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

金九出身朝鮮半島名門安東金氏（舊），但在17世紀中葉，因為家族出了逆賊金自點而招來滅門之禍，他的祖先便輾轉逃難，最終定居於黃海道海州城西約八十里的白雲坊基洞的八峯山下，並從兩班淪為常民（參見朝鮮王朝身份制度），世代擔任“尊位”（常民中負責徵收本坊税金並向坊長負責者）。金九就在1876年8月29日（農曆七月十一日）出生於此，他最早的名字是“昌巖”。父親叫金淳永，母親叫郭樂園，是家中獨子。 ^[2] 

金九幼年時得過天花，不久痊癒，但在臉上留下痘痕。五歲時，舉家搬往康翎郡三街裏，聚族而居，七歲時又搬回基洞。九歲學習諺文和《千字文》。當時，金九一家社會身份低下，常被同裏的晉州姜氏和德水李氏等兩班家族欺侮。金九在十二歲時聽説同族一個前輩曾因為公開戴只有兩班才有資格戴的馬尾冠而被一個兩班撕毀其冠，使金家無人再敢戴冠，十分憤慨，決心學習漢文，將來考中科舉，擺脱常民身份，出人頭地。起初募集同族兒童搞了個家塾，由一個姓李的生員充當塾師。他開始用學會的漢字閲讀《資治通鑑》《十八史略》等中國史書，對中國歷史產生濃厚興趣，尤其對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及劉邦仗劍斬蛇、韓信乞食漂母等故事印象深刻。到了十五歲時，他轉去儒生鄭文哉（金九伯母的親戚）門下求學，每天要走十里山路，學習大古風、十八句、漢唐詩、《大學》和《資治通鑑》等中國經史書籍，以備應舉。 ^[2] 

1892年，為了慶祝朝鮮高宗“聖壽望五”（40週歲）以及登基三十年，朝鮮舉行“慶科別試”，金九隨老師鄭文哉去海州城參加初試。他目睹考場中有老人“乞科”（請求給一個科舉功名）之後，深受感觸，決定以父親的名義交卷，考完後又聽到人們議論科舉亂象，如通過行賄就可以取得功名等等，便對科舉大失所望。回家後，他與父親金淳永商量，認為自己再努力也比不過有錢人，況且家裏也沒有足夠財力供他長期讀書，便放棄科舉之途，而金淳永則建議他學習看相。金九閉門學習《麻衣相書》三個月，發現自己毫無富貴之相，反而有賤相和兇相，再次對人生感到失望和迷茫。但他接着在書中看到“相好不如身好，身好不如心好”一句，又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此後他又讀了《孫子兵法》《吳起兵法》以及六韜三略等兵書，同時也會教同族小孩寫字。而此時《鄭鑑錄》中關於李氏王朝氣數將盡、鄭氏將取而代之的預言的流行，也讓金九滋長了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與逆反的情緒。 ^[2] 

1893年2月，金九因為聽説了“東學道”有飛檐走壁、御風而行的神奇功夫，便去拜訪同鄉的東學道徒吳膺善，吳膺善出身兩班，卻對金九使用敬語，十分客氣，並闡述了東學道的歷史以及建立人人平等的新國家的主張，令金九為之傾倒，隨後就成為東學信徒，連帶着他的父親也入了道。他十分熱衷於傳教，很快就發展了數千名“連臂”（傳教時發展的信徒，又稱弟子），其影響力甚至擴大到平安道，被信徒們稱為“童蒙接主”（又譯“幼接主”，諺文寫作얘기 접주，接主是東學基層機構“都所”領導的名稱，他尚未獲任接主），此時他的名字也改為“昌洙”。 ^{[3]  [4]} 

1893年秋，吳膺善應大道主（教主）崔時亨之命，選拔黃海道中吸收“連臂”最多的15人，作為“道儒”去忠清道報恩郡俗離山下謁見崔時亨。金九也作為“道儒”之一前往報恩，崔時亨正式任命他們為“接主”，金九家住八峯山，所以他管理的東學組織就叫“八峯都所”，他就號稱“八峯接主”。他們在報恩還接到發動起義的指令，於是回到海州後，就對信徒進行動員，招募了700多人作為武裝的起義軍，高舉“斥倭斥洋”的旗幟，於同年10月進攻海州城。但由於官軍和日軍的火力優勢，金九很快敗下陣來。他撤至海州城外八十里的回鶴洞進行休整，準備再起，並得到九月山下的名士鄭德鉉和禹鍾瑞為軍師，按照他們的建議，一改東學道內人人平等之規，定下幾條軍令，樹立自己作為主帥的威嚴，並向九月山轉移。 ^{[3]  [4]} 

在此期間，黃海道內配合官軍鎮壓東學軍的地主武裝首領安泰勳派人招降金九，因為他聽説了金九的才幹，覺得如果他戰死就很可惜，而金九也決定與其使者達成協議，互不攻擊。隨後他以九月山為根據地，駐紮貝葉寺，招賢納士，養精蓄鋭，但九月山一帶的接主李東燁卻認為金九鳩佔鵲巢，經常派兵騷擾金九，甚至在1895年1月發生流血火併事件，金九手下的愛將李龍善被害。金九被迫和鄭德鉉逃到長洞郡夢金浦避難三個月。在這期間，他聽説李東燁已被官軍和日軍剿滅並被處死，黃海道東學軍宣告失敗，他對東學道的信仰也從此幻滅。同時官軍和日軍也在大肆搜捕東學餘黨，鄭德鉉建議金九去安泰勳那裏尋求庇護。於是他來到信川清溪洞的安泰勳家，果然得到安泰勳的庇護。他在安家結識了後來以擊斃伊藤博文而聞名的安泰勳之子安重根以及後來在中國並肩展開獨立運動的同志安恭根。 ^{[3]  [4]} 

在清溪洞避難期間，金九還認識了來安泰勳家做客的大儒高能善。高能善號後凋，是華西學派（李恆老開創的學派）的儒者、柳重教之弟子、柳麟錫之同門。金九為高能善的人品和學識所折服，拜他為師，高能善也很欣賞他，向他傳授《華西雅言》《朱子百選》中的章句，灌輸義理之道。他看出金九缺乏決斷力，便以“得樹樊枝無足奇，懸崖撒手丈夫兒”的詩句贈予金九，作為其座右銘，勉勵他做事果斷。 ^[5] 

當時，清朝剛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承認朝鮮“獨立”，但實際上朝鮮被親日派控制，淪為日本的勢力範圍。高能善在1895年夏向金九感慨時局多艱、國家將亡，並建議他聯絡清朝，以圖驅逐日本。他與另一名投奔安泰勳的愛國志士金亨鎮同行，化裝成賣雜貨的商人，一路走到西錦州，看到清軍軍營，兩人故意闖入其中，被清軍捕獲，見到主將“馬大人”（可能是馬玉昆）。他們陳述朝鮮被日本侵略之狀，請求“父母之國”（中國）的援助，“馬大人”為他們鬆綁，約定以後聯繫，並將他們遣送回國。九月，他們聽説閔妃被日本人殺害的“乙未事變”的消息後，再次從清溪洞出發，前往中國，在奉天上書盛京將軍依克唐阿（金亨鎮稱為“關東燕王李克康阿”），請求援助朝鮮抗日。依克唐阿接見了他們，並讓部下徐慶璋與他們探討軍事合作的問題，據説還分別任命金亨鎮和金九為鎮東倡義士的都統領和左統領，約定舉兵相應。在歸國途中，金九曾與一名出身錦州的徐姓中國男子（據説是在平壤之戰中陣亡的清將徐玉生之子）義結兄弟，其後又遇到在中國境內三道溝一帶駐紮的統率300多名朝鮮義兵的金利彥，便投身其中，在1895年12月與金利彥一起進攻江界，但在攻城作戰方案上出現分歧，金九主張不打高山裏，而是裝扮成清軍奇襲江界城，金利彥則堅持先打高山裏搶武器，並認為自己是為國母報仇的堂堂正正之師，只需穿着白衣，無需扮成清軍，並相信江界城中有官軍充當內應，結果按他的主張作戰後，很快就被官軍擊潰，金九和金亨鎮也脱離金利彥部隊。到了黃海道，他們又與白樂喜、金良根等東學餘黨合作，準備舉兵造反，並打算聯合清朝的“馬大人”，但白樂喜等5人在舉兵前的1896年2月被當地居民舉報而被捕，金九等也倉皇逃走。 ^{[4]  [5]  [6]} 

金九外出期間，他的父親曾向高能善提親，約定將高能善的長孫女許配給金九，得到高能善的首肯。金九回來後聽説這一消息，也非常高興並深感責任重大。但在十多年前，金九的父親喝醉酒後曾與一個叫金致景的木瓢商人約定了兒女親家，這門婚事後來因為金九的反對而沒有實現，金致景之女嫁給他人。此時金致景聽説金九要和高能善的孫女結婚，便上高家大鬧一場，不準其孫女嫁給金九為妻，最多隻能做妾。金九為了不給老師添麻煩，忍痛謝絕了這門婚事。當時，安泰勳一家信了天主教，接受斷髮令，篤信儒學的高能善與之割席絕交，金九也跟着老師，離開安家，回到基洞。不久，金九準備去錦州投奔他的徐姓義兄。走到安州，就看到俄館播遷和廢止斷髮令的佈告，便決定不再出國，而是回家觀望形勢。 ^[5] 

1896年3月9日凌晨3時左右，金九在回程途中的大同江畔鴟河浦（位於安嶽郡）的一家旅店吃早飯時，發現了一個短髮者形跡可疑，在聽他和旁人説話的過程中，發現他雖自稱是姓鄭的黃海道長淵人，但口音不是黃海道口音，身上還帶着刀。金九斷定他是一個假扮成朝鮮人的日本人，甚至懷疑他是殺害閔妃的三浦梧樓的同黨，不禁怒火沸騰，當眾將他踢倒在地，並奪起他的刀，向他一陣亂刺，又喝了他的血，還問朝鮮旅客誰是他的同黨，眾旅館都跪地求饒，最後他沒再殺人。然後搜索其身上物件，發現是一個叫土田讓亮的日本陸軍中尉（據韓國學者都珍淳考證，應為出身長崎的日本商人），讓店主人李化甫將他的屍體丟到江裏。對於土田讓亮身上的800兩錢，除了用於付船錢的75兩外。其餘都給李化甫，讓他救濟窮人。他還讓李化甫寫了張“為國母報仇殺此倭人”的佈告，並署名“海州白雲坊基洞金昌洙”，貼在通衢，隨後揚長而去，返回故鄉。旅客中有一個叫林學吉的人是土田讓亮的朝鮮人跟班，他當天就感到平壤，向在當地出差的日本駐漢城領事館警部平原篤武報案。朝鮮外部大臣李完用也下令儘快抓住人犯。4月18日，海州府根據安嶽郡守的報告，向漢城回報犯人是金昌洙（金九）。由於朝鮮官府效率低下，所以遲遲沒有把金九抓捕歸案，金九也不聽父母之勸，留在家裏等着被抓，最終在6月21日束手就擒，押到海州監獄拷問，大約兩個月後又移送仁川，由日朝官員會審。 ^{[4]  [7]} 

金九在受審時慷慨陳詞，並向日本人罵道：“所謂萬國公法裏，哪一條文規定簽訂通商親善條約後，可以殺死一個國家的國王或王后？……在我有生之年，誓報此仇，死則變成厲鬼也要殺你們國王，而且非把你們倭寇消滅得乾乾淨淨，來洗雪我國的恥辱不可！”又痛斥陪審的韓國官員李在正不懂為君父報仇的春秋大義。在仁川關押期間，他通過一名仁川監理署的開化派官吏而接觸了西方文明，並明白了光靠排日思想救不了國，唯有學習新文明、喚醒國民，才能使國家富強的道理。他還從那個官吏那裏讀到了在中國發行的《泰西新史》《世界地誌》等書。之前金九先在東學道那裏被灌輸“斥倭斥洋”的盲目排外思想，又在高能善那裏吸收了衞正斥邪、尊華攘夷的小中華思想，至此才逐漸其揚棄這些思想，開始睜眼看世界。同時，他在監獄裏教人認字、代人寫狀子、學唱民歌，等待最後的審判。 ^{[4]  [7]} 

1897年7月下旬，金九以殺人罪被判處絞刑，擬於10月2日執行。行刑那一天，死刑名單被送到朝鮮高宗那裏最終複核，一名官員告訴高宗，其中的金昌洙（金九）是“為國母報仇”而受到如此審判。高宗大為感動，馬上命法部致電給仁川方面，通知取消金九的死刑，擇日再審。行刑的那一天，金九正看着《大學》，平靜地等待死期，免死的消息傳來時，整個監獄喜氣洋洋，獄卒對他的態度也好了不少。但金九仍被關在監獄，金周卿等社會熱心人士想方設法甚至變賣家產救金九出獄，為此找到法部大臣韓圭卨等朝廷大員説情，但因為事涉日本，故朝鮮政府中沒人敢答應。在獄友的幫助下，金九弄到了一些錢財，又託父親在探監時帶來鐵三稜。1898年3月19日，他向值班獄卒行賄，設宴招待他們，等獄卒都喝得酩酊大醉，便與幾名獄友用鐵三稜鑿開牆壁，成功越獄。出獄後，金九逃到忠清南道雞籠山的麻谷寺，出家為僧，取法名“圓宗”。翌年與同門慧定雲遊北方，準備去金剛山修行，途中在海州首陽山與父母會面，6月11日抵達平壤，因具備儒學素養而受到艮齋（田愚）學派儒生崔在學的賞識，崔在學向自己的朋友全孝淳介紹他當靈泉寺房主（即住持，全孝淳的子孫在該寺讀書，但對該寺原來的房主不滿意），此後又開始與文人儒生交遊，甚至開始吃葷，同行的慧定大失所望，終於離開了他，而金九的父母也不願金九出家，於是金九還俗，隨父母回到海州故鄉。 ^{[4]  [7]} 

1900年春，金九化名金斗來，去江華島尋找恩人金周卿，但金周卿已因為犯事而離家出走，所以只見到了他的弟弟金鎮卿，並請求金鎮卿留下他作為其家塾先生。在金家，他又結識了當初另一個想營救他出獄的志士柳仁茂，並住進了漢城的柳仁茂家。柳仁茂和他的朋友成泰英把金九的名字從“金昌洙”改為“金龜”，字“蓮上”，號“蓮下”，並着手安頓金九一家在漢城定居下來。這年12月，金九夢見父親叫他寫“黃泉”兩字，感覺不祥，便辭別柳仁茂，奔回海州，先謁見高能善，高能善邀請他加入柳麟錫的義兵，而金九則講述了他在這幾年的思想轉變，並勸高能善不要再抱守衞正斥邪、尊華攘夷的那套過時的舊思想。高能善怒斥他失節喪義，與開化派同流合污，愧對先王和祖宗。儘管師生之義已絕，金九仍然尊敬高能善，認為自己為人處世之道都要歸功於高能善的教誨。隨後他回到家，父親金淳永果然病重在牀。金九精心伺候，一度效仿古代孝子割股療親，但終因劇痛而中途放棄，金淳永於1901年3月病亡，金九在家守孝。 ^[8] 

1902年2月，金九與家住長淵郡的遠房祖母家的親戚如玉訂婚，準備等喪期結束後再舉行婚禮，但喪期過後如玉就病死了。1903年，金九與一些新派知識分子交往，在曾經的部下、已成為基督新教長老會牧師的禹鍾瑞的勸告下成為基督徒，並開展傳教事業。不久，平壤崇實學校的學生崔光玉給金九介紹了安昌浩之妹安信浩作為婚姻對象，金九對這名新女性也非常欣賞，但因為安昌浩答應了一個叫樑柱三的人向他妹妹的求婚，所以這門婚事也告吹了。到了1904年，金九才與信川的一個18歲的女子崔遵禮結婚，此時他已年近三十，在當時算相當大的結婚年齡。 ^[8] 

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強迫大韓帝國（1897年所改國號，簡稱“韓國”）締結《乙巳條約》，使韓國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條約締結之際，時任鎮南浦懿法青年會總務的金九作為該教會的代表參加在漢城尚洞教會召開的全國大會，會議決定選出代表伏闕上疏，抗議日本暴行，請求高宗廢除該條約。結果日軍將基督徒的上疏代表崔在學等五人抓走，羣眾又集會抗議，並向日軍扔擲瓦礫。這一切抗爭，金九都親身經歷並目睹，但他們認為這種抗爭是無效的，只有教育啓蒙才能救亡。對於當時方興未艾的抗日義兵運動，金九也不贊成。於是金九投身愛國啓蒙運動，應禹鍾瑞之邀，在黃海道文化郡草履面當鐘山私立西明義塾的教員，教育農村兒童。後來又覺得這裏是山村，沒什麼發展前途，便在翌年去安嶽楊山學校當教員，後來又去崔光玉建立的勉學會夏期師範講習所當講師，並與崔光玉組織了海西教育總會，自己被推舉為學務總監。在這期間，他在黃海道巡迴演講，宣傳愛國思想，啓蒙大眾。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哈爾濱擊斃伊藤博文，金九因為之前與安重根一家有過交情，所以一度被日本人逮捕調查，但很快就釋放。同年12月，他兼任載寧郡保強學校校長，並加入安昌浩所成立的獨立運動的秘密結社——新民會。1910年8月29日，《日韓合併條約》生效，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金九在當年赴漢城參加新民會秘密會議，討論移民“滿洲”（中國東北）、建立獨立軍根據地的計劃，以便將來對日本展開獨立戰爭。就在金九回到黃海道並暗中籌措資金的過程中，日本抓住獨立鬥士安明根，趁機逮捕了與安明根有聯繫的金九等40餘人，指控他們與安明根謀殺朝鮮總督寺內正毅。金九在1911年2月被日本人抓到京城，遭到七次酷刑逼供，屢屢暈厥過去又被水潑醒，仍寧死不屈，經受住了警務總長明石元二郎威脅利誘的考驗，不肯説讚美日本殖民統治的話來換取輕判或釋放，最終在1911年8月30日以“強盜未遂罪和違反保安法”的罪名被判處17年有期徒刑，關押於京城西大門監獄。事實上，日本人並不知道他就是15年前殺死土田讓亮後來又越獄的金昌洙，在調查過程中所有認識他的人也對此保密，否則他很可能被判處死刑。 ^[8] 

金九第二次入獄期間，把名字改為在朝鮮語中與“金龜”同音的“金九”，因為“金龜”是在他日本殖民當局的户籍上登記的名字，改名也是脱離日本束縛之意，這是他最後一次改名。同時，他還將自己的號“蓮下”改為“白凡”，意思是他是像白丁（屠户，是朝鮮當時最受歧視的職業）一樣的凡夫。他在獄中表現良好，加上明治天皇駕崩、大正天皇登極等因素，所以刑期被減為5年，1914年移送仁川監獄，同年夏獲得假釋，在安岳家中被監視居住，以經營農莊為生。 ^[9] 

1919年，三一運動爆發，許多朝鮮人都通過高喊萬歲來表達獨立訴求，金九以前的同事和學生們都去公眾場合喊了“萬歲”，唯獨金九沒去，表示“獨立不是高呼萬歲就能爭取到的”。看守他的日本人見他沒參加三一運動，便放鬆了對他的警惕。金九趁機脱身，去沙裏院登上到新義州的火車，冒充木材商，偷渡到了中國安東（今遼寧丹東）。在安東停留一週後，他與十五名朝鮮愛國志士會合，搭乘英國怡隆洋行的輪船，於4月13日抵達上海，開啓了他長達27年的中國亡命生涯。 ^[9] 

金九剛來中國之際，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剛成立於上海法租界，金九也加入了這個政府，並當選內務委員與臨時議政院的議員。又被任命為警務局長。對於臨時政府而言，警務局無法負責一般國家的警政問題，而是負責防範日本的偵探活動、保衞臨時政府成員的安全、糾察獨立運動者的變節活動，並與日本間諜和朝鮮奸細展開地下鬥爭。除了在臨時政府任職外，他還加入了新韓青年黨，當選在滬韓國僑民團（大韓人居留民團）的議員，並在1922年創立韓國勞兵會，為武裝鬥爭做準備。1920年，他的妻子崔遵禮帶着兒子金仁來到上海。1922年，母親郭樂園也來到上海，金九一家遂在上海實現團聚。他和妻子在上海生下了第二個兒子金仁，但1924年初，崔遵禮就病死在上海。1926年到1927年，郭樂園和兩個兒子先後回朝鮮，金九再次孑然一身留在上海。 ^[9] 

在此期間，上海的臨時政府的前途並不樂觀，甚至可以説十分混亂，曾發生了臨時政府總統李承晚因向美國請願委任統治而遭彈劾以及國務總理李東輝私吞蘇俄援助的資金的風波。於是在1923年1月到5月期間，一些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不滿的朝鮮半島獨立運動家在上海召開國民代表會議，130多名獨立運動家在會上爭執不休，分化為主張改革臨時政府的“改造派”和解散臨時政府、另立新政府的“創造派”。金九堅決維護臨時政府的法統，反對召開這個會議召開，在會議期間，他出任盧伯麟內閣的內務總長，對國民代表會議下達解散令。1925年3月13日，臨時議政院通過了對李承晚的免職彈劾，接着修改臨時憲法，將總統制改為國務領制，此後一年多時間裏，李相龍、梁起鐸、安昌浩先後被臨時議政院選為國務領，但都沒就任，1926年8月才由洪震出任國務領，但他對臨時政府的困難也束手無策，四個月後就辭職。1926年12月，臨時議政院議長李東寧敦請金九出任國務領。金九起初説自己出身貧賤，如果當了一國元首，會有損國家和民族的威信，此外連李相龍、洪震這種獨立運動前輩都無法組閣，自己恐怕也難以勝任。但在李東寧的一再敦請下，金九最終接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國務領，後兼財務長。 ^[9] 

金九出任臨時政府國務領時，臨時政府處於最低谷，門庭冷落、無人問津。許多投身獨立運動的青年轉向共產主義，並且在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影響下，在中國活動的朝鮮半島獨立運動左、右派勢力試圖合作，於1926年展開民族唯一黨運動，但兩年後就宣告破裂；九一八事變後，又有一些朝鮮人開始組織“韓國對日戰線統一同盟”。但金九領導的臨時政府都置身事外，不參與這些有共產主義者參加的所謂統一戰線組織。同時，他還在1930年1月25日和安昌浩、李東寧、趙素昂等民族主義者成立“韓國獨立黨”，作為中國關內的朝鮮民族主義者的政黨，也是當時臨時政府中唯一的政黨。 ^{[1]  [9]} 

當時，朝鮮半島獨立運動陷入低谷，十分沉悶，而日本又通過製造萬寶山事件及朝鮮排華騷動來離間中朝關係，使在華朝鮮人受到中國人的反感。金九決定開展“義烈鬥爭”（暗殺活動），製造針對日本殖民者的事端，來打破這種不利氣氛。為此，他在1931年成立“韓人愛國團”，吸收了一批愛國志士。1931年12月，他派李奉昌到日本行刺裕仁天皇，於是發生了1932年1月8日的櫻田門事件。然而李奉昌並未刺中天皇，自己反而就義。金九在上海報紙看到“韓人李奉昌狙擊日皇不中”的消息，深感失望。日本偵知是金九在幕後主使，要求上海法租界交出金九，金九遂在上海朝橋的機關報《上海韓報》中刊登了自己有病療養的消息，在朝僑家中四處藏身，在這期間與中國人王亞樵等合作，策劃下一場“義烈鬥爭”，這就是1932年4月29日（日本天長節）的虹口公園爆炸案，成功炸死了侵華日軍的頭目白川義則大將和上海日本僑民行政委員長河端貞次，此外炸傷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等多人，而執行者就是金九領導的韓人愛國團成員尹奉吉，他也很快被捕並就義。金九在事後逃到在上海的美國傳教士費吳生（S. A. Fitch）家中，臨時政府辦公處也在5月10日轉移到杭州。為了避免其他同志受到牽連，也是為了讓尹奉吉少受拷打之苦，金九於5月10日在報紙上發表聲明，稱尹奉吉事件是他一人所策劃。與此同時，在中國國民黨宣傳科任職的韓國獨立黨南京支部代表樸贊翊（同時加入了國民黨）通過蕭錚向江蘇省主席陳果夫求助，請他幫忙營救金九等臨時政府成員，將他們轉移出上海，陳果夫允諾，指示蕭錚讓家在浙江的國民黨元老褚輔成負責將金九等轉移到浙江。他們先將臨時政府成員家屬轉移到褚輔成的家鄉浙江嘉興，並且接受中國各界的捐款。到了5月中旬，因費家周邊有密探出沒，金九等臨時政府要員加快轉移，被費吾生送到上海火車站，直奔臨時政府所在地杭州。此時，朝鮮半島獨立運動內部再次發生內訌，金澈、趙素昂等人聽信了金九私吞駐滬十九路軍向臨時政府提供的1萬元援助金的傳聞，金九也風聞金澈、趙素昂等人侵吞上海市商會給被捕者家屬的7000元慰勞金之事，雙方因此互相指責對方。臨政在杭州辦公處召開的國務會議上，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結果金九不辭而別，與李東寧一起到嘉興藏身。到了5月29日，樸昌世、金東宇等上海朝僑襲擊了杭州的臨時政府辦公處，持槍威脅金澈、趙素昂等，逼他們交出身上的錢。金澈、趙素昂亦懷疑是金九在幕後指使，臨時政府實際上停止運轉。 ^{[1]  [10]} 

金九在嘉興期間，化名張震球或張震，自稱廣東人，以掩蓋他説不好中國話的弱點。改姓張是因為金九的祖母姓張，化名“震球”則是寓意炸死日寇震動全球。他主要住在梅灣街的陳桐生（褚輔成乾兒子）老屋，此外還住過海鹽陳桐生之妻朱氏孃家、嘉慶嚴家浜的農民孫永寶家。由於蕭錚、褚輔成及褚鳳章父子等國民黨人及一些國民黨特務的暗中保護，金九等人在嘉興過得很安全。他在嘉興與樸贊翊、安恭根、嚴恆燮、李東寧等頻繁往來，並希望面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得到其支援。這一請求通過樸贊翊轉達蕭錚，在得到陳果夫的同意後，蕭錚讓助理貢沛誠向蔣介石報告金九等人的情況以及會晤要求。1932年8月，在漢口的蔣介石答應在南京會見金九。大約在1932年冬，金九帶着安恭根、嚴恆燮到南京，下榻南京中央飯店，再由蕭錚、貢沛誠引入中央軍校內的蔣介石私邸憩廬，以樸贊翊作為翻譯，與蔣介石會談。出於保密起見，許多重要談話都以筆談形式進行。金九請蔣介石資助100萬元，保證在兩年內在日本、朝鮮、中國東北掀起暴動，切斷日本侵華橋樑。蔣介石寫道：“請以計劃書詳示。”金九回去後寫了份簡單的計劃書，內容仍然是以“義烈鬥爭”為中心，暗殺天皇等日本高層人物。第二天呈給蔣介石看了後，蔣介石讓陳果夫向金九轉告這麼辦不行，建議先訓練一批軍官，為以後的獨立戰爭做準備，金九寫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就這樣，國民黨在河南洛陽開辦了專門培養朝鮮青年的訓練班，代號是“中國陸軍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第2總隊第4大隊陸軍軍官訓練班第17隊”，由之前與日本人戰鬥過的李青天（池青天）、李範奭、吳光鮮等充當教官，在1934年2月招收90餘名朝鮮人入校。但此事為日本人偵知，國民政府迫於日方壓力，在1935年4月9日第1期朝鮮人學員畢業後，就停止招收朝鮮人。金九在這批畢業生以及其他在中國軍校上學的朝鮮人中選拔約80人，成立了“韓國特務隊獨立軍”，又在1935年2月另設“學生訓練所”（又稱特務隊預備訓練所或蒙藏訓練所），從1935年5月底的15人增加到1935年10月的30餘人，作為未來創立獨立軍的準備力量。 ^{[1]  [11-12]} 

金九在取得了蔣介石秘密支援後，仍以叫張震球的廣東古玩商身份在南京淮清橋租房居住，每月獲得國民政府所撥補助費5000元法幣，生活情況大為改善。1934年，他的母親和兩個兒子也被接到中國，再次闔家團聚。但他與仍在嘉興的李東寧、嚴恆燮逐漸產生裂痕，只剩安恭根當他的跟班。1935年10月，他為了躲避日本間諜林榮昌的暗殺，一度與安恭根逃到了徐州的安定根（安重根二弟）家中，不久返回南京。 ^[13] 

當時，金九一度擱置了在臨時政府的活動，並於1932年冬委託安恭根代自己向杭州的臨時政府提出辭呈。1933年10月間，梁起鐸從江蘇溧陽來到上海，通過車利錫給金九捎信，提議金九重返臨政。與此同時，宋秉祚、金弘敍、文逸民等人也分別到杭州、嘉興、南京、鎮江等地向各派要人説明派系鬥爭的弊端，規諫各派互相妥協。到了1933年末，各派不再各執己見，逐漸趨向聯合，但金九始終不出面。此時，聯合的主導權在落在中國關內另一派相對左傾的朝鮮半島獨立運動家金元鳳勢力（義烈團系）的手中，他們在1935年成立了統一戰線的政黨“朝鮮民族革命黨”，臨時政府7個國務委員中有梁起鐸、趙素昂、金奎植、崔東旿、柳東説5人提出辭呈，解散韓國獨立黨，加盟新黨，只剩下宋秉祚、車利錫二人還在苦撐臨時政府。金元鳳還邀請金九參加朝鮮民族革命黨，但被金九拒絕。朝鮮民族革命黨內以金枓奉為代表的一批人試圖解散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憲法本身也規定一旦有大團結的黨出現，就將權力轉移到這個黨。為了避免朝鮮民族革命黨掌握臨時政府並將其解散，金九在1935年5月19日發表致臨時議政院議員的公開信，反對他們加入所謂“統一戰線”，呼籲維持臨時政府的法統。他還應宋秉祚、車利錫的請求，再次出山，重歸杭州的臨時政府的工作中，並修復了與李東寧、嚴恆燮的關係，在1935年11月被選為臨時政府國務委員兼外務長。趙素昂等一批人對金元鳳不滿，脱離朝鮮民族革命黨，重建韓國獨立黨，但排斥金九，並指使在中國公安局任職的朝鮮人警察李世昌讓中國警察阻礙金九等人的活動。金九、李東寧、嚴恆燮、安恭根、宋秉祚、車利錫、趙琬九等遂於同年11月在杭州另立“韓國國民黨”，金九任最高領導——理事長，與朝鮮民族革命黨和再建韓國獨立黨抗衡，同時將臨時政府從杭州遷到江蘇鎮江。1936年2月，臨時政府又從鎮江遷往南京。 ^{[1]  [10]}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金九判斷這是朝鮮半島獨立的一個絕佳機遇，認為“無論如何，都要着眼於讓中國和日本全面開戰並趁機削弱日本勢力，從而爭取獨立”。與此同時，金九也在倡議在中國的朝鮮民族主義三黨（韓國國民黨、再建韓國獨立黨和1937年從朝鮮民族革命黨分離出來的李青天、崔東旿為首的朝鮮革命黨）和其他一些團體聯合，於是在1937年8月1日成立了名為“韓國光復運動團體聯合會”（簡稱“韓國光復陣線”）的統一戰線組織。1937年11月，中國在淞滬會戰中敗北，南京陷落在即，臨時政府便轉移至湖南長沙。其後，金九開始籌備民族主義三黨合併事宜，並於1938年5月7日在朝鮮革命黨所在的長沙南木廳召開三黨聯席會議，討論合併問題。但在開會期間，朝鮮革命黨黨員李雲漢突然在會場開槍，朝鮮革命黨代表玄益喆中槍身亡，金九與韓國獨立黨代表柳東説、朝鮮革命黨代表李青天也中槍受傷。其中金九傷勢嚴重，湘雅醫院本來不想收他，但因為他在昏迷中堅持了四個小時，湘雅醫院才決定搶救，並取得成功，唯獨因靠近心臟的一顆子彈無法取出，所以留下了手顫症的後遺症。李雲漢被捕後越獄，不知所蹤，所以他是出於什麼動機而開槍也成為謎團。三黨合併的計劃因為這個突發事件而被擱置下來。 ^{[1]  [14]} 

1938年7月，金九率領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南遷廣州。10月底，金九與曹成煥、羅泰燮兩人經由長沙、貴陽抵達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向國民政府請求遷往重慶，獲得批准。11月，臨時政府遷到柳州，1939年4月遷到四川綦江（今屬重慶市）。在此期間，金九為建立在華朝鮮人的抗日聯合統一戰線而奔走，1939年初，金九曾前往位於重慶鴉宮保的朝鮮民族革命黨和朝鮮義勇隊本部，向金元鳳提議左右合作與成立民族主義單一政黨，得到金元鳳的同意。1939年5月，金九和金元鳳聯合發表《致同志同胞諸君的公開通信》，聲明兩人同意取消中國關內的一切朝鮮半島獨立運動團體，再編為同一政綱下的同一政黨。8月27日，右派三黨和左派四團體在綦江開會，討論七黨派統一事宜，但並不順利。先是左派的朝鮮青年前衞同盟和朝鮮民族解放者同盟退出，其後金元鳳又對新黨的黨義、黨員資格等不滿而退出。最後金九放棄了爭取左派團體的合作，重新回到合併右派（民族主義）三黨的原有路線，在1940年4月1日決定成立新的“韓國獨立黨”，5月8日三黨宣佈解散。金九成為新的韓國獨立黨的執行委員長。 ^{[1]  [14]} 

三黨統一的工作結束後，金九馬上親赴重慶謁見蔣介石和陳果夫，向他們提出准許臨時政府遷至重慶，其幹部、家屬亦隨往定居，協助籌建韓國光復軍，允許臨時政府派出軍事代表團去西安、洛陽等地，以聯合那裏正在受訓的和已派往中國軍隊服役的朝鮮青年，動員他們參加光復軍。這些要求都得到了蔣介石和陳果夫的首肯。金九隨後便趕回綦江準備臨時政府的遷移，到1940年9月遷到重慶郊區的巴縣土橋鄉（1945年初搬到重慶市內）。10月，臨時政府第四次修改憲法，確立主席制，金九當選臨時政府國務委員會主席。在重慶期間，金九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創建韓國光復軍，9月17日在重慶嘉陵賓館舉行了光復軍成立儀式，以李青天為總司令、李範奭為參謀長，然後將司令部移至西安，分為四個支隊（不久增為五個），展開訓練。當時中國關內的朝鮮半島獨立運動勢力呈現金九為首的右派和金元鳳為首的左派相互競爭的格局，雙方各統領一支軍隊，即韓國光復軍和朝鮮義勇隊，蔣介石吸取晚清專扶閔妃集團而導致對朝政策失敗的教訓，不聽朱家驊專扶金九一派的建議，而是對金九和金元鳳都加以扶持，同時又都加以管束。他在1941年10月30日指示參謀總長何應欽着手整頓兩支武力，將“朝鮮義勇隊”與“韓國光復軍”同時隸屬軍事委員會，由國民政府統一管理。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佈《韓國光復軍行動準則九條》，決定調派中國軍官出任光復軍參謀長與各處處長職務，副參謀長與各單位副職則由朝鮮人出任。韓國臨時政府對中國國民政府的這一舉措極為不滿，但以自由法國接受英國指揮的前例而被迫接受。此後金九屢次向國民政府交涉廢除《韓國光復軍行動準則九條》，並要求締結《韓中互助軍事協定》，國民政府到1944年8月才廢除《韓國光復軍行動準則九條》，將光復軍指揮權歸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1945年簽署《援助韓國光復軍辦法》，以借款形式對光復軍提供物質支援。 ^{[1]  [14]} 

另一方面，左右合作也峯迴路轉，因為金元鳳一派的左傾以及朝鮮義勇隊部分隊員投奔八路軍，蔣介石要求朝鮮義勇隊併入韓國光復軍，金元鳳只好接受此命令，屈居光復軍副總司令。朝鮮民族革命黨和朝鮮民族解放同盟等左派團體也加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1942年9月，有6名朝鮮民族革命黨和5名其他左派人士成為臨時議政院的議員（共有23名議員），實現了左右合作。在對外方面，金九希望擴大外交範圍，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珍珠港事件後的1941年12月10日對日宣戰，1943年與英軍東南亞戰區司令部締結派遣士官工作隊以支援駐印英軍的協定，同年8月向印緬戰線的最前線英帕爾派遣以韓志成為隊長的光復軍工作隊10餘人，負責對日軍的政治工作以及製作傳單、翻譯繳獲文件、審訊俘虜等工作。此外還在1944年與美國戰略情報局達成合作，邀請他們從1945年5月起在西安和阜陽訓練一支光復軍特種部隊，協助美軍挺進朝鮮半島，三個月後培訓了94人的國內挺進隊，準備在8月20日內作為先鋒，在李範奭的率領下反攻朝鮮半島。 ^[1]  萬事俱備之際，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佈投降，正在西安商討光復軍與美國合作事宜的金九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心情卻十分複雜，他寫道：“這真是個令人興奮快樂的消息，對我來説，卻好像天坍了一般，幾年間千辛萬苦地準備參戰竟成徒勞……我們在這次戰爭中沒有做過一件事，因此在國際上將沒有充分的發言權。” ^[15] 

1945年8月17日，臨時政府國務委員會召開第39次臨時議政院會議，討論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出路。朝鮮民族革命黨主張臨時政府總辭職，等回國後在各派協議下決定臨時政府解散與否，金九及韓國獨立黨則反對總辭職，力主維持臨時政府的法統，並直接將臨時政府遷回國內，按國民的意願再行組織，最後決議以臨時政府的法統回國。但美蘇已約定以三八線為界分割佔領朝鮮半島，故當金九向駐華美軍指揮官魏德邁將軍提出協助臨時政府接管朝鮮半島時，遭到美方一口拒絕，要求他們以個人名義回國。11月5日，除了樸贊翊、李青天、閔石麟等留在中國作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駐華代表團代表外，金九等臨時政府要員15人從重慶飛往上海，取得盟軍司令部對他們進入朝鮮的批准後，在11月23日下午1時乘坐駐南朝鮮美軍司令霍奇所派的c-74運輸機返回故國。 ^[1]  為了感謝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金九在登上飛機前發表了《致中華民國朝野人士告別書》，其中寫道：“抗戰八年來，敝國臨時政府隨國府遷渝，舉凡撥借政時、供應軍備，以及維持僑民生活，均荷於經濟百度艱窘之秋，慨為河潤！” ^[16] 

金九剛到金浦機場，他就被美軍裝甲車帶走，下午5時抵達西大門外竹添莊（後改稱京橋莊），作為住所。兩個小時後以霍奇的名義發表愛國者金九回國的聲明。回國當天，金九第一個訪問的就是原來臨時政府的總統李承晚。李承晚雖然以歐美委員部的名義，脱離臨時政府多年，但金九始終頂住呼籲取消歐美委員部的壓力，支持其歐美委員部的運作。金九依然希望臨時政府能接管朝鮮半島，他在記者會上説：“因為我國現在被實施軍管的緣故，所以對外是以個人資格回國，但從我們韓國人的立場來看，是臨時政府回國了。”12月1日，在漢城運動場召開了有3萬人參加的臨時政府還國奉迎會。金九還通過臨時政府外務長趙素昂發表聲明稱臨時政府並非固守資本主義或封建制度，理念比英國工黨更進步，作為對南朝鮮當時的左翼團體“朝鮮人民共和國”的喊話。“朝鮮人民共和國”邀請金九等成為其委員，又提議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和“朝鮮人民共和國”同時解散，然後合作，均遭金九方面拒絕，雙方談不攏，未能實現合作。而在右翼內部，金九與親日勢力水火不容，而李承晚則有意與韓國民主黨為代表的親日勢力妥協與聯合，兩人也開始產生裂痕。 ^[1] 

1945年12月28日，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決定朝鮮半島由美、英、蘇、中四國實行最多五年的託管統治。消息傳入朝鮮半島，輿論譁然。當日夜，由金九發起，在漢城成立了“反託管國民總動員會”（後改名為“反託管委員會”）。他非常積極地投入反託運動，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的名義向四國元首發函抗議託管統治，並冒着嚴寒領導各種反託示威活動，可以説是反託運動的實際領導人。金九的目的是試圖利用反託運動樹立臨時政府的權威，以便臨時政府接管南朝鮮，這令美國佔領當局對他非常不滿，1月1日，霍奇傳金九到自己的辦公室，把他痛罵了一通。對他説：“如果你再騙我，就殺了你！”金九則以要當場自殺相威脅。霍奇的恫嚇事實上已經挫敗了金九的被稱為“政變”的奪權計劃。後來佔領當局雖未進一步採取懲罰措施，但金九已大失臉面，他與臨政派始終未能恢復元氣，反託運動的主導權也轉入李承晚手中。 ^{[1]  [52]} 

金九還呼籲成立非常政治會議來應對託管統治，為此與李承晚的“大韓獨立促成中央協議會”和韓國民主黨達成合作，於1946年2月1日舉行非常國民會議，推金九和李承晚為領袖，其後又組建“最高政務委員會”作為決策機關。次日，該機構被美國佔領當局改為“民主議院”，作為其諮詢機構。隨後，金九在南朝鮮巡迴訪問，並於4月29日在尹奉吉的故鄉忠清南道禮山舉行尹奉吉義舉14週年紀念儀式，他哽咽致辭，並在祭壇上放聲痛哭。在這期間，美蘇共同委員會在德壽宮開會討論如何建立朝鮮半島統一政府，但很快破裂，李承晚趁機拋出南朝鮮單獨選舉、建立單獨政府（簡稱“單選單政”）的主張，遭到金九的強硬反對，他還與金奎植一起贊成呂運亨發起的左右合作運動。此後，金九就與李承晚逐漸分道揚鑣，也更加被美國佔領當局排斥而在南朝鮮政局中邊緣化，極右勢力更將他視為蘇聯和北朝鮮的內應，不斷加以詆譭。 ^[1] 

1948年2月13日，金九發表名為《泣告三千萬同胞》的聲明書，重申反對“單選單政”、建立自主統一政府的立場。不久後，美國操縱下的小型聯大就通過了南朝鮮“單選單政”的決議，金九發表了反對聲明，譴責不顧蘇聯反對而通過的非法決議，並宣言自己為了實現祖國的統一和完全自主獨立而不惜粉身碎骨、赴湯蹈火。2月16日，他與金奎植聯名寫信給北朝鮮的領導人金日成和金枓奉，邀請舉行南北領導人會談，討論民族統一的前景。3月25日，以北朝鮮6個團體的名義，向金九的韓國獨立黨以及南勞黨等17個政黨、團體發表《告反對樹立南朝鮮單獨政府的南朝鮮政黨、社會團體》的邀請函，邀請他們出席4月在平壤舉行的南北對話。翌日，北朝鮮密使來到漢城，向金九、金奎植傳達回信，邀請他們出席平壤的南北代表者聯席會議。金九和金奎植經過反覆思考和商量，在3月31日暫時決定出席，在4月7日派安慶根和權泰錫作為密使到平壤瞭解情況。兩人的回報極為樂觀，金九、金奎植便下定決心北上。美國佔領當局極力挽留，甚至拋出了讓他們出任未來南朝鮮政府的領導人作為條件，南朝鮮右翼更是對他的北上決定口誅筆伐，但金九還是在4月19日帶着秘書鮮于鎮和兒子金信越過三八線北上平壤，此外金奎植、趙素昂、趙琬九、嚴恆燮等韓國獨立黨代表也在之後陸續抵達平壤。 ^[1] 

金九在4月20日抵達平壤時，聯席會議已經召開了一天。給他當嚮導的是曾經的情人安信浩。他於4月22日在牡丹峯劇場發表了談及建立統一政府的基本原則的祝詞。隨後應北朝鮮的安排，參觀金日成故居萬景台等地點。4月30日舉行金九、金奎植、金日成、金枓奉四人蔘加的南北要人會談（四金會談），並發表了關於雙方所達成的相關共識的共同聲明，雖然大談反對單選單政及呼籲美蘇同時撤軍，但並無任何實際具體的應對方案。 ^[1]  5月5日，金九和金奎植等回到漢城時，帶回北朝鮮不會切斷電力供應的承諾。然而，兩天後北方即停止向南方供電，二金聲譽大為受損。 ^[17]  5月10日，南朝鮮選出第一屆國會議員，準備制定憲法和選舉總統。蔣介石的駐韓代表劉馭萬在7月11日面見金九，請他競選副總統，與李承晚聯手合作，遭到金九拒絕。儘管金九公開聲明不會參與新政府，但在7月20日的總統投票時，他還是被部分議員推舉為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結果國會只有13票（6.63%）選金九為總統，62票（31.47%）選金九為副總統，最後由李承晚、李始榮分別當選正、副總統，並於8月15日宣佈成立大韓民國。 ^[18]  金九對此表示：“只有悲憤和失望，但我們在此時必須衝破失望和恨嘆的空氣，進而帶着新的決心和勇氣，重整旗鼓，推進強力的統一獨立運動。萬一我們同胞只能突進兩條極端的道路，那麼今後南北同胞就可能存在因國際壓力和挑撥而發生並非本意的同族相殘的悲慘內戰之虞，再武裝的日軍可能會再次跨海擴張勢力。” ^[19] 

但是在1948年9月9日，北朝鮮也建立了單獨政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九仍堅持南北協商、自主統一的路線，在1949年1月的韓國獨立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金九表示部分人士對南北協商表現出否定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囑咐不要因為北方沒守住盟約而動搖。其後他不斷呼籲南北領導人在漢城再舉行一次對話，以實現和解與統一。 ^[20]  1949年6月初，李承晚勢力通過“南勞黨國會支部事件”（國會特工事件）來將國會中的進步議員一網打盡，傳聞金九也與此案有涉，使極右勢力對他的仇恨達到極點。6月26日上午11時30分，韓國國軍炮兵少尉安鬥熙經過韓國獨立黨組織部長金學奎的介紹，來京橋莊拜訪金九。金九當時正與別的客人交談，等那個客人走了以後，大約12時許，安鬥熙才由秘書鮮于鎮帶到2層的金九居室。當時金九正在練習書法，鮮于鎮下樓後兩三分鐘，就聽到2層傳來一陣槍聲，正要上樓時，安鬥熙走下來説：“是我擊斃了白凡先生！”金九中了4彈，渾身是血，緊閉雙眼，斜靠在椅子上，鮮于鎮急忙將金九送到鄰近醫院，但金九仍搶救無效身亡。金九死後，韓國舉國哀悼，10天內來弔問他的人超過100萬，7月5日葬禮時為他送葬的人有40-50萬，他以國民葬的形式安葬於孝昌公園。 ^{[1]  [21]} 

金九的主要影響體現在他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苦心經營上。起初，朝鮮半島獨立運動的頭面人物雲集上海，金九在其中並不顯眼，但由於派系內鬥和獨立前途渺茫，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到1926年已經搖搖欲墜、門可羅雀，大有樹倒猢猻散之勢，連金九都自嘲臨時政府已淪為“乞丐窟”。 ^[22]  同時財政極端困難，債台高築，以致金九曾在1924年4月綁架來上海的閔庭植（閔泳翊之子），勒索錢財。 ^[23]  在這種情況下，金九奉命於危難之間，於1926年12月到1932年5月和1935年11月到1945年11月兩度出馬主持臨時政府，使臨時政府得以維持命脈，並取得長足發展。

金九部分照片(6張)

在第一次主持臨時政府期間，金九的主要活動是創立韓人愛國團，展開“義烈鬥爭”，代表性的就是櫻田門事件和虹口公園爆炸案。此外他還派李德柱、俞鎮軾（俞鎮萬）到朝鮮刺殺總督宇垣一成，派柳相根、崔興植到偽滿洲國刺殺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但他們都還沒實施暗殺就被逮捕。其中，虹口公園爆炸案成功引起了中國國民政府的注意，使金九取得了國民政府的財政支援，得以在洛陽的軍校開設朝鮮青年訓練班，並以此為基礎創立韓國特務隊獨立軍和學生訓練所。 ^[1] 

在第二次主持臨時政府期間，金九試圖利用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來爭取朝鮮半島的獨立。在這期間，他締造了韓國光復軍，並反覆與中國國民政府交涉，最終取消了《韓國光復軍行動準則九條》，使光復軍真正成為直屬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軍隊。他還在1942年頒佈《大韓民國建國綱領》，1944年頒佈《大韓民國臨時憲章》，將趙素昂提出的“三均主義”確立為臨時政府的指導思想和“建國精神”，並且確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韓國獨立黨、韓國光復軍三位一體的體制。金九還得到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持，將左派的朝鮮民族革命黨吸收進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中，使他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的身份真正成為中國關內地區朝鮮半島獨立運動的領袖。除了國民政府的援助，金九領導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也與中國共產黨多有往來，臨時政府舉辦的各種紀念活動，如三一運動紀念日、臨時政府成立紀念日、朝鮮亡國紀念日等，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一般會派人蔘加，有時周恩來、董必武、鄧發、王若飛、黃華等人也親自出席。《新華日報》亦不斷報道或轉載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相關報道。 ^[54]  1945年9月3日，來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在桂園會見了金九和國務委員李始榮、曹成煥、趙琬九、趙素昂等人，對朝鮮半島獨立運動表示支持。 ^[55] 

1945年，金九打算與美軍合作，派光復軍攻入朝鮮半島，但在整裝待發之際，日本投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不被承認，金九回國後也不敵親美容日的李承晚，他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付諸東流。 ^[1] 

金九小時候住在康翎郡時，與兩班李生員家的孩子玩耍，曾無緣無故地捱了一頓打，便跑回家，從廚房拿出一把菜刀，直奔李生員家，要把他們統統殺光，為了不被發現，他打算破籬而入，從後門衝進去，卻被李家的一個十八歲姑娘發現，大聲喊叫，於是他又被抓起來揍了一頓，菜刀也被奪走。後來他母親找菜刀，他裝作什麼也不知道。

還有一次，金九趁父親不在，偷了父親藏在炕頭被窩裏的20兩銅錢，準備到村口商店買米糕，途中見到三叔祖，勸他把錢還回去，金九回去的時候，他父親已發現錢丟了，便把他吊在房梁用荊條一頓毒打。所幸有一位叔祖看到後把他解綁下來，並反過來用荊條抽他父親，警告他不準這麼打小孩，金九才免於更多的皮肉之苦。

有一年夏天連綿陰雨，金九家附近的泉水都變成了小溪，金九從家裏拿出紅色、藍色的染料罐，把一條小溪染成紅色，又把一條小溪染成藍色，觀賞它們合流的奇觀。正在得意之際，被他母親抓住狠揍一頓。 ^[2] 

1919年，金九來到上海，加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之際，他向內務總長安昌浩請求當一名門衞，理由是他在朝鮮時為了測驗自己的程度，曾暗自一人做了警察考試科目的答案，但沒有及格，怕自己沒有真才實學徒具虛名。安昌浩慨然應允，説美國就專設有看守白宮的官員。但因為臨時政府中的後輩覺得讓前輩當門衞不好，便要求他當警務局長，安昌浩就讓他當警務局長，金九推辭不過，勉強就任。 ^[27] 

據金日成回憶，金九在上海期間，聽説東北抗日聯軍中的朝鮮人將領金日成取得普天堡大捷，高興得歡呼起來，並在海外朝僑中給金日成等籌措軍餉、試圖派遣聯絡員，但都沒有成功。有人批評金九沒把軍餉送到抗聯那裏，中飽私囊，但金日成對當時軍餉無法送到的情況表示理解。 ^[51] 

金九在嘉興時，有一天圍觀中國士兵操練，一個軍官盤問他是哪裏人，他自稱廣東人，沒想到這個軍官就是廣東人，聽出他口音明顯不對，便把他抓到當地保安隊審訊。雖然在褚家的救援下被帶出，但褚鳳章感到金九應該娶個妻子來掩蓋身份，並給他介紹一個自己認識的中學女教師。金九覺得知識女性容易看出自己真實身份，便找了褚家僱傭的一個叫朱愛寶的船孃。此後就和她生活在一起，白天坐着她的船遊覽嘉興水鄉風光，後來去南京時也帶上她，她也充當起金九的交通員，以減少金九的露面。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在支援朝鮮半島獨立運動的問題上無需顧忌日本，金九也不必再掩蓋身份，因此在1937年冬撤離南京，他與朱愛寶分手。金九承認他和朱愛寶“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類似夫婦的感情”，並相信後會有期，因此只給了她回嘉興的車費。此後金九一直不忘朱愛寶，並後悔給她錢太少。朱愛寶則嫁給他人，但沒有生子，後又守寡，在20世紀80年代上吊自殺。後來這段愛情故事被中國作家夏輦生寫成小説《船月》，此外還有《血火情深》等話劇演繹金朱戀情。 ^[28-29] 

金九的代表著作就是他的自傳《白凡逸志》。1999年，在他逝世50週年之際，韓國整理了他的所有作品與部分重要相關資料，合為《白凡金九全集》12卷。 ^[30] 

金九被暗殺後，李承晚政府稱此事件為韓國獨立黨的內部矛盾所造成的偶發事件，反對金九與朝鮮協商的獨立黨成員金學奎有指使安鬥熙暗殺金九的嫌疑。7月20日，韓國軍方發表了最終調查結果，稱暗殺金九是安鬥熙為挫敗韓國獨立黨內親共勢力推翻大韓民國政府的陰謀而發動的一次“義舉”，安鬥熙免於死刑，到朝鮮戰爭爆發後獲釋並復歸軍隊。

韓國實現民主化以後，要求重新調查金九之死的呼聲越來越高，1992年安鬥熙口述證言曝光。對此，韓國國會於1993年成立了調查金九暗殺事件真相的委員會，經過約兩年的調查後，於1995年12月發表了《白凡金九先生暗殺真相國會調查報告書》。根據這份報告書，金九暗殺事件並非如李承晚政府所稱的那樣是韓國獨立黨的內部矛盾所造成的偶發事件，而是經過周密的準備、模擬、組織性的角色分擔的李承晚政權的犯罪行為。安鬥熙的第一個幕後黑手是軍方。他的上司炮兵司令、也是出身極右反共團體西北青年團的張銀山下達了暗殺命令。事件發生後，特務隊長金昌龍、參謀總長蔡秉德、憲兵副司令田鳳德等在善後過程中掩蓋了真相。這些人都是日本殖民時期曾在日軍、偽滿軍和警察局為日本賣命的人，對金九又恨又怕，加上當時發生了國會特工事件、反民特委風波，他們害怕金九東山再起後清算他們，便除之而後快。此外，還有學者根據美國解密檔案，指出韓國極右組織白衣社也參與主導這次暗殺。

不過，韓國軍方暗殺金九是否得到李承晚的指使或默許，以及曾身為美軍防諜隊（CIC）情報員的安鬥熙是否是在美國的授意下暗殺金九，雖然不少人提出這些懷疑，但其確切證據還有待更多資料發掘。 ^{[21]  [31]} 

韓國部分人將金九尊為“國父”，安鬥熙在1949年受審時就説“是我殺害了金九先生，殺害了先生這個愛國者、國父和領導者”。 ^[56]  曾任韓國統一部長官的李仁榮也公開宣稱金九是韓國國父。 ^[32]  但保守勢力則傾向將李承晚視為“國父”。 ^[33]  也有人主張李承晚和金九都是韓國國父。 ^[34]  另據金九的秘書鮮于鎮回憶，金九從中國回到南朝鮮時，曾看見“歡迎國父金九主席”的橫幅，他拒絕道：“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國父，（我國的國父）只有李承晚博士。”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