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為雄

廣東省大埔縣湖寮河頭村人。十五歲赴檳榔嶼就讀於時中學校。十九歲返國，考進黃埔廣東陸軍小學。1917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編入北洋蔘戰軍。直皖戰役後；轉任上海惠靈英文學校監學。1919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大元帥府，返廣東任兵站總監部中校參謀，1924年調任黃埔教導團團附及獨立營營長。1925年參加北伐，任東路軍兵站分監，並出任河源縣縣長。1927年，先後奉委浙江行營主任、警備獨立團長、銅山縣長、浙西警備司令等職。1929年任粵漢鐵路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粵漢鐵路警備副司令。1931年任第十八軍參謀長。1933年調任貴州綏靖公署中將高參、“圍剿”軍中路第一縱隊司令部參謀長、羅卓英第三路軍總部少將副官長。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調任第十九集團軍中將參謀長兼幹訓團教育長。1939年11月授陸軍少將，任第九戰區司令部高級參議，軍法執行副監，第九戰區司令部副參謀長。1943年任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部秘書長。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8月20日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1946年7月任廣東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晚年寄居香港鄉間。香港大埔同鄉會成立時被推任為名譽會長，1981年定居台灣。1985年3月病逝於台北，享年九十三歲。 ^[1] 

羅為雄幼孤，隨四叔玉坡居蘇州，後赴馬來亞檳榔嶼就讀於檳城中學，為該校首屆高材生。民國二年（1913），返國考進黃埔陸軍小學，後入武昌陸軍預備學校， 民國七年（1918）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後，被編入北洋 軍。直皖戰後轉任上海惠靈英文專修學校監學三年。時值孫中山在廣州組織大元帥府武裝，鄒魯為兵站總監，羅為雄即返廣東任兵站總監部中校參謀。民國十三年(1924)調任黃埔軍校教導團團副及獨立營營長。民國十四年（1925），任北伐軍東路軍兵站分監，一度出任河源縣縣長。民國十六年（1927），先後任浙江行營主任、浙江警備獨立團團長、浙西警備司令。民國十八年（1929），自請出任江蘇銅山縣縣長。

民國二十一年（1932） “一·二八”事變爆發，日寇攻打上海。隨着戰事發展，日寇軍官在黃浦江中旗艦“出雲號”上發號施令氣焰猖獗，一月之間，閘北幾乎成為一片焦土，死難軍民不計其數。上海軍民同仇敵愾，成立了許多抗日組織，開展抗日活動。

1932年4月中旬，時任上海警備司令部要職、後方支前辦事處情報組長的羅為雄獲悉日本人要在4月29日日皇天長節“擴大慶祝”的消息，頓心生一計。他覓得韓國同志王逸曙，在滄洲旅館靜處，細研如何打擊日皇天長節“慶祝”大會的方案。羅為雄要求王逸曙在韓國志士中，物色一位義勇兼備者，作為出擊執行人。

這時韓國志士在上海組織有流亡政府，由安昌浩任臨時總統；金九任安全保衞部長（其任務是肅清韓奸，破壞日本軍事或經濟組織及設施）。當王逸曙會晤金九，提出羅為雄的意見，要求物色壯士供羅為雄驅策後，金九爽快答應願意合作。不久，金九帶來一位青年，名叫尹奉吉。尹奉吉雖未滿二十歲，但眉宇間卻流露出深沉英岸的氣概。詳詢其身世，得知他生長於日本，言行舉止均像日本人。1931年他離開日本到上海求學，很快便和金九等一些革命志士有了密切接觸，使他有了一顆願為大韓祖國獻身的赤誠之心。經約見，尹奉吉答應執行一切任務。當日，羅、王、金、尹在一密室，設案焚香，上掛大韓國旗，由金九拿出一幅白布，上書誓詞，掛在尹奉吉前胸，然後由尹奉吉在香案前，高舉右手宣讀誓詞，表示願為中韓兩國犧牲復仇，聲調激昂，羅等為之肅然。誓畢，羅、王、金分別緊握尹奉吉的手並留影紀念。此後，他們便分頭行動。

一日，吳淞路一家日本人開的學生文具用品專賣店，來了一箇中學生裝束的青年，購買了六套學生常用的水壺和飯盒。那位青年便是王逸曙的弟弟金英哉。轉眼間，他買的水壺飯盒，便由羅為雄交給了高昌廟兵工廠技工黃伯修製造炸彈，羅為雄與王逸曙先做試驗，以試炸彈威力，認為滿意後，才分配給尹奉吉。水壺炸彈用於行刺，飯盒炸彈備作自殺之用。

1932年4月29日清晨，虹口一帶的日本人開的商店、學校、會所，以及黃浦江上的日艦、閘北的兵營，高高掛起太陽旗。所有日本人興高采烈，得意忘形。8時起，虹口公園門口那座掛滿鮮花彩旗的牌樓底下，陸續進入一隊隊的日本士兵、學生和工商界人士。樓門外兩排衞隊虎視眈眈地注視着入門參加“慶祝”者。那時尹奉吉混雜在一隊學生裏面，肩掛水壺，腰懸飯盒，昂然步入會場，通過衞隊崗哨，鑽進鮮花牌樓，轉入虹口公園正門。當羅為雄得知尹奉吉已經越過了檢查界線的消息後，緊張的臉龐上露出了笑容。於是他趕往拜會外交部次長郭泰祺（郭在上海暗中導助十九路軍代表黃強進行停戰談判），並低聲告曰：今日會場裏面，恐怕不十分安全，不必親到會場，不如早些到領事館去禮貌禮貌為上。郭泰祺素知羅為雄負責十九路軍的情報，當即贊成並表謝意。羅為雄旋即轉往市政府，把剛才和郭的一席談，詳告市長吳鐵城，吳亦決定趕赴領事館，同時通知往賀之人。至此羅為雄返回辦事處，拉着範其務的手説：“近來沉悶極了，我導演了一幕類似‘博浪椎秦’的鬧劇，和日本人開開玩笑，片刻請你看着吧！”於是把這般的策劃、部署經過及現況詳告於範其務。十一時許，街上嚷起了“號外”、“號外”的叫賣聲，羅為雄興奮地躍起，找人買來《新聞報號外》，只見上面載着：“本日十時零五分，虹口公園，日本居留民慶祝天長節大會，正當外交團人員祝賀完畢退出會場，日本軍民舉行慶祝，高唱國歌之際，忽由台下擲來炸彈兩顆，命中長官台，立即火光四射，彈片橫飛，台上台下死傷頗重，詳情續報”云云。羅、範讀後笑逐顏開。接着二次、三次《號外》發出消息：淞滬戰役最高指揮官白川義則大將遍體鱗傷，不久喪命；植田中將炸去足踝；赫赫有名的野村海軍中將（後升大將，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首位奉派赴美談判的專使）射去了右眼；日本駐華公使重光癸（二戰結束後在米蘇里兵艦上代表日本簽署降書的主角）炸斷了一條腿。此外還有居留民會會長河端和駐上海總領事書記官當場斃命。這一炸彈巨案，當即震駭三島九州，轟動世界。羅為雄得知大功告成，於是要求範其務立即支付現款五千元分發韓國革命志士，作為逃亡費用迴避日本人的追捕；同時邀範同往杜月笙（上海地方協會會長、中匯銀行董事長、法租界公董局華董）處，請其設法掩護法租界內居留的韓國人逃亡。杜月笙首肯，並另給兩千元作贊助逃亡韓僑的旅費。果然，是日下午三時，日方要求法租界巡捕房，協助日憲兵大規模搜捕韓國人，被株連的不下二三百人。至於金九、王逸曙等首要人物，早在羅為雄的安排下，避居蘇杭，安然無恙。

話説尹奉吉當時為完成重任，預先演習了投彈技術，並扮作遊客到虹口公園視察會場周圍情況。那天上午他入場後，緩緩混到慶祝台前，待時機一到，便解下特製的水壺炸彈向台上擲去，在混亂的一剎那，忘了拉動飯盒炸彈開關自殺而被擒獲。尹奉吉真不愧為一條好漢，從被捕到解赴東京，受盡苦刑，始終沒有透露過半句真相，直至被害為止。事後羅為雄懷念他，向吳鐵城募得銀元五千元，設法轉交給尹奉吉的老母，作為烈士成仁的撫卹金。

虹口公園炸彈一案，由於尹奉吉沒有透露真相，各國都認為是韓國人所為。當時羅為雄迫於日寇侵華，常尋釁滋事，同時為避免引起外交枝節，並作為應盡國民天職，他無所求，故未將此案的策劃經過呈報中樞。待全面抗戰勝利，時過境遷之後，始作《三韓義士行》（72句）長歌一首以記其事，並在詩中以“從來志士非為名，表揚忠烈寧無紀。歇浦年年復春秋，驚心午夜披衣起。為作三韓義士行，颯爽英風走筆底”之句抒其心境。

民國二十二年（1933），羅為雄出任上海警備司令部參謀處處長，隨後調任貴州綏靖公署中將高級參謀。民國二十五年（1936），任粵漢鐵路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旋升副司令。抗日戰爭爆發後，粵漢鐵路成為輸入戰時物資之唯一交通線，日機為截斷中方補給線，派出多批次轟炸機，日夜窺伺轟炸。羅為雄策劃構築工事，埋伏機槍射擊 班，伺日機低炸時集中火力突襲，先後在湖南棲鳳渡和廣東新街擊毀日軍木更津大型轟炸機2架，獲國民政府嘉獎。廣州、武漢相繼 淪陷後，調任第十九集團軍中將參謀長，先後參與南昌會戰、上高會戰和三次長沙會戰，勳勞甚著。民國三十一年（1942），任昆明行營兵站總監，並奉派赴印度蘭伽中美基地，接受美軍新兵器訓練，畢業於印度美軍戰術學校。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雄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曾一度代理廣東省主席職務，後任廣東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等職。晚年居於香港新界沙田鄉間，香港大埔同鄉會成立時被推任為名譽會長，後遷台灣定居。1985年3月病逝於台北，享年91歲。 ^[2] 

羅為雄著有《抗戰八年之回憶》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