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冊

潮州歌冊是用潮州方言誦唱的民間説唱本子，是一種民間説唱文學。

約形成於乾嘉年間。流行於廣東省潮汕地區的汕頭市、潮州市、揭陽市、汕尾市，港澳台地區和福建南部講閩南方言地區、南洋羣島以及海外講潮語的華僑華商及也頗流行。 ^[1] 

過去的歌冊普遍為小32開木刻線裝本，內容基本為七字句，四句一組，每組一韻，除了夾白全用一個唱調，每四句重複一次，清唱到底，不需任何伴奏。聽唱者都是婦女和兒童，誦唱者都是婦女。誦唱者有兩種，一種是職業誦唱者，一種是業餘誦唱者。誦唱地點一般在繡花場、抽紗場，或者是婦女們閒暇相聚之地（俗稱“閒間”）。 ^[2] 

潮州民歌中早有一種敍事的較長的而又以七字句法演唱的，叫七字歌。潮州歌冊是以這種七字敍事民歌為基礎，吸收彈詞、詞話、戲曲等形式的文體以及大量的故事，以潮州話的語言、音韻，演唱而成的，誦唱者主要是婦女，田間、曬場、家居、祠堂是她們經常演唱的地方。

“潮州歌冊”的名稱是民間通稱，1949年以後新編出版的唱本才印上此名稱，以前的刻本均稱“歌”或“歌本”。歌冊刊刻業在清代尤為興盛。 ^[2] 

潮州歌冊的起源與潮汕方言的發展分不開。歌冊的語言基本上採用潮語口語、俗語。宋元以後，潮州歌冊以潮州語音為基礎，從歌謠、畲歌、俗曲等發展起來。在此過程中，也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接受元明以來的説唱文學，包括寶卷、變文、詞曲的影響，形成獨特的民間藝術。歌冊的作者一般是地方上的下層文人或粗通文墨者，俗稱“無路秀才”或“半路秀才”。 ^[2] 

潮州歌冊是廣東省潮州俗文學中最流行的傳統説唱文學，它是從彈詞演變而來的。

中國彈詞分南北兩大流派：國語彈詞和方言彈詞。大鼓彈詞為北派彈詞，也稱國語彈詞。江浙秦淮流域、廣州珠江流域、潮州韓江流域、福建閩江流域的説唱文學，謂之南派彈詞，也稱方言彈詞。

江浙、廣州、福建彈詞，只是擷取故事中動人的片斷經文人潤飾而為歌妓彈唱的小曲；潮州歌冊之所以成為千家萬户，一代代婦女百唱不厭的緣由，則是它以恢宏完整的故事內容，濃重的場景渲染和扣人心絃的人物心裏活動刻畫，給歌者或聽者留下戀戀之情，聽一卷潮歌如同觀賞一出大戲，潮州歌冊對潮州婦女的精神薰陶和文化教育的普及起到無法估量的作用。

著名文史學家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説：“今日所見國語彈詞，其年代很少在乾隆以前。”這隻説國語彈詞的歷史。至於潮州歌冊這一方言彈詞因被封建社會視為“書正歌邪字無曲”而未載入史冊，從舊版歌冊看均是咸豐至同治年間的刻本，這可作為探究潮歌產生年代的線索。舊潮州歌冊刻印商皆集中於潮州府，刻錄發行最多的當推潮城李萬刊號及第二代子族的李萬利老店、萬利春記、萬利生記，還有王生記、陳財利堂、吳瑞文堂、王友芝堂都創店於清末，汕頭昇平路的名利軒創店於民國之後，這家刻印商在重整舊歌冊的同時注入民主革命的新思潮，如：謳歌民主思想的《新中華》，讚頌辛亥革命人物故事的《許友若》以及《澎湃歌》等，大力傳播民主思想。可以這樣説，清咸豐以前潮州歌冊已在民間以口頭哼唱，迨至咸豐年間才刊刻印行，達到極盛時期而廣為傳播 ^[3]  。

潮州歌冊的主題思想，以宣揚愛國主義、歌頌清官、反對傳統禮教束縛為其主流。 ^[4] 

潮州歌冊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廣泛流傳，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起到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宣傳作用。在革命時期的不同階段，編寫出《中國歷史歌本》《新中華》《澎湃歌》《保衞大潮汕》《南澳光復記》等，既宣傳了革命思想，同時又促進了方言文學創作。潮州歌冊還保留了各個時代的口語俗語，為研究潮州方言的音韻、詞彙變化及文學屬性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材料。 ^[2] 

潮州歌冊的題材可歸納為四大類：其一、根據歷史演義小説改編。如：《隋唐演義》、《十八寡婦徵西》；其二、歷史知名公案。如：《大紅袍》、《小紅袍》、《七屍八命》；其三、才子佳人故事。如：《臨江樓》、《吳瑞明》、《西廂記》；其四、根據地方故事民間傳説編寫。如：《蘇六娘》、《龍井渡頭》、《金花牧羊》。

潮州歌冊的作者多數出自落魄秀才、閒散文人、潮劇藝人或記賬先生之手。據刻印商號家族記述：抗戰前潮城柯逸士秀才寫過《曹翠娥》，他還是辛亥革命故事《許友若》的作者；潮安浮洋潮劇藝人洪舜曾編寫《龍圖騎竹馬全歌》；潮城瑞文堂記賬先生餘芝伯編過《甘露寺選婿》、《桃花扇》；揭陽京崗失業藝人孫耀存自編自唱，手拉椰胡，穿街竄户換取一升半升米渡生，這是方言彈詞演化為走唱文學的芻型。舊社會在重男輕女的現實中，即或處於高第門庭的女子很多也難於接受文化教育，她們都感到精神飢渴，同寅姐妹、妯娌之間常常圍坐一起納涼或互訪，或邊繡花邊舂米邊紡紗而念念不忘歌文，從聽歌冊到學會唱歌冊中獲得文化滋潤，不僅學到文字，還懂得歷史知識並從私奔、自由擇偶的歌冊中得到婦女追求解放的啓迪。因而她們嗜歌冊如命，潮州歌冊成為她們的良師益友。她們被潮州歌冊故事吸引：聽到忠臣被害就咒罵奸，聽到公子落難得救就寬心舒氣，聽到情郎與小姐相會就眉飛色舞。潮州歌冊牽動着潮汕婦女情感的激發 ^[3]  。

潮州歌冊的體裁有二種：傳奇故事體和歌行體。

一種體裁是傳奇故事體，敍述完整的故事，此類篇幅長者可達二三十萬字。傳奇故事體的題材大致包括兩類：一類是根據演義小説、傳奇彈詞改編的，有歷史故事、公案故事、才子佳人，如《隋唐演義》《孟麗君》《梁祝》《乾隆遊江南》《孟麗君》《蘇六娘》等 ^[1]  ；另一類是根據本鄉本土發生的故事、民俗場景或本地著名歷史人物事蹟編寫的，如《潮陽案》《劉進忠》《三義女》等。 ^[2] 

另一種體裁是歌行體，皆短篇， ^[1]  沒有完整的故事，或起興以介紹某一系列事物，也有以某一社會現象為題材，針砭時弊，懲惡勸善。 ^[2]  多記述知識性、趣味性、教育性的事物，如《戒賭歌》、《百花名》、《百鳥歌》、《百屏花燈》、《十二月歌》等。 ^[1] 

潮州歌冊具有三大特色：其一、通俗性。語言淺白平易夾雜方言掌句，口語化，音韻悠揚和諧琅琅上口，雖以七言、五言為套格，情節緊張時有多變節奏以增強表達和感染力。其二、地方化。根據外地題材編寫的歌冊也泛溢潮俗文化的特色。如：以浙江題材編寫的《小紅袍》名歌，在編寫徐鸞英姑嫂元宵賞燈的場景：“也有英歌十幾班，也有鑼鼓鬧嗆嗆，也有皮猴共吊戲，也有白字共亂彈”。好像徐鸞英姑嫂賞燈不在杭州而是在潮州。語言、細節、風物滲進潮俗特色，讓歌者感到親切。其三、內容廣博，包羅萬象，情節曲折、生動，融中國小説、戲曲、彈詞於一爐。如：《龍井渡頭》的故事情節很強烈，但作者不一味發展故事，而是有主有次展示細節。在表現林紹這個窮秀才原配餘氏重錢忘義改嫁他人，和林紹衣錦榮歸忍辱求全兩個情節中波瀾起伏。潮州歌冊既有“戲筆造歌勸善良”又有“悲歡離合的鑑賞”、“揚善徵惡的箴言”，才一代又一代使歌者醉心 ^[3]  。

潮州歌冊基本上是七字句，每節四句一韻，換節時可連韻，也可換韻，以押平聲韻為主。朗唱時每節末句拉長聲音，略作間歇而增強節奏感。七字句是基本形式，但夾在敍事中間的一些書信、奏疏、詔令、傳話、對話等，則靈活採用多種句式：三三七、三三四、三三五、四四四四、五五五五、六六六六、七四七四等為一節。部分歌冊歌文中間夾有少量説白，簡要説明事因，交代事項，轉述過程等，使故事連貫，眉目清楚。

潮州歌冊的傳統本子，多為清朝末年至民國時期潮州李萬利、吳瑞文堂、吳生記等商號木板印刷，有《雙鸚鵡》、《秦雪梅》、《玉麒麟》、《劉龍圖》等，約三百餘部。這些本子居多一直誦唱至今，深為潮汕人所喜愛。傳統本子不少被古今潮劇班改為潮劇劇本，搬上舞台，如《劉備招親》、《劉龍圖》、《五鳳朝陽》 、《劉明珠》、《錦鴛鴦》……民國時期謝吟等編劇先生，其劇本多從潮州歌冊改編而來，備受廣大觀眾的歡迎。

民國時期，汕頭市馬合利等商號開始用鉛字印刷二些由律民主革命的歌冊，諸如《新中華》、《許友若》等。抗日戰爭時期則有《保衞大潮汕》、《南澳光復記》等，這些進步歌冊進入尋常百姓家之後，起到喚醒民眾，抗日救國的作用。《吳忠恕》寫吳忠恕於清咸豐四年（1854年）在潮州彩塘起義反清的故事，唱文流露出對最終被清廷鎮壓的吳忠恕有一定的同情，具有進步意義。《新中華革命軍緣起》也是創作作品，寫辛亥武昌起義的故事。但歌冊的藝術加工還嫌不夠，缺乏故事結構。作者突出了孫中山、黎元洪等人物形象，在宣傳辛亥革命方面有積極作用。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開始，隨着廣東革命形勢的發展，不少革命者利用潮州歌冊這種歌頌澎湃的革命鬥爭精神，鼓舞人民羣眾對敵鬥爭。抗日戰爭時期出現《南澳光復記》、《保衞大潮汕》等，激勵人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革命鬥爭題材使潮州歌冊成為現實鬥爭的武器。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潮州、揭陽、汕頭各地的文化人，如陳覓、李昌松、李作輝、蕭菲等。紛紛揮毫創作新潮州歌冊，汕頭市及各縣報刊不時刊登這一説唱文學，使城鄉婦女更有興趣説唱。其時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白毛女》 、 《紅燈記》 、《紅珊瑚》等二十多部，都是潮汕作者所寫的。這些新潮州歌冊與傳統潮州歌冊一樣，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語言通俗生動、音韻和諧順口、誦唱起來吸引聽眾等特點。汕頭市曲藝團等文藝團體曾以絃樂伴奏—在舞台式申台演播登上大雅之堂，效果甚佳，觀眾喜聞樂見。

時至今日，一些文化部門以至城鄉百姓家中，仍收藏有新舊潮州歌冊不少，一些潮劇編劇先生—仍以舊歌冊作為腳本，改編成大型古裝潮劇和錦齣戲，這些戲大多成為保留劇目。

更令人歡欣鼓舞的是，許多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很重視潮州歌冊這一地方文化藝術，或撰文發表評論，或在地方誌書上編纂，或收進曲藝選集。趙景深先生主編的《古代曲藝選集》中，就收有《吳忠恕》等潮州歌冊的部分章節；譚正壁、譚尋合著的《木魚書潮州歌冊歌錄》一書，介紹了潮州歌冊的歷史、形式、特點、流傳等。

潮州歌冊是潮州、揭陽、汕頭地區的地方文化藝術，只要世界有潮人在，它就不會消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潮州歌冊還是不會消亡。”在潮州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一位整理、研究潮州地方文化有多年的研究人員如是説。

潮州歌冊又名府城歌、七字歌，是潮州婦女最普遍最經常的一種曲藝文娛形式。它是潮語音韻，基本句式為七言，每四句為一韻組，內容多為戲劇故事、歷史演義或民間傳説改編，它與潮劇有密切關係，很多潮劇的傳統戲出，多有改編為潮州歌冊，易唱易聽。潮人婦女常在晚上或白天閒暇時，在房裏或廳上，或“婦女間”(親鄰婦女常在一起閒聊、休息的房屋)唱聽潮州歌冊，由一人提着本子視唱，其他的人聆聽。幾個人一起縫補衣服做針工時，也常有一邊唱聽潮州歌冊的。由於潮州歌冊多押平韻，不必樂器伴奏，唱時只要句子唱得分明，韻腳稍為拉長，歌聲琅琅，婦女們就會聽得入神，隨着歌文中的故事情節的展開，聽眾的情緒便被吸引住了。一次聽唱不完時就下次繼續。

清代流傳下來的都是木刻版本，土紙，約三寸半寬，五寸長，刻楷書，每字約今之三、四號字大小，直行，每行印四句七言，每句約空出半字作間隔，很是整齊；如逢情節變化句式變化為五言或三三七、三三四、三三五時，版本也按規格留空而不混亂，便於視唱。潮州城的李萬利、陳財利、五生記、瑞文堂等書坊，就是專門刻印潮州歌冊出售的，部頭多達數百，每部分若干卷，長篇的二三十卷(約數萬行)，中篇的十左右卷，短篇的也有兩三卷或兩三集(幹幾百行)的。婦女買了潮州歌冊都很愛護，平時用布包起，唱時才拿出來。有的有錢人嫁女，也買一兩部潮州歌冊陪嫁的。“五四”運動之後，才開始有鉛印本，但很少，建國後至60年代初期，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幾部鉛印的以革命故事為內容的新潮州歌冊，流行一時，在各鄉村文化室及繡花場常有唱聽活動。汕頭曲藝團體也曾把潮州歌冊搬上舞台演唱，而在公園景點中，至今還有較老的婦女在唱聽潮州歌。百姓最愛唱的如：《萬花樓》、《安邦定國》、《薛仁貴徵東》、《薛仁貴徵西》、《薛平貴》、《楊令婆》、 《孟麗君》 、《白兔記》、《梁山伯與祝英台》 等等，也都是潮劇傳統戲，而地方民間傳説的潮劇《蘇六娘》、《陳三五娘》也都有潮州歌冊，戲中故事情節為較有年齡的婦女所熟知。有不少沒讀過書的婦女，就是從學唱潮州歌冊而識了字的，可見潮州歌冊的深入人心了。

潮州、揭陽、汕頭地區民間文化獨具特色，包括語言、戲曲、飲食等在內，頗具地域特色，在各種文化形態內，潮州歌冊是其中的一種。潮州歌冊是什麼?它是潮州、揭陽、汕頭地區民間説唱文學的一種，和北方的大鼓一樣，成為中國主要的兩種説唱文學形式。一般認為由唐代以來的潮汕彈詞演變而成，形成於明代中葉，繁盛於晚清至民國。作為一種自娛互樂的民間文藝活動，它流行500多年，深深紮根於羣眾中，很受民眾尤其是婦女的歡迎，基於此，它有一個“半邊天文學”的別稱。歌文由潮汕方言編寫，有曲有白，一般曲文多為七字句，四句為一組，押韻以組為單位，流行於潮州方言區。

數百年流傳之下，潮州歌冊總數不下500種，但由於不斷流失和損毀，現在保存下來的約有200部左右，能開列書目的有300多部。篇幅長短不一，以數萬字一部的佔多數，最長的篇幅達五六十萬字。

潮潮州歌冊取材十分廣泛，包括歷史故事、古代小説、各種戲劇、神話傳説、民間故事等，的藝術衝動使歌冊作者將上述種種作了通俗化處理，如此，引車賣漿者也能心領神會。如《仁貴東征》、《正德皇帝遊江南》、《十八寡婦徵西》、《過番歌》、《陳三五娘》等等。傳統的潮州歌冊本子多是清末至民國時期潮州李萬利、吳瑞文堂、吳生記等商號木板印刷的。

潮州文化學者吳奎信教授説，歌冊是在潮州地區資本主義經濟從萌芽到發展，市民階層不斷壯大，對於文化生活迫切需求的情況下產生的,其文化價值和審美情趣主要體現在反映政治道德、風物人情、階級矛盾上。歌冊的作者大都來自市民階層，因此使歌冊能真正抒發底層人民的心聲和願望。

潮州歌冊是從彈詞演變而來的，彈詞是中國南方傳統説唱文學的主要品種之一。它和北方的大鼓成為中國二大説唱文學形式。潮州的説唱文學始於唐代。唐代，佛教在潮州一帶盛行，潮州開元寺的建立就是明證。隨着佛教的盛行，變文也開始在潮州流傳開了。所謂變文，即變佛教本文為通俗文字的意思，最初以佛經為藍本，改編為通俗韻文。接着，本地民間藝人根據佛教教義，採用民間故事和歷史故事編寫成新變文。這些變文逐步成了當時流行於民間的歌詞。説唱變文時，配一彈撥樂器，自彈自唱，這就成了最初的彈詞。潮州彈詞，通俗簡樸，文字多為七言句子，平仄不拘，且用潮州方言押韻，在民間廣為流傳。《二十四孝》、《娘娘落山》就是流傳下來的彈詞作品。至明清時期，彈詞在潮州非常盛行。但是，由於演唱彈詞要有一定技巧，且要彈撥樂器伴奏，故不易普及。同時，彈詞抄寫本在傳抄中又多有錯漏，故不易普及。因此，一些文人根據讀者口味大量地編寫了這類本子。書商見銷路甚佳，也大量刻印刊行。這些刻本，一般都標有“全歌”字樣，如《劉明珠全歌》、《狄青平西全歌》等，羣眾將這些刻本稱為“歌冊”。由此可見，潮州歌冊是逐漸從彈詞演變而來的。如原潮州瑞文堂出版的潮州歌冊《隋唐演義》，其全名叫做《隋唐演義古調彈詞》。潮州歌冊是從彈詞演變出來後，吸取當地的民間藝術營養，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其表現力和藝術性，成為潮州民間文學和民俗活動獨特的樣式。

潮州歌冊能吸引廣大婦女羣眾，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於它故事情節生動曲折，波瀾起伏，變幻莫測，扣人心絃。作者在同一內容、同一主題的歌冊中，能編造五花八門的故事情節。即使事件雷同，也會情節迥異。例如很多歌冊寫宮廷鬥爭，大都是由於奸臣作惡，而奸臣敢於肆無忌憚地胡作妄為，往往是有女兒為帝王西宮或妃子。至於奸妃如何與其父密謀策劃，為非作歹，不同歌冊有其不同的故事情節：有的奸妃是妄奏欺君，誣陷忠良；有的以酒灌醉皇帝，讓其説錯話，然後以假亂真，借刀殺人；有的摻迷藥入酒，使皇帝喝後不省人事，然後盜用玉璽，假行君詔；有的把謀害對象誘騙入宮，設置機關，再以竊密、行兇、非禮等罪名加害。

潮州歌冊除個別介紹性的、知識性的之外，屬於故事性的，大都能塑造出鮮明、豐滿、生動的藝術形象。歌冊繼承古典小説的特點，重視把人物放在矛盾衝突的風口浪尖中，通過人物的行動、鬥爭，展現人物的性格。岳飛、薛仁貴、狄青、羅通及楊家將眾英雄，都是在艱苦環境中，在國家民族遭受蠻夷威脅、侵略的危難之際，挺身而出，赴湯蹈火。不管敵人如何兇猛、殘暴以至使用各種妖術魔法，他們總是英勇無畏，大義凜然，一往無前。即使是受誤解，受委屈，受排斥，受讒害，仍是義無反顧，胸懷坦蕩，盡忠之心不變，報國之志不移。歌冊讓這些英雄人防用自己的行動和鬥爭，來譜寫他們自己的業績。

歌冊是通過説唱讓聽眾感知故事的，所以必須有條理，有系統，前後照應，上下貫串。歌冊結構有如下特點：

第一、注重故事的條理性。即抓住主幹，伸展“枝丫”。主幹也就是主線，是表現題旨的中心事件；枝丫是分支線條，即故事的鋪陳。主線明，線條清，以綱帶目，綱舉目張。

第二、注重材料組織的嚴密性。材料組織嚴密就是指故事的發生、發展要一環扣一環，上下要關照呼應：主要人物的出現與消失，要有交代説明；次要事件不能遊離於主要事件之外。較多的歌冊都注意到結構的嚴密性。

第三、注重故事的完整性。潮州歌冊重視故事有頭有尾，有始有終，前後連貫，首尾圓通。歌冊一般都在開篇説明寫作意圖或暗示題旨，結尾則是矛盾的解決和人物的歸宿。

潮州歌冊深受文藝界珍視，1982年12月《木魚書·潮州歌冊敍錄》問世，其間有介紹潮州歌冊的現實價值；1983年8月《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有潮州歌冊條；著名文史學家趙景深主編的《古代曲藝選集》中輯篡潮州歌冊《吳忠恕》、《宋帝昺走國》部分精采段落並對潮州歌冊加以評介；潮人俗文學家薛汕在北京整理編纂了《潮州歌冊選》約四十萬字，由中國曲藝出版社出版發行。潮州歌冊不再是偏居一偶的閒花、野花，它以俗中有雅的魅力登上中國文壇的大雅之堂。它是中國説唱文學南方彈詞的一朵奇葩 ^[3]  。

2019年11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潮州市文化館（潮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獲得“潮州歌冊”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5] 

時移世易，唱歌冊的人越來越少了。如今，人們發現，在汕頭的中山公園、海濱長廊等地，每天上午也有一羣老人聚集在一起，聽一位“老阿姆”吟唱歌冊。一曲畢了，老人們感慨唏噓：現在的人們不喜歡這項娛樂，以後歌冊怕要失傳了，應該有人傳承，畢竟它是潮汕獨特的説唱藝術。

潮州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告訴記者，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潮州、揭陽、汕頭各地不少文化人還熱衷此道，紛紛揮毫創作新潮汕歌冊，當時汕頭市以及各縣報刊不時刊登，使城鄉婦女更有興趣説唱。這些新歌冊與傳統歌冊一樣，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語言通俗生動、音韻和諧順口的特點，吟唱起來頗能吸引聽眾。但惜乎新舊歌冊大多殆盡於“文革”浩劫，此道從此式微。

“歌冊是地域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潮州人民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什麼時候婉轉抒情、輕柔優美的歌冊還能為潮州人所吟唱，但願它不僅僅是一種記憶，更不是一個遙遠的歷史名詞。”説到這裏，潮州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一位老者一聲嘆息。

《蘇六娘》、《英台仔》、《張古董》、《吳忠恕》、《方大人》、《過番客》等；二是家喻户曉的地方鄉賢故事，如《劉龍圖》、《方大人》、《翁萬達》等；三是根據歷史演義、小説、彈詞改編，如《隋唐演義》、《下南唐》、《十八寡婦徵西》、《包公出世》、《東漢劉秀》、《仁貴東征》、《正德皇帝遊江南》、《過番歌》、《陳三五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