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調歌頭·壬子被召端仁相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⑶。何人為我楚舞^⑷，聽我楚狂聲^⑸？餘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⑹。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⑺。

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⑻。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⑼。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⑽。 ^{[1-2]  [3]} 

⑴水調歌頭：詞牌名，又名“元會曲”“台城遊”“凱歌”“江南好”“花犯念奴”等。雙調，九十五字，平韻（宋代也有用仄聲韻和平仄混用的）。相傳隋煬帝開汴河自制《水調歌》，唐人演為大麴， “歌頭”就是大麴中的開頭部分。

⑵壬子：指紹熙三年（1192年）。端仁：即陳峴，字端仁，閩縣人。狀元陳誠之之子，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王十朋榜進士。曾先後任平江守、兩浙轉運判官、福建市舶。淳熙九年（1198年）在四川安撫使任上罷職回家。

⑶“長恨復長恨”二句：長恨，即《長恨歌》。白居易《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短歌行，樂府平調曲名。《樂府解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來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

⑷楚舞：《史記·留侯世家》：“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

⑸楚狂聲：指楚國的狂人接輿的《鳳兮歌》。接輿曾路過孔子的門口，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見《論語·微子篇》）當面諷刺孔子迷於從政，疲於奔走，《論語》因稱接輿為“楚狂”。

⑹“餘既滋蘭九畹”三句：語出屈原《離騷》：“餘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朝飲木蘭之墮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⑺“門外滄浪水”二句：語出《楚辭·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纓，絲帶子。這兩句的意思是：對清水、濁水態度要明確，不要然然可可。表示了他剛正清高的品德。

⑻人間二句：《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毫髮：毛髮，喻極細小的事物。這句是説人世間的各種事都被顛倒了。

⑼“悲莫悲生離別”三句：語出《楚辭·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識。”這裏是對陳端仁説的，表示對陳端仁有深厚的感情。

⑽“富貴非吾事”二句：語出陶淵明《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這裏以陶淵明自況，抒發了詞人淡泊名利、潔身自好的情懷。歸與句：黃庭堅《登快閣》詩：“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3-5] 

我心裏裝着無窮恨怨，把它寫成一曲短歌行。有誰來安慰我，跳起楚舞輕盈，我的狂歌又有誰來聽？我已種植九畹蘭花枝葉茂盛，還種植百畝蕙草香氣雲蒸，我要餐那秋菊的落英。門外滄浪水清清，用它來洗滌我的帽纓。

有人發問，一杯酒怎能抵住身後名？人間常把毛髮看重泰山輕，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理難評。悲哀之中沒有比生離死別再傷情，快樂之中沒有比結識一位新朋友再快樂幾層，這是古往今來的兒女本性。追逐富貴並不是我的志願行徑，還是歸隱山林與白鷗結友為盟。 ^[6] 

這首《水調歌頭》作於宋光宗紹熙三年底（1193年2月），是一首感時撫事的答別之作。辛棄疾於紹熙三年初（1192年）出任福建提點刑獄。是年冬天，被宋光宗趙惇召見，由三山（今福建福州）赴臨安。雖然新年將到，也只得立即起程，當時正免官家居的陳峴（字端仁）為他設宴餞行。在陳端仁為他餞行的宴會上，寫了這首詞。辛棄疾對這次的召見不抱任何幻想。相反，他對主和派反動勢力的認識更加清楚了，憤恨的心情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這是作者寫此詞時的心境。 ^[2] 

此詞上片分兩層，前兩韻是第一層，直接抒寫詩人的“長恨”和“有恨無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句開篇，乍看似覺突兀；其實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於北方金朝的入侵，戰亂不息，被佔區人民處在金人統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卻非但不圖恢復，還對主張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壓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擊。這對於一個志在恢復的愛國者來説，不能不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長恨”，在“飲餞席上”難以盡言，所以詞人只能用高度濃縮的語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多用作飲宴席上的歌辭。詞人信手拈來，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點明瞭題面。“長恨”而“短歌”，不僅造成形式上的對應美，更主要的是顯示出那種恨不得盡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一句，合用了兩個典故，這兩個典故分別出自《史記·留侯世家》和《論語·微子篇》。辛棄疾在這裏運用這兩個典故，目的是為了抒發他雖有滿腔“長恨”而又無人理解的悲憤，一個“狂”字，更突出了他不願趨炎附勢、屈從權貴的耿介之情。從遣詞造句看，這一韻還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詰語氣出之，大大增強了詞句的感人力量；而“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反覆詠言，又造成一種一唱三嘆，迴腸蕩氣的藝術效果。詞人在直抒胸臆以後，緊接着就以舒緩的語氣寫道：“餘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一韻三句，均用屈原《離騷》詩句。前兩句徑用屈原原句，只是“蘭”字後少一“之”字，“畹”字後少一“兮”字。“餐英”句則從原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來。蘭、蕙都是香草，“滋蘭”、“樹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養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節。而“飲露”、“餐英”，則是以飲食的芳潔比喻品節的純潔和高尚。作者在這裏引用屈原詩句，並用“滋蘭”、“樹蕙”之詞，顯然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志節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謗、賢而見逐的情況下，仍然堅定地持其“內美”和“修能”，執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詞人在遭朝中奸臣讒言排擠，被削職鄉居的情況下，依然不變報國之志，表明自己決不肯隨波逐流與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句，仍承前韻詞意，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己的志節和操守。這裏又用一典。《楚辭·漁父》中説，屈原被放逐，“遊於江潭”，“形容枯槁”，漁父問他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屈原説：“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討其苦。屈原説：“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漁父聽後，一邊搖船而去，一邊唱道：“滄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勸屈原要善於審時度勢，採取從時隨俗的處世態度。詞人化用此典，意在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志節情操。

詞的下片在批判輕重顛倒、是非不分的社會現實的同時，進一步表明自己決不隨世浮沉的處世態度。也分兩層，頭兩韻為第一層，再以沉鬱之筆抒寫志業難偶的悲憤。頭三句“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遙應篇首，意在抒發自己理想無從實現的感慨，情緒又轉入激昂。據《世説新語·任誕》載，西晉張翰（字季鷹），為人“縱任不拘”，有人問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他説：“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詞人用張翰的典故，乃是牢騷之氣。他的抗金復國理想難以實現，志業難遂，根本不需要那“身後”的虛名。詞人接着寫為什麼會發此牢騷：“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輕。”這一韻是全詞的關鍵所在，道出“長恨復長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南宋統治集團輕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於不顧，而一味地苟且偷安。這是詞人對南宋朝廷腐敗政局的嚴厲批判和憤怒呼喊。最後兩韻是下片第二層，通過寫惜別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詞人的情緒這時又漸漸平靜下來。前三句寫惜別，用屈原《九歌》來點明恨別樂交乃古往今來人之常情，表明詞人和餞行者陳端仁的情誼深厚，彼此都不忍離別之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一句，又引用兩個典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雲：“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陶淵明生於東晉末期，社會動亂，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質性自然”（《歸去來兮辭序》），“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因有是辭。這裏詞人引用陶詩，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臨安並不是追求個人榮利，並且也不想在那裏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跡。“歸與白鷗盟”，是作者從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跡。據《列子·黃帝篇》載，相傳海上有位喜好鷗鳥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與鷗鳥相遊處，後遂以與鷗鳥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沒雲水間的隱居生活。在這裏，詞人説歸來與鷗鳥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寧可退歸林下，也不屑與投降派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陳端仁之意，從而照應了題面。

與一般的離別之詞不同，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雖是答別之詞，卻無常人的哀怨之氣。通觀此篇，它答別而不怨別，溢滿全詞的是他感時撫事的悲恨和憂憤，而一無悽楚或哀怨。詞中的聲情，時而激越，時而平靜，時而急促，時而沉穩，形成一種豪放中見沉鬱的藝術情致。此外，詞中還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不僅豐富了詞的含藴，而且對抒發詞人的志節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2] 

明人李濂《批點稼軒長短句》：意匠經營，全無痕跡。（吳則虞《辛棄疾詞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明人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詞統》卷十二：幾不欲自作一語。（《全宋詞·廣選·新注·集評》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版）

清人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東坡中秋詞，前段第三句作六字句，後段“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又似四字七字句，詞品所謂語意參差也。稼軒席上作“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歌聲”與“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類是。（《詞話叢編》本）

清人陳廷焯《雲韶集》卷五：一片幽鬱、不可遏抑。運用成句，長袖善舞。鬱勃骯髒，筆力恣肆，聲情激越。又《詞則·放歌集》卷一眉批：悲憤填膺，不可遏抑，運用成句，純以神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近人吳則虞《辛棄疾詞選集》：此詞渾如急管繁弦，悲促憤慨。稼軒帥閩未久，縱有扼腕齟齬之情，蒞任未久，不應如是之甚。端仁廢職家居，相對固不免有牢落之思，離筵贈答之詞，亦不作如此傾吐。竊疑此詞之題雖雲“席上作”實則稼軒賦此詞不必為陳端仁亦不必專指赴召事。稼軒帥閩，本非所願，奉召多時，遲遲而前，《山花子》“三山戲作”一詞尤能見其胸抱。此詞主旨在“富貴非吾事”一語，稼軒身雖貴，而富貴非其所願，端仁雖失位，而滄浪容與，長結鷗盟。“樂莫樂新相識”者亦在此。此詞妙處皆多於言外見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 

辛棄疾（1140－1207），南宋詞人。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二十一歲參加抗金義軍，曾任耿京軍的掌書記，不久投歸南宋。歷任江陰籤判，建康通判，江西提點刑獄，湖南、湖北轉運使，湖南、江西安撫使等職。四十二歲遭讒落職，退居江西信州，長達二十年之久，其間一度起為福建提點刑獄、福建安撫使。六十四歲再起為浙東安撫使、鎮江知府，不久罷歸。一生力主抗金北伐，並提出有關方略，均未被採納。其詞熱情洋溢、慷慨激昂，富有愛國感情。有《稼軒長短句》以及今人輯本《辛稼軒詩文鈔存》。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