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增

明崇禎間諸生。能詩文，工書畫。崇禎八年(1635)秋訪錢謙益，少作《芳草詩》三十首深為牧齋所歎賞，由是才名鵲起。不幸年甫及壯即患風痹，足不能行，偶爾以籃輿往來江浙間，其他時間在家讀書、寫作、編書。他的詩文作品後來編為《九誥堂全集》，有抄本藏湖北省圖書館。從集前所列二十六篇名流序跋和一冊贈詩可知，作者交遊極廣，是清初很有影響的詩人，同時也是有名的批評家。“時子能方逾弱冠，前輩如黃若木、陳玉立、陸履長諸公刻詩，皆屬其為序”，足見聲望非同一般。他曾感嘆：“今天下非無詩也，無選詩之人;非無選詩之人，而無知詩之人;又非無知詩之人，而無平心論詩之人。嗟乎，今之人即周秦漢魏六朝四唐之人也，其詩又何必非周秦漢魏六朝四唐之詩也。少陵雲不薄今人愛古人，則今人果可盡非耶?”。所以他不僅撰寫了大量批評當代詩歌的序言和題跋，還編有《詩表》和《元氣集》兩個專收時賢之作的選本。這是清代編本朝詩選的前驅，其舅氏黃翼聖説:“戊寅(崇禎十一年，1638)選《詩表》。時未有選詩者，自子能始。人為之奔趨，遠近郵筒寄詩，幾充棟。所選二卷，人皆有志節者。”此外，他還像金聖嘆那樣用“説”的方式來批評詩歌，據周亮工《題而庵先生小像》序記載，他曾説過周亮工詩。當然，他用力最深的還是説唐詩。

徐增因及壯而病廢，只好以著述寄託餘生。他對金聖嘆自陳作《懷感詩》四百二十絕句的緣由，説:“貧則無事，病更多閒。寄身白髮之下，送懷食牛之歲。翻若未樂，從閒覓忙，既代按摩，亦當參術。”後來他説唐詩也應出於同樣的理由，他曾説“弱冠得末疾，閉門謝交遊，因潛心於起承轉合之法，覺古人精神煥然照面，輒悔少時妄作，不敢復作一句。”從順治五年(1648)開始，到康熙二年(1663)九月，徐增以十五年時間撰成《説唐詩》，卷首《與同學論詩》系節取平日與友人論詩文字編成，大體表達了自己的詩歌觀念和學説。書梓行後，數十年風行海內，膾炙人口，當時認為“自而庵先生出而言詩，而古人之旌旗一變，古人之精神始出”。因社會需求量大，此書一再被翻刻，乾隆間編四庫全書也將它收入存目中，可見是有定評的唐詩選。然而到今天，除了《與同學論詩》因被張潮輯入昭代叢書(題作《而庵詩話》)，丁福保又據以收入《清詩話》，而常為人引用外，《説唐詩》原書已很少為人注意③，而論及者則往往強調它與金聖嘆説唐詩的淵源關係。誠然，徐増與金聖嘆同鄉，年齡小四歲，從《九誥堂詩集》卷十《讀第六才子書》、卷十一《訪聖嘆先生》可知，他對金聖嘆其人及其文學批評相當熟悉，因而周在浚刻《天下才子必讀書》成，即請他作序，認為只有他了解金聖嘆，序聖嘆之書非他不可。而他序金聖嘆《才子必讀書》，也稱“聖嘆固非淺識寡學者之能窺其涯者也，聖嘆異人也，學最博，才最大，識最超，筆最快”;與人論詩，又説“聖嘆《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聖嘆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膽識”。應該説，徐增曾受金聖嘆影響是不用懷疑的，他自己也毫不諱言這一點，説“七言律，已經聖嘆選批，盡此體之勝。餘説唐詩，初欲空此一體，故止説三十五首。杜少陵作，居二十五首，其餘十首，不過是湊成帙而已，總不能出聖嘆範圍中也”。他還曾向金聖嘆索觀批唐詩的稿本，金聖嘆復書解釋了自己的分解學説，並鼓勵他:“知彼日選詩甚勤，必能力用此法。近來接引後賢，老婆心熱，無逾先生者，故更切切相望。”現在需要進一步弄清的是，徐增的詩歌理論是否與金聖嘆直接相關，徐增是否全盤繼承了金聖嘆的分解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