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庵詩話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摸，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至於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合三人之所長而為詩，庶幾其無愧於風雅之道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端耳，而溯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為詩者，舉天地間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皆得會於胸中，而充然行之於筆下；因物賦形，遇題成韻，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盡，人之才能方備也。

詩歌總是離不開才華的。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我看合乎天才的是李白，合乎地才的是杜甫，合乎人才的是王維。李白詩歌以氣韻取勝，杜甫詩歌以格律取勝，王維詩歌以理趣取勝。李白的詩千古飄逸，杜甫的詩是一代的典範，王維精通佛學，詩歌都合乎佛意。現 在有才氣的人就推崇李白，喜歡格律的人就學習杜甫，至於王維卻少有人去學習，因為現 在世間沒有學道的人了。綜合三家的特長來作詩，差不多也就不愧於風雅之道了。還不夠啊。學詩，卻只是學習詩歌本身，就不算是詩了；學這三家的詩卻只讀他們的詩，就更不像詩了。詩，是人心靈的一種外化表現，追根溯源的話，什麼不完全具備了呢？所以學詩寫詩的話，但凡天地之間的一草一木、古今之人的一言一事，從《國風》、漢魏以來的一字一句，乃至儒家的“六經”佛家的“三藏”，都要融匯於心，然後才飽滿充實地在筆端流淌出來。就着萬物而寫詩描繪表現它，遇到題目就自然寫成詩歌，這樣各達佳境、各盡其妙。像這樣，那麼詩的分量才足顯，人的才能才齊備。

正 《徐而庵詩話》系清初徐增所撰。據《四庫全書總目》知“增與金人瑞遊”，可斷定徐增活動時期同於金聖嘆(1608—1661)，為順治年間。徐增有《説唐詩》二十二卷，卷首為《與同學論詩之語》，後為張潮改名為《而庵詩話》收入《昭代叢書》，但有刪除或遺漏，丁福保《清詩話》即收此書。日人近藤元粹編《螢雪軒叢書》卻據《與同學論詩之語》原文收入，內容完璧無缺，並略作評點,改名為《徐而庵詩話》，此書較完整地反映了徐增詩歌理論，優於《而庵詩話》。對於徐增的《詩話》有心齋居士贊曰：“詩話所云，蓋胸中確有所見，非徒為大言欺世者，讀者當自得之也。”此並非溢美之詞。《徐而庵詩話》篇幅不長，但圍繞詩人的條件、創作構思的規律與詩歌內容的特點等方面進行闡發，頗有見識。徐氏詩論繼承了前人詩論中某些可取的觀點而有所發揮，這又啓發了稍後的袁枚“性靈説”的一些美學思想，雖然亦有侷限性，但不乏可資鑑借的價值。

詩話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獨特的論詩的文體，狹義的詩話是指詩歌的話本，即關於詩歌的故事，隨筆體，如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廣義的是指詩歌的評論樣式，崛起於北宋，是中國古代詩歌體制特別是唐代律詩高度發展的產物，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原有的格局。

中國古代詩歌理論批評的一種形式。詩話的萌芽很早，象《西京雜記》中司馬相如論作賦、揚雄評司馬相如賦；《世説新語》的《文學》、《排調》篇中謝安摘評《詩經》佳句，曹丕令曹植賦詩，阮孚贊郭璞詩，袁羊調劉恢詩；《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對於王粲、曹植、鮑照等一系列作家作品的評論；《顏氏家訓》的《勉學》、《文章》篇中關於時人詩句的評論和考釋，都可以看作是詩話的雛形。鍾嶸的《詩品》，過去有人看作是最早的一部“詩話”著作，清人何文煥編印《歷代詩話》即以此書冠首,但嚴格地説,它還不是後世所説的詩話。唐人大量的論詩詩，如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偶題》，李白、韓愈、白居易等的論詩詩等，則是以詩論詩的一種形式。唐代出現的《詩式》、《詩格》一類著作等，更進一步接近了後世所説的詩話。

徐增(1612-?)，初字子益，又字無減，後字子能，別號而庵、梅鶴詩人。江南長洲人。明崇禎間諸生。能詩文，工書畫。崇禎八年(1635)秋訪錢謙益，少作《芳草詩》三十首深為牧齋所歎賞，由是才名鵲起。不幸的是，年甫及壯即患風痹，足不能行，偶爾以籃輿往來江浙間，其他時間只能在家讀書、寫作、編書。他的詩古文辭作品後來編為《九誥堂全集》，有抄本藏湖北省圖書館。從集前所列二十六篇名流序跋和一冊贈詩可知，作者交遊極廣，是清初很有影響的詩人，同時也是有名的批評家。“時子能方逾弱冠，前輩如黃若木、陳玉立、陸履長諸公刻詩，皆屬其為序”，足見聲望非同一般。他曾感嘆：“今天下非無詩也，無選詩之人;非無選詩之人，而無知詩之人;又非無知詩之人，而無平心論詩之人。嗟乎，今之人即周秦漢魏六朝四唐之人也，其詩又何必非周秦漢魏六朝四唐之詩也。少陵雲不薄今人愛古人，則今人果可盡非耶?”。所以他不僅撰寫了大量批評當代詩歌的序言和題跋，還編有《詩表》和《元氣集》兩個專收時賢之作的選本。這是清代編本朝詩選的前驅，其舅氏黃翼聖説:“戊寅(崇禎十一年，1638)選《詩表》。時未有選詩者，自子能始。人為之奔趨，遠近郵筒寄詩，幾充棟。所選二卷，人皆有志節者。”此外，他還像金聖嘆那樣用“説”的方式來批評詩歌，據周亮工《題而庵先生小像》序記載，他曾説過周亮工詩。當然，他用力最深的還是説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