懷任先生對中國圖書館事業和中華民族文化振興的卓越貢獻，號召國圖黨員幹部員工學習任先生等老一輩圖書館人的圖書館情懷和奮鬥精神。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