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楚文化

巴楚文化，顧名思義，顯然不是一元的，如若只求定性，三言兩語是無濟於事的，需做多層面、全方位的解析不可。

從人文條件來看，古代稱為夷陵的宜昌是巴人和楚人交錯並交融的地段。有關的文獻記載很明確，有關的考古發現很豐富。據《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所記，約在西周中期的末葉，夔就成為楚的別封之國了。夔在今秭歸，位於宜昌的西部。據《華陽國志·巴志》所記，“周之季世”，楚國曾經幫助巴國平邊境動亂。秦漢以後，峽江地帶仍由巴人和楚人錯居雜處。《華陽國志·巴志》記漢桓帝時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説：“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 ^[1] 

巴文化是巴文化，楚文化是楚文化，彼此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相同，無疑是兩種文化。而且，巴文化和楚文化彼此屬於不同的文化體系。在考古學範疇內，對巴楚文化可以理解為在某個時空框架中既有巴文化、也有楚文化。無論巴文化和楚文化，都不能上溯到新石器時代，更不應上溯到舊石器時代。

無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窨井溝類型文化，都不是巴文化的前身或楚文化的前身。

萬事開頭難，尤其是學術上的第一步邁出更難。因為是第一步，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教訓以資借鑑，便決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路是人走出來的，至於行進的質量如何就只有“旁觀者清”了。得到社會的肯定自然令人高然是枯萎或乾涸。

又在文化沉積帶的腰部，又在經濟開發帶的腰部，宜昌面臨着獨特的挑戰和機遇。挑戰也罷，機遇也罷，都是幸運。

那些尚有遺蹤可尋的文化事象都是寶貴的文化資源，一要搶救，二要利用。搶救是從調查經整理得到研究的一項系統工程，從中可以培養出宜昌自己的一批學術名家來。利用是在搶救的基礎上開發，這就不能像搶救那樣一切都講求原汁原味了，而是又要繼承、又要創造，以求化腐朽為神奇，製作出宜昌自己的一批文化精品來。

巴文化和楚文化都是多源的文化，本來就賦有融合遺傳的優勢。彼此交流，容易產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文化事象，融合遺傳的優勢就更加明顯了。

楚式的虎紋，在離巴人近的地方已見慣不怪了。在離巴人遠的地方則殊為罕見，無疑脱胎於巴式的虎紋。巴式的鐘和鉦，無疑取法於楚式的鐘和鉦，只是年代較晚、工藝較粗、形制產簡罷了。

巴人以幹欄為居室，今稱“吊腳樓”。芊姓楚人來自中原，起初與幹欄無緣。後來發展了“層台累榭”，想必是仿照幹欄營造 的，但有踵事增華之妙。巴人的幹欄大概是向越人學來的，但有出於藍而青於藍之妙。巴人遺裔的“吊腳樓”，在鄂西南、湘西北、渝東南、渝東北、黔東北都有，而以鄂西南的最為出眾，緣由應是其地離故楚郢都距離最近，或多或少都帶有層台累榭的遺風。建築方面，巴與楚的影響是雙向的。

荊門車橋出土的銅戚鑄有奇異的神像，殊難索解。巴地有形制相似的銅戚出土，然而上面沒有類似的神像。由此，對於車橋銅戚的神像究竟是源於巴人的信仰還是源於楚人的信仰，抑或源於巴人與楚人共有的信仰，至今還不能論定。

戰國時代，郢都有流行歌曲《下里》和《巴人》。學者大抵認為《下里》是楚歌，《巴人》是巴歌。然而，楚歌與巴歌流行在同時、同地，彼此難免相互影響，即楚歌有巴風，而巴歌有楚風，這也是至今還不能論定的。

有些文化事象，巴人的與楚人的相似，早晚難分，源流難辨。例如，巴人傳説有鹽水（清江）神女，楚人傳説有巫山神女，彼此不乏相似之處，某些方面頗有撲朔迷離之狀，究竟是巴人傳播給楚人的還是楚人傳播給巴人，抑或純屬巧合，也因線索不清、證據不足而至今仍是懸案。

無論在巴文化和楚文化 中，用人類學的術語來説，都有cross culture即雜交型文化或混融型文化的成分，其遺傳優勢即由此而來。

巴人與楚人的交往，以及巴文化與楚文化的交流，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因此，無論部族和文化，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

最遲從楚君熊渠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文化交流關係了。

最遲從楚武王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通使行聘關係了。

最遲從楚共王在位時起，巴公族就與楚公族通婚了。

巴地有楚國的移民和戍兵，移民如夔國的公族，戍兵即駐守巴郡的楚軍戰士。楚地則有巴人與楚人錯居雜處，江陵陀江寺曾發現東周時期的巴人聚落，荊門車橋曾發現與楚墓同地的巴墓。

巴墓中偶或有楚器出土，而楚墓中也偶或有巴器出土。

可以斷言，巴文化與楚文化的關係不是板塊結構，而且不是雙魚形太極圖結構。它們交錯、交纏、互滲、互補，難解難分。

作為歷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巴楚文化從來是巴楚二元複合的文化實體。複合，始則耦合，繼而融合。

竹枝詞就是巴楚文化融合遺傳的產物，有雅俗共賞的優勢。

近代和現代鄂西南的民間歌舞也是巴楚文化融合遺傳的產物，有古樸與奇巧兼備的優勢。

總之，巴楚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歷史文化，它主要分佈於渝、陝、鄂、湘、黔五省市交界區域，以長江三峽為其活動中心。按《光明日報》上《三峽宜昌地帶的巴楚文化》一文分析，巴楚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徵：一是地域內的重合交叉，二是內核中的深層融合，三是民族間的聯姻通婚，四是習俗上的涵化混同。

愚意以為：巴楚文化研究應該“立足一城（宜昌），挾帶二水（沮漳河、清江——分別為楚、巴文化的發祥、勃興之地），依託三峽，輻射四方”。宜昌既是巴、楚文化的交匯之地，又處在古文化沉積帶與長江經濟開發帶的交叉點，縻帶巴楚文化腹地。經濟發達，交通便利，人才匯聚，研究巴楚文化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以上種種有利的本土條件，加上湘、鄂、渝三省市專家、學者的支持和指教，使得我們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巴楚文化立項，進行學術研究並結集成書的夙願。在此，謹向支持、幫助過我們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謝意。

“巴楚文化”這個術語，不僅涵蓋了歷史和現實，而且顯示出兼容幷包的恢宏氣度和開放精神。

“中國的地形，從西到東，從高到低，大致可分為三級階梯。長江上游與長江中游的交接地區，位於第二階梯中段的東緣和第三階梯中段的西緣。這裏是連山疊嶺的險峽急流，地僻民貧，易守難攻，歷史的節拍比東面的大平原和西面的大盆地舒緩得多。若在深山最深處，此中人乃如桃花源中人，説文化文化精品，為中華文化史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