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理學專業

歷史自然地理學：研究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及其規律，例如：歷史氣候研究。

歷史人文地理學：研究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環境的變化及其規律

區域歷史地理學：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地圖

雖然早在1913年中國地學界就提出了“歷史地理”這一學科名稱，1934年創辦的《禹貢》半月刊也採用了“中國歷史地理”這一外文譯名，但受傳統學術思想的影響，本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規定的大學歷史系選修課目中，還列為“中國沿革地理”。　曾留學英國的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設》1950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國內對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以及後來發表的《關於歷史地理學的若干問題》（注：　載1961年12月14日《文匯報》。）和《歷史地理學芻議》（注：載《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諸文中， 侯仁之教授最早闡明瞭歷史地理學與沿革地理學之間的本質區別，指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沿革地理’僅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終的目的。還有若干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並不藉助沿革地理的知識而依然順利進行。”（注：《歷史地理學芻議》。）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論文，系統闡述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現實意義，儘管在當時學術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觀點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這種認識上的飛躍，將中國歷史地理學帶進了現代發展階段。

在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理論逐漸成熟的同時，歷史地理的科研機構組織也相繼誕生。1956年，中國科學院地理所設置了歷史地理組（後來易名為歷史地理研究室），繼之上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杭州大學、武漢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西南師範大學等單位也成立了歷史地理研究院所、研究中心或研究室。1979年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宣告成立，1986年西安歷史地理學會也告成立。在學科建設方面，許多院校和科研單位都開始招收歷史地理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其中上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陝西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還是培養歷史地理專業博士生的重要基地。1981年以後《歷史地理》（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陝西師範大學主辦）和《環境變遷研究》（北京大學主辦）等歷史地理專業學術期刊的相繼誕生，更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深化與普及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正因如此，當代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不僅早已擺脱了作為歷史學附庸而長期存在的尷尬局面，而且學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為當世的一門顯學。

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發展；沿革地理向歷史地理的演變；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

沿革地理研究在中國起源很早，東漢班固於公元一世紀撰寫《漢書·地理志》已開其端。 漢書·地理志[1]此後歷代相繼，至宋代已形成一項獨立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應麟的《通鑑地理通釋》；到清朝早期，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晚期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代表了封建時代中國沿革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在西方，沿革地理的研究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數量上，都難以與中國相比擬。1848年出版的麥考利《英國史》第一卷第三章關於1685年英國曆史地理的描述，雖然有人認為它是歷史地理學的“典範”，但該章及其以後出版的一些以“歷史地理”命名的著作，實際上仍以記述疆域或政區變遷為主。

被稱為俄國曆史地理奠基人的18世紀地理學家塔季謝夫對歷史地理任務的解説，也只限於歷史時期疆域、位置、地名、邊界、民族、移民、村落以及地方行政機構的描述，與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研究內容基本一致。總之，19世紀及其以前“歷史地理”一詞在西方雖已廣為應用，但實質內容仍屬於沿革地理的範圍。

近代地理學始於西方，德國地理學家康德於18世紀中，在科尼斯堡大學開始講授自然地理課程，洪堡德與李特爾又分別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早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直接影響到歷史地理學發展的，是李特爾在柏林皇家科學院的演講《地理科學的歷史因素》，以後是德國拉採爾的《人類地理學》。 拉採爾[2]美國女地理學家森普爾在她去世之前寫成的《地中海地區的地理及其與歷史的關係》，是代表歷史地理研究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法國維達爾·白蘭士針對地理環境決定論提出了可能論，其著作《人文地理學原理》對於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理論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歷史地理學名稱在20世紀初由日本傳入中國。但其內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範圍。1917～1919年張相文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地理沿革史》，這是沿革地理第一次被列入大學課程，且在課程內容上已不限於疆域與政區的演變。

20世紀20年代末到40年代是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時期。德國赫特納1927年出版的 德國赫特納[3]《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一書，有專節論述歷史地理學，指出歷史地理學不同於地理學發展史，它是對“過去時代進行的地理考察”。一些重要的歷史地理專著的出現，為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35年出版的英國伊斯特《歐洲歷史地理》敍述了歐洲羅馬帝國至19世紀鐵路興起時期的聚落地理、政治地理和經濟地理的歷史演變，內容上已完全不同於過去以研究疆域政區為主的同一名稱的專著。1936年一部更為重要的歷史地理專著問世，即英國達比主編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蘭歷史地理》。達比在本書序文中簡明扼要地説明了歷史地理學的性質、特點和方法，對於後來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1948年，美國布朗的《美國曆史地理》出版，該書描述了從15世紀末北美大陸被發現後直到19世紀20年代，美國國土由東向西逐漸開發過程中的地理變遷。上述三部著作，標誌着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

歷史地理學以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為其研究對象。這裏所謂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是限於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地理環境。人類出現在地球上已經有幾百萬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里人類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而在自然環境中打上了人類活動的烙印，甚至創造出只有在人類的活動下才能出現的地理現象。

但是，人類的活動所引起的地理環境的變化是個逐漸演變的過程，這一演變過程只是在原始農業出現之後才日益明顯和重要。據今所知，原始農業的起源至今將近一萬年，距今一萬年前在地質史上是第四紀全新世的開始，在考古學上則是由舊石器時代進入到新石器時代。在此以前，自然環境變遷一般屬於古地理學的研究範圍；在此以後，自然環境變遷一般則屬於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範圍。事實上，古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滲透的。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歷史地理學研究主要限於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曾長期侷限於研究歷史人文地理。從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克拉克等特別強調了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現在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除去理論和方法論的探討外.

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區域歷史地理和歷史地圖。歷史自然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及其規律的學科。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早已引起人們的注意，但進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達比的一系列著作，為歷史自然地理學奠定了基礎。中國自50年代以來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是這一時期的初步總結。歷史自然地理學如同現代自然地理學一樣，也有各種不同的分支和領域，現在研究較多的是歷史氣候、歷史植物地理、歷史地貌和歷史水文地理。

歷史人文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環境的變化及其規律的學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導者，是各種人文地理現象和環境的創造者。農村、城市、田園、礦區、道路、進口等各種各樣的活動場所，都是人類長期活動的產物。與此同時，創造了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因此，歷史人文地理學與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樣，也有許多分支，但研究程度遠不如現代人文地理學。其中研究較多的是歷史人口地理、城市歷史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等。

隨着歷史自然地理學和歷史人文地理學研究的深入，區域歷史地理學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代表性著作有達比關於英格蘭歷史地理的幾本專著，布朗的《美國曆史地理》，蘇聯德羅華熱夫的《蘇聯歷史地理》。中國有《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和在台灣省出版的王恢編著的《中國歷史地理》等。從3世紀時中國裴秀的《禹貢地域圖》至今，已有1700年的歷史。至今不少國家 禹貢地域圖[4]已有大型的國家歷史地圖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編的《加拿大歷史地圖集》，很有特色。但對歷史地圖的理論和繪製內容的研究還有待深入。歷史地理學是從現代地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分化出來的，而它的發展又大大豐富了現代地理學的內容。歷史地理學的任務，不僅要儘可能地去“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要揭示地理環境發展演變的規律及其特點。因此，歷史地理學研究不僅有助於地理科學的前進和理論發展，也影響到歷史科學的發展。歷史地理學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如在現代沙漠歷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國西北地區一些前漢時期的草原後來變成了荒漠，以及這一演變的具體過程。這不僅加深認識當前該地區的地理環境，而且有助於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區的工作。又如對城市的研究，僅滿足於現狀及其目前地理諸因素的考察，是難以通明一個城市的起源及其發展規律的。惟有通過歷史地理的研究，“復原”已經變化或消失了的當初賴以發展的各種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認識這一墟市的起源和發展的全過程，揭示出其發展的規律，從而為其今後的規劃和建設提供必要的科學依據。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進一步發展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如何加強理論上的研究以促進本門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積極引進新的科學技術。 近年來放射性碳測定、孢粉分析、樹木年輪等方法，已經開始被應用到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來，但計量方法和航空熱紅外、遙感技術的應用，還有待引進。它們的引進必將有助於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自然、人文地理現象以及人地關係發展演進規律的科學。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是在歷史學和地理學交叉處誕生、具有明顯邊緣性質的一門新興學科。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有着悠久的歷史傳統，在經歷了二千多年的發展之後，中國歷史地理學已成為當代的一門顯學，並呈現出蓬勃興旺的發展勢頭。 　中國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説它古老，主要是因為其前身沿革地理學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兩漢時期；説它年輕，主要是因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地理學遲至本世紀50年代初才得以確立。縱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術發展史，不難看出，這門學科的發展明顯經歷了以沿革地理學為主體的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地理化”逐步加強的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的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這三個主要階段。

中國的歷史地理學是從沿革地理學發展而來的，這是學術界公認的結論。歷史上第一篇比較成熟同時也最優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東漢班固所作的《漢書·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數學者皆將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學的開山鼻祖。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自班固而後，中國的歷史地理研究在相當長時間內確實以沿革地理為主要內容，但是在班固以前，處於萌芽時期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卻並非以沿革地理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來説，其有關沿革地理的學問亦明顯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書·禹貢》、《周禮·職方》以及《史記·河渠書》的影響（注：史念海：《班固對於歷史地理學的創建性貢獻》〔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3輯。）。這樣一來，如果追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 就必須從《尚書·禹貢》等著述談起。

《禹貢》是《尚書》的一篇。關於《禹貢》的著作時代，晚近大致有四種説法：（1 ）辛樹幟的西周説（注：辛樹幟：《禹貢製作時代的推測》〔J〕，《西北農學院學報》1957年第3期。　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亦曾認為《禹貢》為周初人所作。）；（2 ）王成組的春秋孔子説（注：王成組：《從比較研究重新估定禹貢形成的年代》〔J〕， 《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3）顧頡剛的戰國中期説（注：見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禹貢（全文註釋）》〔M〕，科學出版社，1959年。）；（4 ）日人內滕虎次郎的戰國末至漢初説（注：〔日〕內滕虎次郎：《禹貢製作年代考》〔M〕， 載江俠庵譯：《先秦經籍考》，商務印書館，1931年。）。目前歷史地理學界普遍採用的是戰國説，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顧頡剛先生認為“《禹貢》的作者是西北人”，並推測説“可能是秦國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論〈禹貢〉的著作時代》（注：載《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一文中，則據《禹貢》中有“南河”、“西河”之稱，認定作者為魏國人（注：關於《禹貢》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綜合性論述，詳參靳生禾：《中國歷史地理文獻概論》第29～30頁，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劉起@①：《〈禹貢〉作者》，載譚其驤主編：《中國曆代地理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貢》全文僅有1189字，篇幅雖小，但卻是先秦時期最富科學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賦税、貢物、貢道等，“導山”和“導水”章記述了全國山川分佈大勢，“五服”一章提出了一個以甸、侯、綏、要、荒五服為構架的理想的大一統政治藍圖。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禹貢》的內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諸多方面，可稱是我國第一部結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貢圖注·序》中説：“《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學者李振裕在為胡渭《禹貢錐指》作序時亦稱：“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越《禹貢》之範圍者。”可見《禹貢》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影響之大。應該特別強調的是，《禹貢》雖為託古之作，但其內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實為基礎的。以戰國人而寫夏代事，這顯示《禹貢》應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惟處於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當代地理與前代地理不分，《禹貢》亦不例外。

與《禹貢》大約同時期的《山海經》和《穆天子傳》，也是比較重要的歷史地理著作。《山海經》由《山經》（又稱《五藏山經》）、《海經》、《大荒經》三個部分組成，全書30825字， 其中《山經》21265字，佔全書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經》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 里程、植物、動物、水系、礦產等項資料，對研究歷史地理有重要的價值（注：於希賢：《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略》〔M〕第47～51頁， 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傳》開我國遊記體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傳》共六卷，前五卷記周穆王西遊的經歷，第六卷記盛姬死事。是書“記載各地山川地理，顯得真實而且形象”（注：史為樂：《〈穆天子傳〉的作者》〔J〕， 載譚其驤主編：《中國曆代地理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較高的地理學價值。不過比較而言，與開“徵實的一派”的《禹貢》不同，《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皆屬“幻想的一派”，豐富的地理素材附麗於神話傳説之中，多少減弱了其科學性，因而其學術價值自不能與《禹貢》相提並論。

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一直到兩漢時期才趨於成熟，其標誌性著述為司馬遷《史記》中的《河渠書》和《貨殖列傳》以及班固《漢書》中的《地理志》。《史記·河渠書》專記川流變遷和歷代水利，兼歷史水文地理與歷史經濟地理於一身，而《貨殖列傳》不僅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區域經濟地理的創始”（注：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學區域經濟地理的創始》〔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輯。）， 更是研究歷史風俗地理和歷史商業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吳宏岐：《司馬遷的地理學思想及其歷史地位》〔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2 輯。）。《漢書·地理志》首次將“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對推動地理學的發展功績顯赫。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記述西漢政區地理為主，但亦論述了夏、商，週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戰國、嬴秦和王莽。“在當時來説，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當完備的沿革地理，不過中間只是強調了西漢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對於歷史地理學的創建性貢獻》〔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3輯。）。《史記·河渠書》、《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歷史史實為依據，全無虛構成份，並首次將當代地理與前代地理區分開來，敍述歷史地理的變化沿革，條理分明，一目瞭然，因而不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視為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典範之作。

以往的學者每以沿革地理學與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相提並論，於是認定班固為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開山鼻祖。實則如果以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眼光來衡量，班固的《漢書·地理志》由於採用了行政地理志的體裁，所述內容相當侷限，地名沿革情況雖然一覽無餘，但卻未考察諸多歷史地理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繫。司馬遷的有關歷史地理著述則有所不同，皆採用專題研究形式，更能充分體現地理事物的綜合性、區域性和時空發展特徵，學術價值之高，應在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之上。

兩漢以後，歷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為正宗，拋棄了司馬遷的專題研究方法，只講地名沿革，鮮及其他內容，這樣一來，沿革地理學遂儼然成為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繼《漢書·地理志》之後，先後有十六種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為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郡縣誌、職方考），分別是《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舊五代史·郡縣誌》、《新五代史·職方考》、《宋史·地理志》、《遼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這十六種地理志，除了寫進各自時代獨有的疆域政區特點外，基本內容和寫作體例與《漢書·地理志》大同小異，而且學術質量也遠非後者可比。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漢書·地理志》的影響，大多數官修或私修方誌，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樂資的《九州要記》、闞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黃恭的《十四州記》，唐代李泰的《括地誌》、賈耽的《郡國縣道記》和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王存的《元豐九域志》，以及後來的《大元大一統誌》、《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和顧祖禹的《讀史方域紀要》等，內容雖更為浩繁，但撰述體例卻無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學家中，只有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明人劉獻廷的《廣陽雜記》、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清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少數著作，能夠承繼司馬遷的地理學思想，對專題地理問題做過一些探索，但論其影響，皆不足與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統志相抗衡。

應該承認，司馬遷的《史記·河渠書》和《史記·貨殖列傳》與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一樣，都是作為正史的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馬遷有關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更接近現代歷史地理學的要求，而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將研究視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輔助歷史學的作用。由於後世地理著作多以《漢書·地理志》的撰述體例為準繩，雖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範疇。這也正是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長期作為歷史學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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