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文化

湖南是一片風光秀美、物產豐饒的神奇土地。這裏三面環山，四水競流，丘陵起伏，河谷縱橫，氣候濕熱，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植被豐富，水澤廣闊，漁稻均宜。因此自古便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説。湖南除了給我們提供瞭如此豐厚的生息繁衍的自然生態環境之外，也為我們提供了獨具一格別有風采的人文生態環境。湖南人夙以楚人後裔自居。“楚人先民在強鄰的夾縫中頑強地圖生存，時間之長數以千年計；楚人在窮鄉僻壤中頑強地求發展，時間之長數以百年計，這就養成了楚人的民族利益至重至上的心理。”（張正明《楚文化史》）這種心理極大地左右了湖南人社會理想和生活價值的選擇，從而形成了一種“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存則中國存”的普遍而共同的社會心理。譚嗣同、唐才常為戊戌維新而先後喋血；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為辛亥革命及實施新政而無私捐軀；蔡和森、向警予、夏明翰、郭亮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慷慨就義——他們無一不是忠實履行湖湘人文精神的典範。 ^[1] 

湘楚文化(5張)

《史記·楚世家》説：“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史記·五帝本紀》載：“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由此可見，楚族的先祖出自黃帝系統，屬於中原華夏族的一支。《左傳》襄公26年説“楚失華夏”，屈原《離騷》稱：“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也可表明楚的先祖本為華夏系，而別封於蠻夷之地。事實上，華夏族的血統，既包括夏人、殷人和周人，也融合了當時部分少數民族的血統。據史書記載，在先秦漫長的歲月裏，由於原始的兼併戰爭及其他因素，使成千上萬的部落，包括夷、狄、蠻部落，逐漸融合為一整體。《史記·封禪書》：“黃帝時有萬諸侯。”《墨子·非攻》：“古者天子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周逸書?世俘解》説，武王克商，“遂徵四方，凡憝國九十九，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這便是先秦時期諸侯兼併的歷史。由於戰爭而加速了部落的融合，也由於部落的一統融合才促成了華夏族的出現。 ^[1] 

熊繹受封之後，部族南遷至楚蠻之地，其時楚國“土不過同”（方百里為同，方千里為圻）。由熊繹五傳至熊渠，楚人已“甚得江漢間民和”，即與當地土著民族融為一體。周桓王16年（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為武王，盡滅漢水流域姬姓諸侯國，縱橫於漢水、長江流域。熊通之子熊貲遷都郢時，已是“楚地千里”。楚莊王“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問鼎大小輕重”。至此，楚國儼然已成為中原霸王。 ^[1] 

楚人的祖先本身就是具有較高文明程度的華夏族中的一支。楚族的南遷，不僅給荊湘地區帶來了中原先進步生產技術，還將優秀的華夏文化與當地三苗、楊越等楚蠻文化相糅合，創造出具備鮮明而獨特品格的楚文化，從而形成了與中原周文化並駕直驅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另一發展源頭。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國，從此楚國代替東周王國，成為文化中心。”（范文瀾《中國通史》）外來文化的借鑑，南北學術的交流，加上楚人南征北戰所帶來的民族融合，使得楚地文化的發展與中原文化的演進軌跡逐步趨向了統一。更有甚者，楚民族“因其北上發展並與諸夏發生關係，剪滅諸夏小國，競爭中原霸權，其文化蒸蒸日上，不久遂同化於諸夏，至春秋之末人才輩出，竟為春秋諸國之冠。” ^[1] 

湖南於戰國早期即已納入楚國版圖，並先後在此設立黔中、長沙兩郡，是其所設八郡中最為穩固的軍事後方，為其稱霸中原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追索湖南文化的淵源，誠如陳書良主編的《湖南文學史?導論》所指出的：“根據史料記載，從新石器時期到西周這一段歷史時期，在湖南境內生活的居民，主要是三苗和楊越，到荊楚人入湘後，荊楚人與三苗、楊越相融合，才產生了既受荊人南遷帶來的中原商文化的薰染影響，又具有濃厚地方性的楚文化和湘文化特色的湖南文化。” ^[1] 

湖南人的愛國主義情懷是湘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特徵之一，湖南人的愛國精神主要來源於楚文化的薰陶和歷史重要關頭民族危亡的考驗。楚人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感，與古代中原地區國家意識淡漠有鮮明的不同。楚人的國家觀念都很強烈，楚國可以説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發源地。湖南人講求民族氣節，高尚的愛國主義情結，還表現在抵禦外侮、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實踐中。中國人民抗擊西方列強的第一戰——廣州戰役，湖南官兵佈防烏湧炮台，擊斃英軍二百餘人，有四百多湖南軍人戰死。為反對沙俄侵略，保衞新疆的國土，左宗棠率領湖湘子弟在西域浴血奮戰。甲午戰爭，湘軍開赴遼東，雖敗猶榮。近代革命志士心中想的就是救亡圖存，發出了“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言壯語。在抗日戰爭中，湖南更是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巨大的犧牲，拖住了日軍的主力，迎來了中國近代史上抗擊外來侵略的偉大勝利。 ^[2] 

湖南人的外表“黑不溜秋，矮古隆冬”，生性尚武好鬥。林語堂説湖南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勇武耐勞苦”，因為湖南人是“古代楚國戰士之後裔”，所以有此“可喜之特性”。在湖南民間，普遍有習武的風氣，一段時期幾乎是縣縣有武館，村村有拳師。南拳和北腿，在湖南城鄉均有其愛好者。農閒季節，鄉中青年俊彥，集資延請當地的武術教練，就地取材，即可拜師學藝。習武之人要求聞雞起舞，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站樁蹲馬，摸爬滾打，枯燥難耐，因此，最能磨練人的意志，鍛鍊人的精神。湖南民眾對有“身手”的人總是很佩服，尤其是少年擁有武功更是被看高一層，受人尊重和喜愛，視為好後生。而對有些行為，往往露出鄙視的神態。有俗語曰：“做人有三醜：王八、戲子、吹鼓手”，不難看出湖南人的價值觀。湖南人的尚武好鬥，也養成了湖南人天生的軍人素質，湖南人是天生的軍人胚子。德國人利希霍芬認為：湖南人是長期保持獨立的一個種族的後裔。中國的軍人主要出生在湖南，尤其是很多的官員也出生在湖南。忠實、正直、強烈的自我意識加上粗獷、反抗心更是該省居民的性格特徵。 ^[2] 

《岳陽樓記》一文中曾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亦憂退亦憂”的句子，激勵湖南人士把更多的人文關懷投向社會，樹立先憂後樂的世界觀。湖南的前賢，尤其是知識階層，在國家民族存亡之際，總是在思索救亡圖存這個主題。湖湘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張栻，正當女真金戈鐵馬踏陷中原之時，他雖為一儒者，“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其強烈的憂患意識，感動了與他坐而論道的朱熹。鴉片戰爭結束後，中國開亙古未有的變局，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就是寶慶府的魏源。他第一個提出來要向西方人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曾國藩目睹了西方的船堅炮利，所以他倡導了洋務運動。他還是第一個提出要向國外派選留學生的人，在向中央打的報告中，他説：“擬選送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習，然後可以漸圖自強。”這些都是湖南人有遠慮的表現。 ^[2] 

經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點，與此相關聯，務實就成為湖南人辦事的基本態度。務實精神，就是一種兢兢業業、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精神。湖湘文化中的經世致用和務實精神，有着極其深厚的傳統，湖南人既重理論的探索，立志修身，又倡導實學，追求理想人格在現實中的實現。湖湘學派的開創者胡宏、張栻也講理學，但他們更重視踐履，重經世，並且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多有成就和建樹。張栻學術思想最大的特點就是反對心學，力行實踐，講究“只教人踐履”，主張“行得便見得”。張還提出“知之非難，行之惟難”的觀點，這與他的老師胡宏平常最厭惡學人“多尋空言，不究實用”的出發點是一致的，不注重實踐就不能算是“真知”。朱熹曾批評湖南學人“只説踐履，而不務窮理”，認為是一個不小的毛病。從另一個方面説明湖南人的務實精神。 ^[2] 

1、稻文化發源地——彭頭山。彭頭山遺址位於澧縣大坪鄉孟坪村，距今8000多年，屬長江中游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湘西北先民定居於此，已形成較大規模的集居聚落，並呈現出由狩獵、採集向穀物栽培的過渡，是我國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稻文化發源地。

2、“中國第一城”——城頭山。城頭山遺址位於澧縣車溪鄉南嶽村，距今5500年左右。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古城遺址。古城建成後使用時間近1500年，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最原始的國家城邑，也是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早期城市之一，號稱“中國第一城”。在城頭山城址的東牆下還發現有6500年前的稻田和配套灌溉設施。

3、青銅文明的象徵——四羊方尊。湖南寧鄉出土的青銅器四羊方尊，就是我國商朝青銅器中的代表作，距今已有3000多年。四羊方尊工藝精湛，雕塑細膩，線條流暢，花紋瑰麗。四羊方尊的四角，附着四隻向外伸出的羊頭與前肢，羊角蜷曲。器物四壁裝飾着蟠龍紋，雙角龍頭點綴在羊頭之間，佈局異常新穎獨特。它是我國出土文物中的稀世珍寶。

4、珍貴的文字史料——裏耶秦簡與走馬樓吳簡。秦時的裏耶古城位於湘西龍山縣西南部。簡版為木質墨書，書體呈篆書到過渡隸書的形態。時間始自秦始皇25年（公元前222年），止於秦二世2年（前208年）。簡牘內容包括公文政令、司法文件、吏員名籍、財物收支與轉運等，涉及秦內史、南郡、巴郡、洞庭郡、蒼梧郡等官府衙門，是研究秦代政治、經濟、地理、曆法等極為珍貴的文字材料。

走馬樓遺址位於長沙市五一廣場東南側，共出土三國吳簡170000餘枚。簡牘分木版竹簡兩類，字體隸中帶楷，墨書。簡版所記年號始自東漢建安25年（公元220年），止於吳嘉禾6年（公元237年）。簡版內容涉及10餘年間吳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賦税、户籍、倉稟、屯田等。走馬樓吳簡的出土，為研究漢魏時期孫吳的職官制度、司法制度和田畝賦税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字資料。

5、神奇的繪畫珍品——楚漢帛畫。20世紀40年代初，長沙南郊子彈庫楚墓就出土了一件楚時的帛書，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件用毛筆與彩墨書畫的先秦文獻。上書災異的趨避、祭祀的禁忌、歲時的吉凶等內容共948字，四周還繪有彩色神物、樹木。既顯示出當時湖南紡織工藝的高超，也代表了當時中國繪畫藝術的最高水準。

6、墓葬文化的奇蹟——馬王堆漢墓。1972年至1974年，在長沙東郊五里牌挖掘出3座西漢墓葬，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和一具完整的女屍。其中保存完好的T型帛畫、素紗襌衣、彗星圖等35件文物均屬中國和世界之最。女屍系長沙國丞相利蒼的夫人辛追。女屍體型完整，肌肉富有彈性，部分關節還可以活動，內臟器官也基本完好。女主人因膽絞痛造成放射性冠狀動脈痙攣、心率紊亂而猝然死亡。一具屍體能保存2100多年而不朽，這不能不是説中國喪葬文化和醫藥史上的一大奇蹟。 ^[1] 

湖南文學的起源，首先應當溯至屈原楚辭的創作。這是因為屈原曾經長期流放湖南，在湘西北渡過了他的漫長而憂傷的後半生，而且他的《九歌》既源自楚地巫風、民間祭祀的禮俗，更融入對湖南自然景物的人格描寫和神話傳説的加工改造。湖南本土的文學家直到魏晉之際才出現。三國時的劉巴、蔣琬、黃蓋，東晉時的羅含，均以文采飛揚的治世策論而名聞朝野。南梁時的行旅詩人陰鏗，曾被杜甫作為論點唐朝詩歌的範例。《全唐詩》中，錄入澧州才子李羣玉的行吟詩258首，錄入邵陽才子胡曾的詠史詩161首，錄入衡嶽詩僧齊己的僧侶詩800多首，他們都以獨特的詩風在文學史上留下極為重要的一頁。以進士及第而被典稱“破天荒”的長沙人劉蜕，以其不假嬌飾、文筆古樸的散文，在晚唐文壇上獨樹一幟。如果説道州周敦頤的《愛蓮説》在北宋文壇上演奏的是一曲清唱，那麼，王以寧的軍旅詞、樂雷發的“江湖詩”則為南宋詩壇唱響了時代強音。蒙古族入主中原後，在種族歧視的高壓之下，湘鄉（一説攸縣）馮子振以其狂放不羈的姿態發出了極具震憾力的聲音而被時人稱為“一世之雄”，其詩、文、賦、曲都取得了令人敬畏的成就；瀏陽歐陽玄的詩詞、散文承繼了族祖歐陽修的遺風而被稱之為“一代宗師”。使明代詩歌起衰復盛的李東陽，其詩歌創作、詩歌理論，導引了茶陵詩派的勃興，也為湖南詩壇增添了輝煌的氣象。明末清初，衡陽王夫之的詩文詞賦和詩歌理論，在湖南文壇上放射出忠貞不渝、重振中華的耀眼光芒。湘鄉曾國藩的古文創作，使“桐城古文”得以中興，並形成為桐城派的一支——湘鄉派；其詩歌創作雖不及古文，但其詩歌理論對推動當時詩風的轉移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 

中國戲曲形成於宋遼金時期，它融合了詩歌、音樂、舞蹈、表演、説唱藝術等多種因素。雜劇是中國早期戲劇的雛型，它自金代末年起獨霸中國劇壇達100餘年。湖南頗有影響的雜劇作家是明代嘉靖年間的靖州人許潮。據傅惜華的《明代雜劇全目》記載，許潮所著雜劇集《泰和記》共錄有雜劇13出。劇作內容多為記述文人墨客遊佚之事，如《王羲之蘭亭顯才藝》、《劉蘇州席上寫風情》、《蘇子瞻泛月遊赤闢》、《晉庾亮月夜登南樓》等，獨《武陵春》寫秦朝高士避禍桃源，引來君山父老、太上隱者、青溪道士、滄浪漁父和天台仙姑一同遊春的故事。清道光年間，湘潭人張聲玠著有《玉田春水軒雜出》計雜劇9種。劇作內容全都取材於歷史故事。如《琴別》寫南宋詩人汪元量晚年乞回南方，與女道置酒餞別，元量由撫琴到碎琴，寫出山河易主後詩人的故國之思和亡國之痛。 ^[1] 

書法是中國的一門傳統的文字書寫藝術，它與文字的創造同步，與中國繪畫同源。它的筆墨之間不僅凝聚着書法家個體的藝術審美趣味和人格精神追求，也折射出社會共同的文化風尚。唐朝特別重視書法，也出現了眾多的著名的書法家。其中湖南籍的就有潭州臨湘（今長沙）的歐陽詢和懷素。歐陽詢是中國書法史上第一位以楷書著稱的書法家。其書法的特色是骨氣勁峭，法度嚴整。代表作《九成宮醴泉銘》，其筆劃一絲不苟、氣宇軒昂，結構伸斂有度、收縱自如，於提按中見方圓，於疏朗中見險峻。該帖開唐楷之先河，是為學習楷書的典範之作。懷素自幼出家，在誦經坐禪之餘苦練書法。因生活貧寒，無錢買紙，便在寺旁栽種萬株芭蕉，用蕉葉寫字。《自敍貼》是懷素草書作品中的極品。貼中記述了自己的學書經歷和其草書驚動京華的情景。全貼剛健中透出狂放空靈之氣，雄渾中具有龍舞蛇行之美。書法取象殊奇，立意超邁，境界恢宏，令人歎為觀止。毛澤東的書法就頗得懷素狂草之神韻。 ^[1] 

1、炎帝南遷。炎帝姓姜，號烈山氏，相傳為少典妻有蟜氏所生，以火為德，故稱炎帝，又因始教民興農業，故稱神農氏。炎帝和黃帝是中國傳説中的最早的兩位部落首領，他們本是兄弟，在黃河流域各持半壁江山，曾因部落衝突激戰於阪泉（今河北懷來），黃帝獲勝後兄弟和好，結成當時最大的部落聯盟。從此炎、黃並稱，共同被中華民族尊崇為本民族的人文始祖。史籍中關於炎帝事蹟的記載很多，如《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闢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周易·繫辭下》也説：“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見神農時代的社會，便已進入創制農具發展生產和開闢市場互通有無的農商時代。據歷史記載，為了尋找更好的生存環境，神農部落先由姜水流域遷至黃河以南，然後再遷漢江間，其中一部分還遷徙到了湖南。因“神農作樹五穀於淇田之陽”（《管子·輕重》），南遷至湖南宜章的部落，便將其定居之地稱之為“騎田嶺”。“嘉禾”也與神農有關。“嘉禾，故禾倉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種，神農拾之以教耕作，於其地為禾倉，後以置縣，循其實曰嘉禾縣。”（王應章《嘉禾縣學記》）而神農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於郴州之耒山”，故有耒水之河、耒陽之邑。由於炎帝為醫民疾而“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最後駕崩長沙，葬於茶陵縣南，茶鄉之尾，即現在的湖南省炎陵縣塘田鄉。 ^[1] 

2、祝融觀天。《史記·楚世家》稱：“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國語·鄭語》記錄了鄭國史伯評論歷史興衰的一段話，稱荊楚系重黎之後，“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火正即天官，其職責是觀測星象，確定農時；春天點燃燒荒備耕的火把，冬天保存火種以供來年之用。在那個刀耕火種的歲月裏，火種和農時直接維繫着人類的生存，因此在湖南人的心目中，祝融是一位知曉天文、精通曆法的火神，他讓天地充滿光明，並給人類帶來希望。1942年在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四時》篇中，就曾記述包犧（伏羲）規天步地，疏浚川海，觀測日月遞進，推測一歲四時；記述祝融率領四神，奠“三天”“四極”，恢復日月的正常運轉。楚帛書形象地闡釋了主司南方之神炎帝、祝融的傳説。“南方之極，自北户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正因為炎帝和祝融是南方之神，楚人又是祝融之後，所以湖南人特別崇敬炎帝和祝融。例如株洲年年都會舉行盛大的的奠儀，奉祭炎帝；人們將南嶽衡山的主峯稱為祝融峯，並在峯頂建有祝融寺。對於來南嶽聖地的朝拜者，湖南人都會非常虔誠地告誡他：“燒香不到祝融峯，十回燒香九回空。” ^[1] 

3、舜帝南巡。上古時期，部落首領常借狩獵而巡視武力、操練軍隊，進而於武裝巡遊之時征伐異族方國。後來演變成天子檢察王政的巡守禮制。《尚書·舜典》就曾具體描繪舜帝時的巡守之禮：舜繼承了帝位之後，當年2月，東巡至東嶽泰山，祭祀泰山後還接受了東方諸侯的朝見。5月南巡，祭祀南嶽衡山之後，同樣接受了南方諸侯的朝拜。8月西巡，祭祀西嶽華山。11月北巡，祭祀北嶽嵩山。以後每5年巡視一次，接受四方諸侯的朝見，並考察諸侯國的政治得失。據典籍載，舜帝巡守至湖南時，曾令人在韶峯之下演奏《韶樂》，也曾習唱湖南民歌：“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舜典》載曰，舜30歲時被徵用，30年後接替堯的帝位，50年後南巡還登上了南嶽衡山。《史記·五帝本紀》説：“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1] 

4、大禹治水。遠古時代，中原大地洪荒初開，天災水患，直接威脅着人類的生存。“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相傳首先被堯帝派去治理洪水的人是鯀。鯀花了9年的時間築堤堵水，結果洪水沖垮了堤壩，水患仍舊肆虐。舜帝接任後，讓鯀的兒子禹擔任治水大臣。禹汲取了父親治水的經驗和教訓，改堵為“疏堵結合”，着力開渠排水，引水入海。經過13年的努力，終於馴服了洪魔，使神州大地成為人民休養生息的樂土。《呂氏春秋·仲夏紀》記曰：“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莊子·天下篇》也説：“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親自操槁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長年“勞身焦思”，“晝不暇食，夜不暇寢”，使他得了行走艱難的“偏枯”病。可他為了治理江湖他風餐露宿十餘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南嶽岣嶁峯上至今還聳立着記載大禹治水業績的“禹王碑”。華容的禹山和平江的系舟峯等，都是大禹治水的舊跡。 ^[1] 

5、屈原投江。屈原生活的年代正是楚國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國勢漸趨衰微的時期。屈原曾任左徒，他極力主張修明法度，富國強兵，聯齊抗秦，但遭到了佞臣的讒謗，先後兩次被懷王和頃襄王疏遠貶出郢都，最後被放逐江南，在湘西辰溪、漵浦渡過了極其艱難而痛苦的後半生。在湘期間，他寫下了《九章》、《九歌》等詩篇。在《哀郢》中，他嘆息自己“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年月就這樣在江湖的漂泊中白白地流逝了。當楚懷王被囚死於秦，頃襄王昏庸無能，郢都終被秦軍攻破時，流寓至岳陽的屈原，深感亡國之恥辱，在救國無門的絕望之中，“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最終自沉於汩羅江。屈原死後，湖南人民最先建祠祭祀他。南北朝時的《拾遺記》記載：“楚人為之立祠，漢末猶存。”在詩人殉節的汨羅江畔，每年夏曆5月初5，人們都以競龍舟、包棕子等形式來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南朝梁代的吳均在《續齊諧記》中，就記述了湘楚地區端午節為紀念屈原而舉行龍舟競渡的習俗：“楚大夫屈原遭讒不用，是日投汨羅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陽節競渡，乃遺俗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