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俗文學史

《中國俗文學史》共14章，分別敍述古代歌謠、漢代的俗文學、六朝的民歌、唐代的民間歌賦、變文、宋金的雜劇詞、鼓子詞與諸宮調、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寶卷、彈詞、鼓詞與子弟書、清代的民歌等的興起、流傳與演變情況。 ^[4] 

該書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對中國曆代歌謠、民歌、變文、雜劇詞、鼓子詞、諸宮調、散曲、寶卷、彈詞、子弟書等等民間文學作了系統的梳理。 ^[3] 

在漫長的封建時代，民歌、戲曲、話本、小説、雜劇、鼓詞、唱本之類備受下層人民喜愛的通俗文藝，卻受到封建士大夫的鄙夷和排斥，不能登入大雅之堂。鄭振鐸摒棄這個錯誤觀念，為俗文學正名，與“正統文學”平起平坐。在艱難的抗日戰爭時期編著了《中國俗文學史》。 ^[4] 

鄭振鐸認為，俗文學“產生於大眾之中，為大眾而寫作，表現着中國過去大多數人民的痛苦和呼籲、歡愉和煩悶，戀愛的享受和別離的愁嘆，生活壓迫的反響，以及對於政治黑暗的抗爭。他們表現着另一個社會、另一種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國，和正統文學、貴族文學、為帝王養活着的許多文人學士們所寫作的東西里所表現的不同”。

鄭振鐸對俗文學從文體上將其分成五大類：

第一類詩歌；第二類小説；第三類戲曲，戲曲中可分三種：1、初期的戲文；2、雜劇； 3、地方戲；第四類講唱文學，可分為變文、諸宮詞、寶卷、彈詞、鼓詞；第五類遊戲文章。 ^[4] 

作者確立了民間文學即俗文學觀點，認為“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從文學史和文學現象上分析，俗文學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於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悦的東西。”因為，“正統文學的範圍太狹小了”。許多本來有生命力的民間文學，一旦被文人作為登入“大雅之堂”的敲門磚，加以製作，便墜入了難以發展的困況。如竹枝詞之類，本具清新剛健的民間歌謠特色，後為文人填詞入調，逐漸失去了原有的藝術魅力。所以，作者強調俗文學因而成為“中國文學史主要的成分”，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這樣立論的主要依據是：一、俗文學的特質是大眾的。大眾是民間的平民百姓，為大眾所嗜好和喜悦的，正是大多數的民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具有“民眾之口味”；二、作者是無名氏，屬於民間流傳之後加工完成的，顯然稱為集體創作。許多民歌和民間傳説，出現許多異文，正是這個明顯的標誌；三、具有流動性，多靠民間口頭傳唱，深入大眾中去；四、富新鮮性，即使“粗鄙”，也不失“鮮妍的色彩”；五、想像力奔放，表現民間習慣和傳統觀念，但亦有互相摸擬的缺陷；六、勇於引進新的東西，包括外來的事物和文體。

作者重視中國文學的行特點，劃定了俗文學的範圍。這不僅符合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也符合口頭文學傳佈逐步形成書面記錄之後，較為定型的體例本貌。如《明代的民歌》述及“文人學士們的作風在向死路上走去，而民間的作品卻仍是活人口上的東西，仍是活跳跳的生氣勃勃的東西。”這正是口頭文學的人民性的標誌，也是民間文學之所以是文學之源的實錄。作者肯定了“活人口上的東西”，肯定了民間文學的重要地位。不論近代，還是現代，貶斥口頭文學的現象屢見不鮮，歧視民間文學不登“大雅之堂”的言論也非少見，而作者著述該部史書，闡明自己的見地，衝破傳統輕蔑口頭文學的習慣勢力的羈絆，一掃長久貶低民間文學的偏見。 ^[2] 

一、詩歌，從民謠民歌到民間詞曲，形式多樣，品種不一，尤其敍述《詩·周南》及《召南》幾篇民間的結婚樂曲，和後代的《撒帳詞》等有些相同。指出《關睢》列為《詩》的首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句，分明便是結婚的歌曲。

二、小説，側重敍介宋元以降的白話小説，這一部分，作者擬與戲曲另立專著，故不介紹戲曲，包括民間的戲文（傳奇）、雜劇和地方戲。

四、講唱文學，詳細敍述了變文、諸宮調、寶卷、彈詞、鼓詞等，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許多還是前所未見的。

五、遊戲文章，作者從“書本上的”“定形的”文學現象入手，多引用書面文獻中變了形的文學現象為例，進行必要的述介，而這一部分正是與眾不同的，不僅材料屬於僅見的，而且形成獨闢史書體系，也是僅有的。如變文，作為敦煌發現的重要文書，回答了“平話”怎麼會突然在宋代產生出來？“諸宮調”的來歷是怎樣的？盛行於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產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這些在文學史上長久未決的問題和“疑案”，從唐代出現的變文，作者進行細緻的説明。因為變文是“講唱”的，“講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韻文，這樣的文體，在中國是嶄新的，未之前有的”。 ^[2] 

《中國俗文學史》於1954年7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根據商務印書館的紙型重印，第一版印數一萬冊，很快售罄；1957年12月再版一萬五千五百冊，到了20世紀60年代，已難購到。20世紀80年代初，重印一次，早已脱銷。

《中國俗文學史》的面世，確是具有開拓性的，它建立了中國民間文學史體系，從而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研究中一個懸而未決的空白。 ^[2] 

《中國俗文學史》於民國27年（1938）8月，由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1954年由作家出版社根據原紙型再版。4年後，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從此被冷落30年，直至1984年才有上海書店的影印本；1996和1998年東方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相繼重印。1998年花山文藝出版社將該書收入《鄭振鐸全集》。台灣商務印書館在20世紀80年代，至少再版過7次。 ^[4]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説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