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

王波明小學時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只上到了四年級。青少年時期在社會上晃盪幾年後，被分到北京農藥二廠的一個燒鹼車間當工人。

王波明的父親王炳南從1964年至1975年，一直任外交部副部長。

1980年，王波明到美國留學。

198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法學碩士學位，後在紐約交易所工作一段時間。

創建證券市場

王波明作為證券市場的早期主要推動人之一積極推動、策劃並參與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創建。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慶等人共同執筆，寫成《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這份“建議”又稱“中國證券市場的白皮書”。

建立STAQ系統

1989年3月15日，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成立，簡稱聯辦，後來改名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隨後參與了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籌備設立，建立起STAQ（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為早期證券市場的運行規範、豐富品種、市場培育做了大量的工作。

1990年代初，親自組織和實施了許多重大項目的投資，開創了多項投融資先例，是中國投資方面專家和經濟學家。

證券市場影響

1992—1993年期間聯辦參與籌備設立中國證監會，標誌着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規範、健康的軌道。之後聯辦又相繼創辦《證券市場週刊》、《財經》等在證券界和經濟界非常有影響力的雜誌以及和訊網，繼續參與證券市場的發展與建設。

財訊傳媒集團董事局主席

中國國債協會理事

《財經》雜誌總編

《證券市場週刊》社長

2018年12月，入選“中國改革開放海歸40年40人”榜單。 ^[1] 

目睹“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紐約股票交易所。這一天成為金融界及實業界的噩夢。

持續很久的牛市當天驚人下落，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指數驟跌508點，一天內跌去的股票價值總額是1929年華爾街大崩潰時跌去價值總額的兩倍。混亂中，價值超過6億美元的股票被拋售。震盪也衝擊到東京和倫敦。

一箇中國的年輕人觀望了這場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混亂。後來，有人稱他為“華人圈裏第一個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

他就是王波明，中國證券市場創立中的自發推動者。

那時，他剛從哥倫比亞大學拿到法學碩士學位，在紐約交易所做數據整理員，滿懷着年輕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開創一番事業。在這個年輕人眼裏，“黑色星期一”背後的傳奇性和神秘，遠遠超過了它的灰暗和恐怖。

旁觀者清，王波明對證券市場的作用有了深入的瞭解。他覺得證券市場能為中國進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的建立，成為他的理想之一。

儘管歷史是多種因素的綜合，但是，總有一些身影在歷史遠去的時候異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籌備中國股市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歸的高西慶一起，給高層寫了封信，大意是：中國的農村改革在1986年已經基本完成，而城市經濟改革剛剛開始，而城市經濟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

他們是幸運的，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覆。

因為在同時，以國家體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體改辦為主的政府部門，也開始探討建立中國資本市場的可行性。

1988年9月8日，北京萬壽賓館。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在這裏悄然舉行。這拉開了中國資本市場創立的序幕。

該會議是以國家體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體改辦的名義組織的，名為“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當時，王波明剛從紐約股票交易所辭職回國大約兩三個月，他也參加了這個會。

當時到會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時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劉鴻儒、中創公司總經理張曉彬、中農信公司總經理王岐山，以及時任外貿部部長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後，《證券市場週刊》總編方泉在一個講述中國證券市場歷史的會議上，稱他們是“年輕的有先見頭腦的金融官僚”。

該會議就如何組建北京證券交易所方面進行了討論。當時，張曉彬介紹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擬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議書。會議對交易所應該設在北京還是上海，爭論很熱烈。

會議之後，人民銀行牽頭組織編寫材料，最後定下來由中創公司組織策劃，提供經費和辦公場所。於是張曉彬、高西慶、陳大剛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編寫了《關於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也就是後來被簡稱的“白皮書”）。他們充分運用在國外的所學，搭建起了中國證券市場的一個基本框架。

當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拿到了“白皮書”以後，很快就回復，表示要專門召開彙報會，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彙報會”。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層自發研究，然後變自發為國家有組織地研究和籌劃。後來被總結為“民間推動，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負責人在北京飯店發起了一個會，討論中國證券市場早期的籌備工作。很多國家級的金融機構也參加了會議。這被戲稱為“北京華爾街會議”。

“九大非銀金融機構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國投、中創等，最後確定，參與這個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萬元人民幣，作為組建機構的經費。”方泉介紹説。

這個機構就取名為“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後來又正式更名為“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成立時間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總幹事，理事長為經叔平。

遊離於圈外

證券交易所應該建在北京還是上海？這是一個問題。

1990年三四月份，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知道“聯辦”後，向他們發出了邀請，並表示可以解決他們的户口問題。成立了籌劃交易所小組，尉文淵任組長。

1990年8月，中央出台《開發浦東綱要》，明確提出把上海建成遠東金融中心。這時候，上海和深圳開始爭奪中國第一個證券市場的開業權。北京，已經被落在後面。

一個插曲是：朱鎔基在加拿大訪問時，就宣佈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證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開張。這使得深圳變得被動起來。不過，深圳還是搶在了前頭，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試營業；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開業。深交所開張的時候，中央還沒有批，就用紅布蓋着牌子，僅搞了一個小儀式，宣佈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單自然也寥寥。

經過兩年的努力，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了。

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後，一直遊離於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職“聯辦”副總幹事，以及“聯辦”旗下一攬子財經媒體的社長或總編，包括《財經》、《證券市場週刊》、和訊網等。

王波明如今為人低調，《財經》聯席主編楊大明回憶説，他只接受過王安的採訪，當時王是在寫一本書。或許，面對自己曾經那麼投入的一個事業成果——在風雨中跌跌撞撞成長的中國股市，王波明應是無語最好。

這位股市的設計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裏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經心的神態，悠然於這幾大財經媒體；叼着煙捲，擎着老茶杯，在煙霧繚繞裏，懷揣着對激情的膜拜，繼續打造他的夢想。

2009年10月15日，在第五屆中國地產金融年會上，王波明認為：過去，中國房地產開發資金來源結構過度的依賴銀行體制，對於開發商來講、對於銀行系統來講，這種單一的房地產融資結構也給銀行體系帶來了很多的風險。在短短的五年時間內，這個局面如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就是説在房地產融資上，從跨出銀行系、越來越多的走向直接融資、通過股權融資、通過債權融資，包括RITS都在初創階段，但是主要的融資手段多了一些。

王波明還認為，從直接融資方面，房地產公司2009年取得了一個長足的發展，值得關注的是房地產公司通過債券市場融資也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